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鯤鵬:以美國為鏡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制度(完整版) (重貼說明:本文2萬多字,寫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之前,一個多月前分成多篇貼出,現在將結尾部分略作修改後,以這個總標題一次性貼出,方便不憚長文的網友閱讀,也便於轉貼者整篇轉載。文中雖然略有幾句談到出版書的事,但並非是在做廣告,因為那還只是一個設想。我的計劃,邊寫邊等待像亞馬遜(Amazon)這類有信譽並能維護知識產權的出版商把電子書自費出版擴展到中文語種,然後委託他們自費出版電子書,所以至今尚未同紙媒出版社洽談。然而,網友若認識正直的出版人,也希望能引薦。) 以美國為鏡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制度 (代前言) 作者: 方鯤鵬 【按語:作者計劃出版3卷本《方鯤鵬近距離觀察美國》,本文兼作《前言》。】 目錄 一、 名不正則言不順 二、 社會發展階段論能為中共理論困境解套 三、 中國在規章制度方面不能繞過的三道坎 (1)政府高級官員財產透明和信託 (2)民主選舉產生政府 (3)司法獨立 四、 新版“兩個凡是”對美國的迷思 (1)由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一定會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 (2)民主制度下官員腐敗少 (3)美國司法公正 (4)陪審團制度是最公正的審判制度 (5)民主國家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 五、 以美國為鏡為戒構建中國特色的制度 一、名不正則言不順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出處:《論語·子路》)。 孔子這段話講解了名正言順的重要性,指出名不正的一系列後果。翻譯成現代語言,其意思大致為:名稱不正確,說起話來就不順當;說話不順當,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指規章制度)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會手足無措不知所從。 孔子這番“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言論,正是今日中共窘態的寫照。 中國政府長久以來反覆宣稱,“我們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早由鄧小平在1982年9月1日為中共十二大作的開幕詞中提出。然而,自其誕生以來的歷史無疑宣示,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名不符實。 僅從表達方式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也淪落為語無倫次了。從邏輯和常識來說,只有與眾不同,才能稱為“特色”。但是當今世界,除了中國,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只有朝鮮和古巴了,社會主義國家連“眾”都沒有,“某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從何談起? 另一方面,世界上有眾多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方式有共同屬性。如果中國社會具有這些資本主義的共性,又具有一些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的特點,稱“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恰如其分了。 共產黨的原教旨派一直信奉社會主義能煥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因而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這種貌似完美,用自以為是的邏輯推演出的理論,忘了人的利己主義天然屬性,因此在實踐中不僅沒有煥發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反而引發普遍的懶散,也阻礙了人類的創造力,致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社會供應極度貧乏。毛澤東在後期也看出了問題所在,但他採取的對策是強迫人民“鬥私批修”,進行所謂思想改造、世界觀改造。這種扭曲人性的強製做法使得情況更益惡化。折騰來折騰去,中共建政後用了30年的時間才終於完成了對這種社會主義理論的證偽過程。與此同時,世界上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朝鮮、越南、古巴、蘇聯及其眾多衛星國,也個個都在證明社會主義造成生產效率低下。 中國接下來的30年又用實踐證明,以利己主義驅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引發人類無窮的創造力,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導致財富的激增。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踐譜寫了輝煌的奇蹟。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曾創造了連續高速發展十幾年的記錄,被讚譽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奇蹟。但它們同中國比較,是小巫見大巫了。中國以遠比四小龍巨大的經濟體,連續高速發展三十幾年而沒有減速,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偉業。而且中國只用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需要200多年才能達到的那種資本積累、集中和壟斷的程度。 社會的政治制度可以分為民主體制、權威體制等。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社會的生產和分配製度,不應等同於社會的政治制度,不應在意識形態方面大作渲染。由於以前意識形態冷戰的影響,中國創造了資本主義空前絕後的奇蹟,但政府卻羞於承認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方面,西方右翼政客用“社會主義”的帽子作為攻擊嘲笑政敵的武器。其實,生產上不去,說什麼都是廢話,利用資本主義的效率高速發展生產不可恥;而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有其合理性,嘲笑攻擊平等訴求不見得光彩。 現在除了中國和另外一、二個國家,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資本主義”不是一個貶義詞,也沒帶多少政治含義。中國政府抹黑“資本主義”這個詞,是用意識形態在自己脖子上加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套,現在是解套的時候了。與其對外一個勁要求美國和歐洲政府承認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體國家,對內又硬說成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何不大大方方承認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能用資本主義方式搞生產,用社會主義方式搞分配,當然是最理想莫過了,但是這種組合只有待到烏托邦社會實現了才有可能。