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 姜维平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像一团火一样，不仅在党内民主派的心中隐藏和燃烧，而且也在社会上维权人士的脚下，照亮了向前延伸的道路，我们没有必要失望！如果说“六四”之后是中国人民走向黑暗，那麽，眼下，则是即将步入光明的隧道底层，最近，谢朝平文字案的跌宕起伏则是鲜明的例证！ 据报道，9月25日的北京秋高气爽，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畅通，四十多位老中青记者流、作家、学人，早早地来到北京西一家餐厅，参加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办的餐叙活动。我请读者注意作者的简短描述：“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通畅”，一语双关，意味深长！ 我认为，这是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它告诉我们，谢朝平的文字案没有什麽奇怪的，它是无数个文字狱中最单纯，最平淡的一件，它的特点在于拘捕他的官员级别太低，正好党内的改革派又处于某种优势，这种优势还不足以促使他们释放刘晓波，但足以对付下令抓捕谢朝平的官员，如此而已，当然，海外自由媒体提供了正反两个力量肉搏的基本条件，即知情权！ 显然，并非仅仅是谢朝平的幸运获释，令人震惊，还在于他重获自由之后，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举动，令我敬佩。它的每个细节都值得我们深思！
据海外参与网报道，在北京某处，一间长长的餐室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红布横幅：“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民、推手”。餐叙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主持，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国内外著名作家辛子陵、民法专家郭道晖、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宽宇、华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旭培、学者丁东、任彦芳、梁晓燕，还有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李锐、杜导正、李普、戴煌等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杨继绳先生转述了他们的寄望。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但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他们举动所表达的，正是无数个有良知，对中国前途密切关注的知识份子的心愿，由于恐惧，有很多人不便参与，但他们一定在侧耳倾听这种声音，这些微弱声音所汇成的海洋即将出现！ 我欣喜地看到了照片中的谢朝平，看到了那些为他压惊洗尘的良心人士，其中大多数已是耳熟能详：黄钟、郭玉闪、丁东、聂宽、戴睛、萧默、姚监复、王建勋、焦国标、王克勤、李琼、尹慧、谢朝平、郭道晖、辛子陵、田大畏、任彦芳、杨继绳、铁流、贾西津、郭宽宇、王和岩、任蘅芳、王老师等，未显示出的有展江、孙旭培、梁晓燕、史黎晴、何志毅、黄秀丽、范铭、张铁志、吴薇、王志安、焦蓓、贺信、龙平川、周泽、上官缴铭、刘凡、钱昊平、陈建、刘常、曾金燕、博绳武、俞梅荪、马文都等四十多人。这是一个多麽令我鼓舞，振奋的群体啊！我们坐过共产党文字狱的人士，谁享受过如此的殊荣？这说明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那就是：人们已经或正在从恐惧中走出，只要大多数的人走出来，中南海的高官就不得不改变策略，就不得不顺应民意，就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中国就有希望！
前不久，温家宝在深圳关于政改的讲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奇迹，他的奇特在于，不是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首倡，而是副手的富有激情的呐喊，他表明了中南海高层的有关中国前程的争议悬而未决，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最后的较量，而他们的分歧正是社会上，民间里，两种主要思潮在党内的反映，2000年12月4日，我坐牢前，曾列席过省市级类似的会议，我要明确地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共产党是铁板一块，在高级领导干部当中，在党委会上，总是这样的：社会上有什麽思潮，党内就会有什麽样的争议，只是常人政治取代强人政治之后，这种水火不容的讨论会越来越表面化，温家宝不是做秀，是最后的冲刺！而上述中国良心知识分子的义举，则是对共产党内改革派最好的呼应，特别是已古稀之年的铁流的讲话更是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报道说，在他们激情洋溢的讲话中，一致谴责渭南警方跨省抓捕作家谢朝平的严重违法行为，是对共和国宪法的挑战与践踏，无视人世间的道德底线，把公权力变成了贪污官吏的工具，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家丁，一致要求中央严惩此事幕后黑手，建议中纪委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大家认为 “渭南书案”的发生发展，更感到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遗憾的是作为“记者之家”和“作家之家”的中国作协、记协一直沉默无语，对记者、作家谢朝平所遭受到的迫害，从不过问。他们早已不是民间群众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办机构，因此他们不会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更不会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奔走呼号。