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部落社會的財產、正義和戰爭 血緣關係和產權發展；部落社會中正義的性質；部落社會作為軍事組織；部落組織的優缺點 法國大革命以來，分隔左右兩派的最大爭議之一是私人財產。盧梭在《不平等》中，將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標為己產的首位男人。卡爾·馬克思把廢除私有財產，定為政治目標；受他激勵的所有共產政權，所採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産工具的國有化”，不單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國創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論》第10篇中堅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護個人致富的能力不均。現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將私人產權，視作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的話，“增長根本不會發生，除非現存經濟組織是高效率的。”這意味“制度和產權的建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生了雷根—柴契爾的革命。自那以後，市場導向的政策制訂者的當務之急，便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提高經濟效率，雖然遭到左派的頑強抵抗。 共產主義的經驗，大大提升了現代私人財產的重要性。基於對劉易斯·摩根等人類學家的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爭辯，階級剝削興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是共產主義意圖恢復的理想國。摩根描述的共有財產（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處的親屬團體所擁有。而前蘇聯和中國的實際共產政權，則強迫數百萬無親無故的農民，參加集體農莊。集體化打破努力和報酬之間的関連，摧毀對工作的獎勵，在俄羅斯和中國造成大規模饑荒，嚴重降低農業生產力。在前蘇聯，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卻提供將近四分之一的農業總產量。1978年的中國集體農莊，在改革家鄧小平的領導下獲得解散，農業産量僅在4年間就翻了一番。 私人財產重要性的爭論，大都牽涉所謂的共有財產災難（tragedy of the commons)。傳統的英國村莊，其放牧地由村莊居民集體擁有，共同使用；但其資源是可耗盡的，常因使用過度,而變為荒蕪。將共有財產轉為私人財產，是避免荒蕪的對策。業主心甘情願投資於維持，在持續的基礎上開發資源。加勒特·哈定（Garrett Hardin）的文章認為，眾多全球性的資源，如潔淨空氣和漁場等，都會遇上共有財產災難；如沒有私人產權或嚴格管理，將因過度消耗，而變得毫無用處。(3) 現代對產權的非歷史性討論中，人們往往覺得，因為缺乏現代私人產權，人類一直面對共有財產災難。集體所有與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馳的。(4) 現代產權的出現，被認為是經濟上的理性行為。人們討價還價來分割共有財產，就像霍布斯的《利維坦》，從自然狀態中脫穎而出。如此解釋，會遇上二個疑問：第一，現代產權出現之前，曾存在各種各樣的共有財產，雖未能像現代產權那樣鼓勵高效使用，但也沒導致類似的共有財產災難；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來證明，現代產權始於和平自發的討價還價。共有財產讓位於現代產權，其過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騙扮演了重要角色。(5) 血緣關係和私人財產 最早的私人財產,不屬於個人,而屬於血統或其它親屬團體。主要動機不僅是經濟的, 還是宗教和社會的。20世紀蘇聯和中國的強迫性集體化,試圖倒轉時鐘, 進入想像的、從未存在的理想國。它們讓無血緣關係的人合在一起，擁有共同財產。 把希臘和羅馬人的家庭牽連到具體地產的，有兩樣東西：屋內供聖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墳。渴望得到地產，不僅是為了它的生産潛力，還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動的家灶。地產必須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國家才無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財產缺乏現代產權的重要特徵：它們通常只是使用權（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6）其主人不是單獨的業主，而是現存和死去親屬的整個社團。財產就像一種信託，為死去的祖先和未來的後裔。很多現代社會，也有類似的安排。20世紀初，一名尼日利亞酋長說，“我想，地產屬於一個大家庭，其成員中，很多已死，少數還活着，還有無數尚未出生的。”