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為什麼我們的中國夢如此不同？

by: 宋魯鄭

年少時，喜歡龍應台的文章，因為她的犀利、坦率和汪洋恣肆，甚至還有多多少少的叛逆。隨着龍應台步入中年，她的文章多了一份婉約，一份柔和，雖然更象美文，但仍不改其坦率和直言。然而同樣是步入中年的她的讀者，儘管依舊喜歡她的文字，卻與其觀點漸行漸遠。

龍應台在北大發表的演講：我的中國夢《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又是一篇動之以情的美文。她投入濃郁的感情，以大量早已傳誦兩岸的詩篇、溶入華人血脈的古聖、先哲語錄串聯整篇文章，既撥動大家沉寂之久的心弦，又令人陷入深深的閱讀愉快當中。特別是在對岸台灣，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即使大陸的政治、經濟水平與台灣相近，依然有六成以上的民眾反對統一。在這種背景下，龍應台聲稱還有一個中國夢，頗易在大陸引發共鳴。當然，龍應台已經遠嫁德國，而在此之前，她擔任過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的文化局局長。這樣的經歷，使她敢言她人不敢言，同時也是理解她立場的一把鑰匙。

《我的中國夢》，開篇就頗為出奇：“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一句話，不僅能贏得世人對弱者的同情，還譴責了大陸的“鴨霸”。可是龍應台，大陸的導彈固然對準台灣，可是難道台灣的導彈就是對準日本的嗎？每年台灣都要向美國採購先進的武器，也都是針對大陸以外的第三方嗎？

兩岸分治是內戰造成的。到現在雙方也沒有簽訂和平協議，事實上還處於理論上的戰爭狀態。更何況，大陸部署導彈是從台獨開始在台灣猖獗之時，難道捍衛中國的統一不是一個中國夢的重要部分嗎？我們不妨看看朝鮮半島，雙方的劍拔弩張遠勝兩岸，韓國甚至還有美國駐軍。朝鮮是不是就可以說“你有美國駐軍，我哪有一個朝鮮夢？”

事實是，我不妨對龍應台直言：如果沒有這一千枚導彈和這一千枚導彈背後強大的制約力量，你還就真的可能沒有了中國夢，因為這一千枚導彈所對準的你的家，早已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不過如果想想現在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不統、不獨、不武，就不難理解龍應台為何要發此論了。顯然撤走導彈，也是兩岸不武的含義之一（其實只要台灣聲稱絕不獨立，兩岸立即可以實現和平，導彈立即可以撤走。龍應台難道不明白這個因果關係嗎？）。

隨後龍應台解讀了他們這些內戰失敗後來到台灣的中國人怎樣從擁有和大陸一樣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反共復國與大陸的一定要解放台灣遙相呼應）到演變成現在的小夢。

從感情上，常識上不難理解，當一個人在新的移民地生活一段時間之後，心態自然從客人轉為主人，從異鄉轉為故鄉。這就如同一個北漂，他的下一代就自然把北京當做故鄉。然而，這種轉變，在龍應台的筆下卻有了三重含義：一是大陸的崛起催化了這種轉變（台美斷交）。二是台獨的正當性。三是台灣的民主。不妨看下面一段話：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2000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 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無論她提到的《美麗島》雜誌、還是施明德、陳菊，和呂秀蓮，都是風雲一時的台獨分子。然而，她卻僅僅用“黨外反對勢力”來稱呼他們。事實上，民進黨直到現在也是把捍衛民主和台獨捆綁在一起的，也一直把民主當做它們的專利，是它們的奮鬥成果。對於熟稔台灣歷史和現狀的龍應台來說，怎麼可能不深諳其中奧秘呢？

龍應台此文的核心在於為台灣的民主辯護，然而就是在這裡，她沒有克服自己的感情和立場的局限。

台灣的民主轉型相對於經歷過流血、暴力的國家相比，是成功的。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這種比爛式的辯護已經沒有了說服力。台灣的亂不能歸於民主的必修課。難道大陸要實行民主，也一定要經歷這種亂的必修課嗎？然而大陸不是台灣，如果亂起來，恐怕不僅僅是在議會裡打打架吧。龍應台等於是在告訴大陸，實行民主必然會亂，但不要緊，這是民主的必修課。可是我們也可以持同樣的邏輯為大陸的改革開放辯護：改革開放出現問題，不要緊，這是必修課。甚至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此為理由，為自己辯護。

台灣實行民主後，應該和誰比最有說服力？還是亞洲四小龍。特別是四小龍都不是憑藉民主實行經濟起飛的。但經濟起飛之後，八十年代，韓國和台灣走向民主化，新加坡和香港繼續在原有的體制下運轉。結果到現在，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法治建設、廉潔程度，台灣都遠遜於新加坡和香港。這才是龍應台應該打個問號的地方。為什麼？為什麼？台灣實行了二十年的民主，卻大大落後於新加坡和香港？為什麼過去沒有大陸力挺的時候，台灣可以創造經濟奇蹟，傲視大陸，高居四小龍之首，現在儘管有大陸的強力扶持，仍然居四小龍之末？如果龍應台從這個角度分析亂和民主的關係，或許才是切入正題。

當然龍應台的思維方式在台灣是相當普遍的。曾有一位台灣的教授，在參加北大舉行的“中國模式”研討會上，這樣講過：在一次選舉前，他問自己的學生，是否要去投票。結果大多數說“不”。這本來就足以證明大家對這個體制的失望和反對。不料，這位教授又問：如果和大陸相比，你是否贊同台灣的模式。結果是大多數同學說贊成。可是大陸和台灣政治制度不同，不具可比性。要比應該和制度相同的國家對比，和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象今天的中國，比不過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百姓會接受。比不了瑞士、盧森堡這樣的小國，百姓也會接受。但比不過同處轉軌階段的印度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百姓不會接受。就是這個道理。

