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收获:小女儿也跟着出书啦! 由美女作家徐徐主编的《我们这样上中学》一书2011年10月已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该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开始出售。 这本书是由34位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华人第二代孩子及部分家长所写。全书共25万字。分为四个部分:1.在德国的精彩课堂 2.异彩纷呈的课外生活 3. 中德教育大不同 4.海爸海妈的观点。 该书试图通过孩子及家长的眼光和对比,全面、客观、立体地表现德国教育的特点特征,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我小女儿的短文《雷昂的身世》以及我的一篇后续文章也被选入该本书中。现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雷昂的身世 胡显(13岁) (作者简介:胡显,女,1998年1月出生于德国。小学毕业时,拿着大满贯“1分”的成绩单去中学报名,中学校长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这中学三十年来,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成绩单!之后,那所小学对所有中国学生都特别欢迎,特别友好。因为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认为:中国孩子很勤奋很聪明。喜欢小动物、弹钢琴,喜欢跳芭蕾舞。最喜欢看书。) 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姐姐带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儿到家里来。这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顽皮的孩子。他的身世很特别——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才十七岁,而他没有爸爸,因为他妈妈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雷昂的妈妈叫安娜,她是姐姐的同班同学,也是姐姐的朋友。当雷昂——这就是婴儿的名字——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妈妈还是一个学生。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就得到政府的帮助:社会救济,儿童金,还有母亲补助,都是为了帮助婴儿的成长。为了雷昂,安娜在怀孕的第八个月和生孩子一年以后,就休学在家。 在德国,像这种事情,不是唯一的。还有不少才十四岁的女孩子就怀孕生孩子。这种情况虽然在德国被接受,但不被赞赏。 姐姐帮安娜捐了款,还送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和衣服。 虽然妈妈也帮助了雷昂和安娜,但她觉得这样的事情很丢脸,教育我和姐姐千万不能像安娜这样。 引导、启发的结果 刘瑛依旧(胡显的妈妈) 为这篇短短400多字的作文,我们家吵翻了天:小女儿跟我争论,大女儿跟我争论,小女儿跟大女儿争论,最后,我们三人搅在一起争论——三个女人一台戏呀! 本来,这只是中文学校布置的一篇作文。为让孩子能够从容地选题、作文,老师给出了两个星期的足够时间,并要求,必须让孩子独立完成,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更不能左右孩子作文。 直到交作文的最后一天,女儿拿出了上述写好的超短作文。我要求小女儿增加字数,并引导她:安娜是怎样一位姑娘?她是怎么有孩子的?她为什么不知道雷昂爸爸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这些小女儿都清楚:安娜是个文静漂亮的女孩,一直学习优异,行为良好。十六岁那年,就因为一次到迪斯科去蹦迪,喝了陌生人给的莫名饮料,兴奋异常。从迪斯科出来后,跟着一位自称是柏林来的陌生男子在外过夜,结果怀了雷昂。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直到怀孕第五个月才发觉。产前检查孩子很健康。按德国有关规定,没有特殊原因,原则上不能做引产。安娜决定休学在家,生下雷昂。 可小女儿不愿写这些。她说:我写的是“雷昂的身世”,而不是“安娜的故事”。再说,这些事是安娜的隐私,没有经过安娜的同意,我不能随便写她。 我想也对,孩子懂得尊重他人隐私,这应该肯定。于是,我转而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引导她:知道安娜怀孕的事后,安娜妈妈有什么反应?她是怎么做的?学校是什么态度?姐姐和安娜的同学是怎么做的?我们家对这事又是怎么做、怎么看的? 我的意图很明显:引导孩子写出德国母亲、德国学校、德国同学、德国社会对这事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一切与中国截然不同。 不过,小女儿当时还小,不太清楚这里面的事。我告诉她:在中国,一个未成年的在校女学生未婚先孕,在所有人眼里,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她不仅得不到社会福利制度的种种保护,而且,还会面临着中断学业、身败名裂,更会遭致各种歧视和流言蜚语。