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关那场带来大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话题经常见诸于有关书籍和报刊。在这些文章里，常见的话题是浮夸，蛮干，虚报产量迎合上级，亩产上万斤等等；官方的定调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结果等等。这些话不知被重复了多少遍，不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起码人们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上述的观点总是被人挂在嘴上，似乎浮夸，蛮干，天灾人祸，头脑发热成为造成大饥馑的根本原因。为了说服人，有的人还说由于虚报产量，上级就根据虚报的产量来征收，老百姓的口粮全被拉走，致使许多人被饿死云云。

上述说法看似有理，但经不起推敲。浮夸，虚报是一种不良作风，这一点怕没人能否认，问题是，浮夸和虚报不会影响地里的庄稼生长，你说亩产万斤也好，亩产千斤也好，庄稼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不会因为你虚报了它就歉收，也不会因为你瞒报了它就会丰收。说到蛮干，大都限于摔锅炼铁，砍树炼钢等可笑又可恨极端做法，这并不关乎粮食的产量，与肚皮挨饿无关。至于天灾，没有什么证据说明那几年有什么能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自然灾害，没有大涝也没有大旱，其实那几年真的是风调雨顺啊！天灾之说，只不过是某些人文过饰非，掩盖了部分事情真相的措辞而已。所谓人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祸，也没人说清楚，好像浮夸虚报就是人祸的主要特征。所有见诸于报端的文章，要么是拿这个问题攻击某一个或者某一个团体，要么是人云亦云。总之，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人从根本上去探求造成这一灾难的真实原因。

本人有幸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事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现把本人亲眼所见的事情叙述如下，也许能从中探讨出某些深层次的原因。本人声明，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生活在出现严重饥馑的淮北地区，所叙述的事情也许只是个特例、代表不了全国的情况，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绝无强加或者混淆视听之意。

本人认为，造成大饥饿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浮夸，而是一个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引起的，这个细节就是“合理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如果归类，应当归类于不讲科学的蛮干。本人还认为，讲三年自然灾害不符合实情，真正的灾难，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确切地讲，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的二月的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中原灾难的余波所致。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交替之际，我十二岁，辍学在家呆了一段时间。为什么辍学？说起来见笑。原因起自不知道人么人头脑发热，办起了全乡统一的寄宿制小学。全乡的孩子统统集中到乡政府所在地上学，吃喝拉撒宿全部在学校，吃食堂，寄宿在农家大院，滚稻草地铺，一个老师往往要管理几十个学生，其混乱可想而知。这样的学校办了没几个月就散伙了，而原来的学校的一切物品都毁于大炼钢铁，回来的学生无处上学，总不能让孩子们站在学校上课吧，因此就全体辍学一段时间。

既然没出上学，在家又着急，父亲就带着我下田。他的意思是想让我学会务农技巧，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农民。记得年初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哥哥从外地写信来，建议父亲停止我的学业，说有知识是祸害的根源，因为他的右派证据之一就是说了一本书上说的斯大林时期克格勃头子叶热夫镇压了许多人，被人揭发为攻击社会主义。父亲很看重哥哥，就一心想让我不上学，跟他务农。幸好母亲没有因噎废食，在老学校开学后又让我重新上学。

在跟父亲下田的日子里，我见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许多田里只长着寸许高的秧苗，秧苗都枯萎了，连做柴草的资格都丧失了。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这是旱改水造成的。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旱地改成水田能提高产量，我说这可是一粒稻也没收到呀！父亲说不是所有的旱田都能改水田，有的田漏水，放进去多少水一夜就漏光了，水稻水稻，缺水了水稻怎么生长呢？父亲还说旱田改水田有个过程，需要几年时间，这是条路，但得慢慢来。 ◎