(7) 地產和血緣關係，由此而緊密相連；它使你有能力，照顧前世和後世的親人，並透過與你休戚相關的祖先和後裔，來照顧你本人。 殖民前的部分非洲，親屬團體受到土地的束縛，因為他們祖先葬在那裡，就像希臘和羅馬人。(8)西非的長期定居點，則有不同形式的宗教運作。首批定居者的後裔被指定為地球教士，來維持地球聖廟，並主持與使用土地有關的各式禮儀。新移民不是透過買賣，而是透過加入當地禮儀社團，來取得土地使用權。社團把種植、狩獵和捕魚權，當作社團會員的特權，但不是永久的。(9) 部落社會中，財產有時由部落集體擁有。歷史人類學家保羅·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 ，如此描繪凱爾特部落（Celtic) ，“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血緣關係而聚居（父系家族）。他們集體擁有土地，其地界往往與村莊邊界不同，像蜘蛛網，分布在不同定居點。”(10)集體擁有，並不表示集體耕耘，像20世紀蘇聯或中國的集體農莊，個別家庭經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它情況下，個人可以擁有地產，但受嚴重限制，因為他有對親屬的義務——活的，死的，還有未出生的。（11）你的土地挨着你表親的，收穫時互相合作，很難想像將你的土地賣給陌生人。如你死而無後，你的土地歸還給親屬團體，部落經常有權再分配地產。根據維諾格拉多夫，在印度的邊界地區，戰勝的部落在大塊土地上定居下來，沒把土地劃分給親屬。有時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證明部落對土地的有效統治。(12) 現代的美拉尼西亞，仍有親屬團體的共有財產。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索羅門群島，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財產。採礦公司或棕櫚油公司想買地產，必須應付整個家族(wantoks)。(13)任何交易，家族中每個人都享有潛在的否決權，而且不受時効法律的限制。因此，某親屬團體決定將土地賣給公司，10年後，另一團體會站出來，説土地是他們的，只在數代前被人偷走了。(14) 還有很多人，不願在任何情況下出賣土地，因為祖先的神靈仍在那裡居住。 親屬團體中的個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財產，不能將之出售。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忽略或不負責任。部落社會中的產權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的，或是法律上的。（15）部落擁有的財產是否得到很好的照顧，與部落內部的聚合力有關，而與部落所有權無關。哈定敍述的共有財產災難，在英國歷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災難，尚不清楚。以國會圈地運動而告終的敞田制，並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紀的富裕地主，懷有強烈動機，把農民趕出共有地產。一開初，敞田制與血緣關係有關，以鄰里耕耘者的團結為前提，（16）通常沒有使用過度和浪費的現象。（17）如果有，那是由於英國鄉村中社會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它運作良好的部落社會裡，很難找到共有財產災難的紀錄。(18)此類問題，肯定沒有騷擾美拉尼西亞。 努爾人那樣的部落社會，從事的是畜牧，而非農業，其規則是不同的。他們不把祖先埋入需要永久保護的墳墓，因為追隨牛群，便要跋涉很寬廣的地域。他們對土地的權利不是排他的，只是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臘和羅馬家庭的土地。(19)權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它的共有安排，這並不表示牧場一定會經歷過度開發。肯亞的特卡納人（Turkana）和馬賽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拉尼人（Fulani），都發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場，但拒絕外人的制度。(20) 西方人沒能理解共有財產的性質，以及它與血緣團體的難解難分。這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調的根源之一。歐洲殖民官員相信，缺乏現代產權，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個產權，是獨立且可轉讓的，並獲法律制度的確定。很多人相信，如聽任自由，非洲人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他們自己也有私心，或為天然資源，或為商業農場，或代表歐洲移民。他們想獲得地契，便假設酋長“擁有”部落土地，宛如歐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簽約轉讓。(22)在其它情況下，他們請酋長作代理人，不僅為土地，還把他招為殖民政府的一員。