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关于蛋糕的争论是一种进步 |
| |
【胡说八道(5)】
关于蛋糕的争论是一种进步
伍加，2011年7月29日，周五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互相竞争，互相制约，这样社会才能进步。美国有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竞赛，打嘴仗是浪费些时间，但却能保证国家不出大问题。中国虽然一党 执政，但是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同样起到“比较、鉴别、优选”的作用。百家争鸣才能发现真理，社会实践可以检验真理，勇于探索是科学发展的前提。
当前，中国政界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它们代表了两种社会发展思路，表明了执政决策层的路线分歧。这种争论和分歧并不是坏事，它为中国 健康稳健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别可以用“蛋糕论”做出形象的比拟，就是把社会发展比喻为“做蛋糕、分蛋糕”，怎样做大蛋糕、分好蛋 糕？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如下：
- 广东模式探索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庆模式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主政重庆的薄熙来提倡“唱红打黑”，即大唱红色歌曲，打击黑社会势力；主政广东的汪洋说“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唱歌颂辉煌更重要“；
- 汪洋在广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薄熙来在重庆提出带血的 GDP 不能要；
- 薄熙来在重庆要用社会主义的药医治社会各种弊病，汪洋在广东要用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前进；
- 汪洋在广东说“要以做大蛋糕”为重点，分蛋糕不是重点，只有做大蛋糕之后才能分好蛋糕；薄熙来在重庆说当前要强调分好蛋糕，只有把蛋糕分得公平，才能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才能最终把蛋糕做大。
这两种思路谁对谁错？这两种模式谁优谁劣？下面给出两个事例，对比广东和重庆的做法，也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第一件事：民工讨薪。据报道，今年 4 月 30 日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一负责人办案途经江北区一个施工现场时，发现一群手持铁棍菜刀的青年男子正在追打另外几名中老年男子。该负责人迅速下车，亮明 身份出面制止，不料竟遭围殴。事发后，江北区警方赶往现场，将两名行凶、滋事的男子控制，其余行凶男子纷纷逃窜。警方连夜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查，发现几名 被追打的中老年男子是该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他们是向建筑商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打人者是建筑商雇请的黑保安。重庆警方迅速立案，立即出动特警前往建筑商的工 地，逮捕了拖欠农民工薪水、并指使黑保安打人的包工头，以及其手下的黑保安约 20 人。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重庆警方还要求包工头立即支付拖欠农民工的薪水。
与重庆特警为民工讨薪相对比，广东有个名律师叫周立太，他经常为农民工索赔或讨薪，出力不讨好，在深圳等地受到政府白眼，很多农民工对于周立太的付出也并不 买账。等到周立太为他们讨回赔偿或薪水时，不少农民工就拿钱走人，该付给周立太的报酬也没付。《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地主黄世仁？ 因为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租子，如果不还就要坐牢杀头。现在的资本家为什么敢于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而且还雇打手威胁讨薪的民工？就是资本家和官方已经穿一条裤子 了，警察是保护有钱人的。
第二件事：留守儿童。农民工到城里打工，苦的不光是老婆、老人，还有他们的孩子，让这些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去年中秋节，重庆市组织了一个“我和爸妈过中秋” 的活动，由政府出钱，组织了 60 多位优秀的留守儿童，在中秋节期间，送他们到深圳与父母团聚，过一个合家团圆的中秋节。
这件事真是本末倒置了。西部贫穷的农民工到东部富裕的城市里打工，应该是富裕的东部城市出钱请留守儿童来过节，可是，重庆却在倒贴给东部富裕地区，为的只是农民工能够更安心地为东部做贡献。
不管是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不管是汪洋还是薄熙来，不管他们谁对谁错，不管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我首先为他们勇于公开自己的施政理念而赞赏。中国把政治一向 视为神秘禁区，官员们要么是噤若寒蝉，要么是打官腔，唱高调，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之争开启了政界良性竞争的新局面，这应该是一件好 事，是一种进步。
伍加，2011年7月29日，周五
http://blog.creaders.net/invictus/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