如果用務實的眼光看問題,而不是讓意識形態痰迷心竅,即使是忠誠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老革命家,對於資本主義也會作出比西方政客更為客觀的評論。在中共建政後的最初一、二年,中共二把手劉少奇就到處宣揚“剝削有功論”。比如,1950年1月中共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他請示工作時,劉少奇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准剝削是教條主義,要歡迎資本家剝削。現在的工人是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沒人剝削他更痛苦。有人剝削他雖然痛苦,但總比較好一點,不會失業,有飯吃,雖然只能吃半飽,但總比沒有飯吃好。安子文以中共組織部的名義,把劉的話用中央文件的方式傳達了下去。 相隔了半個多世紀,劉少奇的這番話即使放到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環境下,居然還是很現實。眼下美國人大量失業,一職難求,而奧巴馬總統正在為資本家不願增加被剝削者愁眉苦臉,一籌莫展。 1952年後中國的意識形態日漸瘋狂,很快劉少奇不但不敢宣揚剝削有功了,還得為說過這些話寫檢討。鄧小平是認同劉少奇的那套剝削有功論的,不過他要比劉滑頭得多,毛澤東在世時不蠢動,毛死了以後又做而不述。曾看到報道,是關於“香港50年不變”的由來: 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問大家:“‘九七’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還要繼續多久?15年?”場內沒有聲音。鄧小平又問:“30年?”還是沒有反應。接着,鄧小平伸出五個手指,提高嗓門說道:“50年?50年不變可以了吧?”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於是鄧小平又強調一遍:“香港實行資本主義50年不變。”這時有人進一步問道:“50年是從哪一年算起?”鄧小平回答說:“當然從1997年回歸日算起,50年不變。”(據《環球人物》雜誌) 鄧小平一言九鼎,“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一條款,寫進了1990年公布的香港基本法。可是,還有死心眼的記者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在一次記者會上,有人問鄧小平,“50年到期後香港是不是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了?”碰到這種傻子提傻瓜問題,又礙於當時黨內意識形態的貫性,鄧小平只能支支吾吾回答,“到那時內地經濟也發展了,香港更沒有必要變了。” 現在來解讀鄧小平的回答就很容易了,其意思無非是:“內地那時候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你說香港還要變個啥子?” 顯然這位共產黨的開國元老,中共的“核二代”(第二代核心),在上世紀80年代初已決心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他算計香港回歸15年時,大陸內地也差不多完成資本主義化了,所以一開始他提議“九七”後香港社會制度15年不變。誰知沒人懂他的苦心孤旨,只得30年、50年沒有必要的往上加。鄧的計算可真厲害,香港回歸的第15年(2012年)還沒到,歷史早已證明這個期限足夠讓香港人解除疑惑,因為連傻子現在也能看出中國這些年來大力發展資本主義。所以,香港幾年前就沒有人再擔心以後走哪條路這種問題了。 鄧小平另一個了不起的功勳,是在辭世前搞定了國家領導人任期限制和年齡劃線的規則。這“核二代”鄧矮個,可真是塊幹大事的料。 二、社會發展階段論能為中共理論困境解套 美國最高法院擁有憲法解釋權,這些大法官妙筆生花,可以把二百多年前寫的憲法條款翻出新花樣,雖然解釋後的意思與制憲者原意大相徑庭,但只要貌似能自圓其說,別人就得照辦,不得提出異議。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法律的解釋比法律本身更重要。 中共理論現在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出路就在效法那些大法官,把老祖宗的教條重新解釋一番。 中共經過30年的證偽後調轉方向,全力發展資本主義,快速製造出比當年打倒的資本家更多更大的資本家。昨是今非,當然要面對“是不是還信奉共產黨宗旨”的質疑,因此前幾年中共想出了“三個代表”這一招。但是“三個代表”只是局部解決問題,而且有個致命硬傷,因為你自稱“代表”,就有強加於人的嫌疑,人家一句話就能把你問噎住了:“誰讓你代表了?”所以“三個代表”只好在開大會時提一下應個景,不能真正用來解決問題。 而近年來的發展已不單是質疑中共的正統性了,黨內黨外有越來越強烈的聲音,呼籲中共改名換姓。呼籲者認為,既然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就不要掛羊頭賣狗肉,乾脆改成與西方政黨相似的名字得了。 改黨名的衝擊和風險太大了,當然不能輕舉妄動。而且如果你把“共產黨”名稱廢了,一定會有原教旨派共產黨人撿起來擁戴,這就更不好拿捏了,那時你是鎮壓“共產黨”、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還是容忍“共產黨”存在? 面對一波又一波洶湧而至,愈演愈烈的正統性質疑和更改黨名呼籲,中共苦於無應對良策,只有學鴕鳥,把頭埋進沙堆里,不看不聽不聞不應。 其實解套之道非常簡單,可以說“草藥一帖”就能使共產黨理論起死回生,收放自如。 以上建議中國政府坦然承認全力發展資本主義,這是關鍵的一步,就像氣功中打通任督二脈後,就可一通百通。 馬克思學說中有社會發展階段論,並且認為社會的發展階段不可跳越。簡單的說,要循序漸進,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再從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換言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後的產物,又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 中共以前違背馬克思理論,妄圖跳躍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落後國家不必經過資本主義,可直接跳躍進入社會主義”,是列寧發明的修正主義理論),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結果越跑離社會主義越遠。痛定思痛後重新起跑,這次是跑步進入資本主義。雖然跑的速度蠻快,但畢竟是剛入場,還是處在資本主義的低級階段。 所以中共完全可以發揮這樣的理論(黨綱):遵循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任務是全力發展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為過渡到社會主義作準備;中共的宗旨一如既往,就是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由於資本主義階段的長期性,這一終極目標的實現需要不可預期的若干代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衣缽,並且通過中國的實踐,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種理論同“三個代表”一樣,是在自說自話,但要高明得多。首先是整體覆蓋,解決的是全局問題;其次沒有硬充“代表”,又把爭議性問題推向遙遠的未來,這就可以無阻力地宣稱,中國共產黨人在若干代後一定能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宏偉理想。 如果中共正式宣布建設資本主義社會,自然會在黨員中引起不小的震動和非議。