父亲是村里能够使唤牛的好把式，扶犁播种样样都会（别看有人做了一辈子的农民，可能到老也不曾使过牛、扶过犁，也不会撒种。）。因此，凡是县上或者地区来人蹲点，凡是牵扯到种地的事，都会前来征求父亲得意见。记得有一次，县上的一个蹲点干部特意来到田头，问我父亲小麦一亩地需要撒多少种子最好。我父亲含含糊糊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明白。那个干部让我父亲照直说，不要有顾虑，还说这关系到全村人明年有没有饭吃。我父亲这才说了个数字。那个干部显出吃惊的样子，说这太少了，上面要求的比这多得多。我父亲说他说的已经很多了，他还担心撒这么多的种子庄家能不能长得旺盛。那个干部直啧嘴，还是不能相信。我父亲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儿田亩薄，没有地力，种子撒多了，麦苗必然密，土地缺肥料，麦苗根本长不起来。那个干部最后说，那我就打个折衷吧，按你说的再加一些。我父亲说那万万使不得，那会减产，甚至颗粒不收。那干部摇着头走了。

       过了几天，田地犁好也耙好了，大队通知播种。果然每亩是那天那个干部说得数字，我父亲听了直摇头。他没有抗拒，知道抗拒没用，在撒种的时候比原本经验数适当多加了一些，因为他心里有谱，撒多了庄稼长不起来，轻的减产，重的绝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其它的撒种人却没有这么做，他们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了。结果可想而知。

       这年，夏季作物严重减产了。肥沃良田里的小麦勉强抽了穗，但瘪子多。薄田连种子都没收上来，弄得人心惶惶，我母亲天天在家叨咕真要饿死人了。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农村，即便是丰年，粮食也是不够吃的，农民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全靠的是节俭，那些在田里整日劳作的人也只是中午能吃一顿干的，剩余的两吨就喝稀饭，有的人家干脆把晚上的一顿饭免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短，是必然的，营养不良，再遇上伤风感冒，很快就会把一个人的身体摧垮。

       夏季作物减产，在人们的心头抹上一层阴影，但这还不是严重的。秋粮是庄户人家赖以生存的大头。秋季作物的收成好坏，决定这一年人们的饭碗里有没有食物。这年秋天，由于继续推广旱改水和所谓的合理密植，稻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收成。幸好村里的干部发现事情不妙，及时在绝产的稻田补种了绿豆和胡萝卜。但这对于即将来临的大饥馑，只能是杯水车薪。中秋节过后不久，细粮全部吃光，豆子山芋胡萝卜之类粗粮撑不了几天，接着人们就开始吃山芋叶子和胡萝卜缨子。山芋叶子和胡萝卜缨子吃完了，就捞水中的杂草吃，吃的许多人都得了乌嘴病。再后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饿死人也就是必然的事。大饥饿只持续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六零年二三月间，政府开始发救济粮，一旦有了救济粮，死亡人数顿时减少。当代最恐怖的时期就这样过去了。

有人说大饥饿延续了三年时间，哪有三年啊，只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如果是三年，中原大地还有人吗？之所以有人说是三年，可能指的是波及全国的时间。当中原大地出现饥馑的时候，国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调粮食救济灾区，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死亡人数。从各地征粮，势必影响各地的人民生活，形成了全国人民都过粮食关，副食品和糖等一切能入口的都成为紧俏物资，这都是粮食紧张造成的。实际上，当时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按照现在的水平是吃不完的，居民每月二十八斤，学生三十三斤，现在吃得完吗？吃不完。当时为什么不够吃呢，因为油水少，又没有副食品和肉类，光靠那些粮食满足不了人体需要，整日饥肠辘辘。

我说粮食关是由中原波及到全国，是有根据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逃离里安徽（我的父亲是一九六零年元月逃出的），来到北大荒859农场避难，这儿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关里的饥饿现象只是风闻。一九六零年秋季，我随家迁到内蒙古的牙克石，这儿的粮食也没歉收，畜牧业兴旺发达，哪里有什么自然灾害。也许别的地方有，我不了解，反正我所到之处没见什么天灾。可是，随着供应粮食的减少，人们就开始恐慌起来，饥饿成为寻常百姓最迫切需要摆脱的困境。但这仅仅是吃不饱饭而已，和中原的饥馑有天壤之别。这足以说明，全国性的饥饿是由中原地区波及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集权制度的最大优势所在，当全国粮食主产区的中原大地普遍出现大灾难时，调集粮食的数量可想而知，这对于本已捉襟见肘其他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来输出粮食的地方陡然变成粮食输入，原来需要粮食输入的地方不仅得不到补充的粮食，还要输出粮食支援灾区，谁都会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这也就是形成全国性的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个人认为，那场大饥饿是由于不尊重科学造成的，与天灾无关。具体地说就是脱离实际地推广密植和旱田该水田造成的，密植占的成分大，是普遍性的，甚至可能是全国性的；旱田改水田，是局部的。没有充分的肥料，提倡密植，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如果说这是人祸，也是推广密植的人所始料不及的，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对密植能增产，没有人会怀疑，也没有人敢于当众质疑，更没有人准备先实验再推广，庐山会议之后，谁都害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细节，结果酿成了天大的灾祸。

