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在欧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谁；而在美国，大家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欧洲人觉得你的族谱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资料，而美国人觉得 你的职业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美国，你的职业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也常常是带着势利眼光的。

    很久以前，其实也没多久，当别人问你是干什么的，最好的答案是，你是一位专业人士 (这种专业人士越来越多了)。专业人士意味着你比别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可能并不难)，比别人挣更多的钱，并受到社区邻居的尊敬。每一个专业里——医学、法 律、牧师和工程师，都有内在的等级，或者等级内的等级。比如医学里，医生的地位高于骨疗专家，骨疗专家高于牙医，牙医高于脊椎指压治疗专家，脊椎指压治疗 专家和足医半斤八两，一起垫底儿。医生中还可以细分等级，神经外科医生最高，普通门诊最低。

    不过今天的美国，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失去了曾有的社会特权。比如父母亲可能还是很高兴他们的孩子做医生，但可能仅仅是因为做医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治 病救人)，而且收入比较高而已。我们都离不开医疗服务，不过我们不再尊崇医生，至少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尊敬了。我们还是尊敬他们的专业学识，别的方面就不成 了——他们只对挣钱感兴趣。他们之所以失去敬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对于患者的生死大权，而他们的这种权力已今不如昔。

    律师的职业威望就更不用提了。从关于律师的笑话(鲨鱼为什么不咬律师?答案：同行间的职业礼貌)，到流行文化中律师形象的代表，律师地位之低，证据处处可 见。

    律师曾被认为是博学的、诚实的、会成为领袖角色似的人物。他们现在被认为，最好不过是在复杂无比的法律网络中，这些蜘蛛一样的可怜生物把自己都算作利益的 一部分了。差的，可能更经常被看作腐败的，没有立场的，高贵的反面，拱着食槽的猪。

    教士在社会、才智方面威望的消失可以追溯到宗教权威本身的消失，尽管人们仍不死心，还在念叨着什么宗教信仰复兴。宗教变得不再刻板了，也愿意迎合观众，这 么做使得它自身变得跟商品似的。在保持尊严——更别说保持辉煌——的同时还能够广受青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宗教显然还没能把握好这一点。结果 就是教士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享受到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了。

    但是现在工程师的地位也不咋高。不是因为赚了太多不该赚的钱，也不是因为追逐名利，更不是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仰。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大概体现在 节约劳动力和医疗保健这两方面。“这个技术革命的时代令人惊讶连连，”哲学家约翰·瑟勒不久前写道，“3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家用电脑会像洗碗机一样普 及。”但是，20世纪末的工程师的形象却是如此无趣、乏味，同时地位低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因为，尽管高科技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而且我们也在享受高科技的好处，但是创造高科技的这些人却不像他们的产品那样精致可爱。我们管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叫书呆子，其余的则都是笨蛋(即使比尔·盖茨这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恐怕也激不起美国人的想像力来)。无论是设计桥梁还是写电脑软件，都不够潇洒， 不足以使这些人加入更广泛微妙或者说更时尚的生活中去。这些人往往穿着土气，甚至都意识不到在他们之外有另外的世界存在，那里人们注重吃喝玩乐，事事都有 观点看法。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手上的工作，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这种活法已经不算上乘了。

    教授这个职业仍保留着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教授们的工作伙伴是魅力无穷、有创造力、脑子里有无限热情的年轻人。教授职位也包含着牺牲的一面：因为太喜欢自 己的工作，所以他们宁可忍受低工资。但现在教授的薪水很不错：全职教授的年薪大概能到10万美金左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咨询服务的外快还能挣得更 多。所以在大学危机里，教授们作为一个群体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眼表现，而是随波逐流，流到哪儿算哪儿。

    美国生活的特点是工作和工作者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经纪人、交易商、市场调查人员、投资银行家、全能的经理人、操盘手、企业家，那些把产品和服务投放到市场 里去的人们——而非那些实际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现在成了美国最受崇拜的人，而且获利丰富。现在大学毕业生最想干的工作是在安达信或者麦肯锡咨询公 司里做个低级咨询人员。“现在”，是这个国家的重心已经从制造业、农矿业、采伐业转移到了服务业、信息产业和娱乐业的这段时间。这些正走红的人不会得到公 众的公开赞扬——有时候还被暗暗鄙视——但他们是圈里人，他们指挥事情如何运作，如何赚钱。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即使是不那么成功的作家也会受人推崇。

    和无论好坏的高贵艺术排在一起，最时尚的成就恐怕还属于那些从事娱乐业的年轻男女们。几年前，华纳兄弟影业公司雇我改编我以前的一个短篇小说为剧本——从 来没有一件事像这事一样在我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中激起这么高的兴趣。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很多在娱乐影业工作的年轻人都毕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 顿等大学或者别的顶级学校。我相信他们从事娱乐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钱——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富裕，完全可以上个法学院或者读个MBA，然后在大公司里找 个好位置而终身衣食不愁。他们选择娱乐业是因为他们发现大众娱乐业可以提供伟大的名望——名声、金钱、权力和娱乐的混合。尽管这项事业经常伴随着令人心酸 的牺牲，如今在美国这已经是个俗烂的事业，你不得不向那些恶心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尽管多数美国人都不记得三个以上的电视剧作家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两个电视 导演的名字，但是今天在美国，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事实真相是年轻人们对从事娱乐业趋之若鹜。

