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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大辩论，又开场了 |
| | 一位38年中共党龄的官员在文中写道：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此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
老高按：每一届中共党代会前，都必然会有一场党内党外的激烈辩论。
党内最高层的辩论，谁发表了什么意见，谁跟谁争论，当局包得严严实实，我们无缘得知，只能偶然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但学界和社会上的争论，却毋庸置疑：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前夕的争论，一直争到海外来了，我记忆犹新，许多观点，应该说，迄今仍有生命力。
而在离中共十八大还有一年多之前，今年初春以来，这种争论提前开打，已经白热化了。
我对谁上谁下的人事争斗毫无兴趣（充其量，内心或许偏好我比较熟悉、比较欣赏的某几位新星吧），但对中国未来可能以什么思想为指导，遵循什么路线，却高度关注。
可以推断，这样的争论，要么，是高层各个山头有意放风，希望广泛地征求民意，并聚拢人气；要么，是体制内、体制外（更常见的是跨体制的）的各种智囊班子推出各种方案，希望赢得高层青睐。
记得与一位学者兼作家曾经议论过：如果说20世纪的主旋律是争夺，那么21世纪的主旋律就是和解。
争夺之路充满坎坷、反覆，乃至血腥、阴谋、叛卖。而和解之路，也同样。
但是，这是本世纪的主旋律，我坚信不疑。
如果说，本世纪前两次党代会前的大辩论，还是延续了上一个世纪主旋律的余绪，还是以争夺为主调，那么，引人瞩目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前、今年的各种辩论会，却很有一些是充满了交流、沟通、倾听和包容的气氛。
最引起人们关注的，当然是4月24日，学者张木生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闻发布暨研讨会，这个会议，由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丁力，著名军事理论家乔良，北京金同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翁永曦，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刘伟伟少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部队建设部部长胡光正，《领导者》杂志主编、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中国青年报》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卢跃刚，国际广播电视台负责人梅学平，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著名学者白南风，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等出席会议并发言。另有《中国周刊》、《新京报》、《北京晚报》、《南都周刊》、《中国图书商报》、《广州日报》、《看历史》以及腾讯、新浪、网易等多家媒体纷纷到场。
从这些与会人员和媒体的名单（远远没有列全），明眼人早就指出主办者超越左右、寻求共识的意图。主办者和发言者，也都不讳言这一点。
后来国内外各个“山头”又以各种名义举行了研讨会。哪怕明显是以某一个单一目的举行的会议（例如，8月27日，胡耀邦的儿子领衔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9月4日，林彪事件当事人、后代和学者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10月6日，“庆祝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等等），也都不同程度而又明显地传达出对话、和解、包容、寻求全民最大公约数的信号。
眼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尖锐对立，誓不两立；而价值观念对立的后面，既有历史积累下来的深刻仇恨，又有现实利益的激烈冲突，不共戴天。对这一现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在这个对立的世界，不管千难万难，我们也必须寻求和解——这是对中国的前途怀有责任感的人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理性地权衡了利害之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结论，曾经遭到过、正在遭受着、还将会遭到无数攻击、否定、鄙夷和讥讽。
或许，中共十八大上台的新領导人，并不打算采纳这样的思路，而另有高招；或许，未来历史发展不依志士仁人的愿望和努力为转移，最终未能实现和解，而是将中国推入又一轮暴政和暴民的轮回……
但是，我们要像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众多的讨论会和发言，在媒体上、网络上很容易检索到，无须我多来饶舌。但我还是要转贴两份材料——转贴这两份材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文中的所有内容（和解本来就並不意味着同意和接受对方的全部观点），这就更无须我来饶舌了。其中第二份材料《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是今天上午一位朋友才发给我的。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综述
作者：李伟东、程敏（执笔），原载《炎黄春秋》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纪念这一拨乱反正的重要决议通过三十周年，回顾从“文革”内乱到改革开放的艰难转折，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南方周末》报社在京举办了“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胡德平、高尚全、宋晓梧、杨启先、江平、章百家、何方、孙长江、郭道晖、张胜、沈宝祥、马立诚、周为民、王长江、黄方毅、于建嵘、张曙光、张木生、张维迎、王占阳、王小鲁、常大林、陈有西、吴思、雷颐、蔡霞、杨继绳、张剑荆、李楯、丁学良、章立凡、何兵、王海光、王贵秀、丁东、高峰、吴稼祥、张鸣、展江、卢跃刚、胡舒立、项小米、降边嘉措、杨鹏等来自理论界、学术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
与会者认为，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极大的勇气和远见领导形成了这样一份历史文件，这一文件系统分析了党在32年执政历程中的得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这对于解放思想、打破个人崇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决议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区分开来，对争论严重的问题采取“搁置再议”的做法，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政治智慧。
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是，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历史作用。
与会者认为，必须守住《决议》所体现的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也一分为二的底线；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用“文革”的方式处理，而应该通过继续全面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巩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解决。
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又处在改革的一个关键期，《决议》制定过程和《决议》本身所体现的很多做法和精神，对于解决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认为，《决议》通过反思“文革”的沉痛教训，提出了以党政分开、扩大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配套改革的滞后等原因，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国家面临着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因此，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现将会议主要讨论成果分四个专题综述如下（各位发言人的发言全文见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一、《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从革命转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必须坚守《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胡德平说：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动摇，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回顾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非常重大。刚才有同志说这个《决议》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条活路，还是一条死路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些经过了“文革”、也经过改革的人应该明确，我们走上了“活路”，但是现在负担还很沉重，还有很多问题。
宋晓梧说：《决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其历史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绩。
张胜说：我们重温《决议》从中受到的启发和借鉴就是对社会矛盾不回避、不退缩，尤其是在人民面前不回避自己的失误，有直面问题、检讨错误的勇气。
王长江说：《决议》的精气神值得肯定。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担当。我所说的精气神，就是这种担当精神的体现。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同样要有一种担当需要勇气，而不是得过且过。
