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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毒奶粉事件、地溝油事件反映的是商家為牟利不擇手段的現實，那麼小悅悅事件就是當下中國普通民眾自私冷漠的最真實寫照。不是嗎？小悅悅事件難道是孤立的、偶然的嗎？就在小悅悅出事的同時，不是有媒體披露，西湖一女子落水，當時那麼多遊客無一人去救，最後還是一名美國訪客把人救了上來嗎？可見這種事無時無刻不在中國發生，有什麼值得奇怪的？有什麼可震撼的？如果自己不幸也在當時的現場，或者有一天你也經歷了同樣的事，你的態度和行為會有什麼不同嗎？現在大家都在義憤填膺，好像都是別人的錯。據說最近有個網絡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受訪者認為，相比於十年前，大陸社會的道德水平“有很大倒退”。其中，道德水平下降最多的是政府官員、司法執法人員、醫生和老師。其實都是胡扯，中國人民道德水準的下降是逐漸形成的，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也是涉及到每一個人的。越是文明進步的地方，這種下降越明顯，越是有錢有權的人，這種下降也就越明顯。依我看，這是個制度問題，是中國長期以來正義得不到伸張，邪惡得不到懲罰的直接後果，是一種全民全社會比爛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和他的官員是罪魁禍首。

左派也許聽着這話又不舒服了，他們會質疑，怎麼又賴到共產黨身上了？美國也有這種事啊，為什麼中國出了這種事就是共產黨的錯？不錯，哪個國家都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但我們分析一件事情發生的原因的時候，要看它是孤立事件，還是一種普遍現象。我個人以為，在美國像這種見死不救的絕對不是普遍規律，而在中國就是，而且很早就已經有苗頭了。

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讀到過這樣一則故事。有一個女子一天深夜回家時，在自己家的樓下遇到一個流氓，她直呼：“救命啊，抓流氓！”這時只見本來開着燈和窗戶的人家紛紛熄燈關窗。女子絕望之時急中生智，又高喊：“有人偷自行車了。”這一招非常靈驗，很多人打開窗戶，一下把流氓就給嚇跑了。這是二十年前，沒有人敢見義勇為；二十年後，連助人為樂的人也很難找到了。

在美國，雖然我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但見義勇為的事我們聽到的多了。至於助人為樂卻幾乎每天都在身邊發生着。有一次，聽完音樂會回到停車場，身邊一位老太太因為腿腳不靈，失足從樓梯上摔倒，好像摔得不輕，半天沒動。我看到當時所有人都停下腳步，好幾個熱心人上前問候。最後，一名女醫生走上前，蹲下來，一邊拉着老太太的手，一邊說：“我是一名醫生，你可以告訴我你現在感覺如何。”我親眼看見她用非常專業的方式和老太太交談，排除了骨折和重傷以後，她親自攙扶着老太太離開現場。至於後來發生什麼，我不得而知。從這個簡單的故事，我們可以相信，在美國，如果你那天不幸摔倒在大街上，你可以期望被一位陌生人救起。

共產黨現在有點像驚弓之鳥，最全心全意做的事是維穩，最害怕的是見義勇為、助人為樂。你也許說我這有點偏激。是啊，共產黨口頭上當然不能這麼說，但它的政策就是起到這種效果，所謂分而治之。大家各管各，黨才能管住大家。如果你們都去多管閒事，政府抓一個艾未未或其他異議人士，你們都去大街上鬧事，替這些人打抱不平，那不是挺麻煩？把劉曉波抓起來，沒有人敢為劉曉波伸冤，這是共產黨最樂意看到的結果，如果老百姓都那麼有正義感，都那麼血氣方剛，要和政府討個說法，那不是很頭疼？所以，共產黨不能鼓勵中國人民見義勇為，連助人為樂都不行。他們認為某某是反黨賣國分子，如果你偏偏說不是，到處找關係為這個反黨賣國分子開脫，那不也很討厭？尤其是軍人，那就更不能有什麼活腦筋了，別人的事最好不要摻和，讓你們幹什麼就幹什麼，政府不讓你們幹的，絕對不要去干，這就是最安全的。中國人被這樣的政府長期訓練洗腦後，誰還會去助人為樂，誰還去見義勇為？只剩下“助黨為樂”、助紂為虐了。這是說的是中國國內的政策。

在國際上，中國不也是凡是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嗎？埃及政府鎮壓自己國家的示威群眾，卡扎菲射殺自己國家的人民，那都是人家的內政，中國不能管，也不應當管，最好別的國家也都不要管。這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貫政策。中國在國際上沒有是非觀，沒有正義感，更沒有責任感，如果硬說有，那也只是對倒行逆施的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共處”，以免得罪人，吃力不討好。這不正是眼下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理嗎？中國的當權派們看不慣美國到處多管閒事，充當世界警察，看不慣西方社會有自己的道德標準。所以，中國外交是一個沒有道德標準的外交，是一個只顧自己偏安，不顧他國人民死活的外交。如果全世界的國家都像中國現在這樣，那我們的文明會倒退很多年。一個國家的政府是這樣，那裡的人民怎麼可能不被馴化？“別人的事不要管”怎麼可能不成為中國人的處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