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原名徐柏庭）1910年出生於浙江象山縣大徐村；1931年2月7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年僅21歲。
殷夫是一位紅色詩人，是“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先生在為“左聯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中悲憤地寫道：“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其實，左聯五烈士之死，與當時中共高層內鬥激化極有關係，有人借國民黨之刀翦除幾個黨內對立面。這件公案，待有時間我們將再來細說。
《自由與愛情》這首著名的詩原是匈牙利民主詩人裴多菲·山陀爾（Petfi Sandor，1823—1849）1847年創作的。此詩本是一首序詩，是裴多菲24歲生日那天在《裴多菲詩歌全集》扉頁上題簽的一首詩，因此無題。原文是一首匈牙利文六行格律詩，後經德譯者滕尼爾改譯成德文四行格律詩，收在1887年維也納出版的德譯本《裴多菲詩集》中。1929年，是19歲的殷夫考入同濟大學德語系的第三學年，他將此詩譯為四行五言古體詩，就用鋼筆譯在這詩集中此詩旁邊，類似批註，無題目、無標點、無落款。因此，當時有人誤認為此詩譯者不是殷夫，而是他的大哥、曾經留德的國民黨高級將官徐培根。理由是這本詩集是他大哥從德國帶回的，扉頁上又有親筆簽字。但後來比對筆跡，確認是殷夫的譯筆。
（順便提一句，同樣是在1929這一年，“四一二”政變兩周年之際，殷夫寫下著名詩篇《別了，哥哥》：“別了，哥哥，別了，／此後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着的階級交了戰火。”）
魯迅先生在殷夫遺物中發現了這本詩集和這首譯文，在為“左聯五烈士”所作的悼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中，援引了這首詩，並根據德文加上了題目、標點和落款。這首詩便不脛而走了。
《中華讀書報》發錶王秉欽的文章《緣何一首小詩，百年不衰？——評殷夫的一首譯詩〈自由與愛情〉》介紹：這首詩的中譯者在中國至少有八個。最早的是周作人和茅盾的譯本，殷夫是第三個。再後來便是翻譯家興萬生和飛白的譯本。
這麼多譯本，頗有“打擂台”之意了。誰譯得最好呢？
這首詩的德文原文我沒有找到，英文版如下：
Liberty, Love!
These two I need.
For my love I will sacrifice life,
For liberty I will sacrifice my love.
——Jones
中譯本不妨引錄幾首於後（為看起來方便，詩句我就不分行了。這幾首都轉引自王秉欽的文章）：
歡愛自由，／為百物先；／吾以愛故，／不惜捨身；／並樂蠲愛，／為自由也。
——周作人譯
我一生最寶貴，／戀愛與自由，／為了戀愛的緣故，／生命可以捨去，／但為了自由的緣故，／我將歡歡喜喜地把戀愛捨去。
——茅盾譯
自由與愛情，／我需要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犧牲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犧牲了我的愛情。
——興萬生譯
王秉欽評點說：興萬生譯文是典型的以“原文為中心”的所謂“忠實”的傳統譯文。說它忠實，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忠實，即內容和表達跟原文的逼真程度。把原作的內容一字不漏地完全表達出來，無改變或歪曲的現象，無增添或刪削的現象，無遺漏或閹割的現象。這種譯文泯滅了譯者的主體意識，否定了譯者的創造個性。此種無個性的譯文，無疑是蒼白無力的譯文。可以說，興萬生的譯文好比是客觀反射原文的“鏡子”。
對殷夫的譯文，王秉欽大加讚賞：這種忠實，是更高意義上的忠實，是“遺貌取神”的忠實，可以稱為“精神耦合”，從這個角度而言，殷夫的譯文應該是最“忠實”的。“就翻譯的哲學本質而言，殷夫的譯文不是原文的附屬，而是獨立的譯品；不是原文的模仿，而是再創造的藝術品；他不是原文的奴隸，而是主人。其譯文充分體現了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創造性行為，它是一首充滿譯者個性的譯品。須知，譯者個性就是譯品的生命，也是譯品之所以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過，仔細推敲，我覺得：殷夫這首譯詩，論寫，算得上佳作、妙品；論譯，對原詩確實就有重新改裝、變形過大之嫌了（這裡，我們以上面的英譯本為參照系，假定這個英譯本基本符合德文文本和匈牙利文本的原意）。
相形之下，倒是興萬生的譯文更符合原意，只是語句不夠精煉；茅盾的譯文也有類似毛病；周作人的譯文又過於文縐縐。於是這幾種終究沒有流傳開，而殷夫的中譯就脫穎而出了。
審思我們為什麼喜愛和傳誦殷夫這首裴多菲譯詩，難道不都是將之作為獨立的作品、被其本身吸引嗎？有幾個人去對照、去追究是否符合裴多菲詩作的本意呢？而魯迅的賞識和推薦，更是讓其大半個世紀以來傳誦不衰的極重要因素。
能不能又保持殷夫譯本的優點，又更符合裴多菲原詩呢？
王秉欽文中介紹，2009年，有位網友批評殷夫的譯詩是“不忠實的意譯”，發表了自己的重譯，我看就是一種很值得肯定的嘗試：
自由與愛情， 二者皆我求； 為愛可捨命， 舍愛為自由。相關文章：炮灰·雜種旅·綠袖——外行品譯之一掃羅·霉國·應該累死——外行品譯之二 梳化·疑魅兒·囂俄——外行品譯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