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政治發展和政治衰敗 政治的生物基礎；政治秩序的進化機制；政治不同於經濟；機構的定義；政治衰敗的來源；國家、法治和負責制的相互關聯；政治發展條件的歷史演變 本書提供的政治發展史，是從史前到法國和美國革命前夕；屆時，真正的現代政治方能問世。這之後，則出現了新式政體，囊括三大政治機構：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 讀者可能斷定，我的政治發展史是歷史決定論。通過介紹機構的複雜起源，我在主張，類似的機構要在今日出現，必須有類似的條件；各國因獨特的歷史背景，已鎖定自己的發展道路。 這肯定是誤解。能把優勢帶給社會的機構，不時獲得複製和改進；在學習和制度方面，歷史上發生了跨社會的碰撞和匯集。此外，本書的歷史故事，結束於工業革命前夕，而工業革命本身，又大大改變了政治發展的條件。這兩點，將在最後一章得到詳細描述。本系列的下集，將解說馬爾薩斯後的世界政治發展。 人類社會對機構持強烈的保守態度，不會每過一代，就把檯面上的賭注一掃而光。新機構往往重疊在既存的上面，例如分段血統，它是社會組織中最古老的形式，卻依然存在於現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如不弄清這一遺產，以及它對今日選擇的限制，就不可能理解今日改革的可能性。 此外，釐清機構初建時的複雜，可幫助我們看到，它們的轉移和模仿，即使在現代情形下，也是異常艱難的。政治機構得以建立，往往出於非政治原因（經濟學家稱之爲政治制度的外在因素）,我們已看到若干案例。其中之一是私人財產，它的出現不僅爲了經濟，還因為血統需要土地埋葬祖先以平息死者靈魂。同樣，法治的神聖不可侵犯，在歷史上全靠法律的宗教起源。國家在中國和歐洲出現，根源就是現代國際制度所竭力阻止的無休止戰爭。沒有這些外在因素，仍想重建這些機構，往往舉步維艱。 我將總結本書中有關政治機構發展史的主題，並從中提煉出政治發展和衰敗的理論大綱。這可能算不上預示理論，因為最終結果，往往取決於互有關聯的卸嘁蛩亍４送飠褂泄甑奈侍猓囪±闖淶崩磧傻墓輳峁忠緣紫碌墓晡 Ｎ乙宰勻蛔刺腿死嗌鎇懕臼櫚目罰驙懰敲饗緣鈉鸕悖傷闋韉撞愕墓輳?/span>Grund-Schildkrote），可以背馱後續的龜群。 政治的生物基礎 人類在社會中營造自己行為時，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爲他們共享一種生物本性。考慮到非洲之外的多數當代人，都可認祖歸宗到大約五萬年前的小群體，這種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統一的。共享的本性不能決定政治行為，但可限定可能的機構。這表示，人類政治取決於人類重複的行爲模式，既橫跨文化，也橫跨時間。共享的本性將在下述論點中獲得說明： 人類從未在無社會狀態中生存。據稱，人類曾是隔離的，要麽在無政府暴力中與他人互動(霍布斯)，要麽在和平中對他人一無所知（盧梭），但這卻是錯的。人類，以及其靈長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於親屬關係的大小社會群體中。生活得如此長久，以至社會合作所需要的認知和情感，都已進化成人類的天性。這表示，有關集體行動的理性選擇，即他們核算合作的利弊，大大低估了人類社會既存的合作，也誤讀了其中的動機。 人類天生社交性源於二項原則：親屬選擇和互惠利他。親屬選擇原則，又稱包容適合性原則，它是指，人類無私對待自己的親人（或相信是親人的人），大體上與相互分享的基因呈正比。互惠利他原則是指，人類經過長期互動，傾向於發展互惠或互損的關係，不靠親屬關係，而靠重複互動和由此產生的信任。這兩種合作是人類互相交往的預設方式，除非有足夠的獎勵或懲罰，迫使人類選擇非個人機構。一旦非個人機構出現衰敗，這兩種合作又會重現，因爲是人類的本性。我所謂的家族化，就是指基於這兩項原則的政治招聘。所以，當漢朝末年皇親國戚充塞朝廷時，當土耳其禁衛軍招募兒子入伍接班時，當法蘭西王國賣爵鬻官製造世襲產業時，這一切表明，家族化的原則在重新擡頭。 人類天生喜歡制定和遵循規範或規則。從根本上說，機構就是限制個人選擇的規則，由此類推，可以說人類天生喜歡建立機構。人們核算如何可獲最大私利，從而制訂理性規則，與他人一起履行社會契約。人類天生具有認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犯困境”類的合作問題。他們記住過去行為，以作未來合作的指南；他們通過閒聊和其它分享，傳播和獲悉他人的可信度；他們有敏銳的知覺，通過察言觀色，以偵測謊言和不可信賴；他們掌握分享信息的共同模式，不管是語言的，還是非語言的。