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是就业的就业
安徽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亳州的枭雄曹操，凤阳的大明皇帝朱元璋，安庆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绩溪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以及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均为安徽人士。徽州之笔砚，宣州的纸张，祁门的茶叶，黄山名闻世界的景色，更是安徽之特色。而现代史上著名的皖南事变、徐蚌会战也都发生在安徽这块土地上。然而，在皖南山区还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白茅岭劳改农场，数以万计的由当年的上海劳改局管理的犯人、刑满释放者以及劳教解除者都集中在那里，形成一个与世隔而不绝的“世外桃源”。
位于皖东南靠近江苏与浙江两省的郎溪县与广德县之间的广阔丘陵地区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辟了一个特殊的农场，这就是上海市劳改局白茅岭农场。它虽位于安徽省境内，然而与安徽无关。顾名思义，它隶属于上海市，由上海劳改局管辖。
白茅岭农场地域辽广，它包括十个分场，其总场部设在郎溪县境内。我所在的团山分场四队，在广德县境内，自广德县城穿越起伏不平的丘陵，步行约两小时就可到达。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多的十足的劳其筋骨的生涯。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我十五年徒刑正好刑满的那天清晨，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开出的一辆带蓬卡车带着我和其他十余名释放犯人，至下午一时许就直抵团山四队。一路上，虽有押送者，因被押送的终究不是犯人，气氛也就不太严肃。只是在经过一般客车都会在中途停车休息用餐的浙江湖州时，我们并不停车，而是径直驶去。押送者对中途可能发生的被押送者的逃跑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批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就业者，只有安抵团山分场，进行交割，此次“人口买卖”才告结束。
在车子驶离上海市区时，我望着清晨上班族的行色匆匆与忙忙碌碌。在整整十年中由于没有自由自在地浏览过上海市容，因而虽显得有些兴奋，但隐约地感到自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妒嫉。说实话，此去白茅岭的心情十分复杂，而且其中还有点恐惧。虽有工厂的劳改和各大监狱关押的磨练，但终究没有做过农活的经历。尤其是带着一付钢丝背心的残躯，面对这种名为就业实为劳改，其惶恐之心可想而知。母亲要我留于上海的请求的未被准许，我的这种被迫无奈的离乡背井，不免产生了对那些在上海生活、工作的人的妒嫉。这种无奈、妒嫉，更加上中途在湖州的没有停车充饥的怨恨，交织成我无比的烦恼。幸好这种烦恼，被沿途的山明水秀的景色所逐渐冲淡。映入眼帘的景色，诚如在提篮桥听动员时所听到的那样：“山不那么高，视野很宽广”，与在监狱中的沉闷、压抑，不是人就是铁栏的景象相比，大有天壤之别，心旷神怡也就不期而至。
新来的人，成为老场员们关注的对象。人们川流不息的探望着这些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新场员。老难友王莘农的出现，带来了极大的惊讶与兴奋。在阔别了六、七年之后，发现彼此居然都还活着，这种异乡遇故人的心情唯杜甫之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所能表达。王莘农虽未能以酒待我，但他的皖南“镜湖牌”好烟，是我十年前离别川沙外祖母后的第一支烟，对一个老烟鬼其味之美妙，可能比犯人的获释要胜过十倍！
六年前，我离开劳改厂去提篮桥监狱就医时，王莘农尚关在禁闭室里，前途未卜。他也曾在这几年中，不断地从来自市监狱的释放者口中得知我病重的消息，就是死活难料。他告诉我，他如期释放后，即被送至这里就业。我告诉他：“还能活到今天，要感谢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此话，我是故意大声说给周围杂七杂八的人听的。初来乍到，“未谙姑食性”，我岂能不对周围的环境提高警惕！