但與其豬八戒照鏡里外不是人,無止無休地面對更為棘手的正統性和更改黨名的挑戰,這是聰明的做法,是成本最低,獲利最高的策略。 中國要有準備做世界政治和經濟領袖的氣魄和遠見,坐不上第一把交椅,也要坐第二把。如果中國和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不在一個類別,卻同朝鮮和古巴這等意識形態僵化、沒有什麼共同之處的窮國為伍,稱兄道弟,怎能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擔當起有號召力的領袖?而且哪一天突然間這兩個國家也不姓“社”了,中國豈不成了社會主義的光杆司令,到那一天會有多麼被動?再則,經濟發達了,國民生活水準上去了,中國在繼續同富裕國家做提供加工生意的同時,也會越來越多與窮國做購買原料、半成品、勞務的生意。做買賣就是要賺錢,就是要遵循資本主義的生意經,修建坦贊鐵路的那種做生意方式,應當永遠告別了。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化,是冷戰式的思維。事實上,即使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實行的也是混合經濟,按定義來看,這些國家中一些經濟成分是社會主義性質。因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招牌下現在可以實行同樣的經濟政策。但是世界上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越來越少了,“社會主義”這塊招牌早晚不保,何苦不迎合世界之大勢,卻要孤獨地“捍衛”一塊漸行漸遠的招牌?當然也不能驟然宣布換招牌,需要輿論準備,首先是去意識形態化。 正名順言還關繫到中國模式能否向世界推廣的重要問題。雖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可以是相同的內容,無奈“社會主義”這塊招牌沒有了號召力,所以前者無法成為“模式”,供別國學習借鑑,而後者可以。至於“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的“中國特色”是什麼,將在本文結束部分討論。 三、中國在規章制度方面不能繞過的三道坎 既然是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一些收買人心的基本制度,就不能繞過。政府高級官員財產透明和信託、民主選舉產生政府、司法獨立,這些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必須設立的制度。雖然多半是表面文章,為的是哄老百姓,但有這些規定還是比沒有好,而且如果有適當的壓力和監督,還有假戲真做的機會,起到一些它們宣稱的作用。 中國現在沒有這三項制度,但一定會產生的,因為越是往後接任的中共“核X代”,就越少歷史和現實的包袱,就越能明白這些規則的最大受益者是執政當局。希望“核五代”及其班子直面這幾道坎,順應時代潮流完成有關立法。由此享受青史留名的莫大酬報,何樂而不為? (1)政府高級官員財產透明和信託 政府高級官員財產透明,是指擔任公職期間他們的財產和收入要定期向有關部門申報,並向公眾開放查閱。財產信託是為了防止官員利用掌握制定政策和獲得內部情資的權力來牟利。例如台灣陳水扁老婆雖然重病纏身,生活不能自理,卻是超級炒股高手,陳水扁身居高位時她選的每一支股票都賺得盆滿缽溢。 這些措施是為了防止官員腐敗,但因為是依靠他們的自律,所以算不上是個很重要的制度,也不見得很有效。例如,媒體報道美國現任財政部長和其他一些政府高級官員,在填寫稅表時曾經“忘了”若干應納稅收入。而陳水扁財產雖然被信託,但他老婆居然還能用信託的財產炒股,原來是“雙軌制”信託,陳老婆還能吩咐信託機構買哪一支股票。 中國考慮制定政府官員財產透明的制度已有很長時間,至於政府官員財產信託的事還沒有上議事日程。據報道,早在1988年全國人大就起草了一份《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1994年又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人大立法項目。到了2009年,監察部官員說“條件不太成熟,還在等待時機出台該項制度。(據2009年3月8日《京華時報》) ”而這兩年關於《財產收入申報法》的進展,乾脆無聲無息了。 如果上世紀70年代出台《官員財產收入申報法》,應該不會有困難,因為那時官員同百姓一樣,窮得叮噹響,沒有什麼好申報的。80年代考慮這項立法時,在全國中下層官員中也不會有多大阻力,因為那時他們還算不上有錢人,擺地攤的個體戶才是受人羨慕的“萬元戶”。而到如今,全國上上下下都“條件不太成熟”了。 官員申報財產的制度,在“核二代”時期就已經正式提出。這項提議受到民意的廣泛支持,加之鄧小平的權威,如果他真有心制定這個規矩,實在是輕而易舉不在話下,但是“核二代”沒有做這件事。“核三代”也沒有辦。“核四代”快要交班了,這項立法還是只打乾雷,仍然處於研究之中。一項很普通的反腐敗法規,居然會如此難產,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了。 鄧小平是個偉大的政治扳道夫,他把中國這列階級鬥爭為綱、無休止“繼續革命”的瘋狂列車,扳到以經濟為中心、開放資本主義的軌道上。現在中國仍然是瘋狂奔駛的龐然列車,所幸方向調轉了,居然只用30年的時間跑完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200多年的路程,當仁不讓坐上了世界經濟體的第二把交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起從未曾有過的顯赫角色。中國能取得這些驚世成就,政治扳道夫鄧小平功大莫焉!但是,鄧小平開創了共產黨權貴及其親屬子女撈錢的風氣,他在歷史上的評價會因此大打折扣。 政府官員財產申報的制度,實際上並沒有重要到需要特別強調,但是因為中共承諾要出台,而二十幾年了還沒能兌現,才在此專門列出。“人無信不立”,政府更應該記住這條古訓,取信於民。 搞定這項立法,是歷史送予“核五代”立“上馬威”的契機,天賜良機,切莫錯失。 (2)民主選舉產生政府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成熟階段後,用選舉方法產生國家領導人,是一種使人民乖乖就範的有效法術。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各資本集團協調後推出兩個管家候選人,讓老百姓挑選其中一個充作總統。因此無論選中哪一個,都是盡力維護資本的利益,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如果總統對資本利益百般體貼,卻把國家管理得一敗塗地,老百姓也只有自認倒霉,沒有理由發難鬧事,誰讓你為他背書了(即“選舉”他了)?真要鬧事的話,政府鎮壓就像天經地義。 小布什和戈爾競爭總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兩人可謂是美國的太子黨成員,前者的父親是美國前總統,後者的父親曾是很有名望的國會眾議員和參議員,擔任過參議院一個專門委員會的主席。像小布什一樣,戈爾也是沿用其父的名字,但老戈爾沒有老布什那麼大的名聲,所以中文翻譯小戈爾名字時,一般把“小”省略了。小布什和(小)戈爾都不孚民望,可人民別無選擇,只能在兩個很不中意的人中取一個。小布什敗家子總統的名聲,歷史已經定格了,而戈爾也沒好到哪裡去,享有偽君子的大名。雖然戈爾曾代表家鄉田納西州出任過12年的國會眾議院和參議員,但他越來越出格的虛偽、誇張、裝腔作勢,甚至連家鄉的父老鄉親最後也忍受不了,在那次總統大選中把選票投給了小布什。這不是田納西州人喜歡小布什,而是他們更厭惡戈爾。在美國歷史上,一個總統候選人沒有贏得家鄉州的選舉人票,如果不是絕無僅有,也一定是極為罕見。而那次選舉如果戈爾獲得了家鄉人的支持,總統寶座就歸戈爾,而不屬於小布什了。戈爾的不孚民望由此可見一斑。 小布什接任總統那一年,美國政府財政收支平衡後有2,360億美元的盈餘;小布什卸任那一年,美國政府財政收支平衡後透支14,130億美元,即當年平均每個美國人增加欠債4,710美元。