无疑地，这些话语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其实，谁都知道渭南警方的跨省作恶并非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但这样讲为他们的聚会找到了立足之地，而一旦走出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就会凝聚更大的力量！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聪明！ 报道还披露，辛子陵先生在讲话中疾呼：“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由此看出辛子陵的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中国政改未走出死局的症结所在。但他这样讲，既从宪法中找到文字依据，又把胡锦涛的讲话高挂空中，这样一来，就便于引起更多的处于专制高压下的人们的响应，因此，非常洞达和明智。
上述报道还披露了细节，描述说，辛子陵越说越愤怒，最后握拳挥手呐喊：“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时期。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其实，他举出的事例已是常识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感同身受：中国若搞多党制，对被扼杀在摇篮里的中国民主党是件好事，但对共产党未必是坏事，台湾已有了榜样，如果共产党下台了，形势就逼其脱胎换骨，或许它也会像国民党那样起死回生，所以，“救党派”可能更容易团结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并说服或迫使中共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据报道，与会人士还强烈要求和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他们认为，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搞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这一点，笔者身受其害，颇为赞同，2009年初，我曾发表文章阐述类似观点，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促使政府尽快出台一部新闻法，正如辛子陵所说，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因此，绝不能再等下去了！
谢朝平案是一个新的例证：我们必须得靠法律，而不是靠谁的官大，谁良心发现，能救文人于水火之中！无怪乎《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表示，首先感谢全国各地记者、作家、学人对他的支持，感谢中央和高检领导对此事的关注，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保护，否则，无法可依，记者、作家就没有安全感，就会出现腐败官员凌辱记者，流氓地痞殴打记者，被披露的丑恶分子雇凶杀害记者而不被追究的可能，记者就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险，被媒体曝光的官员派警察上京抓记者的事情，渭南这种“焚书坑儒”的事情，临渭公安制造文字狱的事情就会去年有，今年有，明年也会有！果然，他的话音未落，广东省东莞市警方又抓捕了一个小说作家。所以，我愿意和谢朝平等人一起大声呼吁，推动我国新闻法尽早出台，并切实执行！我想，谢朝平的话语讲到了点子上，也留下了无尽的畅想，试问：中国政改的瓶颈究竟卡在哪里呢？是不是改变过去笼统的泛泛的批评，而转向某一个切入点更好呢？！或许，本次会议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认为，本次会议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在最后出现，据报道，胡佳妻子曾金燕抱着幼女胡谦慈向谢朝平献了鲜花。请问：胡佳坐的，不是同样性质的因言获罪的冤狱吗？那麽，谢朝平感谢的中央领导和高检的领导，为什麽没有统一的标准呢？原来，中共内部规定，只要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境外的媒体发表了言论，既使触及到了敏感问题和某些官员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也不予追究。这个规定，我是在90年代中期与著名作家张正隆接触后得知的。他因为撰写了《雪红雪白》一书，曾被王震下令拘捕，官方认为他在军内某些人的支持下，企图为林彪翻案，故整整关押了他7个月，险些判刑，据说，最后是李瑞环发话说，他的书最初只是在国内出版，他仅仅是一个文人，没什麽政治背景，与林彪及其部下无关，就算了吧！。。。。。。这样，张正隆免予牢狱之灾。1998年，张正隆对我说，林彪是一个伟人，林彪案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他要写出一个真正的林彪，但出版是不可能的，只留给儿子看！。。。。。。我认为他的遭遇与谢朝平颇为雷同！因此，上述事例及会议并不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改会一蹴而就！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越过中南海所能忍受的底线！只是地方小官员的失算而已！ 唯其如此，作家铁流的壮举才是伟大的，据称，在曾金燕献花之后，作家任彦芳宣读了铁流捐资一百万元人民币建立“铁流新闻基金”的决定，并由铁流将首笔5000元“铁流新闻基金”，当场赠给了蒙难归来的《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是的，中国由威权到民主的彻底变化的路还很漫长，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从这些人的掌声里听到了雷雨声，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美好希望所在！ 2010年9月27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9月27日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