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殘殺為哪般？------再說兩句 秦暉在《人們為什麼厭惡帝制》裡，對“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着墨不多，後邊的引述里給我的感覺，顯然是對相關的自然科學缺乏了解所致。我引述一下秦暉的原文，再來分析這個問題： 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並沒有什麼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只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後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據我對地質和人類歷史的了解，上次最近的小型冰河期，發生在明末，而且持續時間極短，前後不到100年。其它類似的現象在人類的文明歷史上，從沒有發生過。秦暉以這樣的理由反駁加州學派，顯然極易得手。而對這種自然災害的提及，顯然是不明白大自然對保持自己的生態平衡的方法缺乏知識。在生態學上，自然地理條件和災變對物種密度的限制因素，是歸類於非密度限制類型。與其相對應的，就是密度限制物種人口（蟲口等）的各種方法。在對“人口論學派”的反駁中，也還是由於對自然科學的了解不多，所以他沒有反駁而只是採取不信、不辯論的態度。 本文也就是對“人口論學派”和我所提出的蟑螂文化，做進一步的生態學方面的科普。 我已經說過，蟑螂文化，靠着R-生存策略而度過環境困難時期。在環境有利時期，就會充分行使繁殖策略。但由於人口過剩問題而出現殺伐加深，人道主義價值觀缺缺，是密度制約因素中的一種方法。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禮義廉恥”與實際生活的不競爭不可能得生存，明顯存在着衝突和矛盾。因而思想上與行為上的分裂，造就了精神上的明顯衝突，為“東亞病夫”的病情發作，埋下了種子。 中國文化追求的“多子多福”策略，造成人口壓力問題，誠然還有人類DNA程序設計本身的阻礙。這就牽涉到許多亞文化行為之所以發生存在的另外一個大課題。亦即亞文化行為的社會學意義。我們日常生活中觀察感覺到的同性戀行為、戀物行為、虐戀與受虐行為、角色認同、第三性別、以及自殺、殺嬰行為都屬於生物學上的亞文化行為。其次對於調控人口增長也會起一些作用的不孕、有意或無意識的避孕等，也都屬於生態學上密度制約因素。但是很明顯，中國文化對DNA控制下的減少人口策略，顯然是反作用力占絕對優勢。根深蒂固的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文化觀念顯然明顯優勢於DNA所能提供的人口控制策略。這樣DNA所能起到的調節人口增長，顯然無能為力。（有關這個論題，請關注我的《亞文化人口及其社會學意思》） 對於“過密化”與“沒有發展的增長”，等人口論學派的觀念，要說明其實質，必須也對生態學上的R_K生存策略，做進一步、更詳細的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先古狗一下維基百科上簡要介紹的這套理論）。鑑於讀者的興趣，我不會把有關的微分數學方程也做介紹，但其科學意義，懂得嚴密的數學邏輯的人，一定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R_K策略，是一種相對來講的行為概念。取決於哪種行為占優勢，不是說一個社會或者群體，如果行使R_策略（即reproduction），就沒有任何K_策略(飽和值)行為，這是一個相對來講，看哪個更為優勢的社會群體行為。R_策略首先是機會主義者。它的特點，1是能迅速發現可移民的新的生態環境， 2是能在新的環境迅速繁殖並與其它物種或同類取得競爭成功，3是此一生境一旦被消耗殆盡，它還能繼續擴展到其它生境。如果仔細觀察中國已被開墾的土地與閒置荒地的比例，似乎就能得出此一結論。再看如今遍布世界的華人分布，似乎更能證明中國文化的這一特點。 K策略者又被稱為穩定策略者，以較長時間生存於一生態環境者，也是生境中的群體和生境發生互相作用的物種的群體，都會隨後達到或接近各自的飽和水平K；這樣對於具有高R的群體就不再有利益了。