小布什任內拼命為美國富人減稅,推出多項有利於富人的優惠計劃,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甚至於美國公司盈利增加而普通員工收入減少。 美國著名的民意調查中心蓋洛普諮詢公司在小布什任期結束前三個月,即2008年10月份,公布的調查數據尤為令人震驚,只有7%的美國人滿意政府引導國家的方向。換言之,9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把國家導向歧途。蓋洛普公司1979年開始這項調查以來,從未曾見過美國民眾對政府如此低的滿意度。 對於這樣一位禍國殃民、民望極低的總統,因為是“民選”的,美國人民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趕他下台,只能在互聯網上設倒計時鐘泄泄憤,計算小布什下台的日子。而小布什還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照常乘坐豪華空軍一號飛來飛去度假。 由此看來,從民主選舉中獲利最大的是權貴階層和執政者;權貴們推出兩個自己人讓老百姓去選擇,而老百姓則被逗得真以為手上有一張神聖的選票。中國的情況更是簡單,中共一黨獨大,又壟斷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開放民主選舉後30到50年內沒人能玩得過它,在此期間不會面對有實力的挑戰者。而開放選舉帶來的好處,能平息執政合法性的紛爭,樹立政府的尊嚴和權威,該怎麼出手就怎麼出手,用不着聽到“茉莉花”三個字就膽戰心驚。 那麼30-50年後怎麼辦?這種問題就像當年問鄧小平“50年後香港是不是實行社會主義了”一樣幼稚。如果開放選舉,即使發生中共成為在野黨的事,那時候中國也已經是資本主義成熟階段了,天不會塌,地不會陷。看看現代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高層玩政治的都是權貴,大家彼此彼此,上台下台乃是家常便飯,誰在台上都不會真正向權貴階層的利益開刀,也不會搞清算鬥爭。而執政黨下台變為在野黨後,專事掣肘執政黨的政策,因此其精英們仍有相當的權勢,依然是權貴俱樂部的成員。 (3)司法獨立 這個問題沒什麼好多說的。如果對於“法大還是黨大”的問題,回答是黨大,或者黨就是法,法就是黨,黨法一家,那麼就不需要司法獨立。否則,司法不獨立,就無從體現法比黨大。司法獨立的內容,當然也要包括法官獨立於政府的行政權力和檢察官辦案不受干擾。 獨立不等於放任。司法系統握有公權力,最容易成為惡勢力的腐敗目標,必須設有對司法系統的監督制度,否則恐怕會出現貪官審貪官,貪官越審越多。 中國如果實行民主選舉了,最大受益者將是中共,可以通過選舉把執政合法性的紛爭涼到一邊去。同樣實行司法獨立了,最大受益者也是中共。現在黨政一家、黨法一家,政府官員腐敗了,黨有責任,該罵;反腐敗自然也是你的責任,不反腐敗當然該罵;但反腐敗也要挨罵,反多了要罵(貪官多證明政府腐敗),反少了也要罵(貪官少證明政府庇護貪官)。反正中國在進入成熟的資本主義之前,以罵罵咧咧為能事的憤青憤老不會缺貨。一旦司法獨立了,這轟轟隆隆的炮聲就可由司法系統去承受,雖然轉嫁危機不太厚道,不過就權當是一種公眾對司法系統的督促和監視吧。 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對於維護社會正義起的作用,遠沒有中國自由派人士吹得那般天花亂墜。但是不設立這兩項制度又萬萬不能,那無異於在社會上高高架起兩台麻煩製造機,鬧得國無寧日。 四、新版“兩個凡是”對美國的迷思 在毛澤東死後,曾短暫出現過“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說的都是對的,凡是毛澤東指示的必須堅決執行。中國的自由派和互聯網論壇,現在流行着新版本的“兩個凡是”:凡是美國政府的政策都頂禮膜拜,凡是中國政府的政策都要罵。有些人歷史上吃過共產黨的苦頭,與共產黨有深仇大恨,持這種立場還情有可原;奇怪的是新版“兩個凡是”信奉者,其主體是沒有挨過餓,沒有經受過“階級鬥爭”高壓的新生代。 這些人批評中國,習慣把中共從早期罵到現在,然後以想象中完美的美國作對照收場。其實除了黨名沒有變,現在的中共和30多年前的中共已經沒有多少相同之處了。 在無產階級專政年代,人們對共產黨的怨恨是針對中共的高壓統治。那時候中共治下民不聊生,人們生活極端貧困,還要被迫高喊擁護共產黨,而且完全沒有法律保障可言,“革命群眾”半夜三更一腳踹開別人家的門衝進去打砸抄,也是合法的革命行動,人人生活在恐懼中,連說夢話的自由也沒有,夢囈中有政治不正確的語言也可以治罪。 現在人們對中共的不滿,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員與資本勾結大規模斂錢的腐敗行為,而這類腐敗行為和腐敗的方式方法是伴隨着引入資本主義才滋生蔓延的。例如官商勾結利用政府項目牟利坑害納稅人的腐敗行為,在中共改革開放前不可能發生,因為那時連把政府項目放給私人公司承包的觀念都沒有。 本書收入的一篇文章《法官受賄濫判少年案》,詳細介紹了美國一個縣法院的兩位主管法官(首席法官)勾結私人監獄業主,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關閉政府擁有的監獄,改用納稅人的錢高價租用私人經營的監獄,而私人業主則回報法官280多萬美元的賄賂。更奇的是,這兩位主管法官讓行賄者把賄金全部打入老婆開立的皮包公司,一則掩人耳目,二則應對官員財產申報。 這種腐敗模式在中國境內現在也不陌生了,特別是把收來的賄賂打入夫人賬戶之技,很像中外貪官師出同門。其實非也,腐敗官員無需拜師,中外貪官也沒有在互相觀摩學習,腐敗乃是無師自通的學問,有什麼樣的環境,就會生長出什麼樣的模式。 因此,把中國現在出現的問題同中共的歷史問題混為一談,又認為全盤學習美國就能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可謂因果錯亂的思維方式。 在過去60餘年,中國社會經歷了至少3次對於社會政治變革從熱切期望到極度失望的“硬着陸”,每次都受傷很重。第一次是中共建政初期,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第三次是文革結束時。由於官方和輿論誤導,加上民眾對變革不切實際的幻想,結果三次重重地摔在了現實的水泥地上。眼下的形勢正在醞釀着第四次“硬着陸”。政府官員口號式吶喊呼叫政治體制改革,新版“兩個凡是”推波助瀾,誤導民眾以為中國現在的問題都是因為政改滯後造成的,一旦政治體制改革了,民主選舉了,司法獨立了,就能根治人民深痛惡絕的腐敗問題,政府自然而然廉潔了。如果不能消除這些幻想,體制改革難以平穩進行,改革後民眾的失落感很可能造成社會更為動盪。 幫助讀者了解真實的美國,消除迷思,以便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期望從雲端上“軟着陸”下來,是這套書的主軸。作為導讀,下面扼要討論5個比較常見的對美國的迷思。 (1)由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一定會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 美國的民意代表就是議員,州一級稱為州議員,聯邦一級稱為國會議員。議員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議員由所在選區的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如果認為議員為了能連選連任,一定會討好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選民,把他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制定法律時向他們傾斜,就大錯特錯了(個別議員會把普通民眾的利益置於首位,不過我這裡只討論總體傾向)。產生這種思想誤區,是只看到人手一票,沒看到選民手裡的選票上是印着候選人名字的。其中的道理同前介紹的小布什和戈爾競爭總統的例子是一樣的,候選人如果沒有資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在黨內(民主黨和共和黨)選舉中獲得提名,名字就不可能印在選票上。