在某種意義上，制定和遵循規則是在走捷徑，可大大減少社交成本，允許高效率的集體行動。 人類遵循規則的本能，往往基於情感，而非理性。像罪過、可恥、驕傲、憤怒、困窘和讚美，都不是學來的，都不是洛克所謂的出生後，與外界互動時獲得的。它們在小孩身上表現得非常自然，小孩依照這基於遺傳但傳於文化的規則，來營造自己的行為。我們制訂和遵循規則的能力，很像我們的語言能力：規則的內容是傳統的，因社會而異；但規則的“內在結構”和我們的接受能力，卻是天生的。 人類偏愛將固有價值賦予規則，這有助於說明社會的保守和頑固。規則的產生，是為了因應特殊情形；之後，情形本身有了變化；久而久之，規則變得過時，甚至嚴重失調，但社會仍然拽住不放。歐洲人示範了槍械的卓有成效，但馬木留克仍予以拒絕，因為他們已在騎兵征戰上注入特殊情感，這直接導致了他們慘敗於逐機應變的奧托曼帝國。因此，各社會都有竭力保留現存機構的普遍傾向。 人類天生的暴力傾向。從存在的第一瞬間，人類就對其同類行使暴力，就像他們的靈長目祖先。儘管我尊敬盧梭，但暴力傾向不是人類在歷史某時某刻學來的。同時，社會機構的存在，就是爲了控制和轉移暴力。政治機構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調控暴力出現的層面。 人類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質, 還有認可。認可是對他人尊嚴或價值的承認，又可稱作地位。為認可或地位的奮鬥, 往往不同於為物質的奮鬥；地位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即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 所稱的“排行榜”（positional good)。(2)換言之，只有他人都處於低級地位時，你才算擁有了高級地位。像自由貿易的合作遊戲是正總和，允許大家都贏；然而，為認可或地位的鬥爭卻是零總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對方的損失。 人類政治活動的大部分，都以認可為中心。不管是尋求天命的中國未來君主，打黃巾或赤眉旗號的謙卑農民，還是法國無邊紅帽軍（Bonnets Rouges),他們都在追求認可。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糾紛，征服北非和中東的大部，這是在為伊斯蘭教尋求認可。歐洲戰士征服新大陸，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幟。近代民主政體的興起，如避而不談其內核的平等認可，也是無法理解的。在英格蘭，追求認可的性質循序漸進，從部落或村莊的權利，到英國人民權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賦人權。 抵制人類只追求物質利益的講法是很重要的。人類歷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尋求財富，而在追求認可。衝突的長期持續，遠遠超過其經濟意義。認可有時與財富有關，有時又以財富為犧牲品；如把認可視作另類的“實用”，那就偏於簡單，與事無補了。 思想作為根源 在解釋社會差異和獨特發展途徑時，如不把思想當作根源，便無法開發政治發展的理論。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中，思想是獨立的變數；在龜的術語中，思想處在龜群的下層，它的底下絕對沒有經濟或自然環境的龜。 所有的社會都製造現實的智力模型。這些智力模型在不同因素中——時常是無形的——尋找因果關係，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預言和更容易操縱。在早期社會，這些無形因素是精神、魔鬼、上帝和自然，時至今日則演變成抽象概念，像地心吸力、輻射、經濟私利和社會階級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現實的智力模型，都把觀察到的現象，歸因於無法或很難觀察的力量。至少從大衛·休謨起，我們懂得，單靠實證資料是無法核實因果關係的。隨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我們改用新的因果理論，以控制實驗或統計分析，至少可以證偽。有了測試因果的更好辦法，人類得以更有效地操縱環境。例如，改用肥料和灌溉，而不是犧牲者的血液，來增加糧食產量。