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8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應考，最後錄取了70人。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後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適，他當年考了個第55名。同 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 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1933年，又開始公開 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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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 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 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 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 “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 他敦促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

留美幼童被撤回後的命運

晚清真相    2011-11-21 20:15:55

留美幼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啟錨了。船上 30名統一着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意。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着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篾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幼童與美國的相遇

　　清政府送學生留洋，何以選擇美國?

　　首先不能不說，在對華交往中，美國是當時西方列強里不良記錄最少的國家，清廷對美國有一種信任感。

　　其次要談到“蒲安臣條 約”。蒲安臣於1861年至1867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並調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紛爭，成為第一個對清政府具有重大影響的外 國公使，離任後還被清政府聘為出使大臣，委託他代表中國政府訪問歐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訪問中，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 條款”，世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公民有居住、入學互惠權利。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即奠基於此。

　　最後應該歸功於“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容閎 (容閎的事跡下文還要詳述)。因其畢業於耶魯大學，熟悉美國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業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學生留洋的地點定在美國，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 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照值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 容閎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在任的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為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 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政客着眼於“更大的實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謀遠慮。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 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抵達康州哈德福城時，容閎親自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中。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後來撰文回憶：

　 　“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着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當第一個星期天來臨時，主人要他們去“主日學校”，幼童們只聽懂“學校”二字， 便立刻收拾書包，以為上學的日子正式來臨了，但到了之後，才發現“主日學校”就是教堂。兩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奪門而出，直跑回住處，把自己關在房間中再不肯出來。

　　中國幼童與美國、美國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剛剛開始。

　　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1828～1912）字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南屏）人。

少入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初赴美學習，三年後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以 優異成績畢業，成為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留學期間，容閎形成了“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的偉大信念，暨“願遣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的留學教育志願。容閎以一個人帶動，造就了近代留學教育的聲勢，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表明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在逐步加深，儘管為 此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 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在經 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 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已經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

    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 “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着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占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 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為他遇上了 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 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鑑技術以為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 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 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為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 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缽的李鴻 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為，李鴻章“作為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為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必須指出，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現有資 料可以看出，李鴻章對幼童出洋一事極為熱心。1871年5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威使(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為然。謂須選二 十歲內外，通習中國文義者，到洋後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渠頗通華學，此語似有閱歷。” 當時提議官派學生留學的大臣 們，知道守舊勢力的強大，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習中西文字，英國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認為既出洋，就該“專習洋學，乃易會通”，若中西兼修，“恐致兩誤”。李鴻章也深以為然，但他只能於私信中表露，而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卻不得不說，對幼童需 “隨時課以中國文藝，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才”。這就是做官的藝術，沒有官場歷練的容閎哪裡知道呢?

　　哪怕政府出錢，也沒人願去美國

　　按照清廷計劃，在美國成 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後者負責在國內甄選12歲至15歲的幼童，進“預備學校”學習，訓練合格後再派赴美國。計劃派遣 四批，總計預算銀120萬兩。

　　沒想到，計劃剛一開始就在幼童招選這一環節上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風氣未開，學習西學為人鄙視，到國外讀書更是前所未聞，雖然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但願意送兒子出洋的家長也寥寥無幾。

　　另外，在“天津教案”這場由“謠言揭開的文明衝突的序幕”之後，普通百姓對外國人仍有強烈的猜疑，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聞依然在相對閉塞的地方流傳，使中國的家長們莫名驚懼。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里，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 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布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由於第一批留學生未能滿額，容閎又不辭勞苦，親自到香港，由英國政府設立的學校中挑選了幾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補充。總算湊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最幼者10歲，最長者16歲，平均年齡12歲。以籍貫論，廣 東 84名，江蘇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東1名(此據台灣學者高宗魯之統計)。無一皇室貴胄的幼童應募暴露了滿洲貴族們的顢頇，一個政權欲倡導的事情，權貴們卻不響應，會給其他社會階層何種聯想?

　　從這個籍貫的分布，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開放程度。敢於“吃螃蟹”，送兒子到異邦求學者，多為廣東、江浙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們或有家人、親友與洋人共事，或與西人有過較多接觸。如當時上海有名的買辦商人唐廷 樞，就樂於送自己兒子出洋留學。後來在中國非常著名的鐵路工程師、廣東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學則緣於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鄰居的大力鼓動。詹父本希望兒子將來 走科舉正途，猶豫不決，這位見過世面的鄰居再三勸說，並以將女兒許嫁作為保證，詹父才下定決心。

　　家長送幼童出洋，都必須親筆“具結”，並畫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種免責的法律保證。

    詹天佑的傳記中收錄了這份“保證書”：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幼童出洋肄業 局)帶往花旗國(晚清時對美國的稱呼)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 中，面圓白，……”