在非洲的部落社會中，傳統領袖的權力曾受到複雜血緣系統的有效制衡。馬莫德·曼大尼（Mahmood Mamdani）認為，歐洲人慾建立現代產權，便故意讓一幫貪婪的非洲大佬攫取權力，以非傳統的方式，欺負自己部落的夥伴，從而助長了獨立後世襲政府的滋長。(23) 法律和正義 部落社會只有軟弱的中央權威——大佬或酋長——因此，其強制他人的能力，遠低於國家的。他們沒有現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執法。維諾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會中的正義，有點像現代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各式各樣的主權決策者，有時互相談判，有時全靠自助。(24) 埃文普理查如此解説努爾人的正義: 血親復仇是部落社會的規則，發生於違反法律之後，以獲補償。事實上，對血親復仇的恐懼，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懲罰，也是個人生命和財產的主要保障…個人覺得受了損害，但投訴無門，無法得到賠償。所以，他便向損害自己的人提出決鬥，這一挑戰必須獲得接受。(25) 顯而易見，埃文普理查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懲罰”都是泛指的，因為國家層次的法律，與部落社會的正義，存在很少関聯。 然而，如何實施血親復仇，又有一套規則。遇害努爾人的親戚，可以追緝作案者，以及作案者的男性近親，但不能碰觸作案者母親的兄弟、父親的姐妹和母親的姐妹，因為他們不是作案者的血統成員。豹皮酋長會在中間調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尋求避難，遵循禮儀，以淨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關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禮儀，以防衝突的擴大。例如，把傷害對方的矛，送去受害者的村莊，以獲魔法處理，從而避免傷口變得致命。豹皮酋長作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權威。他與被告村莊的其他長者一起，傾聽對方的申述，但沒權執行判決，就像聯合國仲裁人，無法執行現代國家之間的判決。仍以國際關係為例，實力是至關重要的，弱小的血統，很難從強大的血統獲得賠償。（26） 討囘公道的程度，則取決於爭執雙方出於私利的斟酌。大家都不願看到，血親復仇逐步升級，造成更多傷害。 實際上，所有部落社會都有尋求正義的相似規則：親戚們有義務為受害者，尋求報仇和賠償；無約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幫助爭端的和平解決；與各種犯罪相對稱的賠償表，北歐日爾曼部落將之稱為 wergeld。《貝奧武甫》（Beowuif）傳奇，就是一篇親戚們為遇害者尋求報仇或賠償的英雄敘事長詩。不同的部落社會，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馬斯河（Klamath）的印地安社會中，“游洛克（Yurok）人如想提出訴求，就要雇用2，3或4名越界者（crosser），他們是來自其它社團的非親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這群人合在一起充當中間人，確定訴求和反駁，並收集證據。聽過所有證據之後，越界者會作出賠償裁決。”(27) 就像努爾人的豹皮酋長，越界者無權執行自己的判決，如當事人拒絕接受裁決，只能付諸於排斥的威脅。部落男性同居於“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實，使之較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將來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團體的支持。因此，付出賠償是得到鼓勵的。(28) 6世紀後的克洛維一世（Clovis)時代，在日耳曼各部落中勝出的薩利恩法蘭克人（Lex Salica），也建立正義規則：“薩利恩法蘭克部落成員，如向鄰居提出訴求，一定要在傳召對方時遵循精確的程序。他必須前去對方屋子，在目擊者面前宣布他的訴求，並定下對方出席司法聚會的日期。如被告不來，他必須數次重複如此的傳召。” 維諾格拉多夫總結說，“我們清楚看到部落社會司法的固有弱點：其法律裁決的執行，通常不靠主權機構，而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訴訟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說，這是部落社會在司法上批准和認可的自助。”(29) 第三方強制執行司法裁決，還必須等待國家的出現。但部落社會確實開發了愈益複雜的機構，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糾紛中，提供妥當的裁決。部落法律通常不是書面的，但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賠償額，仍需要監護人。斯堪地那維亞發明了雷格曼一職（laghman），他是民選的法律專家，專門在審訊時發表有關法律規則的演講。 民芯芻幔鷦從誆柯渚婪椎吶芯觥！