因為同一個資本集團往往對兩黨的提名人同時下注,所以無論誰當選,都會維護這個資本集團的利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家庭健保費過去13年上漲速率是通貨膨脹率的4.42倍,民眾怨聲載道,但所謂的民意代表們熟視無睹,毫無作為。假手黨提名的形式,資本挑選了候選人,然後讓選民替資本背書,當選者聽命於黨、聽命於資本是必然的。 美國“股神”巴菲特,是富人中令人崇敬的高尚異類。2011年8月14日他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呼籲給美國超級富豪加稅。他在文章中說,去年(2010)他的(聯邦)稅率是17.4%,而他手下雇員的平均稅率為36%。巴菲特是超級大富豪,常年來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前三名,但法律規定他的所得稅率還不到他的雇員水平的一半。 這種大富豪所得稅率大幅低於中產階級稅率的法律,就是民意代表們和小布什總統制定出來的。具體說,原來股息收入和工資收入相同對待,採用累進制計稅,即稅率隨收入增高而增大。小布什任總統期間改成了股息稅率為15%的固定低稅率。當然他們可以說法律“公正無私”,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可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收入主要是工薪,而大富豪絕大部分的收入是股息收益,工資現金收入只占總收入微不足道的比例,所以出現巴菲特秘書的稅率,是巴菲特稅率兩倍多的反常現象。 我還看到新聞報道,以豪華私人飛機作為上班的交通工具,汽油費有抵稅優惠。當然任何人都能享受這種優惠,可是能乘飛機上班的人有多少?也許可以占到萬分之一吧。這種為萬分之一少數人設計的優惠條款,居然還能在美國參眾兩院提出並順利通過。而現任總統奧巴馬一再要求國會取消一些“大富豪優惠條款”,卻是困難重重,至今毫無進展。這種鮮明的反差對比,可以很好地說明議員們的總體價值觀取向。 議員制定出專惠於少數富人的法律,還包括各種方便大型跨國公司避稅的法律,因此不僅大富豪的所得稅率低於中產階級,大公司的營業稅率也低於中小公司。這些法律大多很隱晦,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民眾看不懂,我粗粗涉獵了一些,直覺得不可思議,徹底扭轉了我原本也以為民意代表一人一票選出,會為普通選民謀利益的觀念。 順手接過“股神”巴菲特的呼籲,奧巴馬日前提出的目標是:“年收入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他們的稅率至少要與中等收入的受薪階層一樣。”人們一般理所當然地認為,富人所得稅率不會低於普通中產階級的稅率,所以奧巴馬這話聽上去可真是彆扭,卻不失為一個向社會道出富人享有稅務特權的好方法。 其實奧巴馬和民主黨也是半真半假,作秀意味濃厚,着眼於選戰;他們只能小打小鬧,不敢真正得罪資本。小布什時期推出的優惠富人政策,很多是臨時性法律,在奧巴馬上任後的第二年到期,當時國會兩院都是民主黨為多數黨,奧巴馬要讓優惠富人的臨時法律壽終正寢輕而易舉,但他還是簽字延期了這些法律。 (2)民主制度下官員腐敗少 有一個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非盈利組織,稱為“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享有盛譽的反腐敗和研究腐敗問題的機構。這個組織每年發布一期全球清廉指數排名表,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清廉指數採用10分制,最高分為10分,表示最廉潔;0分表示最腐敗;8.0~10.0之間表示比較廉潔;5.0~8.0之間為一般程度腐敗;2.5~5.0之間為比較嚴重腐敗;0~2.5之間為極端腐敗。 從該組織發布的清廉指數排名表看,民主體制與政府清廉度沒有相關性。 在去年(2010)的排名表中(網址: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10/results),美國清廉度排名22,指數7.1,是一般程度腐敗國家;中國指數3.5,是比較嚴重腐敗國家,排名表上總共有178國家和地區,中國排名78,屬中等偏上的排名。再看看其他國家。與美國相鄰的兩個國家都是民主政體,但是墨西哥排名98,指數3.1,比中國腐敗;而加拿大排名第6,指數8.9,是世界上很少的廉潔國家之一。中國西南方的鄰居印度,作為民主國家已很長歷史了,排名87,指數3.1,比中國腐敗。北方鄰居俄羅斯,是個新興民主國家,排名154,指數2.1,屬於極端腐敗國家。在阿拉伯國家中,非民主國家卡塔爾排名19,好於英國和美國;另一個非民主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排名28,同美國差距不大;而該地區的“民主”國家伊拉克,排名175,是倒數第4名。另一個美國扶植的“民主”國家阿富汗,也處在極端腐敗國家中墊底的位置,在表上排名176,並列倒數第2名。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表現一般較好,但也不是絕對,希臘的排名與中國並列,意大利排名67,指數3.9,腐敗程度同中國很接近。有理由認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較少腐敗行為,是與這些國家法制比較健全,執法比較嚴厲等相關,而與民主政體關係不大。 需要指出,各個國家對於腐敗行為的定義不同,也可能影響到排名。比如說,政府高級官員離職後,某公司給這位政府前高官100萬美元,要他去遊說政府,為公司的生意開方便之門或解除某項限制。這種事在中國屬於腐敗行為,但在美國就可以合法進行。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離國會山莊不遠處有條街稱為“K街”,那裡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政府政策遊說公司。他們接受資本利益集團的委託,向政府行政官員(包括總統)和立法官員(國會議員)遊說,推動政府制定有利於委託人的法規,或者阻擾政府出台不利於委託人的法規。遊說公司的生意總是欣欣向榮,從來看不到衰退的陰影。雖然2000到2010年美國經歷了兩次經濟衰退,但是資本利益集團化費在法規說客身上的錢卻年年有增無減,2000年為15億6千萬美元,2010年增加到35億1千萬美元,是10年前的2.25倍。(資料來源: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index.php) 資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潤,只有在回報率高的情況下,才會不斷加碼投資。收費遊說國家政策的生意蒸蒸日上,那一定是效果卓著;而資本年投資政策遊說的數額已達35億美元之巨,並且每年增加投資,有理由相信資本收益回報也一定非常之可觀。在這生意鏈的上界是資本,中間是收巨額佣金的法規說客,下界是民意代表(議員)和政府行政官員。當然說客不會手拿一個裝滿美元的信封去面見民意代表和公僕,那是犯法的。但是資本主義世界,一切都是生意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以為憑說客的三寸不爛之舌,就能使國會議員推動一項立法,也未免太天真了。比較能在檯面上看到的,是資本的政治獻金(競選捐助)許諾,至於幕後還有什麼交易就很難說了。 付佣金政策遊說、超高薪的法規說客、政治獻金、競選捐助、資本利益集團受惠的法規,有這些相輔相成的因素,不滋生腐敗也難。不過合法化後,表面上就不算腐敗了。 民意代表通過生意紅火、賺得腰纏萬貫的職業說客(掮客)來了解“民意”,然後推出為大多數普通選民着想的法規,你能相信嗎? (3)美國司法公正 美國有公共辯護律師制度,如果刑事案被告沒有錢請律師,政府會指派一個公共辯護律師。因此中國民眾大多以為美國司法公正,案件都得到公正的審判。事實上,美國司法系統不遵守規定,不按照程序,草率審理,冤、假、錯案的比率非常之高。另一方面,美國囚犯的日子過得還算好,使冤、假、錯案的為害略為緩和(當然這不包括死刑案的錯判)。