　　後面還要開列祖宗三代本名，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第一批招選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預備學校集 中，經過半年的培訓後，於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於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當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際，中美外交關 系尚未正常化，美國在中國派有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在外卻無使節。以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名義，常駐美國康州哈德福城，負責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別是刑 部候補主事陳蘭彬和容閎。1874年，李鴻章撥款美金四萬三千元，授權容閎在哈德福城建造寬敞的三層樓房一座，可同時容納幼童出洋肄業局的所有職員、教師 和75名學生，餐廳、廚房、宿舍及浴室俱備，作為幼童肄業局永久性的駐美總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

　　讓陳蘭彬、容閎出 任肄業局的正副委員，出於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重臣的薦舉。陳氏雖仕途不順，卻是科舉的優勝者，曾點過翰林，他和容閎搭檔又壓後者一頭，有一點“中西合 璧”、以中為主的味道，這可以少給保守派以攻擊的口實。李鴻章在致總署的信中說：“蓋以純甫(容閎字‘純甫’)熟諳西事，才幹較優;荔秋(陳蘭彬字‘荔 秋’)老成端謹，中學較深，欲使相濟為用也。”

　　“相濟為用”四字頗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實之發展竟大謬不然。

　 　“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環境是最快的。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後來成 為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講辭中回憶：“第二天，容閎先生分配他們給來自各地的美國老師。老師帶他們回去。在以後留美的歲月中，這些 美國老師負起教養監護的責任。每一個美國老師家庭負責兩個或四個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在老師家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的準備。最 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着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為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 十五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 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為忠君愛國象徵 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肄業局委員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為數典忘祖。

　　雙方之分歧，容閎有詳盡回憶：

　　“我力爭為留學生作一些一勞永逸的安排，和解決一些必要的問題，例如學生的學 費和個人費用;他們在假期中的費用;學生服的更換;參加寄宿家庭的祈禱;參加主日學校或去教堂;戶外運動和體育鍛煉等。……陳蘭彬和學生之間經常發生矛 盾，我只能充當和事佬兒，為他們從中調解，同時我也總是為學生們的一切合理要求辯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即使不引起陳對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 生以來，直到這次赴美國之前，從未離開國門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國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對這些學生。……

　　像陳蘭彬這樣一 個人，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被壓抑的青春，不能發揮的活力和獨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誠坦率形之於外的舉止。因此他對目前這些留學生的行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 且認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徑。這些學生到新英格蘭以後，一旦解除了他們心靈上的沉重壓抑和約束，當然會因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的人，還不止陳蘭彬一人。

　　繼任肄業局委員的吳嘉善，這位同樣出身翰林的老爺，視留美幼童與國內私塾的學生 無異，不料幼童們在其接見時，均不行跪拜禮，頓時大怒：小小年紀便目無尊長，這還了得?且不說現在還沒有成材，即使學業有成也不能為中國所用!立即上奏要 求將幼童撤回。

　　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沒有消歇過。光緒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個折 子，彈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 ‘入教恨晚死不易志’ 等語。……或習為遊戲，或流入異教，非徒無益，反致有損，關係實非淺鮮”。

　　總理衙門接連聽到對留美幼童事業不利的聲音，開始徵求重臣及相關人士之意見，有的主張全撤，有的主張半撤半留，有的主張整頓。而主張全撤者占據主流，尤其是藉助幼童留美事業擺脫仕途不順，登上駐華盛頓全權公使高位的陳蘭彬，給了這項事業最後一擊。他在奏摺中說：“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 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即便竭力整頓，亦覺防範難周，亟應將該局裁撤。”總理衙門即據陳蘭彬之奏，作出了“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 的決定。

　　這一決定讓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深為失望。

    由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執筆，美國多位文化名人聯名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力請 中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因華人勞工問題，美國國內興起排華浪潮，這些名人盛讚幼童的行為，“使許多無知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對中國的偏見逐漸消失，而代之以稱 贊。”包括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也積極遊說，但均未能讓清廷改變決定。

      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 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好不容易邁出一步 的腳又收了回來，誰該為此負責?

　　按照容閎的意見，首當其衝者是陳蘭彬和吳嘉善。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指責陳蘭彬是“對任何事都不敢負責 任的膽小怕事的懦夫”，而吳嘉善則應該“送進瘋人院或低能者教養所”;其次則是在朝中位高權重、又是幼童留美事業主持人的李鴻章。容閎批評李鴻章“不曾挺 身而出為學生說話，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襲了容閎的觀點，無論是撰《劍橋晚清史》的西方漢學 家還是大陸學者，在他們筆下，陳蘭彬、吳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鴻章則首鼠兩端。

    細按史料，這種說法頗值商榷。陳蘭彬、吳嘉善並非頑固不化的人物，像吳嘉善 還是個“精研數理”、撰有《算數二十一種》的數學家，從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在道德上有多麼嚴重的污點。而李鴻章在風波中的言行，置身異域的容閎哪能了解 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鴻章的認識水平，他內心並不贊同將幼童全部撤回。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李鴻章還曾特地電告吳嘉善勿急於帶幼童回國。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聲甚高，他又函告總理衙門，說幼童“早歲出洋，其沾染洋習或所難免;子登(吳嘉善字“子登”)繩之過嚴，致滋鑿柄， 遂以為悉數可撤，未免近於固執”，認為“十年以來，用費已數十萬，一旦付之東流，亦非政體”，並謂美前總統和駐華公使均函告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 殊屬可惜“，建議幼童“已入大書院(大學)者可留美卒業，聰穎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漸撤回”。我們只能說李鴻章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不夠堅決，硬要 說他見風使舵無疑並不公正。