兌晾翹亍酚泄匕⒒鎪夠ざ艿惱陸冢兔枋鮃懷∩婕氨簧蹦凶蛹鄹竦惱郟謔諧〈筇闃詰拿媲胺⑸儆剎柯涑ふ叨臉鱟詈蟮牟鎂觥＝哺齦嚀宓陌咐蔥腥鞣傻氖翹醵伲Teutonic）機構，稱作百人法庭，由當地村民組成（現代“模擬法庭”的源頭）。百人法庭在露天開會，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人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選的，他主持實際上的仲裁法庭。根據亨利·緬因，“其主要功能是讓熱血有時間冷卻，防止人們自行尋求賠償，把爭執接管過來，並協調賠償的方法。如有不服從法庭的，最早的懲罰可能是逐入另冊：不願遵守其判決的人，便受不到法律的保護；如被殺，其親戚們迫於輿論壓力，將不得參與本屬職責和權利的報仇。(30)緬因指出，英國王也派代表出席類似的法庭，最初是為了分享罰款。隨國家的出現，英國王逐漸堅持自己的裁決權和更重要的執法權（參看第17章）。百人法庭和主席一職，作為司法機構，早已消失，作為地方政府的工具，卻得以保存。我們將看到，它最終成為現代民主代議制的一部分。 戰爭和軍事組織 迄今為止，我沒從理論上解説，人類為什麽自團隊層次過渡到部落社會。我只提及，它與歷史上出現農業，從而大大提高生產力有關。農業令人口的高度密集成為可能，並間接創造了對大型社會和私人財產的需求。如我們所見，私人財產與複雜的血緣組織，緊密糾結，盤根錯節， 人類過渡到部落社會的另一原因是戰爭。固定農業社會的發展，意味人類群體變成了近鄰。他們生產的糧食，遠遠超過生存所必需的，從而有更多的動產和不動產，需要保護，或可以偷竊。部落社會的規模，遠遠超過團隊層次的，在人口數量上可壓倒後者。它還有其它優勢，其中最重要的，是組織上的靈活性。我們在努爾人身上看到，部落社會遇上緊急狀況可迅速擴展，不同層次的分段能組成各式聯盟。凱撒在介紹他所戰勝的高盧人（Gauls)時指出，一竢戰爭爆發，其部落便選出聯盟的共同領袖，開始對他手下行使生死權。（31）基於此，人類學家馬歇爾 ·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把分段式血統，描述成“掠奪性的擴張組織”。(32) 類人猿祖先和人類的連貫性，似乎是暴力傾向。霍布斯有個着名的聲明： 自然狀態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盧梭則不同，明確表示霍布斯弄錯了。他認為，原始人是溫和隔絕的，暴力出現只是在社會使人腐化的較遲階段。霍布斯比較接近事實，但要有重大調整，即暴力應發生於社會團體中，而不是隔離的個人之間。人類高度成熟的社交技術和合作能力，與黑猩猩和人類社會中常見的暴力，並不矛盾。說得確切些，前者還是後者的必要條件。這是說，暴力是一項社交活動，參與者是成群結隊的雄性，有時甚至包括雌性。黑猩猩或人類，都面對其同類的暴力威脅，從而需要更多的社會合作。孤獨者容易受到相鄰領土的打劫幫派的攻擊，與夥伴攜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將自己的基因，傳給下一代。 人性中的暴力傾向，對很多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眾多人類學家，像盧梭一樣，堅信暴力是文明社會的產物；還有很多人情願相信，早期社會懂得如何與生態環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無法找到任何證據，來支撐這兩種觀點。人類學家勞倫斯·基雷（Lawrence Keeley)和斯蒂芬·勒布萊克（Steven LeBlanc),以詳盡的考古記錄顯示，史前人類社會的暴力一直持續不斷。（33）基雷還指出，根據跨文化的調查，過去五年中，70%到90%的原生社會——團隊、部落和酋長領地的層次——參與戰爭；相比之下，國家層次的有86%。這樣的社會中，只有極少數經歷低水平的突襲或暴力，通常是因為環境，提供了屏障。(34)狩獵採集者的殘餘群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須曼人和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兇殺率是美國的四倍。(35) 就黑猩猩和人類而言，狩獵似乎是戰爭的源泉。(36)黑猩猩組織起來，成群結隊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樣技術，追捕其它黑猩猩。人類也是如此，只不過人類的獵物更大更危險，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會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將狩獵技術用於殺人是司空見慣的，我們有歷史記錄，例如蒙古人，他們的騎術和馬背上打獵，正好用來對付敵人。人類完善了追獵大動物的技術，以至考古學家，往往把某處巨大動物群的絕跡，定在人類遷移至該地的時期。乳齒象、劍齒虎、巨型鴯鶓和大樹獺——這些大動物，似乎都被組織良好的原始獵人滅絕了。 隨部落社會的出現，我們看到武士階層的興起，還看到人類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組織，即領袖和他的武裝侍從。後續的歷史中，這種組織實際上無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軍閥和他手下、民兵隊、販毒卡特爾和鄰里幫派。他們掌握了武器和戰爭的專門技術，開始行使以前團隊層次中所沒有的強制權力。 部落社會中，致富顯然是發動戰爭的動機。