這樣的生境，對於具有競爭能力，特別是具有占領一方環境並具有利用該環境產生能量的文化，是更為重要的。在高等植物，這種K選擇可形成較大的個體，諸如灌木和喬木，它們具有排除靠近其附近的剛長出的其它植物的根系和遮擋這些植物陽光的能力。在動物，K選擇導致動物的特化現象(以避免與競爭者發生衝突)，或導致為對抗同種成員而加強監護、捍衛領域的傾向。在其它情況相同的條件下，K選擇對那些平衡時能保持密度最大的群體是有利的。在這種長期擁擠環境下成活率或繁殖力都不夠高的基因型會被消亡。 以上是我抄自課本上的話，不難比照中國文化的特點。中國自春秋戰國進入鐵器以來，從漢代一直到清代，鐵器的技術水平幾乎沒有改進。使用的耕田農作方法延續2千多年而沒有改變。農民甚至認為：“莊稼活兒，不用學，人家怎麼做，咱也怎麼做”。土地的產出全靠開墾荒地的R策略。一旦沒有可開墾利用的荒地，生態環境與人口密度達到了飽和值，所謂人口的特化（進一步分工改進社會結構，改進生產技術）也不能形成；而利用環境產生新能量的途徑也不可能實現。 舉例說明以上的論題，我們可以回想文革時期，農業生產取得豐收的贊語，“糧食畝產跨黃河、過長江”。糧食畝產400斤，算是達到指定標準，如果是500斤，算是跨黃河，如果是800斤，算是過了長江。這就說明，在現代農業手段之前，糧食一般在2-300斤而已，這樣子，養活着中國8億人口。現代農技通過良種繁育、深耕和秸稈還田、化肥與農藥，已經達到了畝產1200斤到1400斤（2006年我回國時候，跟我過去的農科所同事交流來的數據。他並且告訴我，由於秸稈還田，現在的土壤有機質含量，也即植物可吸收的肥料，已從80年代的0.3%上升到現在的6~7%，增長20多倍，達到歐美國家的土壤養分水準）。 K策略這種競爭的特點在早期中國無法出現，純粹是文化行為對基因的反作用而實現的。比如在過去2千多年的社會裡，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可以“指腹為婚”，繼承家產。基本上都是已經設計成型的人生軌道。達爾文演化理論中最重要的性選擇根本無從發揮作用。人生的意義只有一條讀書做官、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窄門。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工選擇，占了巨大優勢。而人工選擇的基本依據，就是儒家思想和道德說教。比如對女性的乳房美的選擇，大乳房被看做是淫蕩的象徵，而現代科學揭示的大乳房婦女，是婦女重視養育子女，形成後代競爭優勢的K選擇的質量，在美學外觀的體現。而人生的現實世界，極其複雜，書本與現實的衝突，造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脫離現實的亞文化人口眾多，所以戀足、戀童、同性戀、鬥雞、賭博都成為社會繁榮時期的多餘能量消磨方式，而不能轉換為促進技術力量增進和發展的科學。 生物或者社會的演化，依賴兩種力量。一是系統發育慣性，一是生態壓力。所謂系統發育慣性，是指某物種在整個系統發育演化中，如果發現某一條路能夠行得通，便會一直朝着這個路徑走下去。也就是說如果系統慣性很大，也就難以發生改變。對中國文化如此的安排，抵消了系統發育慣性所能分配到的演化，或者說，中國兩千年來的所走過的道路，已經被證明是個行之有效的路徑，亦即改朝換代，互相殺伐這種蟑螂文化是個行之有效的發育路線，那麼要解決它並讓它改走另外一條道路，就會非常困難。這也是為什麼辛亥革命至今100年，而中國的大一統中央專制制度一點也沒有發生改變。 這種文化策略，面對新技術帶來的人口增速過快，從建國後的抗美援朝戰爭對人口的消耗，三反五反、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革、信陽水庫崩塌等等消滅人口的無意識行為，始終無法解決人口與環境容納量K值的矛盾。上山下鄉運動，更能說明這個問題。 只有在獨生子女政策開始以後，我們才看到這個問題的開始緩和。如果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還是有人口增速過快的消耗，無疑今天的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不會好到哪裡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