　　容閎先生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但與他對立的一面，如陳蘭彬、吳嘉善，也並非就是卑污小人，雙方的對立主要還是緣於思想觀念的歧異。要而言之，在怎樣改造中國使之儘快現代化的問題上，容閎主張“全盤西化”的路徑，而在當時這純屬異端。其實，不僅是容閎不滿 的陳蘭彬、吳嘉善、李鴻章，就是容閎景仰的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恐怕也不會站在他的一邊。

　　幼童歸國後的命運

　　赴美120名幼童中，於1882年返華者計94名。其餘或因犯規，或因品學，或因剪辮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幾位違令不歸，而長居美國。

　　回到仿佛已經陌生的祖國，幼童們有點迷茫，也滿懷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喪。

　　後來服務於中國外交界的幼童黃開甲，把他回 國之初的遭遇，透露給了他在美國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說：

　　“人潮環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歡迎的微笑來接待我們這失望的一 群。……到中國‘海關監督’辦事處，卻雇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動真遲緩。我們還被暴露在驚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難堪。……為防我們逃脫，特由一隊中國 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格致書院’。……這所書院關閉已經十年，當你踏進門檻，立刻霉氣撲鼻，夜間，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

　　清廷關於是否撤回幼童曾經開展討論，但對於撤回的幼童，怎樣助其完成學業，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卻沒有擬定任何辦法。

    作為直隸總督，又在大興實業急需人才的李鴻章，努力不讓幼童埋沒於官場，94名幼童中，頭批21名送電信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 其餘50名安插於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但正如黃開甲所抱怨，這種“完全不按個人志趣及在美所學” 的辦法，傷了幼童們的心，他憤怒地質問：“這 就是東西雙方影響下，中國政府的‘進步政策’嗎?” 並強烈質疑清王朝的統治的合法性，認為其必須徹底改革，“才適合治理它的萬千子民。” 這裡，“美國化” 的影子顯示出來了。

　　儘管有種種不如意，回國的幼童們還是綻放了他們的才華。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 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 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九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開國人自建鐵路之先河的工程師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 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梁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幼童為國家獻出了生命。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於軍中的幼童表現英勇，慷慨捐軀。美國駐華公使特地於1884年中法海戰後，照會總理衙門，說“中法閩省之戰，中國官兵均甚 出力，其中尤為出力者，則系揚武船內由美國撤回之學生。……想該學生等出洋習業，曾有謂其惟務洋學，恐與中國事理，諸多未諳，難為有用之才。茲閱前因，足 見深明大義，均能以死力報效，實為不負所學。”最後建議，“尚望貴國於幼童出洋一事，嗣後仍按時舉辦，將見人才輩出，貴國興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

    但這時慈禧已借中法海戰撤換全部軍機大臣，政局的動盪，加上主持中樞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計劃終未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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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美國的故事，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從留美預備學校到清華大學＂一文所寫的內容了。

    成立於1911年的清華大學(當時是清華留美預科學校)是以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作為經費開辦的。鮮有人知的是，當年反覆交涉、據理力爭，從而促使美國退回 多出的賠款，並提出將此款用於興學育才從而促成開辦清華大學的，是時任中國駐美公使的梁誠。

    從1911年至1929年，清華大學留美預備部先後培養畢業生973人，其中被派送留美的有967人，出國留學率９９.４％。

    清華學校於1912年5月1日開課，唐國安任第一任校長，周詒春任副校長。這時的清華仍繼續培 養留美預備生，希望能向國家急需的領域貢獻出類拔萃的人才。

    這些清華學生具有清醒的愛國意識，稱清華為“國恥紀念碑”，民族恥辱感和振興中華的願望交織在一 起，促使他們在這所學校里發奮學習。

    清華學校設西學部和國文部，西學部的課程和教材均仿照美國學校，教師中有很多是直接從美國聘請的。學校的行政組織形 式，如董事會、評議會、教授會等，幾乎全部效仿美國，校內報刊、校長訓話、名人演講、歌舞表演等也大都用英文。

    英國哲學家羅素訪問清華時，就感覺“清華學 校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當時的清華學生在畢業前要通過游泳、百碼、跳高、跳遠、擲鐵球五項運動的測 試，如有任何一項不合格，就扣發畢業證，取消出洋資格。

    “五四”運動爆發後，清華師生喊出了“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改良清華”的口號，歷數清華仿照美國學校的危害，陳述改辦大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將奉系軍閥趕出北京，清華學校歸國民政府管轄。同年，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任第一任校長。1929年暑假，清華送出了最後一批留美生，留美預備部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