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張丹紅悲劇何以重演？
2011-11-10

前言

今天有朋友和我聯繫,問可否有辦法把他的一篇批評文章發到法國媒體上去。我回道：“你在法國這麼長時間，也應該明白法國並沒有新聞自由，這樣的文章怎麼可能發表呢？”朋友說法國真的要改變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回應說：“其實法國的政治精英都明白，只是被現行制度綁架，無能為力啊”。

自從自己七號回到法國，便深深的感受到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之嚴峻。法國出台了自1945年以來最為嚴厲的緊縮措施，已經通過的退休制度改革將提前一年實行。 最低保障金：最低收入補助金、退休金、就業補助金、殘疾補助金、最低養老金，失業補助金，等最低社會保障金雖然不會被凍結，但明年這些保障金將不會像往年那樣，根據通脹率加經濟增長率上調，而只是按照經濟增長預測上調1%。而意大利的陰影已經撲面而至，這個世界第七大經濟體，拖垮的不僅僅是歐洲，恐怕是整個西方。中國將怎樣收拾這個後西方的殘局呢？意大利總理今天終於辭職了，但輿論驚嘆的是名譽掃地的貝魯茲科尼並沒有在司法壓力以及意大利民眾的示威聲浪中下台，而是金融市場的壓力之下灰溜溜地退出，難怪法國媒體今天一致嘆息說金融市場的威懾力遠遠超過民主的制衡力。

最後，還是要說幾句新聞自由。我們華人在法國享有絕對的使用中文批評的自由，因為沒有人看的懂中文，不對這個國家產生任何影響。其實，中國的自由派要想享有我們這種自由，簡單的很，只要使用法語或者德主批判中國這個國家和制度吧。

張丹紅悲劇何以重演？

2008年，以新聞自由自詡的西方發生兩起與中國有關的醜聞。一是歪曲、失實報道發生在中國西藏的“三·一四”事件。二是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由於客觀報道中國而被免職----儘管隨後啟動的幾個權威部門進行的調查證明張丹紅絲毫沒有違反新聞真實，也無個人言論不妥。這兩起事件在激起海內外華人的憤慨和對西方所謂新聞自由質疑的同時，也令人困惑：何以一向標榜新聞自由和客觀公正的西方媒體對中國何以就是雙重標準？這究竟是個案還是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或者媒體戰？就在這兩起事件及其影響尚未硝煙落定，另一起令海內華人震驚、規模更大的張丹紅式的悲劇再度上演，仿佛為三年前的疑惑提供了答案。

這一次西方新聞自由的四名受害者均是德國之聲相當資深的編輯：王鳳波（任職九年）、 朱虹（任職二十三年）、李琦（任職十一年）、王雪丁（任職十二年）。如果說當年的張丹紅只不過是被免職的話，這四個人則是被德國之聲處以極刑：掃地出門。這對於年齡偏大（如王鳳波已經47歲）、很難再找工作的他們而言等於是逼上人生絕路。

當然西方還號稱是“法治”國家，這樣的重手自然是有一套說詞：經濟困難、經費減少而不得不裁員。只是奇怪的是，在把這四位經經驗豐富的資深編輯辭退之後，卻又馬上招聘了毫無經驗的新手！（值的一提的是，當德國之聲招聘新人之後，又對辭退這四位編輯的做法給出了其他理由。）但根據德國相關法律，廣播電台這種機構有權自由挑選所需要的工作人員。而這一條規定，就是德國的法官也表示難以理解，因為這是超越勞動法的權力！在其他行業是絕不可能發生的。這也難怪當王鳳波憤而將德國之聲告上法庭之後，卻於2011年5月被判定敗訴。

哪麼什麼是王鳳波等四名資深編輯被掃地出門的深層原因呢？正如王鳳波所一語道破：這是“張丹紅事件”後“德國之聲”有意排除“異己”。因為他自己對“德國之聲”在“張丹紅事件”後將中文部意識形態化的做法“進行了不屈的抵抗”。原來張丹紅事件之後，德國之聲聘用一個水平不高的漢學家，對中文部的報道進行審查，實際上是派了一個“秘密監督員”。面對這種嚴重違反新聞報道原則的做法，他表示了反對。另一位面對被裁員命運的朱虹也表示，她的被開除起源於上司無理扣押她的採訪稿。