我的作为一个老劳改的警惕，并非多余。次日，那位被场员们称之为赵大爷的管教队长把我叫去，对我说：“听说，你与王莘农是熟人！你们都是反革命，以后要注意，不要多来往！”
昨天，我与老王的久别重逢，早已有蚊子般的场员向队部作了汇报。可想而知，一个反革命犯，即使已经释放，但仍然是反革命，成为“众矢之的”，这已是社会的习俗。然而，同情者也是有的。不少场员，见我穿着钢丝背心，一个干瘪的残疾人，竟然还要到这穷山僻壤之处“就业”，表示了隐约的愤忿：“你这样的身体，怎么会派到这里来？”“难道你家属没有同意你回家？”对好心场员们的这些发问，我唯有从心底里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但我又能回答些什么呢？
二、 变相的无期徒刑
日子一久，我对团山四队的阶级成分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队部的领导，当然全是公安干部。管教队长中的“老人”，如那位赵大爷，是位国民政府时代的老警察，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后，被调至白茅岭当管教。据说，象他这种“留用人员”，如不去白茅岭是难保留其警籍的；“新人”，如那位安徽籍的小余，则是一位复员军人。至于场员，全部是清一色的期满人员：劳改释放的和劳教解除的。他们之中有带帽、无帽之分：带帽场员大都是反革命，这是场员中地位最低者，受着严格的管制；无帽场员则是表面上不受管制的场员，他们平时近距离外出，如去附近农村购物或闲逛不需请假。此外，还有一部分特殊的场员，占一、两百名场员中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称之为职工，是场员中的佼佼者，可享受与管教队长同吃小食堂的优待。这些所谓的职工，他们自由得多，即使去广德城里也无须请假。我与王莘农之类属于最低层的带帽场员，占全队场员的百分之二、三十，除了在原则上不能擅自越农场范围之一步外，工资、生活待遇与无帽场员完全相同。劳改农场中的阶级壁垒森严，阶层等级分明，比起社会上的工、农、兵与地、富、反、坏、右的泾渭分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阶级划分，与古印度的把人分成僧侣、贵族、平民与奴隶，这样的高低贵贱的四个等级相比，颇有推陈出新、异曲同工之妙。
既是就业人员，工资当然一分不少，与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去农场知青相仿。除职工每月三十六元外，有帽、无帽场员一律为二十四元，我等新场员第一年为每月十八元。病假一天扣工资的百分之一。如果你高度节俭的话，每月二十四元工资，按社会上政府对公民的救济金每人每月十元的标准，或许还能养家活口。不过对场员而言，活口尚且勉强，养家已无此要求。在这里，除了少数个别场员的配偶能顶得住政治压力而没有离婚外，其余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和尚”。一个离婚或是尚未完婚的孤家寡人，如以场员的身份和那二十四元的工资能获得结婚的殊荣，无疑难如登天。“和尚”们分布在为数众多的各个分场；而“尼姑”则老老少少都集中在靠近总场附近的枫树岭分场。有丈夫的或根本就没有丈夫的老太太、半老徐娘以及倩女、佳人都在那里“烧香念经”。要结婚去枫树岭，和尚配尼姑门当户对，而且是就地取材。遗憾的是，僧多粥少，枫树岭的相对少量的尼姑，哪能满足洋洋大观的和尚的需求？
每逢节假日，那些享有一点自由的场员、职工热衷于去枫树岭一逛，颇有点象今日的赴夜总会或娱乐城一游。当然，枫树岭的小姐们一般都是待价而沽的高档商品，一般仅靠二十四元过活而无外援的场员，只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及。我认识的一位场员，在香港的家经常对他接济，就与枫树岭的佳人结了婚，他也就转到那里成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平反回沪之前，就与这位女士分手，留下一个十岁不到的男孩。后来，他去了香港老家。我的另一位熟人，因包庇他的反动地主的父亲而被开除医生公职，劳教三年，期满后于一九五八年起当场员，在队里劳动兼做队部的“无权医生”（只有建议而无批准场员病假权，病假需由队部干部直接批）。他是场里为数不多的有家室的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平反回沪，才得以与家人团聚。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使他每年可享受半个月不到的返沪探亲。