講到10世紀末戰勝俄羅斯的維京人精英時，歷史學家傑羅姆·勃魯姆（Jerome Blum) 說： 王子（維京人酋長）支持和保護他的侍從，以換取他們的服務。開初，他們與王子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員。其贍養費，則靠贏得的戰利品和部落上繳的保護費…弗拉底米爾王子的侍從埋怨，因為沒有銀勺，他們必須用木勺進食。王子旋即命令，趕快安排銀勺，並評論說“金銀難買侍從，有了侍從，就能獲得金銀。”(37) 20世紀90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兩國淪為軍閥混戰，因為福岱·桑宼（Foday Sankoh）和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積極招募侍從。這次，他們藉武裝侍從來爭奪的，不是銀勺，而是血鑽石。 但戰爭的暴發，不單單依靠致富的衝動。武士可能貪婪金銀，但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勇敢，不是為了資源，而是為了榮譽。(38) 為一個目標而甘冒生命危險，為獲得其他武士的認可，這就是榮譽。請看塔西佗（Tacitus）在1世紀編寫的日耳曼部落歷史，這是有關歐洲人祖先極少數的同時代人的觀察： 侍從中有很大競爭，決定誰是酋長手下第一副將；酋長中也有很大競爭，決定誰擁有最多最犀利的侍從。身邊有大量精選青年的簇擁，這意味着等級和實力…到達戰場時，酋長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從的膂力跟不上酋長的，那是丟臉；比酋長活得更久，得以離開戰場的，那是終身的臭名和恥辱；保衛酋長，以壯舉頌揚酋長，那是侍從忠誠的精髓。酋長為勝利而戰，侍從為酋長而戰。(39) 即使從事農業或貿易的報酬更高，武士也不願與農夫或商人交換地位，因為致富只是其動機的一部分。武士發現農夫生活可鄙，因為它不牽涉危險和社區： 如果出生地的社區長期享有和平和寧靜，很多出身高貴的青年，寧可自願尋求其時忙於戰爭的其它部落；休息於比賽無補，他們更容易在動亂中，功成名就；再說，除了戰爭和暴力，你很難挽留優秀的侍從…說服他們向敵人挑戰，以傷疤為榮，比讓他們犁地以待豐收，更為容易；憑流血可獲的，你偏要透過辛苦勞作，這似乎有點窩囊和閒散。(40) 塔西佗評論，戰爭之間的空閒期，年輕武士們懶散度日，因為從事任何民間工作，只會降低他們的身分。取代這種武士道德，一直要等到歐洲資產階級興起的17和18世紀。其時，以獲利和經濟計算為內涵的道德規範，替代榮譽，成為傑出人士的標誌。(41) 政治是一項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其原因之一，就是無法預知領袖與侍從之間的道德信任。他們的共同利益以經濟為主，因為他們組織起來，主要是為了掠奪。但單靠經濟，是不能把追隨者與領袖捆綁在一起的。1991年和2003年與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作戰時，美國相信，戰場上失敗將迅速導致其政府的倒台，因為他的重要部屬會認識到，去掉侯賽因應是件好事。但那些部屬，由於家庭和私人的聯繫，還有害怕，結果卻精誠團結，同舟共濟。 長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誠，是凝聚力的非經濟原因。部落社會向血緣關係，注入宗教意義和神靈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沒有土地和其它財產的年輕人組成；他們身上荷爾蒙高漲，偏愛冒險生活；對他們而言，經濟資源不是掠奪的唯一對象。我們不應低估，性和俘獲女人在造就政治組織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經常交換女人的分段式社會。這些社會相對狹小，由於缺少非親女子，其成員往往透過對外侵略，來遵循異親通婚的規則。蒙古帝國的創始者成吉思汗，據稱如此宣稱，“最大的快樂是…擊敗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剝奪他們的財富，看他們的親人痛哭流涕，騎他們的馬，把他們的妻女擁入懷中。”(42)在實現這最後一項抱負上，他是相當成功的。根據DNA的測試，亞洲很大一塊地區，其現存的男性居民中，約有8%是他的後裔，或屬於他的血統。(43) 部落社會中的酋長和侍從，不同於國家層次中的將軍和軍隊，因為兩者的領導性質和權威，是絕然不同的。在努爾人中，豹皮酋長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沒有指揮權，也不是世襲的。現代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或索羅門群島，其大佬處於同等地位。根據傳統，他是親戚們選出的，也可以同樣方式失去該職。塔西佗寫道，日耳曼部落中，“他們國王的權力不是無限或任意的；他們的將軍不是透過命令，而是透過榜樣、他人由衷的讚美和站在隊伍的前列，來控制人民。”（44）其它的部落，則組織得更為鬆懈。“19世紀的康曼契（Comanche）印地安人，甚至沒有稱作部落的政治組織，沒有率領百姓的強悍酋長…康曼契的人口，由大量組織鬆散的自治團隊組成，沒有應付戰爭的正式組織。戰爭頭領，只是戰績累累的傑出戰士；如能說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動員一支戰鬥隊伍；但他的領導地位，必須依賴他人的自願跟從，只在攻襲期間有效。”