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在歐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誰；而在美國，大家想知道你是幹什麼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歐洲人覺得你的族譜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資料，而美國人覺得 你的職業決定了你是什麼樣的人。在美國，你的職業決定你的社會地位，這也常常是帶着勢利眼光的。

    很久以前，其實也沒多久，當別人問你是幹什麼的，最好的答案是，你是一位專業人士 (這種專業人士越來越多了)。專業人士意味着你比別人受過更好的教育(可能並不難)，比別人掙更多的錢，並受到社區鄰居的尊敬。每一個專業里——醫學、法 律、牧師和工程師，都有內在的等級，或者等級內的等級。比如醫學裡，醫生的地位高於骨療專家，骨療專家高於牙醫，牙醫高於脊椎指壓治療專家，脊椎指壓治療 專家和足醫半斤八兩，一起墊底兒。醫生中還可以細分等級，神經外科醫生最高，普通門診最低。

    不過今天的美國，所有的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曾有的社會特權。比如父母親可能還是很高興他們的孩子做醫生，但可能僅僅是因為做醫生是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情(治 病救人)，而且收入比較高而已。我們都離不開醫療服務，不過我們不再尊崇醫生，至少不像我們以前那樣尊敬了。我們還是尊敬他們的專業學識，別的方面就不成 了——他們只對掙錢感興趣。他們之所以失去敬重，主要是因為他們曾經擁有對於患者的生死大權，而他們的這種權力已今不如昔。

    律師的職業威望就更不用提了。從關於律師的笑話(鯊魚為什麼不咬律師?答案：同行間的職業禮貌)，到流行文化中律師形象的代表，律師地位之低，證據處處可 見。

    律師曾被認為是博學的、誠實的、會成為領袖角色似的人物。他們現在被認為，最好不過是在複雜無比的法律網絡中，這些蜘蛛一樣的可憐生物把自己都算作利益的 一部分了。差的，可能更經常被看作腐敗的，沒有立場的，高貴的反面，拱着食槽的豬。

    教士在社會、才智方面威望的消失可以追溯到宗教權威本身的消失，儘管人們仍不死心，還在念叨着什麼宗教信仰復興。宗教變得不再刻板了，也願意迎合觀眾，這 麼做使得它自身變得跟商品似的。在保持尊嚴——更別說保持輝煌——的同時還能夠廣受青睞，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代宗教顯然還沒能把握好這一點。結果 就是教士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享受到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了。

    但是現在工程師的地位也不咋高。不是因為賺了太多不該賺的錢，也不是因為追逐名利，更不是對自己的工作缺乏信仰。20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技術進步大概體現在 節約勞動力和醫療保健這兩方面。“這個技術革命的時代令人驚訝連連，”哲學家約翰·瑟勒不久前寫道，“30年前，沒有人能想到家用電腦會像洗碗機一樣普 及。”但是，20世紀末的工程師的形象卻是如此無趣、乏味，同時地位低下。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可能是因為，儘管高科技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而且我們也在享受高科技的好處，但是創造高科技的這些人卻不像他們的產品那樣精緻可愛。我們管他們中的一 部分人叫書呆子，其餘的則都是笨蛋(即使比爾·蓋茨這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恐怕也激不起美國人的想像力來)。無論是設計橋梁還是寫電腦軟件，都不夠瀟灑， 不足以使這些人加入更廣泛微妙或者說更時尚的生活中去。這些人往往穿着土氣，甚至都意識不到在他們之外有另外的世界存在，那裡人們注重吃喝玩樂，事事都有 觀點看法。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手上的工作，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這種活法已經不算上乘了。

    教授這個職業仍保留着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教授們的工作夥伴是魅力無窮、有創造力、腦子裡有無限熱情的年輕人。教授職位也包含着犧牲的一面：因為太喜歡自 己的工作，所以他們寧可忍受低工資。但現在教授的薪水很不錯：全職教授的年薪大概能到10萬美金左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因為諮詢服務的外快還能掙得更 多。所以在大學危機里，教授們作為一個群體基本上沒有什麼亮眼表現，而是隨波逐流，流到哪兒算哪兒。