二十多年来，夫妻分居两地，相聚时间总共不到三百天，还不及分离时间的二十分之一。若论人道，实非国外人士所能理解！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环境里，场员中的个别人与农场附近农村中的淑女，乃至插队落户的女知青，来来往往，暗送秋波，甚至干些风流倜傥之事也在所难免。此等事弄得不好是要受场里严肃处理的。与我常在一起劳动的一位犯猥亵幼女罪的小学教师，在上海差一点被判处死刑，靠了他在市局的、当官的哥哥才幸免于死，结果判了十三年。刑满后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他就是不断偷偷地跑临近的汤村。据他说，他对某老乡家的姑娘很感兴趣。据我观察，那老乡无非是贪图他的一些小便宜，至于姑娘当然是可望而不可及。此人的额外需求，也就增加了他的额外开支，他的一套四卷本的马恩选集就以四元卖给了我，至今我仍不断地翻阅着。看来，精神需求比起人性需求，在某些时刻，对某些人而言，该是显得微不足道。
除了跑广德，去城里瞎转，或去汤村老乡家串门子，再就是在队里吃喝、胡诌，个别场员有在枫树岭安家落户的熟人，则跑去逛逛。劳动之余，已无所事事。老乡的鹅是便宜的，仅两、三角钱一斤，鸡蛋便宜到七、八分钱一只，浦江牌香烟是一角七分一包，除了价廉的吃喝以外，生活已别无他求。穿着可以破破烂烂，在严寒的冬天，有的场员躲进了没有被套的棉絮里。那时，上海市民每年可有一丈多的布票，按上海市居民标准供应的白茅岭场员的布票，不知到了谁的手里？
场员中很有些神通广大的，他们原先从事于狄更斯《雾都孤儿》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老扒”的行当，有的还曾带有小徒弟。他们一旦返回上海探亲，就会满载而归。当然行窃失手者也不乏其人。此种行为不严重者，由上海公安局押回白茅岭农场原地严加看管。上文提到的那个想骗我手表的小偷，就是其中之一。
队里没有专用的禁闭室，聪明的队长想出了一个妙法：在集体宿舍中，用铁皮条将双层木床的下铺全部封闭形成一只名副其实的牢笼，将此人囚禁起来。没有专门看管的人，此人不久又乘机逃跑。一段日子后，传来了此人又被判处五年徒刑的消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自任教学校返家途中，在“大世界”附近遇见了他。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五芳斋吃饭。当然，我也同样诚恳地谢绝了他的邀请。因为，“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有一段时期在远离队部的小山坡上的僻静处，我与“独手”一同养鸡。几百只鸡，从雏鸡养大生蛋。逢年过节，即使平时，蛋一筐筐地、鸡一批批地送往分场部，供那些官老爷们享用。而我们却被告知：“养鸡场不得买外来的鸡吃。否则，发生鸡瘟将由你们负责！”
真是岂有此理！养鸡人不得食鸡，与“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有啥两样！我们也决非圣人。你们是明着吃，我们就暗着吃。这不算是偷，即使算偷，也是官逼民偷，民不得不偷。我与“独手”再也不必去买那六、七分一只的鸡蛋。偶然，我们品尝着自己亲手喂养大的鸡，喝着安徽的白酒 ，其味无穷，而叛逆心理的乐也就在其中矣！
这里的生活并不全如我所写的那样浑浑噩噩，却常有些使人清醒的时刻。一九七六年大除夕晚上，正当大家准备过年之际，突然一声集合令下，众场员不论是有帽的，还是无帽的，全体集合在队部办公室前的空地上，听候训话。素以倔强著称的右派分子王干云，被汤村民兵五花大绑押上前来示众。这是队部领导在制造一种专政的气氛。汤村的民兵配合所在地的劳改农场进行一次狠抓阶级斗争的演习，既可大杀一下反革命嚣张气焰，又可显示军民共同打击阶级敌人的强大威力，实乃一石二鸟之明举。而王干云，这个经常敢于与队部领导顶撞的老右派，就成为杀一儆百的最好人选。至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王干云与我等“右派”重温往事时，不无感叹之至！我们并不对当时的策划者赵大爷队长有什么耿耿于怀；相反，我们可怜他，并为那个时代感到悲哀！
再糊涂的人，也难免有清醒的时刻。一位场员的谈话，很能代表场员们的心声。
一九六二年从山东潍坊因精简人员回沪的同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张振权，在沪作寓公期间，排队买大饼油条时，因发牢骚骂了“娘”，而被劳教三年。他指着我等有帽场员说：“你们反革命、右派落到这个地步，还有点名堂。而我，只是骂了几句，现在还不是与你们一样！我算什么名堂？”
