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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客与文人——从中国高官出书说起 |
| | 我赞成政客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也赞成文人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这肯定有利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追求过程中形成一种张力。但我祈祷千万可别“角色错位”──如果说文人以政客作风合纵连横、投机钻营，会将文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么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气，凭浪漫情怀治国，更非出大乱子不可！
◆高伐林
高官出书，在毛泽东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除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丛书，高官基本上不可能另外出版任何带有个性的著作——除了最高领袖毛泽东本人。
那时少数高官出了单行本，在党内就号称“才子”了，著名的江南才子有“二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出版了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马识途（就是电影《让子弹飞》原作的作者）居然写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在当时都轰动一时。
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新一代政要出书逐渐蔚为热潮。刚开始，集中在自己的从政经历、业务分管领域的决策经过，多为回忆实录，到后来就越来越泛化了：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从政之前的技术业务专业（但在这个知识爆炸、科技更新极快的时代，二三十年前的专业成果，还有现实意义吗？）也成为其出书的题材，反正市场销路用不着他们操心。我们看到：李鹏在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4部日记体回忆录，江泽民出版了《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李瑞环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李岚清则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几届外交掌门人更是互不相让，2003年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另一位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出版《从未名到未名》及《李肇星诗选》，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唐家璇出版新书《劲雨煦风》……
并未进入最高决策层，只是方面大员的前高官，也不遑多让，前最高法院院长萧扬的《反贪报告》、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纷纷出笼。
这一波中国政要出书，高潮是9月8日出版《朱熔基讲话实录》，洋洋四大本、123万字，赢得中国南北媒体的同声喝彩。
不过，中国高官这些著作，第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个人写作，基本上都是秘书班子的“集体结晶”，第二少有文学创作——《李肇星诗选》算是一个特例。不过只要是读过他的诗作的人，都哭笑不得：感情真实程度难以述评，很可能有的诗句，感情十分深挚；不过，它们离“诗”十万八千里，就像有人讽刺赵丽华的“梨花体”一样，任何智商的人，会用电脑“enter”回车键，就能生产他那种“诗”。
国外政要情况如何呢？
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的政客一个个能言善道，好象很少不爱写作的。政坛受挫赋闲在家，或者年老退休解甲归田，只要精力顾得过来，回忆录啊学术论著啊，都大本大本写个不休。邱吉尔既是青史留名的首相，又凭亲手写的巨著，竟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显例。尼克松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之后，在家韬晦，痛定思痛写了本《六次危机》，文采斐然，引人入胜，让年轻的我读得津津有味。不少政治人物即使在任上，也能一展生花妙笔。像戈尔一边当着副总统，一边就写了《平衡中的地球》，版税收入远远高于他的薪水。
当然，不用说，有许多文人早就在窥伺机会，随时准备效劳，只要润笔规格合适，就可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不过，写手生涯并不是那么惬意的，弄不好还有杀身之祸。前不久，我看了一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影子写手》（The Ghost Writer，2010），就是讲一个写手应聘到一个半封闭的岛上，为英国首相朗撰写回忆录。而这个朗因为非法扣押恐怖分子嫌疑人并施以酷刑，而被起诉战争罪。写手目睹了政坛丑闻和政要家庭的内幕，还发现了死因蹊跷的前任写手留下蛛丝马迹。他继续调查，发现前任写手之死，与窥透朗与美国情报局有勾结有关……
这当然只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但现实生活中的影子写手，想必钱也并不好挣。有人曾告诉我，希拉里写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就先后与多位写手闹翻，不是她解雇他们，就是他们受不了窝囊气，卷铺盖辞工走人。