囚犯們不必做苦力,監獄裡一日三餐,有暖氣空調,看病治療都免費,一些貧窮囚犯與其在外面生活無保障,還真寧願坐監,也確實有不少囚犯刑滿釋放後再犯案,滿不在乎重回監獄。 死刑案件是最重大的刑事案,人命關天,相信對死刑案的審判是最為慎重的審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從1991年起開始一項美國死刑案錯誤率研究,前後有十多位專業人士參與(以下稱為“研究組”)。哥大學法學院這個項目調查了1973年以來所有已走完上訴程序的死刑案。由於美國的死刑案上訴過程常常要費時數年,所以項目雖然一直持續到2000年,但調查的案件只能截止到1995年。 經過9年的努力,研究組於2000年6月發表了一份名為《一個破碎的系統:美國1973-1995年死刑案錯誤率》的研究調查報告。(“A Broken System: Error Rates in Capital Cases, 1973-1995”網址:http://www2.law.columbia.edu/instructionalservices/liebman/liebman_final.pdf) 從1973到1995的23年間,全美的州和聯邦審判庭總共判處了5,760個死刑,重大出錯率有多少?10%?20%?30%?都不對。恐怕沒有一位讀者能猜得到:審判庭判處的死刑案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犯了嚴重錯誤,重大錯誤率是68%! 上訴庭駁回下級法院的判決,必須是下級法院審理過程中犯了嚴重錯誤。如果上訴庭發現下級法院犯的錯誤不嚴重,沒有犯這個錯誤,案件的結果也不會改變,則上訴庭將維持原判。在5,760個死刑判決中,有68%的判決因為犯有嚴重錯誤而被上訴庭推翻,將案件退回審判庭。在返回審判庭進一步審理後,82%改判低於死刑的刑罰,7%證明完全是冤枉的。 研究組的報告歸納了上訴庭駁回死刑判決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辯護律師不負責,漫不經心,不尋找證據,甚至對被告提供的重要證據連看都不看;占第二位的是警察和檢察官發現有利於被告的重要證據後偷偷壓下,沒有透露給被告律師和陪審團。 美國死刑判決有自動上訴或覆核的程序,可以看成100%上訴。而一般案件只有大約10%的當事人會提出上訴。一般案件上訴後被上訴庭發回更正的比率約為10%。所以粗略地說,一般案件判決後的更正率只有1%,而死刑判決的更正率是68%。相差如此懸殊,是因為審判庭審理一般案件比審理死刑案件更為慎重,還是因為上訴庭審核一般案件沒有像對死刑案件那麼認真? 如果你不能否認“對死刑案的審判是最為慎重的審判”,如果你不能否認在死刑案件上表現也是漫不經心的公共辯護律師,不會在一般案件中表現得更為稱職,就不得不承認美國“冤、假、錯案的比率非常之高”。在我的一篇博文後有一位網友寫了跟貼,可能是業內專業人士,他說作為公共辯護律師同時要接十幾個案子,向政府計時收費又有很多限制,根本沒時間照顧到這麼多案子,而且多勞也不能多得,所以能省事就省事,儘可能讓被告認罪了事。 美國是世界上少數存在“共謀罪”(Conspiracy)的國家。共謀罪是指如果兩人或者兩人以上共謀策劃犯罪活動,就構成一項犯罪。共謀罪不需要你實際做了什麼,只要你有犯罪的企圖,就可定罪。 在美國,用共謀罪起訴十分常見,這是檢方的最愛。共謀罪如果被濫用,十分可怕,因為這個罪倚重於證詞,一般不需要物證,很容易入罪。有個人突然接到一個久未往來的好友老婆打來電話,哭哭啼啼地說丈夫被抓了,家裡現在生活太困難了,打掃房間時發現丈夫留有幾包毒品,你知道有沒有人想要?可以很低價格出手。這個人看她可憐相,又是老朋友,礙着面子沒有一口回絕,而是敷衍了事,“那我去問問,如果有人要,我打電話給你。”這個人連毒品也沒看到過,就可定罪了。來電的是警方的線人,有心害你的,電話全被錄了音,“共謀”販賣毒品罪,有證人作證、有錄音帶作證據,你法網難逃。 很多政府的線人不是職業執法人員,而是有把柄落在警方手裡的人。那個接電話中套的人,接下來可能面臨這樣的交易:與政府合作判10個月,不合作判10年。所謂合作,就是作線民,向其他人打電話設類似的圈套。如此這般,最後警方“挖出”了一個“販毒集團”。 以上舉例,是《我在美國坐牢 - 美國聯邦監獄揭密》一書中作者的一位獄友講述的案子,那位獄友還告訴作者,警方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向國會要求增撥緝毒經費。因此在美國生活,為避免落入圈套,只要有人與你談任何一丁點兒違法的事,你唯一的選擇是馬上報警。 高瞻和薛東華的刑期所透露的信息,可以作為補充材料。高瞻是主犯,被控兩項罪名,獲判7個月。薛東華是從犯,被控的只是高瞻兩項罪名中較輕的一項,但是獲判12個月。不是法官重判了薛東華,實際上法官很想判薛東華的刑期不長於高瞻,並為此花費了幾個小時搜索有關法律,但最後只能依刑法條例判薛東華最低的12個月。高瞻7個月刑期是檢方向法庭建議的,理由是高瞻“提供了重要的合作”,而法庭批准檢方的輕判建議,是司法慣例。由於薛東華沒有“合作”可以提供,檢方就留給法官按法律條款去判,所以就出現了從犯比主犯判得重的現象。另一方面,高瞻同檢方達成認罪協議後,在互聯網上發表《我的聲明》,其中一句暗指“合作”的話意味深長:“有很多事我現在還不能說,但我所經歷的這些驚心動魄,黑暗無比的逼迫,會有一天被說出來。” (4)陪審團制度是最公正的審判制度 很長時間以來,我以為陪審團制度是最令人放心的審判制度,直到現在我還是認同陪審團審判的理念。但是,在瀏覽資料時,一些統計數據使我對陪審團的信心動搖了。 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經由陪審團判決的刑事案件比率呈逐年減少趨勢,到2008年,全美聯邦法院的100件刑事案中有96件不經由審判,是通過認罪交易(Plea Bargain)結案。 如果以上“美國冤、假、錯案的比率非常之高”的結論正確,由於認罪交易結案的比率高達96%,有理由認為一部分冤、假、錯案的被告雖然沒有犯被控罪行,但還是願意認罪結案。這可以歸結為兩個因素:(1)被告覺得上法庭審判風險太大;(2)被告對於陪審團能否作出正確判斷沒有信心。 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可怕現象是任何事情都可以當交易來做。立法部門充斥着交易,執法部門亦充斥着交易。即使是無辜的被告,面對檢察官提出諸如此類的交易也不得不思量再三:你認罪就建議法官判1年,不認罪經由審判,如果被陪審團判定罪名成立,就建議法官判你10年。公共辯護律師則通常勸被告認罪,也並非沒有道理:重要的不是你有沒有做過這個事,也不是有沒有證據,重要的是只要陪審團相信你做過,你就有罪;陪審團在大多數情況下相信的是檢方,而不是被告,這是最重要的。 說服陪審團相信被告有罪,是檢察官的工作。他們通過職業積累了如何打動陪審團的經驗,在陳述案件、詢問證人、特別是線民證人時,都有專業性技巧。如果被告是無辜的,但沒有多少文化,又沒錢聘請有名望的律師,在同檢察官競爭說服陪審團方面將處於絕對劣勢,接受交易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在畢汝諧編著的《美國聯邦監獄探秘》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案例:執法當局在午餐時包圍一個販毒集團的巢穴,將該集團成員連同一名前來送外賣的餐館夥計一起抓捕關進監獄。按理說事情搞清後,這名餐館夥計應予釋放,但是這樣一來警方就要負抓錯、關錯人的責任。所以這個夥計面臨着可怕的選擇:或者違心地承認共謀罪以求輕判,或者要求審判,由陪審團決定其命運。與此同時,販毒集團成員們早已紛紛認罪並轉為檢方污點證人,餐館送外賣夥計怎經得起這許多慣犯胡攀亂咬?審判席上豈非百口莫辯?這個夥計只有完全如木偶般聽任檢方及公共辯護律師的擺布,簽署認罪協議。檢方明知其無罪,卻執意把他投入監獄兩年。 從來沒有聽說死刑判決通過認罪協議達成,所有作出死刑判決的案件都是經由陪審團的審判。美國在23年裡經由陪審團判決的5,760個死刑中,68%的判決出現重大錯誤,被上訴法庭推翻。這個統計數據值得深思,引出了隨機抽取不具專業知識的陪審員能否勝任審判工作的疑問。 (5)民主國家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 在西方民主國家,如果你是個普通人,只要不觸犯法律,你有自說自話的自由。