其实，劳动教养是对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的一种惩罚。劳动教养期间，虽无异于犯人的劳改，但还有着靠劳动而获的微薄的津贴（当时约每月一、二十元），并享有宪法上规定的公民应有的选举权（但被选举权却是被剥夺的）。因而，它不属于刑事处罚范畴，而美其名为“最高行政处罚” 。所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劳动教养解除人士与罪犯刑满释放分子竟成了一对孪生兄弟，以至人们，包括执法者都无意于他们应有的区别。如果，张工硬要探索出其中的名堂，我想名堂就在于此。
这位师出名门的建筑师，酷爱生活，夏天常在大塘中游泳自乐，平时外出衣着整齐，甚至毕挺，可说风度翩翩。可是他仍然说出了隐藏在心底里最不敢触及的话题。他接着说：“劳教三年，当场员至今已有十余年，与无期徒刑差不多。在这里，何年何月才是尽头！”他道出了绝大多数场员的心声。不论原先是无业游民，还是工程技术人员；不论是反革命右派，还是小偷小摸，反正一到这里，可说是关门打狗有来无回。老资格的徐医生解教后，从一九五八年起就在这里就业，就是明证。一句话：在这里的刑满释放分子或是劳教解除人士，无异于无期徒刑的犯人。从劳教、劳改变成场员，只是从一个有形的牢笼至无形牢笼的转移。场员之路，是遥遥无尽之路。诚如古人所云：“何人此路得生还？”
八十年代初，张振权平反回沪，得以再操建筑设计的老本行。由于命运的捉弄而姗姗来迟的婚姻，使他在老来得子的喜悦还没有消失之际，就过早地撇下了孤儿寡母离世而去！唯一令人宽慰的是，留下了一个或许将来能如父亲一样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儿子！

因“骂娘”和收听“敌台”而致劳教的建筑设计师张振权，在白茅岭时的留影，还是显得那么的英俊。

如果说，王柏年本是一位纯正质朴的年轻人，因为社会的动乱与经历的坎坷变成一个离乡背井、为了谋生而不得不改变国籍的人；那么，同样是团山四队场员的叶骊发，则是一个为了某种使人捉摸不透的目的而放弃了早先加入的美国国籍，选择了回归祖籍的中国老人。他的传奇般的经历，反复无常的国籍，都是令人费解的谜团。
在团山四队的养猪棚中，有着一位平时穿着破烂、发须蓬乱的不起眼的小老头。养猪喂食，洗刷猪圈，光着脚在猪圈里铲猪粪，穿着破胶鞋往返于起伏不平的小道上挑运猪食、猪粪……诸如此类的脏活、累活，这个老头干得毫不在乎。他只有一个铝锅，平时在食堂打饭用餐，早晚打水洗脸刷牙，甚至烧煮食物，用的全是这个万能锅。其生活之简而又简，使人惊讶不已！这位小老头，谁也想不到他于复旦大学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并获得美国俄亥俄大学水利博士的学位。他就是上海江湾昔时叶家花园的后裔叶骊发。
叶骊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参加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担任过高级翻译官；他也在日本、香港等地从事过商业活动。然而，他的暗地里的活动很可能与美国的间谍机关有着某种千丝万缕……
据他自己介绍，他在一九六三年被捕前曾几次随美国来华访问团来过上海。上海公安部门早已对他有所注意，因困于他的随访人员的身份而不便对他采取行动。一九六三年叶母亲去世，他只身自美国回上海奔丧，遭到了逮捕。他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抵沪后我一下飞机，就有两名等候的人迎上来，问我是叶骊发先生吗？我很高兴，以为家里派人来接我。被带入小汽车后，方知自己已被逮捕！”上海公安部门早已注意他的事，是在审讯中审讯员告诉他的。
当然我不清楚以什么罪名判处了他徒刑七年，并于一九七O年刑满后送白茅岭农场就业。这样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干瘪老头，能不怕脏不怕累地干活，可能与他曾作为二次大战的战士有关。记得，一九七八年我回沪探亲，他让我从上海代他买两听上海牌咖啡。生活可以简而又简，但享受咖啡却无法忘怀，洋博士还是万变不离其“洋”。为此，当我返回白茅岭时，他到广德汽车站来接我。把我自上海带回农场的大包小包杂七杂八的行李，凭着他的小扁担一口气走完二十多里崎岖的乡间小道，带回了场里。比他年轻十余岁的我，此时深感不如与汗颜！
八十年代初，他离农场去了美国。返回上海后，他被聘为华东师大河口海岸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还参加了我的婚礼。由于他去美国探亲返沪、得到“文汇报”专访撰文后，叶骊发教授的大名就此传遍了上海黄浦江畔。当时，上海各个机关 、学校、社团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叶教授去作演讲，请他介绍他访美的观感，特别是他在美时与那本《红都女皇》（实为《江青同志》）的作者露克珊 . 维特克的唇枪舌战。正是由于他在美时的爱国言行，回沪后赢得了当时上海市政府领导人的赞赏，使他一跃成为当时上海滩的红人。