每個已知的人類社會，都製造現實的智力模型。這顯示，這種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後學的。 分享的智力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進大規模集體行動方面，是至關重要的。建立在理性私利上的集體行動，解釋不了世界上客觀存在的社會合作和利他主義。(3)宗教信仰激發人們所做的事，只對財富感興趣的人通常是不做的，就像我們看到的伊斯蘭教7世紀在阿拉伯半島的崛起。信念和文化的分享會增進合作，因爲有共同目標，還有應付類似難題的協調。(4) 很多人看到當代世界的宗教衝突，從而反對宗教，認為它們是暴力和心胸狹窄的來源。(5)這在重疊宗教和多樣宗教的世界，可能是千真萬確的，但他們忽視了宗教的歷史作用。它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允許超越親友的合作，成爲社會關係的來源。此外，世俗的意識形態，如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已在很多當代社會取代宗教信仰，呈現出不相上下的破壞能量，也能激發強烈的信念。 智力模型和規則緊密相連，前者往往明確指出，社會必須遵循的規則。宗教不只是理論，而且是道德規範的處方，要求追隨者嚴格遵守。宗教，就像其頒布的教規，都被注入深厚的情感；信教是為了它的固有價值，不是為了它的準確或有用。宗教信仰，既不能確認，也很難證偽。所有這一切，加深了人類社會的保守性。現實的智力模型，一經採納就很難變更，即使出現不利的新證據。 幾乎所有已知的人類社會，都出現某種形式的宗教信仰。這建議，宗教很可能植根於人的天性。就像語言和遵循規則，宗教信仰的內容是傳統的，因社會而異，但建立宗教教條的能力卻是先天的。(6)我的敍述與宗教的政治影響有關，但不以“宗教基因”的存在與否為前提。即使宗教是後學的，它對政治行為仍施加巨大影響。 像卡爾·馬克思和埃米爾·涂爾幹那樣的思想家，看到宗教信仰在聯合群體上的高效率（或是社區整體，或是階級整體），從而相信宗教是故意為此打造的。如我們所見，宗教思想與政治經濟一起發展，從薩滿教（shamanism)和巫術，到祖先崇拜，再到擁有成熟教條的多神和單神宗教。(7) 宗教信仰與信徒團體的生存條件，必須發生明顯的關聯。自殺教派，或禁止其成員繁衍的教派，如震教徒（Shakers），就不會存活太久。所以，很容易受到誘惑，以物質條件來解説宗教，並視宗教為它的產物。 然而，這是一個大錯。既存的物質條件，永遠解釋不了宗教。最明顯的案例是中國和印度的對照。公元前第一千年終止時，兩個社會的社會結構非常相似，都有父系家族的血統，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模式。之後，印度社會轉入彎路，唯一的解釋是婆羅門宗教的興起。該教形而上學的主張是非常複雜的，但要把它，與當時印度北部的經濟和環境條件掛起鈎來，卻是徒勞無益的。 我描繪的甚多案例中，宗教思想都在塑造政治結果方面，扮演了獨立角色。例如，在歐洲二個重要機構的形成中，天主教會曾發揮主要作用。6世紀以來，日耳曼野蠻部落逐漸征服羅馬帝國；但在顛覆日耳曼的親屬產權中，天主教會是關鍵，更削弱了部落主義本身。歐洲由此走出基於血緣關係的社會組織，用的是社會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與中國、印度和中東的絕然不同。在11世紀，天主教會宣告獨立自主，不受世俗政府的管轄，並將自己組織成現代的等級制度，推動全歐洲的法治。相似的獨立宗教機構，也存在於在印度、中東和拜占廷帝國，但在促使獨立法律的制度化上，都比不上西方教會的。沒有敘任權鬥爭（investiture conflict)和它的後果，法治絕不可能在西方落地生根。 沒有案例顯示，宗教價值是超越物質利益的。像印度的婆羅門和穆斯林社會的阿訇，天主教會也是擁有物質利益的社會團體。教宗格雷戈里一世所頒布的遺產新法，似乎不是爲了教義，而是爲了私利；它鼓勵把土地轉讓給教會，而不必留給親屬團體。儘管如此，教會不只是一名簡單的政治參與者，像其時支配歐洲的各式軍閥。它無法將資源轉換成軍事力量，沒有世俗政府的幫助，也無法從事掠奪。另一方面，它卻可將合法性，授予世俗的政治參與者。這件事，後者光凴自己是做不到的。經濟學家有時談起，政治參與者如何“投資”於合法性，好像合法性是生產工具，像土地或機器。（8）如要理解合法性，就一定要投入它的特殊語境，即人們對上帝、正義、人生、社會、財富和美德等的觀念。 人類價值和意識形態的重要變化——平等的認可——發生於本書所涵蓋時期的結尾，可説是現代世界的標誌。