王海光说：《决议》的形成过程不仅是一个文件的写作过程，也是是一个全党思想解放的过程。《决议》代表了全党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周为民说：《决议》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指出了毛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表明我们共产党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教育，深刻反思认错，痛下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就为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李楯说：《决议》最大的价值，是它否定了实施多年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吴思说：《决议》放弃了“文革”理论，回到了八大路线，就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发展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这是一个进步。《决议》总结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这个总结很好。
陈波说：这个《决议》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彻底否定了“文革”，以及支持“文革”并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政治判决是镇制党内各种公开的与潜在的“文革”势力的定海神针，是极“左”势力的一副魔咒。
章立凡说：从政治层面观察，首先应该肯定决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执政党达成的党内共识，是当时党内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有了这个公约数，执政党才能以此为基础，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全民全社会的共识。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决议》功不可没，也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肯定这一点。
杨继绳说：《决议》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中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剧。
郭道晖说：《决议》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就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而言，初步打破了毛的神话和两个“凡是”。决议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左”的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余孽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30年后对《决议》科学性的再认识
座谈会在充分肯定《决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在理解和不苛求前人的氛围中，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看法。
胡德平说：《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时候，也说到他解放后的专断，个人取代党中央凌驾于中央之上。《决议》说“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四人帮”集团，——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还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吧？今天看来《决议》只有说的不够的地方，没有说过头的地方。
宋晓梧说：对《决议》有困惑，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决议》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并没有否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工”问题，提出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处理劳资矛盾，这有没有道理？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日益多发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好，还是建立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好？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结论上往前走，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和谐劳资关系，而不是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
沈宝祥说：《决议》中有些话，就说的不够充分，“宜粗不宜细”嘛。有些话，也不是那么很符合实际，如对华国锋的评价。《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王贵秀则强调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间点应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应充分肯定华国锋同志的历史作用。
蔡霞说：尽管《决议》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悲剧缺乏理论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检讨与剖析。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还没能够解决。我们需要汲取前苏联共产党的深刻教训。有的人至今肯定斯大林体制，批判和归罪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如何看待斯大林体制，实际上可能影响到以后党的走向与思路。
王海光说：《决议》毕竟是一个政治决议，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评价历史，有许多历史认识很不到位，比如说，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执政的两年，评价的都很不够。再比如说《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一个切割，把正确的思想当成党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不当毛泽东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
丁东说：要承认这个《决议》有历史局限性，对建国以来给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反思不彻底，四千个高级干部中有人已经提出的一些更深刻的意见，没有吸收进来。对毛泽东过于维护，对华国锋又过于苛刻，尺度不一。
张曙光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问题决议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认了一些错做了一些检讨；否则我们也不会有30年来的进步。但是决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否则，我们今天的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
杨继绳说：《决议》对农业合作化、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全面肯定，还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如大饥荒）。《决议》回避了造成“文革”的制度背景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都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
雷颐说：由于历史受到权力掌控，权力往往选择性记忆，要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对这一点我们做历史研究要保持警惕，我们要和遗忘作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历史记忆？因为有些人现在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由于不了解真实的情况，觉得那个年代或者是物质贫困精神丰富，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不是无视就是无知。
于建嵘说：这个《决议》又存在非常严重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执政党治国理念没有进行全面检讨，对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探索。
吴思说：《决议》不足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否定“文革”，“大跃进”和“反右”，当然不错。但《决议》肯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成绩，而是失误。否则就用不到改革开放。大方向错了，走得再稳再快也不值赞扬。《决议》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也不符合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如果这些批评是对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
高峰说：历史发展证明，在国家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私人企业实行公有化，搞“社会主义改造”是错误的。实际上，也违反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设想。
三、关于当前各种思潮和体制现状的评析
鉴于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潮涌动，与会者也对各种思潮进行了评析，其中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文革”回潮思潮做了广泛的讨论。
胡德平说：近年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鼓吹“文革”这种东西好像在“复活”，有人留恋它；有的人尽管不信“文革”，但却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要守住！另外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呢？有些人反对《决议》的这条底线，如果他们拿出论文、拿出实践来辩论那也好，如果只是一个口号，那也是一种利用。中国人民吃这个亏吃得太多了！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也说到了《决议》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提高认识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说这两个底线也弃而不守了，那么中国人也太没希望了吧？