据叶永烈所著《江青传》一书中所述，露克珊 . 维特克于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的《江青同志》一书。这书可能就是本文中所说的《红都女皇》。据叶永烈的调查，香港出版而没有署名的《红都女皇》一书，他至今未能找到。或许由于政治需要，此书版权已被收买存档；或许出于新闻炒作，根本就无此书。因此，《红都女皇》一书，极有可能指的就是《江青同志》一书。
一次，我在学校办公室，偶然听到校领导谈及叶骊发，他们正苦于无法邀请他前来作报告。见此情景，我随即拨通了华师大河口海岸研究所的电话。在告知意图之后，叶十分爽快地允诺并通知他的女秘书赵德芳约定了来校日期。对此，学校领导十分惊讶我与叶的关系。其实，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与叶之交，纯属泛泛，只因为难友之交胜于普通人之常情。这点，没有吃过官司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约定的那天，我与校团委书记一同驱车前往叶的住所河滨大楼，接他到校演讲。事后，深感此举甚无必要，无非是迎合了当时的时尚 —— 一种赶时髦的行为。
叶骊发与八十年代初的美国驻上海领事伍大卫的夫人是在美国大学里的同学。有此种关系，他可以自由出入美领事馆，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也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其中，据我所知，他通过美领事的关系，弄了许多人出境赴美。一次在聚餐时，他曾问过我：“小张，你如要去美国，包在我身上！”我因未完成教育青年一代的心愿，而未作表示。
最终于一九八四年，他又再次被捕入狱，判刑十年。由于他放弃了美国国籍，据说，美领馆始终未能将他保释。在提蓝桥监狱关押几年后，他获假释回河滨大楼养病。九十年代初，病死于癌症。他没有妻子，女儿在国外，临终时无一亲属在场送终。
一个经历极其复杂、变幻莫测的人，带着常人难以理解的谜底，就这么离开了人生的舞台。在此，谨以玩世不恭四个大字，以挽故人。
六、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三时许，一群在小丘陵高地晒场上劳动的场员，在工间休息时，从场里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了从广播电台传来的声音：“……下午四时，将有重大新闻播出……”
是什么重大新闻？顷刻间，我和一起劳动的七、八位场员都兴奋起来：是传达最高指示？是又发生了唐山那样的死了几十万人的大地震？还是又有什么大人物去世？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
这年头，真是怪事咄咄。在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它的副统帅林彪为首的集团之后，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进而把矛头直指“周公”的浪潮；总理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天安门广场那个神圣的地方却又发生了“四五”的血腥事件，揪出了一位剃平头的组织鼓动者。莫非，在文化大革命取得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时刻，一定要由这一连串的插曲来表现历史的真实？
内容枯燥、色彩单调、物质贫乏的劳改生活，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刺激每个场员的每一根神经。重大新闻历来多，但还没有以这种预告的方式通知民众。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我们都翘首以待这个重大新闻的发布。
