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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之传授《尚书》，张苍之传授《左氏春秋》，浮丘伯之传授《诗》，皆“经由故老传授”之例。不过，《左氏春秋》在当时未曾立于学官，后来居上的《左氏春秋》学派未必同张苍有多少瓜葛，故张苍于经学的影响远在伏生之下。如前所述，伏生手上的《尚书》残卷，是当时唯一的今文《尚书》版本；伏生本人又是当时唯一能够通晓《尚书》的学者。无伏生，则无今文《尚书》；无伏生，则无今文《尚书》学。不仅如此，古文《尚书》既出之后，孔安国凭借经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才能读懂古文《尚书》中与今文《尚书》一一对应的篇章，但凡没有今文《尚书》与之对照的古文《尚书》，孔安国无能力予以整理，只能原封不动作为“逸书”保留。由此可见，倘若无伏生，不仅不可能有今文《尚书》学派，而且也不可能有古文《尚书》学派。浮丘伯所传授者为《鲁诗》，而《诗》学除去《鲁诗》之外，尚有《齐诗》、《韩诗》与《毛诗》，故浮丘伯于经学之功，亦不能与伏生相提并论。

据《汉书·艺文志》及《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之末年，鲁共王拆除孔子故宅以扩建其宫室之时，于夹壁之中获《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写就。《汉书·艺文志》又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这两段记载，即经典有“出自孔子故宅及鲁淹中”者之证。

《汉书·景十三王传》又称：“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段文字不仅是河间献王曾从民间收购古籍文献之证，也是汉朝廷从民间收购古籍文献之证，否则，“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云云便无从说起。

三种出处得来的经学典籍，因文字的不同而分为古文与今文两种不同的版本。如前所述，所谓“今文”与“古文”，皆指文字的字体而言；所谓“今文”，指秦末出现的隶书，所谓“古文”，指先秦之篆文。秦代的正式文字也是篆文，史称“秦篆”或“小篆”。隶书在秦本为便于隶史书写公文而设，故亦称史书。史与隶，皆古代下层官吏的通称，尤指相当于今日秘书一类的职务。隶书至汉而大为流行，最终取代秦篆而为正式的官方文字。《汉书·贡禹传》：“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隶书在汉代之盛，于此可见一斑。隶书何以在汉代如此风行？或因刘邦以及辅佐刘邦兴汉的开国元勋、先后为汉之丞相者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陈平等等，本来皆为秦之隶史或等而下之的贩夫、走卒，即使并非仅识隶书而不谙秦篆，至少是视以隶书为便、以篆书为难者。

或者正因为此，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之时，虽有古文典籍在，得以立于学官者皆为今文而非古文。除可能为古文之《毛诗》因河间献王之好得以立之于河间国之学官外，古文《尚书》、古文《易》、古文《礼》、古文《左传》等，问津者皆寡，不成气候。迟至汉哀帝之时，古今文学派之争方才因刘歆请立古文《尚书》、《左传》、《逸礼》、《毛诗》于学官而引发。其时去汉武帝之设立五经博士，已经一百三十年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