中国古代传统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政治功业要立，传世之作也要写。尤其是到唐代以科举取士，考核“第三梯队”要考诗词歌赋作得怎么样，这就令有志仕途者必须在舞文弄墨上有两刷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人物兼著名文学家出了一大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这些文坛祭酒，都是当过大官的。而像李白、陆游、辛弃疾他们，根本就把写作看作余事，“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生最愤懑难平的，是不能建功立业，只能吟诗作赋。
西方政客写书的虽多，有些人文笔也堪称上乘，为使政治主张深入人心，或者使治国方略传之弥远，他们尽量表述得花团锦簇，但是绝大部分著作不能归入文学──毕竟现代社会，分工日细，治国与为文隔行如隔山，政客需要盯着现实利益，而文人一定要悬有理想光芒，为政讲胜负利害，作文讲是非美丑，规律与标准截然不同。
公务之余偶尔写首小诗记游抒怀，这不稀奇；在诗文中喷发一种政治激情，这也常见。然而政治家中有那么几位坚持文学创作者，或者文学家中一个劲地投身政治运动者，就如同鹤立鸡群了。前者，像七十年代的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用法文写诗歌，传达出受过法国训练的非洲精神；后者，像捷克哈维尔总统，本来就是声名卓著的剧作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热心从政，但竞选总统失利；秘鲁小说大家瓦加斯·略萨，作品精彩纷呈，他也竞选过总统，不过败给了日裔藤森──后来藤森声名狼藉，不知秘鲁选民是否后悔当时应该投票给略萨？
下面再举几位不太为人所知的。1868年当选英国首相的狄斯雷利，是个老资格的小说家，早在他21岁那年，就完成了讥讽当时社会的小说《维韦安·格雷》，1844年起，他又写出长篇政治小说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康斯宁比》最脍炙人口，被誉为“第一部政治小说”。他当了几年首相，离开唐宁街之后，又重新提笔创作。当时《星期六评论》曾说：“狄斯雷利给看腻小说的民众全新的感受：当他‘写而优则仕’，英国人大吃一惊；当他下了台，重拾笔杆回头当小说家，英国人再次震撼。”
法国政客写小说的也有，像前总统德斯坦，写了一本小说《行旅》，书中不少煽情段落，被评论家讥讽说：“简直像法国俯拾即是的奶酪！”
伊拉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出版过“爱情”小说；无独有偶，利比亚刚刚被轰下台的铁腕人物卡扎菲，也写过小说。十年前的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中文版《卡扎菲小说选》，当时是受利比亚驻华使馆人员委托，由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教授、阿拉伯问题专家和翻译家李荣建翻译。不过，印行五千册，乏人问津，好在全部经费都由利比亚使馆掏腰包，出版社并不吃亏。
其中多少段落是卡扎菲亲笔，多少词句由人捉刀？不得而知。
在美国，政界人士热衷写小说的不少。例如，美国联邦众议院前议长金瑞奇就对写小说十分入迷。1994年他推动“与美国立约”的百日维新，一时声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但是人们只知道他写了本《重建美国》，却不一定知道他此前还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一九四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书中有些男女关系的段落描写得煽情露骨。不过，让出版商大跌眼镜的是，金瑞奇赫赫有名，他的书却一败涂地，没卖出去几本，出版商赔惨了。
美国议员中写得最欢的，非盖瑞·哈特莫属。此公1987年在担任科罗拉多州参议员时，就完成惊险小说《宙斯的策略》，笔下主人公是美国的军事谈判代表和美丽的俄罗斯女翻译，两人阴谋欺骗政府，以力挽狂澜，防止一场核灾难。他还和有同样爱好的缅因州参议员科恩合写了间谍小说《双面人》。哈特1988年雄心勃勃地参加总统竞选，终因桃色丑闻而不得不中途黯然宣布退出。
说起科恩，其实更是个人物。他当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大概是接触这方面素材太多了，感觉不挖掘点什么有负这一经历。1991年他的惊险小说《独眼国王》出版，被人称作惊险小说的代表作，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书中写到一位美国参议员实为以色列间谍，遭人暗杀，导致爆发世界大战。哈特和科恩的经历、身份如此，也难怪读者纷纷猜测：到底他们是虚构还是写实？
苏俄领袖列宁说过，“革命不是在涅瓦大街上漫步”，从政就不能怕弄脏了手，那里甚至可能是血与火的天地，要有冷静到冷酷的算计，以及手腕与魄力；而文学则是要在诗意与梦境中流连，即便大手笔，也不外是对人性作史诗般恢弘雄浑的描绘，调遣的只是词章音韵的三军而已。
我赞成政客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也赞成文人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这肯定有利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追求过程中形成一种张力。但我祈祷千万可别“角色错位”──如果说文人以政客作风合纵连横、投机钻营，会将文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么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气，凭浪漫情怀治国，更非出大乱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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