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E.B.怀特（1899—1985）是美国当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讽刺幽默作家、童话作家。作为《纽约客》(New Yorker) 主要撰稿人，他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其文风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格”，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除了终生挚爱的随笔创作之外，他还不忘为孩子们写书，他的三本经典作品：《斯图尔特鼠小弟》（又译《精灵鼠小弟》）、《夏洛蒂的网》与《天鹅的喇叭》，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读者都异常喜爱的文学经典。1985年10月1日，怀特因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在缅因州北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 《自由》写作背景 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意德国的要求，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又称Molotov–Ribbentrop Pact），自此，苏联置身于希待勒发动的战争之外。1940年7月，美国还没有加入反对纳粹的战争中，整个世界还处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极权主义给民主造成的威胁视若无睹。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怀特写下了这篇名为《自由》的散文，并将其发表于《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1942年，这篇散文被收录在怀特的文集《吾之甘露》（One Man’s Meat，典出俗语“吾之甘露，彼之砒霜”——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自由 E.B.怀特 如果说，认为人应该自由地生活，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倒是非常乐意抑制自己的发育。 在进城的路上，我常常发现，人们会通过重新裁剪衣服来赶时髦。而上次进纽约市，我发现，人们在改衣服的同时，似乎也重新裁制了自己的思想──改小腰部的同时，收紧信念；缩短袖子的同时，加强决心；人们从历史的最新一页，抄得精美的设计，用款式新颖的知性套装打扮自己。我觉得人们跟随巴黎似乎已跟得太久了。 我必须承认，我有些反胃。看到有人参照在国外取得成功的新暴政调整自己的思想，我总是感到恶心。因为，在我看来，由于其自身的根本局限性，法西斯主义似乎容不下任何折衷或合理性；此外，一些人居高临下的姿态也让我非常恼怒，他们认定我对自由的朴素信仰是不成熟的表现。如果说，认为人应该自由地生活，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我倒是非常乐意抑制自己的发育，让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去成长。 我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在纽约听到的奇谈怪论。有位男士对我说，他认为，也许纳粹的理想比我们的宪法制度更加完美，“因为，你有没有发现，纪录片里那些年轻的德国士兵，有着多么俊朗机灵的脸蛋啊！”他还补充说：“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只知道整天看电影──他们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便是他对现实的总结，这便是他对新欧洲的解释。他的一番话惊得我面容失色。如果说这代表了我们的智力之巅峰，那么，稳步进军的独裁者，将会在我国海岸所向披靡。 还有人跟我说，我们关于人民政府的民主概念，已逐渐式微，不值一提了──“因为，英国已经变得腐朽不堪，那里的工业城镇一蹶不振”。只因为这一点，他便认定民主已经不可救药；他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仿佛他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善于对衰败进行剖析，仿佛他对现状的观察，是最为“明察秋毫”。 还有一位先生对我说，对所有政府都一视同仁、严肃对待的人，都是容易受骗的傻瓜。他说，你应该能确信，除了腐败还是腐败，“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凡尔赛的所作所为”足以为证。他说，那场战争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又一次战争罢了。一番堂而皇之的论证之后，发泄完的他平静下来。 还有一位，看到我隐隐有种热血沸腾的迹象，便斥责我不该抛弃超脱的态度，批评我的观点纯属怀疑论。他宣布，他是不会被任何胡言乱语所迷惑的，他宁愿做一个天真的旁观者。他说，这才是所有明智的人应该做的。（我注意到，他事后又打来电话，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补充说明，仿佛在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他也丧失了几分天真。） 这只是我周围流行的几例街谈巷议罢了──这类言语充满失败主义和幻灭感，有时还充满着造作的天真。现如今，人们正在迅速地自相残杀，并且用弥天大谎来互相欺骗。萦绕在我耳际的这类议论，一旦累积起来，其扰乱人心的效果非常可怕。它们比俯冲轰炸机和雷区更具杀伤力，因为它们所攻击的，不只是个人的前沿阵地，还有他的防御工事。在我看来，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未为自由而奋斗、从未理解自由的人；还有一种，则是叛徒。我本以为我能看到义愤，可最后看到的，却是麻木不仁以及模棱两可的默认，这态度犹如孩子吞下苦药丸。有一位先生让我看到了反犹情绪正在不断增长，这位先生没有怀着羞耻之心含泪注视残忍的反犹现象，而是袖手旁观，仿佛是在用精心打磨的透视镜观察着这一切。 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至少可以做到表明态度，摆明立场。在一个半世纪前，人们怀着狂喜、忠诚和激情去庆祝自由在美洲大陆的诞生，我对自由的信仰之情，与此相同。我正在迅速撰写我的宣言，就仿佛为了去赶一班火车而匆匆刮着胡子。国外所发生的事件，给人们一种迫在眉睫之感。而其实，我并不觉得时间有多紧迫。如果我的文字已经给读者造成这种印象，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我只是想在自己变得迟钝之前告诉人们：我热爱自由，这种热爱由来已久，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感觉很美好；对于那些只因法西斯主义和独裁者打赢了战争，便开始顺应他们的人，我深表怀疑。