人類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作家如黑格爾（Hegel)、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尼采（Nietzsche),把現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聖經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説法。然而，享有同等尊嚴的人類小圓圈，其擴張速度是非常緩慢的，要過了17世紀，才開始包括社會較低階層、女性、種族和宗教的少數人團體等。 從團隊和部落層次的社會邁入國家層次的社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人類自由的一大挫折。與基於親屬關係的前任相比，國家更爲富饒，更爲強大。但這財富和力量，卻鑄造了懸殊的等級差別，有的變成主人，更多的變成奴隸。黑格爾會說，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中，統治者獲得的認可是有缺陷的，最終連自己也不滿意，因為它來自缺乏尊嚴的人。現代民主的興起，為所有人提供自決機會，以承認相互的尊嚴和權利為基礎。因此，它只是在更大更複雜的社會裡，恢復當初邁入國家時所失去的。 負責制政府出現，與相關思想的傳播是分不開的。我們在英國國會的案例中看到，堅信英國人民權利是國會團結的根本，洛克式的天賦人權塑造了光榮革命（Glorious Revelution)，這些思想進而推動美國革命。我提呈的負責制興起的歷史原因，似乎植根於政治參與者的物質利益，但我們必須同時考量，確定政治參與者和集體行動範圍的相關思想。 政治發展的普遍機制 政治制度的進化，大致可與生物進化媲美。達爾文的進化論以二項簡單原則為基石：變異和選擇。有機體的變異，源於基因的隨意組合；能更好適應環境的變種，則獲得較大的繁殖成功，適應力較差的就要付出代價。 以長遠的歷史觀點看，政治發展遵照同一模式：不同人類團體所使用的政治組織發生了變異，較爲成功的——能開發較強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得以取代較不成功的。在高層次的抽象中，很難想像政治發展還有它路可走。但先要弄清政治進化與生物進化的差異，至少有三條。 首先在政治進化中，選擇對象是體現在機構身上的規則，而生物進化中的選擇對象是基因。儘管人的天性促進規則的制訂和遵循，但不能決定其內容，所以會有內容上的極大差別。機構以規則爲基礎，將優勢授予其生存的社會；在人類代理人的互動中，獲選的是優勢機構，淘汰的是劣勢機構。 其次在人類社會中，機構的變異可按計畫，可作商討，不像基因的隨意。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強烈駁斥人類社會自覺設計機構的想法，將之追蹤到笛卡兒後（post-Cartesian) 的理性主義。（9）他認爲，社會中多數資訊其實是本地的，無法獲得中央代理人的理解。哈耶克的缺陷是，人類一直在社會各層次，成功地設計機構。他不喜歡自上而下、集中的國家社會工程，但願意接受自下向上、分散的機構革新，儘管後者仍是人爲設計的。大規模設計的成功頻率，可能低於小規模的，但確有發生。人類很難將意外結果和資訊殘缺納入計畫，但能作計畫的事實表明，他們建立的機構差異，比簡單的隨意，更有可能找到因應的藥方。哈耶克是正確的，機構進化並不取決於人們設計機構的能力，單是變異和選擇，便可取得適時應務的進化結果。(11) 第三條差異是，被選擇的特徵——政治進化中是機構，生物進化中是基因——藉文化而獲得傳遞，不靠遺傳。就適應性而言，這既是優勢，又是劣勢。文化特徵，如規範、習慣、法律、信念或價值，至少在理論上，可在一代人的時間獲得迅速修改，如7世紀的伊斯蘭教，或16世紀丹麥農民的掃盲。另一方面，人們喜愛將固有價值，賦予智力模型和由此建立的機構，導致機構的長久不衰。相比之下，生物有機體不會敬畏或膜拜自己的基因，如不能幫助生物的存活和繁殖，選擇原則便會無情將之去掉。所以，機構進化既可快於、也可慢於生物進化。 與生物進化不同，機構可通過模仿而獲得擴散。衰弱機構的社會，被強大機構的打敗了，或乾脆消滅了，但也有採納“防衛式現代化”的(12)，從而引進競爭者的機構。17到19世紀的日本德川幕府期間，治國的封建君主們從葡萄牙和其它旅客處，很早就獲悉槍械的存在。但他們正處於長期的軍火自我管制中，大家同意不引進槍械，因為不想放棄傳統的劍和箭。