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原名徐柏庭）1910年出生于浙江象山县大徐村；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21岁。
殷夫是一位红色诗人，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先生在为“左联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中悲愤地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其实，左联五烈士之死，与当时中共高层内斗激化极有关系，有人借国民党之刀翦除几个党内对立面。这件公案，待有时间我们将再来细说。
《自由与爱情》这首著名的诗原是匈牙利民主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fi Sandor，1823—1849）1847年创作的。此诗本是一首序诗，是裴多菲24岁生日那天在《裴多菲诗歌全集》扉页上题签的一首诗，因此无题。原文是一首匈牙利文六行格律诗，后经德译者滕尼尔改译成德文四行格律诗，收在1887年维也纳出版的德译本《裴多菲诗集》中。1929年，是19岁的殷夫考入同济大学德语系的第三学年，他将此诗译为四行五言古体诗，就用钢笔译在这诗集中此诗旁边，类似批注，无题目、无标点、无落款。因此，当时有人误认为此诗译者不是殷夫，而是他的大哥、曾经留德的国民党高级将官徐培根。理由是这本诗集是他大哥从德国带回的，扉页上又有亲笔签字。但后来比对笔迹，确认是殷夫的译笔。
（顺便提一句，同样是在1929这一年，“四一二”政变两周年之际，殷夫写下著名诗篇《别了，哥哥》：“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鲁迅先生在殷夫遗物中发现了这本诗集和这首译文，在为“左联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援引了这首诗，并根据德文加上了题目、标点和落款。这首诗便不胫而走了。
《中华读书报》发表王秉钦的文章《缘何一首小诗，百年不衰？——评殷夫的一首译诗〈自由与爱情〉》介绍：这首诗的中译者在中国至少有八个。最早的是周作人和茅盾的译本，殷夫是第三个。再后来便是翻译家兴万生和飞白的译本。
这么多译本，颇有“打擂台”之意了。谁译得最好呢？
这首诗的德文原文我没有找到，英文版如下：
Liberty, Love!
These two I need.
For my love I will sacrifice life,
For liberty I will sacrifice my love.
——Jones
中译本不妨引录几首于后（为看起来方便，诗句我就不分行了。这几首都转引自王秉钦的文章）：
欢爱自由，／为百物先；／吾以爱故，／不惜舍身；／并乐蠲爱，／为自由也。
——周作人译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为了恋爱的缘故，／生命可以舍去，／但为了自由的缘故，／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茅盾译
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
——兴万生译
王秉钦评点说：兴万生译文是典型的以“原文为中心”的所谓“忠实”的传统译文。说它忠实，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忠实，即内容和表达跟原文的逼真程度。把原作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完全表达出来，无改变或歪曲的现象，无增添或删削的现象，无遗漏或阉割的现象。这种译文泯灭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否定了译者的创造个性。此种无个性的译文，无疑是苍白无力的译文。可以说，兴万生的译文好比是客观反射原文的“镜子”。
对殷夫的译文，王秉钦大加赞赏：这种忠实，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实，是“遗貌取神”的忠实，可以称为“精神耦合”，从这个角度而言，殷夫的译文应该是最“忠实”的。“就翻译的哲学本质而言，殷夫的译文不是原文的附属，而是独立的译品；不是原文的模仿，而是再创造的艺术品；他不是原文的奴隶，而是主人。其译文充分体现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创造性行为，它是一首充满译者个性的译品。须知，译者个性就是译品的生命，也是译品之所以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过，仔细推敲，我觉得：殷夫这首译诗，论写，算得上佳作、妙品；论译，对原诗确实就有重新改装、变形过大之嫌了（这里，我们以上面的英译本为参照系，假定这个英译本基本符合德文文本和匈牙利文本的原意）。
相形之下，倒是兴万生的译文更符合原意，只是语句不够精炼；茅盾的译文也有类似毛病；周作人的译文又过于文绉绉。于是这几种终究没有流传开，而殷夫的中译就脱颖而出了。
審思我们为什么喜爱和传诵殷夫这首裴多菲译诗，难道不都是将之作为独立的作品、被其本身吸引吗？有几个人去对照、去追究是否符合裴多菲诗作的本意呢？而鲁迅的赏识和推荐，更是让其大半个世纪以来传诵不衰的极重要因素。
能不能又保持殷夫译本的优点，又更符合裴多菲原诗呢？
王秉钦文中介绍，2009年，有位网友批评殷夫的译诗是“不忠实的意译”，发表了自己的重译，我看就是一种很值得肯定的尝试：
自由与爱情， 二者皆我求； 为爱可舍命， 舍爱为自由。相关文章：炮灰·杂种旅·绿袖——外行品译之一扫罗·霉国·应该累死——外行品译之二 梳化·疑魅儿·嚣俄——外行品译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