       我看过一个人的回忆录，这个人是地区级的领导人。他没有把这场灾祸归咎于天灾，而是归咎于瞒报。瞒报就是不敢说出人民挨饿的实情，尽管当时仓库里有粮食，却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被饿死。我认为他说得是实情，但是仓库里有多少粮食，他没说。他还说有的县开仓放粮，也只是少死人罢了。这就从侧面说明当时生产的粮食很少。为什么会少，应当和我说的与“合理密植”有关，记得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提倡密植，不信，你们可以查一查。

       如今，每当我看到有人提及这段往事，往往把它和某些人和某个集团联系起来，甚至有人说虚报导致了超量征收，而这征收来的粮食，被送给苏联人了。说这不靠谱话的人，缺乏起码的认知，谁都不会否认，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心里是装着大多数老百姓的，他们所应当负的责任也只是领导的责任。毛泽东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出现这么大的人为灾祸，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应当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进而抓住一点而攻击其全面。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用理性的思维，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修改历史和塑造人物，这样会失之偏颇。培养大跃进狂热的沃土，是火红时代的火红热情，是强烈的强国愿望，是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民族思潮，它源自于基层群众，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和鼓励，从而变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洪流，就像台风一样，它起源于凝聚于海洋中并不起眼的能量，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类似于大跃进这种狂热，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即便现在，这种狂热还是存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网络人肉搜索就是狂热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总不能把人肉搜索也归罪于当今的领导人吧！

我认为大跃进和由此导致的大饥饿，是中国人强国之路上一次严重挫折，要说是人祸，起码不是主观上的人祸。毕竟，被美帝国主义和苏俄围困的日子不好过，无论哪个来当中国这个大家之长，做梦都会想把这个家做强，强大到没有人敢欺负咱们为止。在强国之路上做错事，人们应当予以理解，应当正确地总结经验。因为它和玩弄权术搞残酷斗争不同，一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一个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在强国之路上奔跑，摔伤了腿，得到的应当是同情，是及时的疗养，在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所描述的深沉而凝重的环境中疗养。如果以此指责甚至是攻击，其结果只能是国无宁日，家无宁日，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这句话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可惜的是，这样的话说得晚了二十年，如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样的观点占主流，文革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过去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也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如何对待这份遗产，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摸着石头过河”可能就是对大跃进以及产生的后果这份遗产的最好诠释。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可能是当年集全国之力解救中原危急情况的再现，唯一的区别是，当时，国家太穷，没有实力解救为数众多的灾民，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饿死人情况，而现在国力相应强大，有能力把化解大灾难。

强国之路漫长而遥远，在强国之路上还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艰难险阻。我们国家的生存环境比那个时候不见得有什么改善，甚至还恶化了，从一些弹丸小国的嚣张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敢在中人民面前如此嚣张，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自己遭受严重侮辱的情况下，低三下四地跑到人家屋里为人家消气。我们切不可在花里胡哨的宣传中忘却自我，也不能为保存一些人和一些集团的利益而委曲求全，更不能容忍买办利益集团在中国滋生和蔓延从而导致巨大的财富外流。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应当更加谨慎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注意每一个细节。细节可以改写历史，这是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不能不谨慎的对待。

我是从那场大饥饿中出逃的幸存者，我的一些亲戚和很多同学都在那场灾难中失去年轻的生命，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尝过挨饿的滋味，但我没有怨恨谁，只是希望历史不再重演，人民不在遭受苦难。我今天说这些，是想让人们了解事件的真相，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