    由于野心的含义已经变化颇大，职业选择中的势利也就随之而变。传统的野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勤劳认真地工作才能换来丰硕的成果，多挣的那点钱刚好可以 用来按摩在艰苦劳动中疲乏伤痛的躯体。这种野心勃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摘自《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美］艾本斯坦著，晓荣、董欣梅译］

说Ivy League English， 购买有机商店食品，拥有名校背景和俱乐部会员卡 -----

美国上流社会是什么样？

谁能进入 “上流社 会”

如果从财富的占有量来衡量，现在能被称做上流社会的人大约占美 国人口总数的1％。据《今日美国》杂志1998年提供 的统计数字，目前这1％的最富有的美 国人拥有全美国财富的42％；其中最富有的家 庭所拥有的财产的数目最低的也达200万美元以上。然而，家庭经济状况只能说明某些人具备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而真正的“上流社 会”的人除了有钱，还必须具有其他相应的条件。

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贵族托克威尔在游历美国后写下了他的长篇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他在这本著作中将美国上层阶级中的有钱人与欧洲国家的贵族做了一 个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曾经是穷人，他们不是依靠继承遗产而毫不费力地过上富裕生 活的。他们饱尝心酸，长期同逆境搏斗，对于贫困深有体 会……这些人如今刚刚沉醉于经四十多年来的奋斗得到的财富以及享受这些财富的快乐之中。因此美国的上层阶级一直毫不隐晦地做着发财致富的工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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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欧洲实行贵族制度的国家里，“上层阶级也就是贵族，贵族就是社会的统治者。他们专心投入于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而无暇去做工商业。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 想去经商，他们的阶级地位与意志也会马上阻挡他们的道路”。因此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在实行贵族制度的欧洲国家，上流社会的家庭在经几个世纪的演绎后不一 定拥有很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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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美国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必定是有钱人。但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则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oldmoney，指经几代经营得来 的钱）还是“新钱”（newmoney，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 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处于经济上层阶级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就要看他如何将自己的“新钱”加速折旧 变为“旧钱”——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上流社会”的人是否接纳你。

“四百人”的排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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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纽约的 上流社会是指以艾斯特家族为核心的“四百人”的小 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约翰·雅各布·艾斯特与中 国人从事皮货贸易而迅速致富，经几代人的努力，到了 19世纪初艾斯特家族已经成为纽约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据说，约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儿媳妇卡洛琳·艾斯特是那个时期纽约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张 400人的名单，详细记载着美国社会中名门望族家庭的名媛淑女。她每一次举办舞会，都是按这张名单抽取参加者，绝无例外。以后，在美式英语中，“四百人” 特指上流社会的小圈子。

要得到卡洛琳·艾斯特的邀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流社会总是以“高贵者”自居，排斥“暴发户”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尽管当年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富可敌 国，但是范德比尔特夫人一直受到艾斯特夫人的蔑视与排挤。范德比尔特夫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的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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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大陆上的有钱人家庭的小姐与欧洲大陆的旧贵族家庭通婚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也是“暴发户”们将“新钱”变成“旧钱”的一种最 便捷的方式。当然这种跨洋婚 姻毫不在意当事人的意愿，其中发生了多少人间悲剧无人 知晓。美国著名的女小说家伊迪斯·华顿创作的小说里，许多情节都是取材于这样一种“跨洋婚姻”，如她创作的《纯真年代》里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被远嫁欧洲去 “联姻”的美国上流社会的妇女，后来终因不满缺乏感情基础的丈夫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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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对于“新贵”的排斥，甚至连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都不放过。相传波士顿的一位旧贵族对于肯尼迪家族的发迹史一直耿耿于怀，即使在肯尼迪当上美国总 统后，也不忘咒骂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流浪的、下贱的爱尔兰人”，并拒绝与肯尼迪家族交往。当然，在美国，最终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还是“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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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贵族传统通过个人奋斗取得财富早已成为美国式的神话，这种社会风尚从根本上体现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伦理观。

回顾历史，乘着“五月花”号轮最早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 民就是那些躲避欧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类似加尔文 的新教，把财富的积累看作上帝的恩宠的表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早发迹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国垄断财阀保罗·梅隆的祖父托马斯· 梅隆从小就接受清教徒的伦理观“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访了一位富有的实业家后就立志要与这些阔佬“平起平坐”，这成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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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赚钱是一种美德，赚了钱后究竟该干些什么事情？《圣经》中有一段记载，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换言之，富人进天堂 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散尽钱财。这与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些人热衷于慈善事业是有关联的。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总共捐献了3.5亿美元。美国航运大王范德比尔特也是试图以对于艺术的捐献来摆脱自己出身贫穷的阴影。 当今世 界首富比尔·盖茨与夫人一起创建了比尔和梅琳达基金 会，该基金会每年的捐款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用于资助医疗、保健事业。