龍應台對台灣的“亂“還有一個解讀：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一個共識。即：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如果龍應台不是誤讀，就是要誤導。台灣的撕裂包括民主的不成熟，最大的根源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一個傾向統一，一個傾向獨立。一個連國家認同都不同的兩個政黨，怎麼可能在共同的價值觀下“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難道龍應台不知道在台灣選舉往往歸於“是否愛台灣”？支持統一的一方喊的口號是捍衛中華民國？傾向獨立的一方喊的是捍衛主權？正常的政黨輪替也被視為主權移交？

龍應台不但沒有找對台灣亂的原因，還在為這個亂辯護。如果是學者，是不是要質疑一下學者的嚴謹和學術水準？難道真的是立場決定客觀事實？龍應台還要把台灣的亂和價值觀捆在一起，世人不免要問，這是一種什麼價值觀？竟然在這個基礎上導致台灣的民主亂象？

至少從龍應台的文章可以做出如下的推理：亂是民主的必修課，民主必然亂。亂是建立在共同價值觀（民主）的基礎之上的。有這樣的價值觀，必然亂。

大陸的崛起，是全球每一個華人無不歡欣鼓舞的。然而，龍應台，卻提出了她的崛起觀：文明的崛起，“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當然文明的框架太大，不同的文化對文明的理解也不同。所以龍應台提出了自己的文明觀：

“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看到這裡，每個讀者可能都會覺的有道理，然而只有看完了下一段，才會明白龍應台的目的所在：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龍應台所謂的文明，歸根到底就是強大的大陸如何對待弱小的台灣而已。龍應台你又何必繞這麼大圈子呢？還非要說一些“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這樣冠冕堂皇的修飾語幹什麼？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崛起，就是經濟、軍事和政治的崛起。然後才有理論上的總結，才會上升到文明的高度。中華文明之所以長期獨霸亞洲，就是由於它的經濟、軍事和政治上的發達與先進，否則誰會對儒學有半點興趣？不過，放眼當今世界，能夠“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只有美國一國。把大陸當做批判的對象，恐怕是是錯點吧。如果再放眼歷史，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德國、日本、蘇聯、美國崛起後都是大搞“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除了中國，還真沒有一個例外。龍應台究竟是要貶低還是要讚揚大陸呢？

不過，我們不妨以龍應台的文明標準衡量一下台灣。我們知道，民進黨是打着民主的旗號上台的，而且八年間把人權口號喊的最響。哪麼民進黨時代的台灣是如何對待少數族群大陸新娘的呢？：禁止工作、遺產繼承兩百萬的上限（即沒有完整的繼承權）、每半年就要離開台灣一次（哪怕有孩子）、三個月就要到警察局報備、八年後才可獲得身份證（印尼和越南新娘三年就可拿到身份證。沒有身份證則無法外出旅遊、住宿，更不用說工作）等，甚至抽查兩次不在家就要被遣返。

請問，龍應台，面對這樣的台灣文明，你為什麼視而不見？你還有什麼資格在大陸談你的文明標準？

如果說由於文明標準不同，而不認同“大國崛起”，還是中華民族可以接受的底線，但當她說出：“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時，不由的令人拍案而起！難道香港和大陸價值觀有差異，就不能“血濃於水”嗎？西藏和大陸的價值觀更有很大差異，甚至是一個國家中的不同民族，難道就不能血濃於水嗎？海外華人和中國大陸的價值觀也有差異，難道就不能血濃於水嗎？難道朝鮮、韓國價值觀不同，就應該不再“血濃於水”嗎？難道由於價值觀的差異，當汶川地震的時候、八八水災的時候，兩岸就不能血濃於水嗎？

民族感情、國家統一與價值觀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而且價值觀要服從於國家的統一。林肯就為了聯邦統一而寧肯保留農奴制。中國為了香港的回歸，實行一國兩制，難道這個道理龍應台就不明白嗎？

一篇演講，開頭和結尾都是核心。龍應台也不例外，請看：“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其實在今日的中國大陸，說什麼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恐懼的，各種激烈的觀點隨處可見，網絡上更上如此。不管左派的烏有之鄉，還是右派的《炎黃春秋》。只要不付諸於行動。有些哪怕就是付諸於行動，而且是一些得不到憲法保護的活。動，也同樣會得到官方的支持。如今年此起彼伏的工人罷工。儘管1982年的憲法取消了罷工權利，但罷工發生之後，各級政府都站在工人一邊，通過和資方的談判，解決問題。其實西方也不過是如此，你宣傳共產主義不違法，但只要訴諸於推翻這個體系的行動，對不起，法律不允許。

 反觀台灣，是有“新聞自由”，但這是一種什麼自由呢？用李敖之子李戡在香港圖書展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有主張台獨的自由，沒有主張統一的自由。他父親的朋友郭冠英以筆名在網上發表主張統一的言論，被撤職。2008年我在台灣參加“總統”選舉觀選，結果發現，藍營沒有人敢說“中華民國”四字，馬英九重來復去就是“我是台灣人，燒成灰都是台灣人”。但他就不敢說自己是中（華民）國人。至到大選結果開出，我也才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請問，一個競選最高領導人的候選人，竟然連自己認同的“國家”的國號都不敢說。這還算什麼言論自由？馬英九，你能告訴我們大陸人，在憲法的支持下，你恐懼什麼？龍應台，你可否給我們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