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2. 詩

3.2.3

魯、齊、韓三家詩究竟有何區別？《漢書·藝文志》稱：“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漢書》之說是否可信？如今齊、魯、韓三家詩學皆亡，無從比較。僅存之《韓詩外傳》既以“外傳”為名，其意在於引申發揮甚明，未可視之為“韓詩”之正宗。西漢有翼奉其人，為齊詩學派大師。據《漢書·翼奉傳》所載，翼奉由《詩·小雅·吉日》“吉日庚午”一語而推斷來訪客人之邪正，由《詩·小雅·十月之交》而“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如果翼奉之說詩代表“齊詩”學派的觀點與方法，那麼，稱“齊詩”所云非詩之本意，或者不為誣。

     何以稱魯詩“最為近之”？《漢書》未曾作任何解釋。後世學者或以為魯詩學派平實拘謹，因而比較接近“詩”的本意。平實謹慎的印象從何而來？大抵因《漢書·儒林傳》對魯詩學派的兩位重要人物申培與申培的再傳弟子王式有過如下記載：

            申公為楚太子戊之傅，太子戊不好學，申公無可奈何。楚王死，太子戊即位為王，申公得罪，辭職歸家，開門授徒，口授《詩》，疑則缺而不傳。弟子王臧、趙綰見用於漢武帝，薦申公於朝。武帝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武帝好善言辭者，見申公應對質樸，默然不悅，勉強任為太中大夫。不久，趙綰、王臧因得罪竇太后下獄自殺，申公亦免官歸故里。

            王式，為昌邑王師。漢昭帝死，昌邑王即位為天子，旋遭權臣霍光罷黜。昌邑王舊臣皆見殺，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因有諫章在而得以免死。王式因無諫章而下獄當死，自我辯解道：“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頌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亦由此而得以免死，放歸故里之後，閉門不復教授。曾經師從過王式的唐長賓、諸少孫等應博士弟子選時，行規蹈距，誦說有法，疑則缺而不言，令眾博士驚羨不已。因眾博士之舉薦，朝廷復召王式為博士。王式行抵京師之日，眾博士共攜酒肉至其舍為之接風。其中有江公其人，素為魯詩學派之宗。江公見王式受眾博士歡迎如此，心懷嫉妒，吩咐眾弟子歌《驪駒》。《驪駒》為“逸詩”的一篇，當於送客時歌之。王式道：聞之於師，客人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各位為主人，為時尚早，怎麼就可以歌《驪駒》? 江公反問道：見諸何經？王式道：在《曲禮》。江公道：什麼狗屁《曲禮》！王式聽了，不勝其忿，假裝醉倒，從此謝病免歸。

疑則缺而不言，無疑屬於拘謹。申公應對武帝時之拙，也許出於為人拘謹，也許只因當時年紀已過八旬，老耄所致，無關為人。王式既善自我辯解，又能詐醉裝病，絕非老實之人。至於身為魯詩宗師的江公，則顯然屬於輕狂之徒，何平實拘謹之有？此外，屬於魯詩學派而官運亨通者，亦不乏其人。例如，申公弟子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等，皆至太守或內史；江公弟子韋賢、韋賢之子韋玄成皆至丞相，韋賢之孫韋賞至大司馬車騎將軍，韋氏宗族為二千石者十有餘人，一門鼎盛，無出其右；王式弟子張生為淮陽中尉、唐生為楚太傅，張生之侄張游卿為諫大夫、漢元帝之師。倘若魯詩學派的學者皆不善官場之鑽營，何能眾多達官顯貴？由此可見，即使申公、王式兩人確因平實拘謹而未能飛黃騰達，並不能以此而概括魯詩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