不過如果你持非主流觀點,想通過媒體傳播你的觀點,就會碰到穿越不了的玻璃牆,記者、媒體全對你置之不理;如果你把文章貼上互聯網,會遭遇網站編輯的冷處理,很快沉底。這些倒不一定出於政府的旨意,而是資本使然。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事實上是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由資本經營的媒體和網站,會自覺接受“體制內”主流觀點或“主導理念”的約束。 如果是個有點知名度的人士,發表非主流觀點,很可能撞上磚牆。 2008年8月中旬,原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突然被革除職務,不能上電台主持播音了。在其他媒體披露了事情緣由後,德國之聲8月30日在其中文網站上發表一份聲明,稱張丹紅近來接受媒體採訪時的某些言論與德國之聲所秉承的主導理念不相符合,因此德國之聲正在調查,在調查期間張丹紅被停止在麥克風前的工作。 所謂與“主導理念”不相符合的言論,主要指張丹紅8月4日以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不是代表德國之聲)接受德意志廣播電台採訪時,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在過去30年中使4億中國人脫貧,這是當代人權方面最大的進步之一。” 在各方聲援下,9月底德國之聲解除了對張丹紅的“封口”令,恢復她電台播音工作,但中文部副主任職務還是革除了。 海倫•湯瑪斯原來是各大媒體派駐白宮採訪新聞的記者中最資深的一位,有57年的白宮採訪經歷,從肯尼迪到歐巴馬的十位美國總統她都採訪過。2010年5月27日,湯瑪斯在行走時被一個不認識的人攔住,要求她談談對以色列的看法。湯瑪斯隨口說了五、六句話,主要意思是巴勒斯坦土地屬於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應當離開那裡。 那個人把這段對話的錄像放上了互聯網,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美國的主流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和評論討伐湯瑪斯。在錄像傳上網的第三天,湯瑪斯被她所服務的新聞機構以退休的名義開除。 這裡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1)張丹紅和湯瑪斯禍從口出的言論,不是發生在她們工作的時候和工作的場合,而是在外部接受採訪時的談話,表達的是個人觀點,不僅屬於言論自由範疇,而且還屬於8小時之外享有個人自由的範疇,對她們的懲罰沒有正當性。(2)討伐張丹紅和湯瑪斯的人和文章,純粹從政治正確或“主導理念”出發作批判,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句話質疑張丹紅和湯瑪斯的言論是否為事實。 以上事件還反映一種有趣的語言現象,在西方生活過的人見怪不怪了,不過對於住在中國的讀者可能比較新鮮:不直接說停止播音工作,而是稱為“停止在麥克風前的工作”;不直接說開除,而是稱為“退休”。 上述兩例是個案,可能還不夠有說服力。那麼“無聲群體”這個詞的發明和流行,就能說明問題的普遍性了。在美國說到“無聲群體”,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指生理缺陷不能說話的人群,而是指弱勢群體。因為他們沒有社會地位,媒體對他們沒有興趣,他們的意見不受重視,在社會上難以發表,逐漸地美國人普遍用“無聲群體”(Voiceless People 或Voiceless Groups)來指代“弱勢群體”(Vulnerable Groups)了。 “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境界,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會有,現實世界中是當笑話作幽默的,新版本兩個“凡是”的迷思者們,居然信以為西方民主國家果真如此。 五、以美國為鏡為戒構建中國特色的制度 支持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卻無情揭露資本主義的虛偽和其他醜陋,看似矛盾,卻正是我的基本立場。更進一步,我主張中國研究美國,以美國為鏡學習美國。 國家只有富強了,才有可能對內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對外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仍然是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在主宰世界,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能站在世界前沿,再崇高的理念也是紙上畫的餅。而在促使經濟快速發展方面,現今世界還沒有找到能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匹敵的其他形式,因此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際上是唯一的選擇。 英國二戰時的著名首相丘吉爾,曾經指出民主制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其實資本主義經濟何嘗不是如此,以人的貪婪和利己主義本性驅動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充滿爾虞我詐、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等等問題。因此有必要無情揭露資本主義的種種醜陋現象,以期社會保持警覺,形成某種壓力,包括輿論壓力,約束資本的危害。 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宏觀調控方面,自從向資本主義學習後已有長足進步,大有徒弟超過師傅之勢。特別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遭遇金融海嘯之際,中國政府應對能力和效率,遠勝於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在社會管理方面,中國政府仍然表現平庸落後,缺乏前瞻性,十分被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疲於奔命,亟需學習借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和教訓。 有一個有趣現象。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曾經許願但無力辦到的社會安全保障系統,卻在北歐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得到實現,它們在醫療保健、失業、退休等方面的社會安全保障系統,比當年的社會主義更像社會主義。如同中國不敢說是在發展資本主義,這些北歐國家也不敢說是在發展社會主義,而是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國家福利主義。可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意識形態抹黑戰的影響真是可怕。 理論上,學習這些北歐國家的經驗,最符合中國宣稱的發展理念。但實際上不可行。這些都是小國,人口少、國土面積小,又沒有軍備競賽的壓力,不需要負擔龐大的軍費開支,因此它們的經驗對於中國的借鑑意義十分有限。 綜觀世界,無論從正面意義還是反面意義,美國是最適合中國學習的國家。 從正面來說,其中一個重要方面,美國已建立了大量細緻、具體、全面的法規,中國應當認真學習研究美國的法規,因為這些是在實際使用中的制度,可以進行觀察評估,移植其中合理的、效果好的、適合於中國的法規,這能省下很多時間和精力。 