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谈中国的社会变革（1） 今天看了一篇博客，题目是《只有10%的坚信，就能改变社会？》，作者名字叫方弦。他提出了质疑社会变革的一种数学公式。这使我联想到了很多。 中国的社会制度自秦代以来的大一统专制一直没有演化，是什么原因，一直是个学术上的热点。六四之后好像被压制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李约瑟也曾经根据中国自夏商周到秦代的制度演变，推算出中国现今的社会制度变革，需要大约500~600年的时间。他的这个推算，不禁让人着急、怀疑、惊讶又很惋惜。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源自文化冲突而崛起的变法改革思潮，也才仅仅170多年，难道我们真的还需要另外300年到400年的等待吗？ 社会生物学的普及读物《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环境造就的。这是生物学与地理的原因造就。当黄仁宇先生谈到900年前的“王安石变法”一段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和惋惜中国人民的这种宿命。而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和理论中，也谈到遗传学的原理，强调一个好的基因在社会中的扩散过程，基本上是以10个世代为期限的。如果拿人的平均寿命50~60年来推算，促进中国国民性的基因改变需要10个时代，那也是500~600年的时间。 匪夷所思啊？ 玄学社会的中国，很难承认西方学术的这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科学理论。但中国的很多俗语及民间智慧，都被社会生物学的推算和理论证实。但玄学的表述和论证远没有科学的论证来的那么精细、完整和周延。从对事务的定义、界定到论证到表述都缺乏得很远很远。稍举几个例子。 中国人爱讲“中庸之道”。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物理学的哲学家，你马上联想到的是“动态平衡”。这个术语来表述中国的中庸之道，显然更加完美得多。这是一个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的哲学理念。其中也界定了动态平衡适用、使用的界限，寻找平衡的方法和平衡可维持的时间。 中国人爱讲“多子多福”。社会生物学里界定了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才可以多子多福。多子多福的策略与实际实践的伯仲之争问题。多子多福又能衍生出什么样的策略。机会主义与亲代关爱等等论述非常科学严密。 中国人爱讲“忠”、“奸”，“小人与君子”。社会生物学的表述无疑更具体科学，“和平鸽与好斗鹰理论”。把小人比作好斗的鹰，君子比作爱好和平的鸽，我的猜测，如果中国的整个哲学与思想界、直至法律界能接受这种世界观，那就是中国民主法制时代的来临。 说了这几个社会生物学的中国术语表达，其实的目的是要回头来说说这个李约瑟的推论问题。看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怎么表达的。 在孟子说出：“五百年必有一王者兴”的时候，这话其实在他之前，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好一阵子了。不要忘记中国的那个时候是思想最灿烂的时代。以那时候的观点，历数中国在思想领域里的突破，从周文王到孔子也差不多隔了这么个年份。以后再论中国的大学者从孔子到董仲舒，再到理学甚至心学，大致也都在这样一个500~600年的范围。而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文化和思潮，也必须经历500~600年的时间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吗？ 台湾、日本为什么就不需要这样长一个时间等待？日本明治维新到麦克阿瑟的新政时代真正迈入民主，实际算来也是100年左右，仅只一个半或者两个世代而已。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基因改造工程里，实际效果也体现了日本“下犯上”这样一个吃不准“民主”到底为何物的问题。只在麦克阿瑟的高压政策下，日本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民主这样一个大道理。 中国人自豪唐代中国的伟大，但不要忘记唐代是个基因大融合的时代，胡服骑射、崇洋媚外，可谓“全盘胡化”。也就是这种基因融合，导致了中国在艺术上的长足发展（诗歌、音乐、绘画）。 方弦先生的博客链接是：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uokr/archives/382589.asp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