當海軍准將馬休·佩里和他的“黑艦”，在1853年的東京灣露臉時，執政的精英知道，如果不想成為第二個中國，他們必須終止這種舒適的自我管制，以取得美國人所擁有的軍事技術。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引進的不只是軍火，還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體制、新教育制度和一系列其它機構，均借鑑於歐洲和美國。 生物進化既是特別的，又是普遍的。特別進化是指，物種適應了特殊環境，並作調整，如達爾文着名的燕雀（Finch)。普遍進化是指，成功的有機體跨越本地環境，而向外擴散。所以有大規模的轉化過渡，從單細胞到多細胞的有機體，從無性到有性繁殖，從恐龍到哺乳動物等。政治發展中，也是如此。行為上現代人類，大約在5萬年前離開非洲，遷移到世界各地。他們努力適應遇上的不同環境，開發了不同的語言、文化和機構。同時，某些社會湊巧碰上能提供優勢的社會組織。於是，也發生了轉化過渡，從團隊層次的，到部落層次的，再到國家層次的社會。國家層次社會中，組織有效的又擊敗或吸收組織較差的，使自己的社會組織獲得傳播和擴散。所以在政治機構中，既有區別，也有匯集。 競爭對政治發展至關重要，就像生物進化。如沒有競爭，就不會有對機構的選擇壓力，也不會有對機構革新、借鑑和改革的獎勵。導致機構革新的最重要競爭之一，是暴力和戰爭。增長的經濟生產力，使團隊層次到部落層次的過渡，成爲可行，但直接動機則來自部落社會動員人力的優勢。第5章中，我討論了國家原生形成的不同理論，包括經濟私利、灌溉、密集人口、地理界限、宗教權威和暴力。雖然，所有因素都發揮了作用；但從自由的部落社會到獨裁的國家社會，促成此項艱難過渡的，更像是保全生命，不像是經濟利益。瀏覽國家形成的歷史記錄時，如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的，我們看到暴力再一次成了主角。它鼓勵國家形成，還鼓勵與現代國家相聯的特別機構的建立。本章以後會講到，合作中遇到的某種問題，除了暴力，沒有其它方法。 處處是拱肩 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ven Gould）和理查德·雷文亭（Richard Lewontin) ，在1979年的文章中，以建築學上的拱肩（spandrel) ，來解釋生物變異中的不可預知。(13) 拱肩是支撐圓屋頂的拱門，相交後造成的曲綫地域。它不是建築師故意設計的，而是其它精心計劃的零件，組裝後留下的副產品。儘管如此，拱肩開始獲得裝飾，隨時間的推移，而自成一格。古爾德和雷文亭主張，有機體身上為某個理由而進化的生物特徵，到後來，卻能為完全不同的理由，提供適應的優勢。 我們在政治進化中看到不少拱肩的等同物。最初出現時，公司——其身份與成員的絕然分開，可以永遠存在——是宗教組織，沒有任何商業目的。(14)天主教會支持女子的繼承權，不是想增加女子權利——這在7世紀是不合時宜的——而是看上了強大家族手中的珍貴房地產，認爲這是很好的途徑。如果說，教會領袖當時就預見，這將影響親屬關係的整體，這是很可疑的。最後，忙於敘任權鬥爭的人的腦海中，並沒浮現以獨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其時，那只是一場道德和政治的鬥爭，以爭取天主教會的獨立自主。然而在西方，宗教組織贏得的獨立自主，經過長期進化，變成了司法部門的獨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礎，被世俗來源所取代，但它的結構，仍保持原樣。所以說，法治本身就是一種拱肩。 實際上，不同機構的歷史根源，往往是一長列歷史意外事件的產品，沒人能夠預測。這看起來令人泄氣，因爲當代社會無法經歷同樣事件，來抵達類似的機構。但這忽略了政治發展中拱肩的作用，與機構的歷史來源相比，機構的功能更爲重要。一旦發現，其它社會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採納。 機構 這本書中，我一直使用塞繆爾·亨廷頓對機構的定義，即“穩定、富有價值、重複的行為模式。(15) 至於國家機構，我不僅使用韋伯的定義（在界定的領土上，合法行使壟斷暴力的組織），還使用他對現代國家的標準（按專門技術和技能，實行合理的分工；對公民，實行非個人的招聘和執政）。非個人的現代國家，不管是建立還是維持，都很困難。家族化——基於血緣關係和互惠利他的政治招聘——是社會關係的自然形式，如果沒有其它的規範和鼓勵，人類就會回歸。 現代組織還有其它特徵。塞繆爾·亨廷頓列出四條標準，來測量國家機構的發展程度：適應和僵硬，複雜和簡單，自主和從屬，凝聚和鬆散。