在欧洲，有贵族封号的人不仅意味着他的血统纯正，还意味着他的举止、教养、风度甚至道德方面都为人楷模（当然历朝历代的贵族阶层都有丑闻缠身也是不争的事 实）。同样，在美国一个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富，但他决不可能一夜之间迈入受人尊敬者的行列。要赢得世人的尊重、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需要练“内功”。卡内 基音乐厅、杜克大 学、福特基金会等等名字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注意，现在处 在美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在巧取豪夺的同时还有事业成功后回馈社会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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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与个人前程

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人除在言谈、举止、穿戴、休闲方式、居住地域、个人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之外，还应拥有一些被社会公认的共同“背景”。比如，上流社会的 子弟一般在少年时都进入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这些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又称私校）大多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其中多数又属于美国主教 派教会（又称基督教圣公会教派）办的教会学校。每天早上，在纽约的上东区街道上，你能见到由家庭教师陪伴的穿着洁净校服的学童去私校上学。当年，小肯尼迪 就读的私校就是位于东89街的圣·戴维中学，这是一座建于1919年的乔治亚式古典建筑。上流社会的子弟在经过这些学校的预科学习后，直接进入普林斯顿、 耶鲁、哈佛等常春藤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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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阳工业”的兴起、“夕阳工业”的没落，南部阳光地带（石油产业）和中、西部高科技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新钱”不断地向东北部地区的 “旧钱”挑战。伴随着金钱产出方向的改变，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学习东部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些“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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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学生以及他们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经让他们结下了“神圣同 盟”。美国的“社会精英”有三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精英”可以与家庭背景有关系，但 更多的还是靠自我奋斗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有人曾经考察美国的《社会名人录》，发现美国大公司的董事多数出自上流社会；而美国的政 治家、高级军事将领、宗教领导人则更多地出自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精英”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政 府的决策集团以及中央情报局、司法部门，大多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吸收高级决策人员。许多上流社会的家庭成员还直接参与政治竞选，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 族。

纽约的“贵族区”

对于一般人而言，10021只是美国某一个地区的邮政编码。然而，对于美国人口学家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编码代表着美国最富裕的社区：位于纽约市的、 介于第五大道和东河之间的、从东61街到东80街的这片区域。这一地段的核心区则是有着“贵族区”之称的社会名流王国。这里盘踞着拥有财富、权力和社会地 位的机构团体、最时髦的私人俱乐部、最好的私立学校。


在美国建国初期，像纽约、费城、波士顿那样的港口城市中的上流社会家庭一般都将宅地建在城中最早开 发的地区，即所谓的“下城”（Downtown）。在 纽约市，上流社会家庭开始在华尔街一带筑屋。到了18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扩展，上流社会将宅地迁至百老汇大街附近。到了镀金时代，纽约市的豪门望族纷纷 从下城的宅邸迁入上东区，他们沿着中央公园以东的第五大道建迷你式法式城堡、维也纳式宫殿，上东区遂成为名流聚集之地。至今这些宫殿依然存在，有的已经被 外国驻纽约的外交使团购买，有的则由新的主人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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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附近的一些名门望族至今仍然保留每年举行冬、夏两季社交聚会的传统。现在，这类社交聚会的性质已经从早年的“社交阶梯”变 成一种家族公共关系的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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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封闭式的私人俱乐部也是上流社会人士热衷交往的地点。封闭式私人俱乐部最早在19世纪末出现，参加某一封闭式私人俱乐部是当时具有上流社会身份 的一种标志。最早加入这些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工商界的杰出人士。这类俱乐部包括：纽约的“世纪协会”、费城的“费城俱乐部”、匹兹堡的“林肯俱乐部”、芝加 哥的“芝加哥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等等。这些俱乐部从全美各地招收社会名流，它作为上流社会“团结一致”的象征，成了上流社会内部交换意见、 达成妥协的最佳谈判场所。她的私密性、非正式性都为统治阶级内部排除分歧、达成共识创造了氛围。现在，年轻一代的社会名流更愿意使用俱乐部作为社交的场 所，而不像他们的父辈、祖辈那样在家举办大型社交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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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秦晋之好”既是上流社会成员之间加强彼此社会地位的一种办法，也是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上流社会家庭之间互相救助的一种同盟。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尼 克松的女儿嫁给了艾森豪威尔的孙子，两家联姻使各自家族的社会地位都得以巩固。1995年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居民们就目睹了一场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的女儿嫁给世界上“血统最纯正”的家庭的婚礼场面。22岁的亚历山德拉·娜塔莎·米勒嫁给具有最古老德国贵族血统的冯·依贡·富尔斯泰伯格王子。新郎的 母亲叫戴安·冯·富尔斯泰伯格，是一位设计师；新娘的父亲则是经营全世界机场免税店业务的亿万富翁。在此前不久，亚历山德拉的姐姐茉莉就已经嫁给了被废黜 的希腊国王的大儿子。像这样的“财富嫁给衔头”的婚礼在美国社会还要无休止地演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