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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人民公园 见证百年辛亥(2) |
| |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个西方小岛国英国凭借其现代化科技和武力强行撬开了封闭了几百年的“天朝上国”的大门后，中国就只有任凭欧洲西方列强欺负的无奈。中国的前途何在？从皇帝到官员，从绅士到文人，从军人到百姓，不少忧国忧民的人都抱着不同的目的和自身利益在思考，在行动。
首先能让人想到并被广泛接受的，就是认为败给西方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科技和武器的落后。所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晚清四大名臣”，掀起了一股“洋务运动”，拼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购买西方的武器，并在国内创办大型企业和兵工厂。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咱打不过西方，争取在亚洲继续当老大。
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甲午海战”（1894年），使号称“亚洲第一水师”的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惨败给东方的弹丸岛国日本。为此，清廷不但丢失了对台湾、澎湖的主权，也丧失了对朝鲜的控制。在此之前10年，原本附属清朝的越南，也被法国占领成为其殖民地（当时叫“安南”）。至此，光靠“洋务运动”就可强国的幻想破灭，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由光绪皇帝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戊戌维新”。他们希望学习西方和日本，也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可任何政治改革和变法在当时都注定会是失败的（只有103天），慈禧太后重掌大权。
之后又发生了1900年的“义和拳”杀西方传教士事件，慈禧太后一开始还利用和保护那些杀洋人的义和团，并授意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结果招引八国联军入侵，连圆明园也被烧了，最后不得不大杀义和团成员、并以巨额“庚子赔款”了事。
而在这时的四川，因为身处内地交通不便，并没有受到这些事件的太多直接影响。但全国上下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铁路对于经济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重要性，认为“赶造铁路为治内御外之唯一良策”。清末的铁路，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
“合股官办”当然就是由清政府集资自办铁路。然而，国库空虚的清政府还要应付巨额赔偿，哪还有钱？于是就向国外银行大量贷款，作为回报，清政府就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外国公司从中获取的各种回扣、经纪费、余利为数巨大，导致了中国铁路利权的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合同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这种合同显然是难以让人长期忍受的。从1896年到1904年间，用这种模式在国内兴建的铁路约有6500公里。
既然“合股官办”极有可能导致铁路主权丧失的严重恶果，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率先上奏朝廷请求“铁路商办”，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该议题马上得到朝廷内外和各省绅商空前一致地赞同，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当然了，从国家所有制的“合股官办”要一下就变成集体所有制的“商办”的“有限公司”之间总要走一下“官商合办”过渡。那时也兴“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
四川要建的铁路要与邻省湖北的铁路连网。当时，湖南、湖北都归“湖广总督”张之洞主管，所以，从广州经湖南到湖北武昌的“粤汉铁路”在两湖境内的路都由他督办。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可惜在“文革”时，就连中央的直接出面保护都未能阻止造反派挖了张之洞的墓。这是后话。
在四川，由留日学生在成都设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这一商办有限公司。计划中的“川汉铁路” 全长3000公里（此线在清朝最终未能全部建成），起自成都，经重庆、宜昌（湖北）、至汉口（湖北），与“粤汉铁路”连网（在湖北境内的铁路段也由张之洞督办）。为了集资自办“川汉铁路”，四川采取了“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四川的大户、散民几乎人人都有份，都被影响到。
但是由于筹款速度进展缓慢。“川汉铁路”经数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1/10。在全国所有绅商自办的铁路中，“川汉铁路”的问题最严重。为了加速集资，1909年张之洞与英法德（美国获知后要求加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5%利息。几个月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这样也就出卖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四川反对尤为激烈。
原来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股款1400万两白银，但其中只有700万两用于宜万铁路的建设，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该公司一位名经理拿去炒股投机而亏空。清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亏空300万两的损失。这要是拿到今天来看，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在当时，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他们四处张贴宣传保路的传单，到处讲演，派代表赴京请愿。
当时，四川由比较开明的“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了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的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1911年8月2日，清廷罢免了同情保路运动的王人文，派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
这赵尔丰是何许人也？他在1907年锡良离任时就代理四川总督一职，一年后又升任“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加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王人文就是在他不在这一段时间里做的“护理总督”。1909年，赵尔丰平息了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了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距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当时的达赖喇嘛（13世）逃往了英属印度。所以，大家别以为只有后来的现任达赖喇嘛（14世）逃到了印度，他的前任也跑过。
赵尔丰一回四川就采取高压手段。斗争日趋激烈，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抗粮、抗捐风潮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1911年9月4日，清廷命令赵尔丰迅速弹压。他以会谈的名义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几位首要人物，封闭了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这时赵尔丰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也就是本文开头说的“辛亥秋保路死难事件”。
为了封锁消息，盛宣怀不许电报局发送有关内容。可四川人很聪明，他们把信息写在一大推木片上，像漂流瓶那样投入江中，使这种“水电报”迅速传往下游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与清军激战。
清廷震恐，马上一方面将赵尔丰免职以熄民愤，另一方面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
这时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起义”。
11月，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先是即投降革命，但他出尔反尔，一度重掌政权，随后被擒斩首。
瑞方这位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时，因接驾有功而升迁的官员，带着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走半道就爆发了“武昌起义”，于1911年11月27日被哗变的新军所杀。
武昌起义后，湖北、陕西、四川的革命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从我查的母亲的家谱中得知，我的曾曾外祖父（也就是我姥爷的爷爷），曾与人一起逼巴县的知县段荣嘉和重庆知府钮传善两人交权下台，投降革命。他们各自将几个梨子、罐头等放入布袋中，冒充炸弹吓住两人。当时，清廷保皇派之首良弻刚被革命党炸死不久，所以各地大小官员人人自危，一听说“炸弹”即吓得半死。这才使他们的“诈弹”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也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他后来又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四川著名的“天府煤矿”和“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这些事都被收集在《重庆文史资料选辑》里（我已经翻阅了43集）。另外，他在1989年就将西方印刷引入了重庆，这在《中华印刷通史》中被提到。据母亲回忆，她小时候家中有大量的线装书，一到好天时要拿出来晒书，以防生虫、发霉。
为了纪念1911年秋天在保路运动中牺牲的烈士，1913年由川路总公司承办，仿照北京白云寺塔与山西凌云寺塔的体型，同时参照国外建筑的艺术和特点，在成都的“少城公园”里建造了这座纪念碑。由于当时经费有限，这座碑实际是空心的：里面都是木架结构，外面用的则是石贴面！不过，正是因为这空架结构，使它经历过大地震和日军空袭，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完好地屹立在人民公园里，静静地接受人们的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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