四时正，在一片哀乐声中，听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为此大家都低头不语，彼此脸部的表情很难捉摸，似乎还有丝丝的笑意。众人陷入沉思之中，唯有毕毕剥剥的那种在斜阳下剥花生时所发出的响声。我的谨慎小心和与日俱增的敏感，促使我突然间向大家说了句知心话：“今后要注意情绪，不要为自己的一些不妥当的情绪的流露而遭到麻烦！”我的肺腑之言，得到了大家的低头认同。虽说是劳改农场，处于阶级斗争的浪尖风口，但在这位好作老大的职工当头头的晒场里，场员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回想起一九五三年三月时的高中时代，一位同学在听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去世时，曾哭得死去活来，甚至晕倒。然而几年后，当苏联否定斯大林时，他却对别人说：“晕过去，我是假的！”一位貌似天真的青少年的坦言，似是惊人，实不足奇。因为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恶的报告，已经使人们羞于曾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有过的悲痛表现。对斯大林的死，这种如丧考妣的哀悼，今后还会有吗？人们有时表现出的做作的悲痛，往往比真的悲痛显得更真切、更动人！早已被神的法宝打得显了原形的我们这批牛鬼蛇神，在神的祭台上往往会失去做假的本领。我提醒大家的知心话，并非多余。一位场员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点。
在牛棚放牛的一位场员，被同在一起的场员揭发，说他在毛主席逝世后，流露出得意忘形的情绪，并且在举国上下沉痛悼念的时刻，表现出了不恭敬的神态。尽管这种揭发，带有明显的个人报复情绪，但被揭发者的反动军官的历史身份，成为队部抓阶级斗争的一名及时的反面教员。一场批斗随之降临到这位反动军官的头上。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因我在释放后的一年半中劳动没有偷懒，终于获得可以回家探亲的准许。在回上海途中，见到了带黑纱的人群。回到家中，我也见到了佩带黑纱的家人。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并不因为死了一个伟人而有所改变；地球依然沿着它固有的轨道运转着。只是马路上的标语多了起来，全是针对刚被揭露的“四人帮”的。然而，十月八日，我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时，在一个新闻纪录的加片中，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跟随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镜头。王洪文那紧跟不离、笑容可掬、双手鼓掌的斯文形象在此时此刻的出现，令我迷惘不解。或许，北京的“异常事件”，只是一出闹剧？或许，在上海不会重演？——-事后才知道，在上海这个四人帮老巢中的那些黑干将们，当时还在作疯狂的垂死挣扎。电影中的镜头，只不过是垂死挣扎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探亲假期半个月，很快过去。回到白茅岭，即刻被传唤至队部，询问我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并令我不得张声。慌张、恐惧的心情，使他们不敢正视现实。历史的演变如此之快，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按理说，随着一个疯狂年代的主宰者的离世，时代应该恢复它的良知与理性。然而，挂着“你办事，我放心！”招牌的那位接班人，坚持“两个凡是”，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有所改变。一九七七年，农场散落在小山坡上的场员宿舍，又扩建了新的房子，并在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据说，将有新的场员加盟。这一切，意味着对我们的专政将加大力度。如有突发事件，或出于某种需要，就可以将大铁们锁上，将场员困在围墙里，关起门来打狗。而管教人员的办公室则是在围墙之外，可推知他们居心之叵测！被泛滥了近三十年的左的思潮主宰着的人们，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的劳改部门的干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放松对专政对象的监管的；而在四人帮老巢的上海所管辖的范围内，更是如此。
