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是例外？

　　朋友聚会上听到个小故事特别让我这个老“知青”感兴趣。好，咱们开讲。

　　１９６０年代末开始“上山下乡”，内蒙古农区达斡尔自治旗来了不少“知青”插队。从北京来的有不少是家里“黑”了的。所谓“黑”了，就是“文革”初期“受冲击”的人们，另外再加上“地富反坏右”。“受冲击”的无非是干部、知识分子，其子女应该都是挺有“理想”的（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那类），所以北京来的“知青”中颇有些“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边疆，保卫边疆的”的热血青年。这些人在农村还真是特积极，干活玩儿命，一股子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劲头，“左”得可悲，也可爱。北京小子大梁就是其中一位。

　　他父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梁是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是和“反动的父母划清阶级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颇有些走火入魔。到了村里一干就是好几年，从来也不回家。按理说后来他在北京的父母都被“解放”，已没什么“问题”，可他还是要坚定“扎根边疆”的决心，声称一定要把生产队建设出个“大寨”的模样来。他还是生产队副队长呢，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你问这位是不是在玩假招子呀？不像。他这样傻得不轻，不仅仅因为从小被洗脑，还由于他执拗的性格。

　　这“火星人”（不识人间烟火）的劲头在村子里是有名的。那年头“运动”多。不过甭管什么“运动”，在城里还能打打雷，到了农村也就是走走过场，宣传、宣传拉倒。“运动”一个接一个，人早疲了。可我们大梁特认真，上面一布置什么“政治学习”的事，他就在大队里组织大家晚上开会。“抓革命，促生产”嘛。大夥儿干一天活了都有些累了，他在台上念报告没完没了，真够烦人的。

　　最可气的是他还充当“三青子”的角色。秋收一过，地里总还落下点苞米、大豆、谷子等粮食。或许那时吃“大锅饭”，社员们干活不认真吧，要不然就是有意地落下些粮食让各家的孩子们捡捡吧，那时还不是年年如此。翻地前，村子里的孩子都提着篮子在地里给自家捡粮食。可大梁来了说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队干部们听了想，那就敷衍一下吧，派了两个老头儿“看地”，不让孩子们捡粮食。两个老人能看住那么大的地吗？所以孩子们照旧捡粮食。大梁一见急了，骑上生产队的马，手拿马鞭把捡粮食的孩子们都赶跑。事后村里的人们议论起大梁没有不骂的。至此，他和村子的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僵。

　　“上面”的人也不待见他。“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他根本没份儿。县里、公社的人下来检查工作，到了生产队还不得好吃好喝招待一顿。可大梁硬是让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们吃大碴子饭，喝没油水的菜汤。人家想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想方设法挖门子送礼，巴结干部，他这小“海瑞”那套都快把“上面”人们气死了。还想被“选送”上大学？

　　看着“上面”来检查工作的人吃了“忆苦饭”都绿着脸走人，队里的干部们心里更是别扭。哎哟，妈呀，这以后“上面”给个小鞋穿谁受得了？赶紧“送（瘟）神”吧。找个机会推荐他去公社当了民办教师。

　　其实大梁自己那会儿也觉得自己是“强弩之末”了。没脑子的人才会走火入魔地越陷越深。多年的社会实践已让他有了幻灭之感。这也是“知青”们的共同感觉吧。既然大队推荐他去当民办教师，那就借坡下驴，灰溜溜地走吧。

　　大梁深深地苦闷着，情绪消沉，默默地教书，很是认真，以期从中得到某种解脱。偏偏这时有个达斡尔姑娘不知怎么看中了他。这个健壮的女孩儿二十岁，也是民办教师，是个公社小干部的女儿。她外向、开朗，爱上大梁像一团火，马上弄得人人皆知。大梁呢？人非草木，当然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达斡尔姑娘的爱情。姑娘的家里有想法，“你不能跟个汉人好。”她回答的乾脆，“我喜欢他，就是要和他生孩子。”很快，他们就真的结婚了，不结也不行啦，姑娘肚子大了。

　　那是在春节前，姑娘说应该去见公婆。大梁沉默了半晌便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他想让妻子明白，他有点没脸回家，再说也不清楚父母是否肯原谅他。他和父母之间很少写信，明摆着心里还是有疙瘩的嘛。他讲到父母刚被“解放”时，他写信还称呼他们是ＸＸＸ同志、ＸＸＸ同志，说起来让人难堪。大梁没敢告诉妻子，他还没有把结婚的事情告诉父母呢。达斡尔姑娘听了半天似懂非懂，想想说：“我们结婚了，你爸爸、妈妈现在也是我的爹娘了，怎能不去见面呢？你要实在不敢回去，咱们就先送些东西给他们吧。眼看快过春节了，送些个东西孝敬老人呀。”可大梁还是摇头，说自己也没什么东西好送，再说寄个邮包得半个多月才能到北京，那时春节早过了。