    美國生活的特點是工作和工作者處在不同的層次上。經紀人、交易商、市場調查人員、投資銀行家、全能的經理人、操盤手、企業家，那些把產品和服務投放到市場 里去的人們——而非那些實際提供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人——現在成了美國最受崇拜的人，而且獲利豐富。現在大學畢業生最想干的工作是在安達信或者麥肯錫諮詢公 司里做個低級諮詢人員。“現在”，是這個國家的重心已經從製造業、農礦業、採伐業轉移到了服務業、信息產業和娛樂業的這段時間。這些正走紅的人不會得到公 眾的公開讚揚——有時候還被暗暗鄙視——但他們是圈裡人，他們指揮事情如何運作，如何賺錢。

    一個重要的例外是藝術家：畫家、音樂家，即使是不那麼成功的作家也會受人推崇。

    和無論好壞的高貴藝術排在一起，最時尚的成就恐怕還屬於那些從事娛樂業的年輕男女們。幾年前，華納兄弟影業公司雇我改編我以前的一個短篇小說為劇本——從 來沒有一件事像這事一樣在我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中激起這麼高的興趣。在那段時間，我發現很多在娛樂影業工作的年輕人都畢業於哈佛、耶魯、普林斯 頓等大學或者別的頂級學校。我相信他們從事娛樂業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錢——他們中的很多人出身富裕，完全可以上個法學院或者讀個MBA，然後在大公司里找 個好位置而終身衣食不愁。他們選擇娛樂業是因為他們發現大眾娛樂業可以提供偉大的名望——名聲、金錢、權力和娛樂的混合。儘管這項事業經常伴隨着令人心酸 的犧牲，如今在美國這已經是個俗爛的事業，你不得不向那些噁心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儘管多數美國人都不記得三個以上的電視劇作家的名字，也說不上來兩個電視 導演的名字，但是今天在美國，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事實真相是年輕人們對從事娛樂業趨之若鶩。

    由於野心的含義已經變化頗大，職業選擇中的勢利也就隨之而變。傳統的野心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勤勞認真地工作才能換來豐碩的成果，多掙的那點錢剛好可以 用來按摩在艱苦勞動中疲乏傷痛的軀體。這種野心勃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摘自《勢利：當代美國上流社會解讀》，［美］艾本斯坦著，曉榮、董欣梅譯］

說Ivy League English， 購買有機商店食品，擁有名校背景和俱樂部會員卡 -----

美國上流社會是什麼樣？

誰能進入 “上流社 會”

如果從財富的占有量來衡量，現在能被稱做上流社會的人大約占美 國人口總數的1％。據《今日美國》雜誌1998年提供 的統計數字，目前這1％的最富有的美 國人擁有全美國財富的42％；其中最富有的家 庭所擁有的財產的數目最低的也達200萬美元以上。然而，家庭經濟狀況只能說明某些人具備了進入“上流社會”的通行證，而真正的“上流社 會”的人除了有錢，還必須具有其他相應的條件。

在19世紀30年代，法國貴族托克威爾在遊歷美國後寫下了他的長篇巨著《論美國的民主》。他在這本著作中將美國上層階級中的有錢人與歐洲國家的貴族做了一 個對比，得出了如下結論：“美國的富人大部分曾經是窮人，他們不是依靠繼承遺產而毫不費力地過上富裕生 活的。他們飽嘗心酸，長期同逆境搏鬥，對於貧困深有體 會……這些人如今剛剛沉醉於經四十多年來的奮鬥得到的財富以及享受這些財富的快樂之中。因此美國的上層階級一直毫不隱晦地做着發財致富的工商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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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歐洲實行貴族制度的國家裡，“上層階級也就是貴族，貴族就是社會的統治者。他們專心投入於重大的社會、公共事務而無暇去做工商業。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 想去經商，他們的階級地位與意志也會馬上阻擋他們的道路”。因此一個明顯的差別就是，在實行貴族制度的歐洲國家，上流社會的家庭在經幾個世紀的演繹後不一 定擁有很多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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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入美國上流社會圈子裡的人必定是有錢人。但有錢人是否真正能夠進入美國的“上流社會”則還要看他的錢是“舊錢”（oldmoney，指經幾代經營得來 的錢）還是“新錢”（newmoney，指靠自我奮鬥，一下子暴富得來的錢）。如果他手中的錢屬於“新錢”，那麼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屬於按家庭經濟狀況劃 分的“上層階級”，暫時還算不上是“上流社會”的人。處於經濟上層階級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就要看他如何將自己的“新錢”加速折舊 變為“舊錢”——歸根到底還是要看“上流社會”的人是否接納你。