这种顺应散发着恶臭。我捏紧鼻子。 从记事时起，我就已经萌生出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生活的意识。我所指的，不只是行动的自由，更是生活中那种看上去无拘无束的特质。我在旅行时携带着关涉神圣密约的秘密文件。凭借着直觉，我一直都能察觉到这份极端重要的密约，它由人们和自己所订立，它让人们完全属于自己，将自己与万事万物视为等同，凡事皆依靠自己，但也能够善用任何机会（比如他与一颗行星之间的偶然联系），他会像一只猎狗般执著于自己的爱好。我最初和最热烈的恋情，就发生在我和那被称为自由的事物身上，它是媚惑无比的美女，危险、美丽而又庄重，她能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生机与活力。 自由诞生于萦绕于心头的神秘暗示（我相信每个孩童都领受到这种暗示）；那暗示关乎精神生活；也关乎人类心中的上帝；那暗示告诉我，大自然通过“我”来彰显自身。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是如此动人，如此令人难忘。它诞生于人生的早期阶段：比如说，在夏夜里，一个男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突然，他仿佛全身沐浴在新的知觉中，第一次听见了的蟋蟀有节奏的鸣叫，心中充溢了一种新奇的感觉，他把自己同自然界的伙伴昆虫、青草和黑夜视为同类，在混沌中感觉到一个声音在回答着那困扰众生的问题──“‘‘我’是什么？”又比方说，有个小女孩从她宠爱的小鸟的墓旁回到房间，她倚着窗台，胳膊肘撑在窗台上，呼吸着陌生的死亡气息，突然，她意识到，她自己也是这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再比如说，孩子稍稍年长一些之后，第一次邂逅到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位老师偶然的一句话或一种情绪，就唤醒了学生的内心，年轻人从此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以独立的人格活在世上。我认为，这种知觉一定是作为一种“与上帝同在”的感觉，在许多人身上不断发展的，它是一种内心的爆发，其动因，是人的敏感性，以及神圣的存在感——认为人的存在不同于纯粹动物性存在。这便是人与自由的初恋。 然而，一个人的自由状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本能的自由，人类作为动物在一颗行星上所体验的自由；一种是实践的自由，人类社会的特权成员所享有的自由。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能够更普遍地为人们所理解，受到的赞美更广泛，面临的挑战更严峻，受到的讨论也更热烈。它代表的，是自由实用和外在的一面。如今，似乎只有美国才能提供自由权、特权和自由的手段。这片国土仍欢迎公民们写剧本、写书、画画，他们还可以通过集会讨论问题，既可以表达赞同也可以表达异议，可以在公共场所搭起临时演讲台，可以在学校选择任何科目而无须经过审查，可以开庭审理任何案件，可以谱写音乐，可以与邻居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秘密警察的窃听，可以交换商品也交流思想，可以在需要嘲笑政府的时候嘲笑它一番，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真实事件的真实新闻，而不是国家雇佣的传声筒所编造的假新闻。这是事实，每个人都应该予以深思。 从行星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是，感觉自己属于地球。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自由就是，在一种民主的结构中感到轻松自在。虽然阿道夫•希特勒是个不受束缚、发育成熟的个体，但我们无法在他身上发现这两种感觉。在读了他的书之后，可以推测出，他对地球的感情，不是对共享的渴望，而是极端的占有欲。他对人类的感情，不是希望与之和平共处，而是希望他们被一个具有超凡才智的人摆布，并被其标准化──在他这里，人们的生存，并不意味着个性的充分发展，而是意味着让他们的个性服从于共同的种族命运。当你在希特勒的文字中看到他对全人类的那种蔑视时，你就不会再认为他对日耳曼民族命运有多么专注了。 “我已学会，”他写道，“……看透人们那极为原始的观点和论点。”对希特勒来说，普通人就是被人随意利用和领导的原始人。他频繁地把人民称为绵羊、笨蛋、鲁莽的白痴──而他恰恰要让这些人绝对忠诚，他许诺说，要给这些人最终的奖赏。 在美国，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对个人的信任上，而不是对个人的轻蔑上，因此，生活的自由原则能够得以幸存。我相信，该原则必须、也必将存在下去。理解自由，是所有决心追求自由的人都应该学会的；而热爱自由，则是众多美国人与生俱来的秉性。对我来说，与自由共处一室，共处一个半球，仍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的奋斗》一书的作者，一生中最早发现的真理之一（对他而言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在群情高涨的时刻,激发大众投入高尚或可耻行动的，不是书面语，而是口语。与口语不同，书面语是人们私下研究的对象，研究者不是根据周围其他人的想法，而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标准，对其进行冷静的评判。“我知道，”希特勒写道，“与书面文字相比，通过演说争取到的人，要得多……”随后，他又轻蔑地补充道：“让我们告诉所有的文人和政客，特别是今日的文人和政客：世界上最大的变革，从来都不是由鹅毛笔引起的！不，笔杆子一向用来从理论上激发这些变革。” 幸运的是，我没有试图改变世界──有人正为我改变世界，而且速度惊人。但是我知道，人类的自由精神一直存在于本性中；它不断再生，从未被火或血抹杀过。我写下以上这番话，仅仅是为了（借用希特勒的说法）从理论上激发这种精神。我本人是个手握鹅毛笔的文人，我没有误解“争取民众”的意思；但这些天，我为这枝笔而感到无比自豪，因为通过历史，这枝笔已经证明，它是给人们接种的注射器，它使自由的胚芽永远在人的体内循环，这样一来，任何国度、任何时候，都会有伤寒玛丽（Typhoid Mary）式的种子携带者存在了，他们只需通过接触或榜样作用，便能感染别人。所有的专制暴君都害怕这类人──暴君们焚书坑儒，暴露出内心的恐惧。今天，一个作家在怀着极大的满足感进行写作，因为他知道他将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甚至比政客们的脑袋掉得还早。对我来说，这样更好，因为如果尘世的命运拒绝给我自由，我就会变成行尸走肉，如果被法西斯主义统治，我情愿做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因为在那种环境中，脑袋将没有任何用处，我一点也不想承受如此沉重的累赘！ 注：克莱蒙梭（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