（45）等到歐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軍事壓力，夏安人等的印地安部落，才開始發展持久和集中的指揮機構，如固定的部落理事會。(46) 疏鬆且分散的組織，對部落社會來説，既是優點，也是缺點。他們聯網的組織，有時可以發起強大的攻擊。配備以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遠方，征服廣袤的領土。阿爾摩哈德王朝就是一個案例，其柏柏爾部落在12世紀突然崛起，征服了所有的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安達盧斯。沒人可與蒙古帝國媲美，他們自亞洲內陸的大本營，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設法攻克了中亞、中東大部、俄羅斯、部分東歐、印度北部和整個中國。但其永久領導的缺席、分段式聯盟的鬆散和繼位規則的缺乏，註定了部落社會最終衰弱的命運。他們沒有永久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能力，無法治理征服的領土，只好依賴當地定居社會提供例行的管理。幾乎所有征戰的部落社會——至少是沒能迅速演進為國家層次的——都會在一代或二代以內四分五裂，因為兄弟、表親和孫子，都要爭奪創始領袖的遺產。 國家層次的社會繼承部落層次的社會後，部落主義並不消失。在中國、印度、中東和哥倫比亞之前的美國，國家機構只是重疊在部落機構上，兩者長期共存，只是處於勉強的平衡。早期現代化理論的錯誤，一是認為政治、經濟和文化必須相互匹配，二是認為不同歷史“階段”之間的過渡，是乾淨和不可逆轉的。世界上只有在歐洲，自覺自愿和個人主義的社會關係，完全取代了部落主義；基督教發揮決定性作用，打破了以血緣關係為凝聚基礎的傳統。多數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家，都是歐洲人。他們假設，世界其它地區走上現代化，會經歷類似的與血緣關係的告別，但他們錯了。中國雖是發明現代國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卻從沒能成功壓抑血緣關係的弄權。因此，其二千年政治歷史的大部分，一直圍繞在如何阻止血緣關係重新滲透國家管理機構。在印度，血緣關係與宗教互動，演變成種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會的最好特徵。從美拉尼西亞的家族（wantok)、阿拉伯部落、台灣人血統，到玻利維亞的阿魯社團（ayllu）,複雜的血緣關係組織,仍是現代世界眾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場所，並塑造其與現代政治機構的相互交往。 從部落主義到保護人、門客和政治機器 我以血緣關係來定位部落主義（tribalism)，但部落社會也在進化。分段血統的嚴格系譜，慢慢變成父母雙傳的部落，甚至是接受無血緣成員的部落。如果我們採用更廣泛的定義，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親屬們，還包括因互惠和私人關係而牽在一起的保護人和門客，那麽，部落主義便成了政治發展的大常數。 例如在羅馬，甫斯特爾·德·庫朗日所描述的父系家族，叫做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國初期，家族開始積累大量無親屬關係的追隨者，叫做門客（clientes），由自由民、佃戶和家庭侍從所組成，到後來甚至包括願意出賣支持的貧窮平民（plebeian)。從共和國晚期至帝國初期，羅馬的政治離不開，像凱撒 (Caesar) ，蘇拉（Sulla)和龐培 (Pompey) 的強悍領袖，如何動員各自的門客，來攫取國家機構。富有的保護人，把他們的門客，編成私人軍隊。歷史學家塞繆爾·芬訥（Samuel Finer),在檢閲共和國末期的羅馬政治時，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撇開個性…你將找不到任何超越拉丁美洲香蕉共和國的精細、無私和高貴。你可稱之為自由共和國，時間在19世紀中期，想像蘇拉、龐培和凱撒就是加西亞、佩德羅和傑姆。你將找到門客的幫派、私人化的軍隊和爭奪總統職位的軍事鬥爭；其在每一細節上，與行將崩潰的羅馬共和國，都是平行不悖的。(47) 廣延意義中的部落主義，仍是生活事實。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國以來，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體。但印度政治家在國會競選中，仍需依賴保護人和門客之間的私人關係。嚴格講，這些關係有時仍屬部落的，因為部落主義仍存在於印度較窮較落後的地區。其它時候，政治支持以種姓制度或宗派主義為基礎。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與支持者的社會關係，與在血緣團體中的，一模一樣。它仍建築於領袖和追隨者的相互交換恩惠：領袖幫助促進團體利益，團體幫他獲得競選。異曲同工的，是美國城市的贊助政治。其政治機器所依據的，仍是誰為誰搔了癢，而不是意識形態和公共政策的“現代”動機。所以，以非個人形式的政治關係，取代“部落”政治的鬥爭，仍在21世紀繼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