“四百人”的排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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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初，紐約的 上流社會是指以艾斯特家族為核心的“四百人”的小 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約翰·雅各布·艾斯特與中 國人從事皮貨貿易而迅速致富，經幾代人的努力，到了 19世紀初艾斯特家族已經成為紐約數一數二的“名門望族”。據說，約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兒媳婦卡洛琳·艾斯特是那個時期紐約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張 400人的名單，詳細記載着美國社會中名門望族家庭的名媛淑女。她每一次舉辦舞會，都是按這張名單抽取參加者，絕無例外。以後，在美式英語中，“四百人” 特指上流社會的小圈子。

要得到卡洛琳·艾斯特的邀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流社會總是以“高貴者”自居，排斥“暴發戶”進入他們的核心圈子。儘管當年鐵路大王范德比爾特富可敵 國，但是范德比爾特夫人一直受到艾斯特夫人的蔑視與排擠。范德比爾特夫人想盡一切辦法也沒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的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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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洲大陸上的有錢人家庭的小姐與歐洲大陸的舊貴族家庭通婚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也是“暴發戶”們將“新錢”變成“舊錢”的一種最 便捷的方式。當然這種跨洋婚 姻毫不在意當事人的意願，其中發生了多少人間悲劇無人 知曉。美國著名的女小說家伊迪斯·華頓創作的小說里，許多情節都是取材於這樣一種“跨洋婚姻”，如她創作的《純真年代》裡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被遠嫁歐洲去 “聯姻”的美國上流社會的婦女，後來終因不滿缺乏感情基礎的丈夫而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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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會對於“新貴”的排斥，甚至連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都不放過。相傳波士頓的一位舊貴族對於肯尼迪家族的發跡史一直耿耿於懷，即使在肯尼迪當上美國總 統後，也不忘咒罵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流浪的、下賤的愛爾蘭人”，並拒絕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當然，在美國，最終決定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還是“經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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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貴族傳統通過個人奮鬥取得財富早已成為美國式的神話，這種社會風尚從根本上體現了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倫理觀。

回顧歷史，乘着“五月花”號輪最早來到新英格蘭地區的歐洲移 民就是那些躲避歐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類似加爾文 的新教，把財富的積累看作上帝的恩寵的表現。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最早發跡的商人和製造業主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國壟斷財閥保羅·梅隆的祖父托馬斯· 梅隆從小就接受清教徒的倫理觀“賺錢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訪了一位富有的實業家後就立志要與這些闊佬“平起平坐”，這成為他一生的奮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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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賺錢是一種美德，賺了錢後究竟該幹些什麼事情？《聖經》中有一段記載，耶穌曾對他的門徒說：富人想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換言之，富人進天堂 的前提條件必須是散盡錢財。這與美國上流社會的一些人熱衷於慈善事業是有關聯的。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起步時一無所有，去世時總共捐獻了3.5億美元。美國航運大王范德比爾特也是試圖以對於藝術的捐獻來擺脫自己出身貧窮的陰影。 當今世 界首富比爾·蓋茨與夫人一起創建了比爾和梅琳達基金 會，該基金會每年的捐款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用於資助醫療、保健事業。

在歐洲，有貴族封號的人不僅意味着他的血統純正，還意味着他的舉止、教養、風度甚至道德方面都為人楷模（當然歷朝歷代的貴族階層都有醜聞纏身也是不爭的事 實）。同樣，在美國一個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間暴富，但他決不可能一夜之間邁入受人尊敬者的行列。要贏得世人的尊重、要得到社會的承認還需要練“內功”。卡內 基音樂廳、杜克大 學、福特基金會等等名字似乎都在提醒人們注意，現在處 在美國上流社會的人士在巧取豪奪的同時還有事業成功後回饋社會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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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與個人前程