　　“我有办法。”姑娘说。“什么办法？”“不告诉你。”说着她跑回娘家把压箱底的两个上等的狐皮筒子翻出来，又到外边仓房里把冰冻着的，父亲、哥哥打到的“飞龙”（一种肉质鲜美的大鸟，重量一斤左右）拿了五、六只，采集的猴头（东北特有的蘑菇）装了两、三斤，父亲炮制的人参酒也拎了一瓶。她把这些包成个包袱，第二天她也不和大梁说一声（怕他阻拦），自己一个人兴冲冲地从公社坐车来到镇子上，然后直接跑到火车站。只要是有南下的火车进站，她就买张站台票进去，见着列车员就急切地让人家把那个包袱－－给公婆的见面礼，带到北京去。

　　能行吗？够呛，她也不认识人家列车员呀。再说，途经镇子上的火车也没有直达北京的。眼见着一列列火车的列车员谁也不管，没戏了，姑娘哭了起来。再见一列南下客车进站，她抹着眼泪直接找到列车长。“……我这新媳妇怎么就孝敬不成公婆呢？求你们办点子事情就这么难？谁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在列车上干活的认识的人多了，看见有去北京的车就把这事托给他们不就行了。只要你们想办，这事情就能办得成！”说着她拿出封信。“这是我写给没见过面的公公、婆婆的信，这上面有地址。北京交通多方便呀，眼看要过春节了，我应该给他们磕头，叫爹妈的，现在就托你们带点东西，你们……”

　　列车长是个老头儿，被这位达斡尔姑娘一顿连珠炮轰得愣住了。半晌，朗声道：“好姑娘，你是个好姑娘！你这孝心我不能不让你尽了！这事情就托给我了。放心吧！”

　　真的假的？那么多好东西能随便托给个不认识的人？再说了，谁愿意揽这麻烦活儿？这可真是人托人的事。嗨，那年月和今天这世道不太一样。

　　当大梁的妻子兴高采烈地赶回家时，大梁都急得有些六神无主了，怎么媳妇大清早出门，天黑了还不见影子。妻子把送见面礼的事情一说，大梁傻了一样，跟着紧紧地抱着妻子默默地哭了。

　　托列车长带的东西当然带到了。还真是不那么容易。你想呀，列车长得先把东西托付给直达北京的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人家到了北京在找车站的认识人送到大梁父母家。那是个晚上，一个陌生人敲开老俩口家的门，口口声声地说“你们儿媳妇给二老送年货来啦”。两个老人接了东西直发傻，“儿子结婚了？”跟着看信：

　　“爸爸、妈妈：您们好！我是大梁的爱人。我俩先给父母大人拜年了。我们今年新年结的婚。大梁是好人，他对我可好啦。他十分想念您们，以后一定会回来看您们。他说他早先有些事情做得不对，对不起二老。我相信您们会原谅他的。快过春节了，我们这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拿来的东西希望爸爸、妈妈见了能高兴……”

　　老人们看着信，看着儿子和儿媳的结婚照（革命同志式的），看着那达斡尔族姑娘和儿子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眼泪便流淌下来……

　　１９７７年大梁考上了大学，那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１９８１年他分配到北京工作，已经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爹（还得羡慕人家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跟着大梁的妻子也调进了北京。这个达斡尔姑娘，到哪儿都像开了锅似的那么热闹。现在是专门经营大兴安岭土特产的公司的头儿。

　　听说很多在农村找了当地人的“知青”回城后都离婚了。咱们大梁是不是个例外？嘿嘿，看怎么说。“知青”回城和当地“原配”离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地说是“生活环境不一样了，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感情渐渐有了隔阂”。可我们这位不一样，她是个很富有感情色彩，热爱生活的女性。另外，她很能开拓、丰富自己的生活，到哪儿都生气勃勃。看，人家到了北京混成了贸易公司经理。大夥儿一夸她，大梁的妻子就假装抱怨，“家里有四个孩子(包括大梁)，快把我累死了。”咱们大梁可真有福气。嗯，这里面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让我再打听、打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