從以上的簡略過程我們不難看到這樣的事實：西方並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法治。一旦新聞報道觸及到它們的底線，所謂的新聞自由和法治真相就顯露無遺。這就是為什麼新聞機構可以超越勞工法，德國之聲可以堂而皇之的將資深編輯除之而後快。當然，這就是為什麼張丹紅悲劇何上重演的真正原因。

應該說，張丹紅類似的悲劇並不僅僅德國所獨有，是存在於整個西方社會的普遍現象。要想釐清，恐怕還是需要認真、全面地審視西方新聞自由的真實狀況。

首先，任何媒體都不能挑戰或否定西方的價值觀，更不能否定現行制度，這就是一個紅線。各個媒體必須有着嚴格的自律。本文開篇提到的張丹紅事件，就僅僅是由於她發表了許多正面報道中國的新聞和評論而被解職（東西方價值觀不同，肯定中國，形同否定西方）。而且雖然德國官方把《德國之聲》上萬份中文報道翻譯成德文加以審查後認為並沒有發現所謂的“紅色滲透”的內容。德國之聲的監督機構——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也駁回了對張丹紅以及德國之聲的指責，廣播委員會全體也一致認定，德國之聲中文部既沒有違反規定，也沒有破壞記者原則。即使如此，這並沒有改變張丹紅的命運，她不但沒有恢復工作，甚至支持她的原中文部主任馮海音(Matthiasvon Hein)也被解職。這就是挑戰西方價值觀所遭到的懲處。

不過這個規則在憲法上也能找到依據。比如法國憲法最後一句就是：共和政體不得做為修憲議題，德國基本法（即其憲法）第二條這樣規定：每個人都有自由發展其個性的權利，只要他不侵害他人的權利，不違反憲法制度或者道德規則。請問，什麼是道德規則？誰能為道德準則做一個清楚的界定？正如前西德總理施密特所承認的“道德準則指的是什麼。其實沒有人確切的知道”。這從而為執法和解釋法律提供了便利。

第二，西方新聞自由的另一個底線是不能損害國家利益。2008年受美國資助、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在中法對抗中發揮了相當重要和關鍵的作用。然而事過幾個月，“記者無疆界”的創始人、秘書長梅納爾就被迫以健康原因辭職，自此在法國消失的無影無蹤。顯然，這位先生玩過了火，損害了法國的利益。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於法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國的支持，從而將中法關係推向少有的高潮。當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巴黎時，巴黎警察對所有抗議的人群均強行處置，甚至不惜動用暴力----在地鐵口只要看到穿黃色衣服的亞洲人，或者強行拖到警車，或者乾脆將之圍堵於一隅，不得動彈一步。然而，所有的媒體均對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國境外的媒體稱為法國的恥辱。（不僅媒體，警察局也一樣。巴黎警察局拒絕了支持達賴集團的一些組織要求在北京奧運會開幕之日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遊行的申請，但僅僅兩天之後，就批准了在俄羅斯駐巴黎大使館門前支持格魯吉亞的抗議集會申請）。這一點，在西方也頗具共性。特別是美國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表現的最為充分。好萊塢重量級影星西恩.潘自費5.6萬美元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公開信，指責布什的好戰政策。不久，好萊塢大製造商取消了他的電影合同，損失高達至少1000萬美元。來自美國總統布什家鄉得克薩斯州的樂隊“南方小雞”由於在美國《娛樂周刊》發表反戰言論，聲稱為布什總統來自他們的家鄉感到恥辱。不料擁護布什的“愛國電台”封殺他們的歌曲，歌迷則當街砸爛她們的唱片。樂隊成員們的家門口被人堆滿了垃圾，甚至有人向他們發出死亡威脅。她們的全美巡迴演出也告吹。受僱於全國廣播公司、曾因報道海灣戰爭而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彼得·阿內特僅僅由於他在接受伊拉克採訪時說了句“美國的第一個作戰計劃已經失敗”而被炒了魷魚。