(16) 這是指，越善於適應、越複雜、越能自治和越凝聚的機構，其發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於適應的組織，可評估不斷改變的外部環境，再修改其內部程序以作應對。環境總在變化，所以善於適應的機構活得長久。英國的普通法系統，其法官因應新情形，不斷在重新解釋和延伸有關法律，就是善於適應機構的樣板。 成熟的機構更爲複雜，因為它們有更大的分工和專業化。在酋長領地或初期國家中，統治者可能同時又是軍事長官、總教士、稅務員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發達國家中，這些功能由各自爲政的組織承擔，它們負有特別使命，需要高度的技術能力。漢朝時期，中國已在中央、郡和地方層次，派駐無數官僚機構和部門；雖然比不上現代政府，但與猶如帝王家庭簡單延伸的早期政府相比，卻是一大進步。 自主和凝聚是機構標準的最後二條，如亨廷頓指出的，它們密切相關。自主是指，機構開發自覺的集團（corporate）身分，不受社會其它力量的影響。在17至19章討論法治時，我們看到，法律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庭在制度中的獨立自主。這裡的自主是指，不受政治干涉，有權訓練、雇用、晉升和懲罰律師和法官。自主與專業化也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它傾向於描述較爲成熟的機構。其它都均等的情況下，掌控自己內部升遷的軍隊，比將軍是政治任命的軍隊，或將軍是金錢買來的軍隊，更具戰鬥力。 另一方面，凝聚是指政治制度中，各組織的職責和使命的確認和贊同。鬆散的政治制度中，很多組織參與政府行爲，如徴稅和公共安全，但弄不清到底誰在負責。眾多自治機構組成的國家部門，比眾多從屬機構組成的，更有可能是凝聚的。在家族化社會中，領袖的家庭或部落成員，在各政府功能上享有重疊或曖昧的權力；或乾脆，為特殊個人，建立特殊官位。忠誠比公共管理能力更爲重要，迄今仍存在於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少數發達國家）。國家部門中的官方權力分工，與權力的實際分配不符，導致機構的鬆散。 機構的四條標準隱含一個概念，即機構是規則，或是重複的行為模式，比任何掌管機構的個人，都要活得長久。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以自己的魅力，使麥地那部落團結起來，但他沒為阿拉伯帝國（caliphate）的繼承，留下任何制度。年輕的宗教，勉強倖存於第二代的權力鬥爭，在很多方面，仍在為當初的缺陷付出代價，那就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大分裂。穆斯林世界中後續的成功政權，全都依靠機構的創建，像奧托曼帝國的童奴制（devshirme），招募軍人奴隸，不依賴個人權力。在中國，皇帝實際上變成屬下官僚和繁複規則的囚犯。領袖可塑造機構，而高度發達的機構，不僅比拙劣的領袖活得更長，更有訓練和招募優秀領袖的制度。 政治衰敗 機構之間的競爭促使政治發展，這是一個動態過程。與此對應的，還有一個政治衰敗過程；其時，社會的制度化越來越弱。政治衰敗，可在兩種形式中發生。一開初，機構的建立，是為了迎接特殊環境的挑戰。那環境可以是物質的，牽涉土地、資源、氣候和地理，也可以是社會的，牽涉對手、敵人、競爭者和同盟者等。機構一旦形成，傾向於長久存在。如上所述，人類天生偏愛將固有價值，賦予規則和智力模型。如果沒有社會規範、禮儀和其它情感投資，機構便不成其為機構——穩定、富有價值、重複的行為模式——機構長存帶有明顯的適應價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規則和行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斷舉行談判，會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損失。另一方面，就機構而言，社會是極端保守的；這意味，促使機構成立的原始條件發生變化時，機構卻做不到隨機應變。機構與外部環境在變化頻率上的脫節，就是政治衰敗，就是反制度化。 社會對現存機構的歷代投資，導致雙重失誤：不僅沒能調整過時的機構，甚至察覺不到已出毛病。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爲“認知的不諧和”，歷史上有無數這樣的案例。（18）某社會因優秀機構而變得更富裕，或在軍事上更強，其它競爭力較弱社會的成員，如想繼續生存，就必須認知自己機構的差強人意。