高尚全说：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一是政府行政主导，二是受控市场。所谓模式就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我国仍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就是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近年来，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为“文化大革命”平反，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纵容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对中华民族未来将会造成巨大的祸害。
张木生说：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共产党的领导要改革，要完善。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极左，越来越表现在城市里面而不是农村。今年的“苏州事件”、“杭州事件”、“广州事件”、“大连事件”，大规模的冲突都爆发在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目标就是广场，民粹主义和极右的，非常着急在中国搞普世价值，这和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一样的，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后极“左”和极“右”都是在广场集合，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在广场民主的情况下智商最低，越来极端的口号越有人接受，这在全世界都有历史教训。今天应回到原点的新民主主义，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直到国际大环境允许我们建成够格的社会主义。以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来解决在国际大格局下的新问题。
黄方毅说：当前人们在热议新民主主义，并提出将此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而非终点，对此我赞成。我关心新民主主义“1.0版”，70年前的历史就一个词，宪政。凭着这个，中共赢得人心，把全国爱国与正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也凭着这个，把广大知识分子吸引过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王占阳对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脉络做了详细阐述。
张胜说：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相伴而来的是信仰的缺失和腐败的泛滥，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因为一级政府要抓好经济就要善于经营好本地的资源，也就是要经营城市，把你所辖的城市、农村当做商品和资源去经营，政府成了公司，市长、县长成了董事长，他可以招商、发包、配发资源，名正言顺地坐收红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权力的异化问题，公权力的商品化、商业化、私有化，腐败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了。
王海光说：《历史决议》在今天还是确认党内政治动向和社会政治动向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坐标。现在一些地方闹得沸沸扬扬的“唱红”，颂扬“文革”，赞颂毛时代，搞个人崇拜。被《历史决议》否定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出现了历史的错乱。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倒退。说明我们的改革底线现在已经发生了动摇，改革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
周为民说：纪念《决议》的意义集中地体现在今天会议的主旨上，就是反对倒退，坚持改革开放。因为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使人非常忧虑，那种可能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已经是现实地存在着了。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那些主张倒退的思潮和行为及其对社会的蛊惑，另一方面来自在这个问题上暧昧摇摆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倾向。中国是在一条生路上继续前进以争取光明的前途，还是倒退到死路上去，现在正处在非常严重的极其紧要的关节点上。
丁学良说：我一直认为，造成中国老百姓在“文革”中激进行为甚至暴力行动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949年以后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监督上层官员的渠道越来越收窄，到了1966年基本没有了。等到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的时候，底下人就把多年来积累的民怨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是普通民众在“无法无天”的最高领导者的亲自领导下，多年累积怨气的一次集中爆发。如今国内有些人向往乃至热衷于重拾“文革”的办法，恰恰是近年来普通老百姓合法的和自下而上制约、抗议、改正上层权力机关滥用职权的渠道越来越少的折射。合法的渠道越少，非法的做法就越具有吸引力。
张维迎说：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只有想当官的，没有想干事的人；只讲关系，不讲是非。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宪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条款，或者根本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
四、对下一步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希望
与会者对下一步改革开放的重点和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胡德平说：现在我们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很好，刚才有同志还说到了这点。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这个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是一个什么理念的执政党？对人民的要求，对世界的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各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吸收了些什么？关于民主集中制，我觉得民主一直很弱势，集中很强势。集中就是权威，只要党内有权威在，只要省里、市里有权威在，就是很强势；民主就是弱势，像婢女。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真正的民主要是发挥好了，集中也就在里面了。怎么做到两者统一和谐，这是党要研究的问题。谈到共产党合法性的时候，我倒不愿意用“合法性”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合法性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能不能一致起来？不要把党性孤立在人民性之外，如果孤立于之外，确实很可怕。我觉得，合法性的根子就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另外，一些事情也被搞乱了，比如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以前看有关材料，我也被吓蒙了，如果你说“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那你就是自由化！批评者的意思是必须把“坚持”放在“改善”一词的前面，这样才“顺理成章”。《决议》是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是目标，但前提是必须“改善”。不在内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号，于党不利。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现在是不是这个时机，我还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提出这个任务，才能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高尚全说：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是能不能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关键。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有紧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同时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不然高水平小康社会有落空的危险！
于建嵘说：我们今天纪念《决议》，不是要回到争论不休的历史评论中去，而是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有明确回答：第一，国家的权力到底属于谁？第二，公民有哪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第三，如何保障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第四，现代信息技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何兵说：国家和政党的中心任务，都有历史的阶段性。很多人说，经济繁荣会带来政权稳定，这是错误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爆发的。下个时期，党要“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最好同时提，以“政治和经济建设为重点”。我们不仅要与外国拼经济，更要与外国拼政治、拼制度。制度拼不赢，经济最终不可能拼得赢。政治要让人民讲，不要总是对人民讲政治。司法改革要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只要司法是公正的，人民就有希望，政局不会出现大变动。
陈有西说：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
蔡霞说：既要防止“文革”重演，又要解决好当前的贫富差距、党内腐败等等社会不公现象靠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前走，把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