第三，西方控制媒體最令人觸目驚心、最有效的還是政治正確。這個政治正確的威力在於，一是無所不在，二是又無影無蹤，全憑意會，不可言傳。具體而言，媒體不得涉及種族、文化多元、不能質疑對納粹的結論、宗教信仰（現在還有不能正面報道中國、不能批評達賴、不能批評印度）。比如，美國電影中的黑人都是正面角色，善良、樂於助人就是一例。而且一旦有人觸犯了這些政治正確，後果極為嚴重。海倫·托馬斯，號稱“美國新聞界第一夫人”，幾十年來牢牢占據白宮新聞發布會第一排中心位置。1995年她過75歲生日時，克林頓總統送給她的禮物是十五分鐘專訪。1998年白宮記者團設立了海倫·托馬斯終身成就獎，而她本人就是第一位獲獎者。2009年她過生日時，同一天過生日的奧巴馬總統親自攜蛋糕為之慶生。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僅僅由於說錯了一句話丟掉了一切：丟掉了媒體人身份，丟掉了參加白宮新聞記者發布會的權力、代理公司宣布和她斷絕關係、新書合著者終止合作，甚至一所高中也取消了她的畢業演講。於是她不得不宣布退休，以誰也想不到的方式終結了她的新聞生涯，她大概永遠也想不到，僅僅由於在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說出一句正確的心裡話，就讓她失去終身奮鬥的一切。那麼她在言論自由的美國究竟說了什麼居然有如此嚴重後果的話呢？原來她在接受一家網站的採訪中談到了以色列：“猶太人滾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回到波蘭、德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記住，這些人（巴勒斯坦）的土地被侵占了，它不是德國的，也不是波蘭的。”

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除了有粗口，道理還是對的。畢竟聯合國也認為以色列是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美國也要求以色列以土地換和平。然而，在美國猶太人是不能被攻擊的，這是政治正確。

西藏“三·一四”事件時，美國CNN主播卡佛蒂惡意攻擊中國：“我認為，他們基本上同過去50年一樣，是一幫暴徒和惡棍”。其惡劣、嚴重程度遠超托馬斯，而且更重要的是違背事實。雖然引發華人社會和中國政府的抗議，但其人卻安然無恙，還被冠以言論自由，還被CNN庇護和辯解，說什麼指向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民（不可冒犯的英國女皇代表了誰？）。但如果哪位敢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時口出微詞，看看會是何等下場。還有哪位著名國際影響莎朗斯通，說汶川大地震是“天譴”，引發全球華人共憤，最後她也只是在中國商業利益的壓力下僅僅道歉而已。當然，美國的政治正確也是逐步演變的。三十多年前，黑人應該被種族隔離是政治正確。二戰結束時，杜魯門這樣為使用原子彈而辯護：日本人乃是畜牲，你與畜牲打交道，就得把它當做畜牲。杜魯門年青時曾這樣說道：“我相信一個人只要不是黑鬼或中國佬，那麼他就能夠與其他人一樣好，一樣誠實與正派。威廉叔叔曾言，上帝用灰塵造就白人，用泥造就黑鬼，然後就扔掉了剩下的東西，這些剩下的東西後來就變成了中國佬。”由於那個時候沒有今天的政治正確，所以絲毫不影響他民選為總統。

海倫·托馬斯違反政治正確只是被迫退休，還算幸運。2010年8月19日四十一歲的法國人文森·雷諾阿(Vincent  Reynouard)因為發表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言論而被關進了監獄。雖然他否認納粹屠殺行為的言論對幾百萬遭受納粹屠殺的猶太人來說是極大的侮辱，但是，他是否就應該因此而被關進監獄？

當我們看到即使西方自己的新聞業者觸犯紅線後的下場，張丹紅及王鳳波等的命運也就不足為奇。而我們在對張丹紅、王鳳波等人所承受的不公正表達深深同情和進行聲援之餘，是不是也要感謝他們？不正是由於他們的遭遇和苦難，才讓我們有機會一窺西方新聞自由和法治的廬山真面目嗎？也從而讓我們清醒的認識到，西方的媒體不僅在國內成為維護其制度的手段，更是對外博弈的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