闻到了白茅岭的这些屠夫们的磨刀霍霍声，我当时就不断地收集到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些以作纪念），并积聚一些钱，作为应变时可以逃跑的战略准备。我时刻牢记着：我这个有着反革命兼右派的双料反革命的与众不同的身份，尤其在我身上还有着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刑法处分与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的烙印。
黎明前的那刻，是最黑暗的时光。就在此时，白茅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九七七年，在白茅岭总场召开的一次公判大会上，宣布判决现行反革命犯姚莲蒂的死刑，并立即就地正法。
一个年仅二十六岁的姑娘、初中文化、判刑三年的普通刑事犯，一下子成为现行反革命犯，并受到最严厉的惩治，令人愕然！
按照惯用的阶级分析法，原因就显得简单明白。姚莲蒂出生于反动家庭。她的父亲曾是国民政府的军官，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刑满后在白茅岭当场员；而她的母亲，是位反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人，于文革中被枪决。因此她被捕后情绪极为抵触，经常嚷嚷：“你们送我去见我妈妈好了！”这就是姚莲蒂有可能犯现行反革命罪的阶级根源。至于现行反革命的具体罪行呢？正好在那时，集中关押妇女的枫树岭分场发现了反动标语，怀疑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姚莲蒂身上。
对笔迹，查档案……一连串的调查在枫树岭的人员中广泛进行着，甚至上海市劳改局派来了专案组。无独有偶，在送专案组人员来的汽车身上又出现了反动标语。事情越闹越大，非进行彻底清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最可疑的人，具有近乎百分之百的作案可能，而在被调查审讯时，对罪责并不推卸，仍然一味地嚷嚷着：“你们送我去见我妈妈好了”的傻姑娘 —— 姚莲蒂，就成了专案组人员立功的唯一资本。经过定性、定罪、结案，对一个反动家庭出生的、微不足道的小生命，让她在各个分场轮流批斗之后，公判死刑，并执行枪决。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打得“狠、准、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一切敢于反抗的阶级敌人是一个有力的儆戒！
在执行枪决的同时，一辆专程前来的上海市某医学院的汽车停在白茅岭总场。行刑刚结束，乘着年轻而富于生命力的身体内的鲜血还在流动之际，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立即挖去了死者的那一双明亮的眼珠。汽车立即开足马力，疾驶而去……
曾记得，十年前（1968年）反革命右派林昭女士被枪决后，要其家属付五分钱一颗的子弹费；而今，反革命姚莲蒂姑娘被正法时，却付出了她一双明亮的眼珠。
行刑的当天，枫树岭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一位女场员于当晚自杀身亡。她才是公安机关所要寻找的反动标语一案的真正作案人—— 一个被农场领导所信任的积极分子。此人良心发现，为时已太晚了。人死岂能复生！
事后，有人说：“如迟一天执行死刑，姚莲蒂不会死！”据说，上海方面曾有“停止执行”的急令，可又来晚了，“刀下留人”没有在刽子手的手起刀落的一刹那之前赶到。历史总是喜欢不断地捉弄着人，连一个年轻的姑娘也不放过。
昭雪的女士中，又多了一名林昭式的姚莲蒂。我没有悲伤，因为所见所闻实在太多了。在高兴时无法作笑，悲哀时又不能哭泣，神经已经麻木的年代，姚莲蒂这样既冤又惨的死去，也许很快就在人们的心中淡泊下去。然而，我至今对此仍感隐隐作痛！
七、远走高飞去北京
雄鸡一唱天下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新时代的序幕。在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平反、改正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再次迎来了正如费孝通在一九五六年《早春》一文中所说的早春天气。一九七八年底的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六十多名右派分子，不仅摘帽，而且全部改正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右派人士。不久，白茅岭的百余名右派分子也得到政策的落实而陆续离场。在场内一直受人歧视的右派变得吃香起来，甚至有人问我：“现在还可以加入右派？”对此滑稽的提问，我也作了滑稽的答复：“现在我们已不收右派，除非你在二十年前提出申请！”尽管形势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然而，我依然如故—— 一个被强制劳动着的有帽场员。