來自美國上流社會的人除在言談、舉止、穿戴、休閒方式、居住地域、個人價值觀與普通人不同之外，還應擁有一些被社會公認的共同“背景”。比如，上流社會的 子弟一般在少年時都進入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學校接受教育。這些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學校（又稱私校）大多位於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其中多數又屬於美國主教 派教會（又稱基督教聖公會教派）辦的教會學校。每天早上，在紐約的上東區街道上，你能見到由家庭教師陪伴的穿着潔淨校服的學童去私校上學。當年，小肯尼迪 就讀的私校就是位於東89街的聖·戴維中學，這是一座建於1919年的喬治亞式古典建築。上流社會的子弟在經過這些學校的預科學習後，直接進入普林斯頓、 耶魯、哈佛等常春藤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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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朝陽工業”的興起、“夕陽工業”的沒落，南部陽光地帶（石油產業）和中、西部高科技產業（航空航天產業和信息產業）的“新錢”不斷地向東北部地區的 “舊錢”挑戰。伴隨着金錢產出方向的改變，南部和中、西部地區也開始學習東部地區，相繼建立了一些“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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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社會中，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開始建立起來。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學生以及他們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經讓他們結下了“神聖同 盟”。美國的“社會精英”有三種：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技術精英。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發揮領導作用。一個人能否成為“社會精英”可以與家庭背景有關係，但 更多的還是靠自我奮鬥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為某一領域的佼佼者。有人曾經考察美國的《社會名人錄》，發現美國大公司的董事多數出自上流社會；而美國的政 治家、高級軍事將領、宗教領導人則更多地出自中產階級家庭，這些人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為“社會精英”的。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美國政 府的決策集團以及中央情報局、司法部門，大多從社會的上層階級中吸收高級決策人員。許多上流社會的家庭成員還直接參與政治競選，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 族。

紐約的“貴族區”

對於一般人而言，10021隻是美國某一個地區的郵政編碼。然而，對於美國人口學家來說，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個編碼代表着美國最富裕的社區：位於紐約市的、 介於第五大道和東河之間的、從東61街到東80街的這片區域。這一地段的核心區則是有着“貴族區”之稱的社會名流王國。這裡盤踞着擁有財富、權力和社會地 位的機構團體、最時髦的私人俱樂部、最好的私立學校。


在美國建國初期，像紐約、費城、波士頓那樣的港口城市中的上流社會家庭一般都將宅地建在城中最早開 發的地區，即所謂的“下城”（Downtown）。在 紐約市，上流社會家庭開始在華爾街一帶築屋。到了18世紀後期，隨着城市的擴展，上流社會將宅地遷至百老匯大街附近。到了鍍金時代，紐約市的豪門望族紛紛 從下城的宅邸遷入上東區，他們沿着中央公園以東的第五大道建迷你式法式城堡、維也納式宮殿，上東區遂成為名流聚集之地。至今這些宮殿依然存在，有的已經被 外國駐紐約的外交使團購買，有的則由新的主人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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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紐約市第五大道和公園大道附近的一些名門望族至今仍然保留每年舉行冬、夏兩季社交聚會的傳統。現在，這類社交聚會的性質已經從早年的“社交階梯”變 成一種家族公共關係的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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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封閉式的私人俱樂部也是上流社會人士熱衷交往的地點。封閉式私人俱樂部最早在19世紀末出現，參加某一封閉式私人俱樂部是當時具有上流社會身份 的一種標誌。最早加入這些俱樂部的成員都是工商界的傑出人士。這類俱樂部包括：紐約的“世紀協會”、費城的“費城俱樂部”、匹茲堡的“林肯俱樂部”、芝加 哥的“芝加哥俱樂部”、舊金山的“太平洋聯盟”等等。這些俱樂部從全美各地招收社會名流，它作為上流社會“團結一致”的象徵，成了上流社會內部交換意見、 達成妥協的最佳談判場所。她的私密性、非正式性都為統治階級內部排除分歧、達成共識創造了氛圍。現在，年輕一代的社會名流更願意使用俱樂部作為社交的場 所，而不像他們的父輩、祖輩那樣在家舉辦大型社交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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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秦晉之好”既是上流社會成員之間加強彼此社會地位的一種辦法，也是在經濟危機到來時上流社會家庭之間互相救助的一種同盟。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尼 克松的女兒嫁給了艾森豪威爾的孫子，兩家聯姻使各自家族的社會地位都得以鞏固。1995年居住在紐約曼哈頓上東區的居民們就目睹了一場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的女兒嫁給世界上“血統最純正”的家庭的婚禮場面。22歲的亞歷山德拉·娜塔莎·米勒嫁給具有最古老德國貴族血統的馮·依貢·富爾斯泰伯格王子。新郎的 母親叫戴安·馮·富爾斯泰伯格，是一位設計師；新娘的父親則是經營全世界機場免稅店業務的億萬富翁。在此前不久，亞歷山德拉的姐姐茉莉就已經嫁給了被廢黜 的希臘國王的大兒子。像這樣的“財富嫁給銜頭”的婚禮在美國社會還要無休止地演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