從反面來說,美國資本干政的惡果已表露無遺。由於資本已經控制了國會,資本干政這病,在美國是無藥可解了。前車之鑑,後事之師,中國應從美國的經驗中汲取教訓,在資本主義的起步階段,搶在資本侵襲立法部門之前立下嚴格法律,防止資本干政,由此來體現“中國特色”。 所謂“中國特色的某某主義”,關鍵詞其實不是主詞“某某主義”,而是修飾詞“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是“發展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在“中國特色”剛提出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社會貧富急劇分化後,如今官方刻意淡化這個明顯與社會主義理念背道而馳的鄧氏理論),可是官方羞羞答答欲蓋爾彰,致使這個“中國特色”,成了模模糊糊無法擺上桌面討論,卻可以無限擴展的概念。“模糊戰略”在前一段歷史時期也許是必須的,但是眼下已走向了反面。中共多年來打左燈向右轉已玩到了盡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含糊提法,現在左右不討好,兩頭挨罵,應該考慮轉換思路了。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可以是一個選項,因為這裡的“中國特色”不再需要掩飾,故能具體定義和開放討論,內容應當是抵制資本干政和堅守一些利國利民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 從學習美國、吸取美國教訓的視角看,最重要的是阻止資本操縱立法機構。這個問題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依我看,北京人民大會堂入口處前,應樹起一大石碑,上刻“資本不得干政”六個大字,警示世人資本弄政的危險。 老百姓和資本是利益有衝突的兩大社會集團,政府據於其間協調雙方的利益,然而政府並非超然的第三方,它是兩大集團對抗中的產物。老百姓的武器是選票,資本的武器是金錢,老百姓人多,資本控制媒體,如果公平對抗的話,產生的政府可以比較公正地平衡雙方的利益,達到資本主義效率和社會公正兩者兼顧的良性狀態。但是如果金錢滲透選舉,實力平衡即遭破壞,選票的作用就大為縮水,成了民主的道具,選民投票是替資本做嫁妝,在“民主”外衣下被資本玩耍一場而已。“中國特色”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立法保衛選票武器的“含金量”和威懾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配不公是固有特徵,但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作二次分配,縮小這種不公平。可資本操縱立法機構後稅收政策就不可能公平了,甚至於出現大富豪稅率低於中產階級,大公司稅率低於中小公司的倒掛現象;政府即使國庫沒錢也不敢向他們增稅,而是大肆舉債,不惜做出巨債“遺產”留子孫的蠢事。“中國特色”要特別注重防止資本影響國家稅收政策。 防止資本干政有很多方面,不可能在此一一列舉。 防止資本干政最直接的舉措,是限制資本的金錢武器。 美國在選舉上化費天文數字,每次大選還刷新紀錄,靠的是政治獻金、競選捐助。表面上政府省錢又搞活了選舉,可那是飲鳩止渴。資本不會做賠本買賣,如果無利可圖,只投入而沒有回報,資本有什麼理由對政治獻金、競選捐助樂此不疲,不斷增加投入?美國對政治獻金、競選捐助、競選費用等缺乏嚴格的限制,導致資本挑選“民意代表”、行賄受賄和賣官買官變相合法化、有償政策遊說、超高佣金的法規掮客、國家政策向大公司大富豪傾斜等等的弊端。大資本集團碰到分贓不均、瓜分市場不勻的矛盾時,代理人還可以動不動用癱瘓政府要挾。 中國應該制定世界上迄今對政治獻金、競選捐助、選舉費用最為嚴厲的限製法規。國家要提供選舉經費,對於個人和公司的可捐助額必須定得很低,不准宴席籌款(在美國,一張籌款餐券居然可以賣好幾萬美元),不准合照籌款,不准頂替捐助,等等。 各次選舉要規定選舉費使用的上限,而且這個上限要定得相當低,使得錢多了也無法用,一則不能讓選舉成為誰的錢多誰當選,二則可減少巨額浪費,節省地球資源。又不是搞選美或舉行作秀大獎賽,競選公職不需要華而不實的廣告鋪天蓋地;這類廣告極盡煽動煽情許願之能事,卻不好好說明候選人的施政綱領和實現途徑。如果國家提供的選舉經費和自籌款超過法定選舉費用上限後,餘額送繳國庫,令候選人失去拼命籌款的動力。 誰要想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可以進行遊說,但必須是無償的,不能有金錢往來。付佣金委託說客作政策遊說,不僅不能合法化,還要明文規定為刑事重罪。 總之,儘可能切斷資本與選舉、資本與官員的金錢紐帶。這些規定聽上去很出格,可是從美國的教訓看,非常之重要和必不能少,沒有這些措施就不能保住選票的“含金量”和威懾力,也就無從避免資本干政。中國應該在資本大舉搶灘之前,先下手為強制定出這些法規,除了其中的金額限制可以隨通貨膨脹率調整外,還要規定修改這些法規的門檻必須高於一般的法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國教訓可以為鏡,防止資本干政是中國的後發優勢之一。像美國資本干政的弊端明擺在那裡,卻無從革除了,因為國會山莊養虎成群,已難以動彈了。 在銀行資本要求下,美國政府放鬆了對金融業的監管。可是在大型私人銀行因貪婪釀出金融危機,把美國和世界拖入一場大災難後,美國政府還得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它們,因為這些銀行大到不能倒。而這邊廂剛剛輸入救命錢,那邊廂已經在用這錢發放超高額獎金了。幾個月後這些沒有救助就是倒閉命的銀行,居然創造出發放紅利的歷史新高紀錄。如此折騰後不過一年光景,金融業的危機又再現了。 要防止這類咄咄怪事,“中國特色”應絕對不容許有大到不能倒的私人企業。重要經濟命脈(包括大銀行)必須由國家控制,可以部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由於中國尚有眾多國有企業,“中國特色”還應明文保護這些國有資產不被變相瓜分,流入私人口袋;國有企業私有化應該有公平合理的市場價格,不能賤賣。 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命題下討論怎麼構建“中國特色”,是一個開放的大課題,無需躲躲閃閃了,不過全面討論這課題非本文力所能及,以上僅僅是提供一些思考點。 ************** 《方鯤鵬近距離觀察美國》計劃出版三冊,文集性質,每一冊可以單獨閱讀,每一篇亦獨立成文。各篇長短不一,若借用小說的篇幅作參照,則計劃以中篇為主。 作為“前言”的本文,原是一篇思想隨筆,寫於2011年8月,因為其內容能解釋撰寫編輯這套書的動機和目的,所以略加修改後代充前言。然而,除了《代前言》外,全書不從事政策研究,不作時政分析,而是將林林總總觀察到的各種隱蔽的美國現象和事件,通過資料的發掘和展示,用抽絲剝繭的敘事方式表述。簡言之,是“以美國為鏡為戒”作為主要內容的實證研究和寫實作品。 全書注重知識性,特別是在法律和司法領域方面,努力介紹大眾讀物中難以尋覓的知識及體驗。希望在美留學、工作、移民的讀者,或者雖然無計劃赴美但想深入了解美國的讀者,讀後會感到這套書有所幫助,有保存參考的價值。在選材方面,儘可能擇取具有類似於小說故事情節的真實事件為素材,以增加趣味性與可讀性。一些刑事案件,寫述評時仍在撲朔迷離發展,實時跟蹤過程有不少懸念,最後猶如情節跌宕起伏的偵探故事了。在文風方面,忌空談,重實證,每一篇都力求嚴謹,讓事實和數據說話,絕無虛構,務必以能作為資料保存的嚴格標準落筆。 “近距離觀察”的含義,看人所未看的意思,會比較側重於陰暗面現象,因為它們往往隱藏在表象後面,近距離仔細觀察才有可能發現真容。披露美國的這些現象,從積極方面說,是希望中國掌握後發優勢,防患未然,避免重蹈美國的覆轍;從消極方面說,是展示中國的前景,供人們預作心理準備。伊甸園式的樂土在這地上的世界本不存在,人們應當務實地了解西方世界,以免自由派精英們鼓吹的社會在中國悄然而至時,因為與期望落差太大而徒增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