我曾向管教队长询问有关右派落实政策，为何不落到我头上一事，得到的回答出乎意料，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不是右派，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对此说法，我被弄得哭笑不得。然而，我深知他们管教了我四年，只知严厉管教我这个反革命，哪里顾得上了解我这个反革命罪的来龙去脉。知我者，莫过于北大和法院。于是，一个准备潜逃去北京申诉的计划在心中酝酿着。
为了逃避发信需经队部检查的规定，几次去广德县城偷发给北大和北京检察院的申诉信，均未能收到回复（事后才知被农场扣压）。终于在王莘农的鼓动下，下了北上申诉的决心。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深夜三时，在小山坡下的厕所里会面后，王陪送我长途跋涉步行了两个小时，到广德县城长途汽车站时，天已拂晓。汽车站售票处早已挤满了人。此时，我们又遇见了四年前在提篮桥监狱对犯人作去农场动员讲话的分场人事干部吴光明。估计，他正在车站捉拿逃犯，惊慌失措的我俩，只得离开售票处躲藏起来。直到开车前一刻，我硬着头皮买了一张无座位的短程票。一上车，我低着头，怕有人认出我，车子驶离广德才安下心来。其实，吴并不是来捉我们的，做贼心虚，我俩完全是庸人自扰。上车补票后，站立了六个多小时，才抵达上海。事后知道，在我未达上海之前，王莘农回队立即遭到查询，当然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禁闭处分。队长申斥王莘农与我是反革命臭气相投；而我始终认为，这是难友的不顾自身安危的无私援助。正是王在思想上与行动上的鼓励与支持，促成我申诉一事的早日成功。此种难友之情，使我想起了：“同志加兄弟”这句话。
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止，我在白茅岭劳改农场足足耽了四年。在此期间，我得以真实地了解到当时中国农村，确切地说是安徽丘陵地区农民的艰苦生活。他们生产的廉价农产品与城市生产的昂贵的工业品之间的巨大剪刀差，以至长期以来，使他们对工业品的享受可以说几乎为零。许多地方依然点着需凭票购买煤油的油灯，用的是一季度一个人半块的肥皂，至于手表、自行车以及脚踏缝纫机，在老乡眼中无异于稀世珍宝。尽管不少地方有着造砖的土窑，但不少农民的住房，依然是用泥土打成的土墙。一般老乡家没有深井，吃喝、洗涮、放牛、养鸭养鹅用的是同一塘水，以至患胃癌的不少。对三年困难时期，一名老乡意味深长地回忆道：“……就是我们安徽死掉了一百万人！”无怪乎，有时老乡竟会羡慕我们这些场员的生活，因为我们每月还有二十四元的工资。一年近三百元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可是个天文数字。农场从上海运来的供场员早餐的五香萝卜干和酱菜，很使老乡垂涎三尺！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还来不及实现；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绵延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也没有给可怜的农民兄弟带来多少幸福。难道，穷！穷！穷！真是他们的天命！
我没有患癌症，也没有穿着钢丝背心摔了下去而爬不起来。面对着无法忍受的饥饿、难以想象的牢笼内的拥挤、无休止的因营养与清洁空气的缺乏而致疾病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那种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在7000个日日夜夜中，我挺了过来，依然活着，而且象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般地活着！当我在返沪的汽车上，回首望着远去的广德，瞻望着前方即将升起的太阳，一丝光明似乎展现在眼前。
我无法感谢那使我从人变成鬼的监狱生涯；但却从心底里留恋着那给我“继续改造”的白茅岭生活，它使我从鬼又变成了人。没有不堪回首的往事，惟有诗人普希金所说的：“那逝去的却成为亲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