然而，社會的結果總有多種原因，總能為社會弱點或失敗，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辨。從羅馬到中國，卸嗌緇嵐丫麓煺郟榫逃詼宰誚痰牟懷希上咨細嗟睦褚嗆臀膊輝溉σ願暗刂卣印＝緇嶗錚莧菀裝焉緇崾О芄榫逃諭夤蹌保還蓯怯燙說模故敲賴酃饕宓模輝岡謐約夯股砩涎罷以頡Ⅻ/span> 政治衰敗的第二形式是重新家族化。眷顧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會交往，也是人類互動的預設。人類最普遍的政治互動，發生在保護人和門客之間，領袖以恩惠換取追隨者的支持。在政治發展的某些階段，這種政治組織曾是唯一的形式。隨機構的發展，產生了新的規則，招聘標準慢慢改為功能或才幹——中國的科舉考試、土耳其的童奴制、天主教的獨身和禁止裙帶招聘的現代法律。但重新家族化的壓力，始終存在。最初以非個人理由聘入機構的人，仍試圖將職位，傳給自己的孩子或朋友。機構遭受壓力時，領袖經常發現自己必須作出讓步，以保證政治優勢，或滿足財政需求。 這兩種政治衰敗，我們可看到很多。17世紀前期，組織良好的滿人在北方虎視眈眈，中國的明朝面對與日俱增的軍事壓力。政權的生存，取決於朝廷能否整頓資源，重建精兵，北上御疆。結果一無所成，因爲政府不願或不能增稅。此時，政權與必須承擔更高徴稅的精英，處於舒適的共存；疏於朝政的皇帝發現，比較容易的對策，是讓睡着的狗繼續躺着。 重新家族化是重複出現的。中國西漢時期建立的非個人官僚制度，逐漸受到貴族家族的侵蝕；他們試圖為自己和後裔，在中央政府中保留特權；這些家庭，在後續的隋唐兩朝，仍得以支配中國的官僚集團。埃及的馬木留克和土耳其禁衛軍，先要求成家，再要求自己孩子進入軍事機構，從而破壞了非個人的奴隸招聘制度。馬木留克一案是對13世紀晚期局勢的回應。其時，蒙古威脅逐漸減退，鼠疫頻仍，貿易條件惡化。奧托曼一案的起因，是通貨膨脹和預算壓力，導致塞利姆一世( Selim the Grim)和蘇萊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向土耳其禁衛軍做出類似讓步。天主教會禁止教士和主教成家，以建立現代官僚制度，久而久之也發生故障；神職人員尋求職位（officium）與福祿（beneficium）的合一，使之成爲世襲產業。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出現公開的賣爵鬻官，政府部門私有化，再由後裔繼承。 這兩種政治衰敗——機構僵化和重新家族化——經常同時發生。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實施家族化的官僚，會極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徹底崩潰，往往又是那些家族化官僚，憑藉其保護人和門客的人脈關係，出來收拾殘局。 暴力和失調的平衡 除了指出機構長存的自然傾向，我們還可精確解釋，機構在適應環境時的姍姍來遲。任何一個機構，或機構系統，即便在整體上提供和平和產權的公共服務，一定會惠顧社會上某些團體，其它團體就要爲此付出代價。受惠顧的團體，可能在人身和財產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權力而收取租金，可能獲得特別的承認和社會地位。這些精英組織在現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會盡力保護現狀，除非自我分裂。像徴集地稅以應付外來威脅的制度變化，儘管使全社會獲益，仍會遭到組織良好團體的否決，因爲對他們而言，淨得仍然是負數。 經濟學家很熟悉此種失敗。博弈理論家稱之為穩定的平衡，因為沒有一名參與者，能從現存制度的改變中得到個人的好處。但從全社會的角度看，這個平衡是失調的。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的論點是，任何社會的既得利益團體，經過長年的累積，為保護其狹窄的特權，會組成尋求租金聯合體（rent-seeking coalition)。他們的組織能力，遠勝過人民大眾的，所以後者的利益，往往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失調的政治平衡，可藉民主而獲緩和。民主允許非精英，至少在理論上，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但通常，精英和非精英的組織能力有雲泥之別，從而阻止了後者的任何果斷行動。 