李楯说：我认为，还是要认可利益主张多元，要有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机制。第一，要确立认可“别人和自己不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理念；第二，要构建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宪政、法治，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要走向宪政，最根本的是要启动早已停滞的改革——即：启动十七大在4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
郭宇宽说：能够有公共讨论的平台是最关键的。当年要是毛泽东能就政策和刘少奇彭德怀公开辩论辩论，怎么还能搞得起个人崇拜呢？鼓励公开的对话辩论，才能从事实上改变个人迷信和各种迷信的土壤，避免再走“文革”覆辙这样的教训。
王占阳说：“有中国特色的”本来是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其含义是“我不搞你苏联那一套，我们中国要另搞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又有中国特色的。所以“有中国特色的”本质是告别苏联那一套，转向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排除了只要“中国特色”不要“世界一般”的保守主义。
杨继绳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建立的“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社会很不公平，很难持续下去。只有建立了“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
郭道晖说：开放对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大讨论——第三次思想解放。主题是执政党自身改革和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核心是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变。我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基本理念和任务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吴思说：为什么一直说民主，一直不能实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强调民主。建国后，八大仍在说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文革”提出了大民主。《决议》否定“文革”，但也主张高度民主。现在仍在说民主。为什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可以证明，毛泽东早就知道，民主是走出兴衰循环的正确道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我的看法是：领导人有一种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领导人民抄一条近路，一步跨进天堂。后来的实践证明，所谓的近路是弯路。
张剑荆说：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以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以后能不能这样讲，经济问题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在历史决议通过30年后的今天，大家很迫切地想知道，执政党能不能像30年前那样拿出一个新的改革的纲领？我们呼唤执政党要有这样的历史感、勇气和担当。
陈波说：我们要解决中国融入文明社会的国家体制问题。所以我非常同意郭道晖先生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由专政党转成宪政党，要用宪政的手段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
高峰说：我们今天纪念《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学习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的政治勇气，为党和国家命运担负起改革政治体制的历史责任。
沈宝祥说：《决议》是解决党的问题。今天从总的问题来看，仍然是党的问题，关键在党。我们讲经济体制改革，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关键在党。党的关键又在哪里呢？关键在党的改革。我们常说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我认为，就是要把我们党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党。现代化的党，主要的，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科学化。
马立诚说：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崔武年
前缀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机短信的通知参加了名为《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通知”告诉我，这个会是“受叶帅后人委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会开的挺好。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人记得在35年前，中国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难得还能在它的纪念日的时候，开会座谈一下(当然，纪念这个伟大事件，对叶帅的后人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象粉碎“四人帮”这样真正令全中国人民都发自内心的拥护、庆祝、高呼万岁的真的是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在当年被评价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更是使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成为可能的黄钟大吕！对于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当时，我正处于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写“交代”、追“后台”，天天大会批、小会斗，被搞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
哦，话说远了——我是说，那天的上午，会议的主办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下午的会安排你一个发言”，我挺意外，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最近我正好有一个稿子，是呼吁和探讨政治改革的，虽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拣其要点，在这个会上讲讲，也应该是“纪念”的题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为时间关系”(规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打了引号？是因为后来也有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而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没有讲完，“十三点”只来得及讲了“九点半”。会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点半”是什么内容。我想，既然说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来，以供当政者参阅，也供关心者讨论。是啊，这些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嘛，公开说说又有何妨！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十个亿，财富增加了数千倍，当政者的雅量当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时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为全文。
崔武年于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1986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24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1945年，距建党24年，第二个在1981年，距第一个36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30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得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言，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屑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作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13年(其中三年是续赵紫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22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穷黄泉下碧落，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73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的“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 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了，其实我说的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 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 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 “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的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内，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38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的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有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于2011年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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