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羡慕朋友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由得感叹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现状，恨不能早日金盆洗手、享受清静无为的安乐时光。朋友多少还是了解我的，也劝我把工作看淡一些，放弃名利，兴许会得到其它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月前，朋友用苏轼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来传递此意，其中有没有其它深意，还需另立项目深究之。

用太祖爷衡量人的标准判断，苏轼既不输文采、又不逊风骚，实属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俱佳的罕见圣手。说到底，苏轼只是个有良知文人而已，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智慧，所以始终在政治浪潮中沉浮不定，曾三次被贬。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极力为苏轼开脱之外，满朝官员皆避而远之。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嫉妒苏轼才艺，恨不得致其于死地而称心的所谓文人才俊。那时王安石已罢官隐居江宁，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死罪已定。尽管苏轼曾经反对过王安石倡导的变法运动，王安石不计前嫌，连夜写信用特快专递送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觉得王安石说的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苏轼以自嘲诙谐口吻写下了《初到黄州》：

初到黄州

苏轼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虽然是发牢骚，但苏轼能在逆境中苦中作乐，这种豁达乐观的态度实难可贵。最后两句苏轼调侃自己拿着朝廷的银子，又不能为国家作贡献，实在是酒囊饭袋。

越是文采高的人，政治理想也大，可是文采与治国是完全不同的事。所以对文人的政治能耐，没有人比皇上（不包括傻瓜皇帝）更了解。皇上只能依照文人实际的治国能力来分配工作，可是文人却是以自以为是的个人理想来选择岗位。这其中的差距往往导致一些文人最终变成“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牢骚满腹的酒囊饭袋。

李白写得一手好诗，特别是在似醉非醉的时候更是思如泉涌。唐玄宗让李白供奉翰林，做皇上的文学侍从，可算是专业对口、充分发挥李白的一技之长。可是李先生自命不凡，皇上的文学侍从岂能入了李大仙的法眼，故认定皇上埋没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之才，因此经常喝得烂醉如泥，根本不愿做翰林该做的那点小事。如果唐玄宗真让李大仙做宰相，举国军民上行下效，每日烂醉如泥，安禄山根本不需造反，一马平川进入长安直接当皇帝的了。您可甭说李大仙是当翰林后才开始借酒浇愁的，他本来就是个酒鬼。三年后，唐玄宗把这个牢骚满腹的酒囊饭袋“赐金放还”已经是宽宏大量了。

相比之下，苏轼虽然反对过王安石的体制改革，但他是个正派文人，不是政客。苏轼在外任期间，因亲眼看到了改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从中反省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对新法认识上的改变，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王安石罢相之后，不涉政治，双方就更欣赏对方的正气与学问了。“乌台诗案”，王安石救了苏才子一命，劫后余生，有鲜鱼嫩笋日日相伴，苏才子又岂能不感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您就知足吧！

南星子感言，20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