尋求租金聯合體阻止必要的變制, 從而激發政治衰敗；這樣的案例不計其數。其中的經典就是舊製法蘭西王國，也是租金一詞的發源地。其時，法蘭西君主在兩個世紀中，招誘大部分精英，而逐漸強大。招誘的形式是出賣國家功能的一小部份，之後變成世襲產業。像馬珀歐（Maupeou）和杜爾哥（Turgot）的改良派部長，力圖廢除鬻官，卻遭到既得利益者強有力的阻擾。解決鬻官問題，最終還有賴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力。 失調的平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a)，很早就在人類歷史上出現。考古證據顯示，團隊層次社會早已掌握農業技術，但持續幾代，仍堅持狩獵採集。箇中理由，似乎又是既得利益者。平等的團隊層次社會中，分享食物相當普遍，一旦出現農業和私人財產，就難以為繼。定居下來的第一戶，其生産的糧食，必須與團隊其它成員分享，反過來摧毀了轉向農業的獎勵。農業的生產効率，高於狩獵採集的。所以，改變生產方式將使全社會更加豐裕，但會剝奪部份成員的免費享用。考古學家斯蒂芬·勒伯蘭克（Steven LeBlanc) 建議，部份狩獵採集社會，之所以轉向緩慢，就是因爲無法解答此類合作問題。(20) 所以，社會能否實施機構改革，取決於能否分化手握否決權的既得利益團體。有時，經濟變化削弱現存精英，加強贊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紀的英格蘭，與商業或製造業相比，房地產的報酬逐漸降低，從而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獲益，吃虧的是舊貴族，有時，新興的社會參與者，因新宗教的湧現而贏得權利，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基督宗教改革後，由於掃盲和聖經的廣泛傳播，斯堪地那維亞的農民不再是一堆惰性散沙。還有的時候，促成變化的是領袖意志和凝聚各無權團體的能力，像敘任權鬥爭中格利高里七世所組織的教皇派。實際上，這就是政治的精髓：領袖們能否藉助權威、合法性、恐嚇、談判、魅力、思想和組織，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失調的平衡可持續良久，由此説明，暴力為何在改制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經典的看法認爲，政治就是爲了解決暴力問題。（21）但有時，要把阻擋變制的既得利益者趕走，唯一辦法卻是暴力。人類對暴斃的害怕，強於獲利的欲望，由此激發在行為上的深遠變化。我們已在第5章注意到，很難同意經濟動機，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國家原生形成的原因。相比之下，無休止戰爭，或害怕較強團體前來征服，倒是入情入理的解釋，促使自由驕傲的部落成員走進集權國家。 中國歷史上，家族化精英一直是現代國家機構形成的障礙，無論是在秦朝興起時，還是在隋唐朝的復辟期。前者時期，貴族率領的無休止戰爭，摧毀了自己階層，為非精英軍人的招聘打開大門。後者時期，武則天皇后崛起於唐朝早期，清洗傳統貴族家庭，促使較爲廣泛的精英階層的湧現。二次世界大戰為1945年後的民主德國，提供類似的幫助。它們清除容克貴族階層（junker) ，使之無法阻擋制度的變革。 尚不清楚，民主社會能否和平地解決此類難題。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少數美國人試圖竭力保留他們的“奇特機構”——奴隸制。只要在美國的西部擴張中，沒有足夠的自由新州加入以推翻南方的否決權，當時的憲法規則，仍允許奴隸制的存在。但最終，憲法無法解決衝突，而戰爭變成不可或缺，60多萬美國人因此而喪生。 現代世界的規範和機構，在很多方面，已把暴力解決政治僵局的大門緊緊關上。沒人期望或希望，非洲亞撒哈拉的國家，為建立強大鞏固的國家，也歷經如中國和歐洲所體驗的數世紀坎坷。這意味，機構革新的責任，將落在前述的非暴力機制上。不然，社會仍將遇上政治衰敗。 幸好，國家、法治和負責制三大機構得以冶煉成功的舊世界，與現代世界已有天壤之別。美國和法國革命以來的二個多世紀，世界歷經了工業革命，以及大幅提高社會交往的技術革新。如今，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互動，大大不同於1806年之前的。怎樣的互動呢？那是本書最後一章的主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