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上一篇《为上天而争辩》，也许有读者会产生一个疑问：争辩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难道这种精神还值得提倡吗？2009年底在特拉维夫大学主办的宗教对话会议上，当代犹太教与儒家思想两大代表人物——杜维明与拉比阿丁·施坦泽兹当面对话，杜维明发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断发问，那么发问造成的紧张状态怎么办？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问在了点子上。

应该说尽管拉比犹太教的世界是一个不和谐的世界，不必要的紧张状态，或者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紧张状态仍然是要全力避免的，否则“争辩精神”早晚会被人们所抛弃。在这方面，拉比犹太教的基本策略之一是“情理分离”。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蛇炉之辩”的故事。我们在最初讨论“平行逻辑”问题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不过跟这个故事的大多数讲述者一样，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半，同时我们也没有说明这个故事在《巴比伦塔木德》中出现时的上下文环境。

话说众贤哲在辩论中击败了了拉比以利以谢及其后台——上帝，并得到了上帝“我的孩子们击败了我”的嘉许，于是他们把拉比以利以谢所裁定为洁净的所有器皿都搬出来烧掉，同时投票表决，把拉比以利以谢赶出了教门。表决是表决了，但到了要把这决定通知拉比以利以谢的时候，大家可就都犯了难。要知道拉比以利以谢不仅是位超级贤哲，而且是位手眼通天的人物，搞得不好，整个世界都会因此遭难。折腾半天，最后还是拉比以利以谢的弟子、大贤哲拉比阿奇瓦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责任，用他的话说，是为了“防止不肖子弟去做此事，从而引发世界的毁灭”。

拉比阿奇瓦穿了一身吊丧的黑衣服，跑到拉比以利以谢家，却不肯坐到他身边去。警觉的拉比以利以谢问道：“阿奇瓦，今天怎么了？”阿奇瓦趁机说：“你的那些同伴们，他们决定远离你。”拉比以利以谢闻言，依照守丧的习惯撕破了自己的衣服，赤足坐在尘土中，双泪长流。世界立刻就遭到了惩罚，据说三分之一的谷物当即被毁，还有一种说法是拉比以利以谢目光所及之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一刻，犹太公会领袖拉班迦玛列正在海上航行。突然间巨浪掀起，直扑他的座船而来。迦玛列说：“这浪一定是为拉比以利以谢而来的。”于是他涌身站起，对着上天高声抗辩道：“宇宙之主啊！你万分清楚我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家族的荣耀而如此行事的！我是为你而如此行事的，为的是纷争不会在以色列加剧！”此言一出，巨浪即刻退去，大海风平浪静。

说起来拉比迦玛列跟拉比以利以谢还是亲戚，以利以谢的妻子“和平之母”便是迦玛列的妹妹。从出事这天起，“和平之母”就每天盯着丈夫祷告时的动作，不许丈夫在祷告时俯首。原来犹太人每日祷告都诵念固定的经文，诵念完毕之后可以俯首加上私人祷词，述说个人的恩恩怨怨。有一天祷告间有乞丐来门口乞讨，“和平之母”一念之差，跑去施舍乞丐，回来时看见丈夫俯首在地，口中念念有词。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疯了般大叫：“快起来！你杀了我哥哥了！”

不久讣告传来，拉班迦玛列在家中去世。拉比以利以谢不解地问“和平之母”：“你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这是我父亲家中的传统教导：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只有受伤害的感情之门还打开着。”

“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指的是第二圣殿被毁灭。按照拉比犹太教的看法：第二圣殿被毁，意味着上帝之灵离开了人世，从此人的祷告，上帝已经不再听闻，即使听见了也不会再做什么。但是如果有人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上帝仍然是要倾听的。

为什么“受伤害的感情”的地位如此重要？根本上说，是因为“平行逻辑”引导下的“争辩精神”的天敌是“情理不分”，在争辩中不是说理，而是设法伤害他人的感情，这样的态度是紧张状态的根源，也是灾难性后果的起点。因此必须把情和理分开，并且严禁在争辩中伤害他人感情，唯如此，“争辩精神”才能开花结果。所以，众贤哲击败上帝都不会遭到惩罚，因为他们是在说理；而他们对拉比以利以谢的“焚书坑儒”式的行为却会遭到惩罚，因为这是在伤害他的感情，即使这种做法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的是纷争不会在以色列加剧）也罢。

那么怎样分别“说理”和“恶语伤人”呢？《巴比伦塔木德》提出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禁止揭短”，也就是禁止在争辩中将对方无法更改的短处拿出来作为争辩内容。“蛇炉之辩”的故事其实是《塔木德》中一大篇关于“不得恶语伤人”的讨论中举出来的一个例子，而这一大段的开始则讨论了两者间的基本差别：

‘如果他是一个忏悔者，你不可以对他说：“想想你以前干过什么吧！”如果他是一个皈依者，你不可以对他说：“想想你祖先干过些什么吧！”

“揭短”的问题在于：它不是讨论问题，而是跑去讨论讨论者！因此它跟“说理”没任何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上一篇所说的拉比约哈南与雷实•拉奇实的故事。在那一篇里，拉比约哈南的错误在于他不该揭雷实•拉奇实当过土匪这个短。雷实•拉奇实当没当过土匪跟刀具何时能沾染不洁没有任何关系。

情理分离是犹太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贯穿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个人的事情与工作的事情严格分开。总体来说，西方文明在这方面的趋势与犹太文明一致，而与中国传统以“心”为基础的“合情合理”的综合态度截然不同。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早已指出。

张平 2011年8月21日 于特拉维夫

原载《中国企业家》2011年第17期，版权所有，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