母亲能做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帮女儿尽快把孩子做掉,再想方设法掩盖事实,消除影响。而在德国,情况完全不一样。安娜妈妈没有灰头土脸、鬼鬼祟祟地逼着女儿去堕胎,反而光明正大地支持女儿把孩子生下来,并理直气壮地到政府有关部门为安娜申请种种福利保护。安娜所在的学校知道情况后,没有开除安娜,而是同意保留其学籍,允许她在1-3年之后,再回到学校重新完成中学学业。安娜的同学们呢?他们不仅没有因此歧视她、躲避她、看不起她,反而更加热心地帮助她。安娜挺着大肚子,在学校愉快地度过了这段怀孕时光。姐姐(我大女儿)作为安娜的好朋友,义不容辞地为安娜做了许多事情,到最后,还热心地当上了雷昂的干妈。 我还告诉了小女儿另一件事:当得知安娜妈妈支持安娜生下孩子的决定之后,我曾非常震惊——这跟中国妈妈太不一样了!为此,我专门到安娜家,跟安娜妈妈就这件事交换过看法。安娜妈妈在大学所学专业是社会学。她反对堕胎,不光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更因为她站在社会学角度,从更高的层次、以宏观的眼光坚定地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呵护、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她似乎并不对女儿将来的生计和前途担忧。安娜妈妈这副泰然处之、遇惊不变的态度和对事件的社会学眼光以及处理方式,都曾经让我感慨良多。 对于这些中外比较,小女儿没什么感受。毕竟她在德国出生,才十三岁。她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姐姐当过雷昂的干妈?” 之前,她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呢!姐妹俩相差十一岁。妹妹一贯崇拜姐姐,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姐姐说。她拿起电话,打给姐姐,去求证这件事。没想到,这个节外生枝的电话,引发了我们家的轩然大波。 姐姐在电话里对妹妹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态度鲜明地强烈反对把这件事写成作文。她认为,这是安娜的隐私,她不愿让别人拿着当故事去说。放下电话后,小女儿以不容商议的口吻对我说:姐姐不同意写安娜的事情。我得尊重她的意愿。这篇作文得重写。并且她还跟我这当妈的争论,她认为,我这样不尊重别人的意愿和隐私,太不文明、太没有修养了! “尊重他人”的观念已深深根植在孩子的心中,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说服孩子,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回过头去,先做通大女儿的思想工作。只有得到她的首肯,才有可能让这篇作文面世。 大女儿的反对态度比小女儿要激烈得多。她情绪激动、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很多积郁在心中多年的怨气——都是她青春叛逆期想对我说而最终没能说出口的话。我这才突然明白,当年,由这件事所引起的我与她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彻底淡忘。对她来说,这一页并没有彻底翻过去。 安娜曾是女儿最好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来。在我眼里,安娜是个懂规矩、明事理、头脑清醒的姑娘。女儿跟别人在一起,我会不放心,跟安娜在一起,任何时候我都放心。因而,当得知安娜怀孕消息的一霎那,我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张地用“晴天响雷”来形容,怎么偏偏是这个让我最放心的人,做出了让人最不放心的事?在此之前,我跟大女儿没什么矛盾冲突。虽然有时她对我说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但总体还是个听话理智的孩子。 安妮怀孕事件出现伊始,大女儿的反应和种种表现,曾让我这个当妈的感到欣慰和自豪:她没有带着势利的眼光疏远安娜,而是更加热心真诚地帮助安娜,关照安娜。她牵头组织大家为安娜捐款,带头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帮助安娜完成各种笔记,轮流帮安娜背沉重的书包。问题出现在后来,雷昂出生后,安娜没有继续住在父母家中,而是带着孩子搬出去另立门户。一个17岁的年轻姑娘,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正处在贪睡的年龄段,却要每晚起来好几次,照顾闹夜的小婴儿。脱离了学校和同学,整天手忙脚乱地在奶瓶、尿片中穷应付,那份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大女儿这时成了安娜的最佳倾诉对象。每天放学一到家,安娜的电话随后就到。电话一打就是一小时,甚至几小时。不但如此,安娜还三天两头请大女儿去她那儿陪伴她。有时,还把雷昂放到我们家,让我替她照看孩子,她自己则和同伴们逛街购物,外出郊游。 这种事情偶尔为之,当然可以。问题是,这一切慢慢变成一种常态,开始严重影响和干扰到大女儿的作息和学习。 一天半夜,安娜在雷昂无休止的啼哭中情绪失常,打来电话,向大女儿哭诉。大女儿推醒睡梦中的我,请我开车立刻送她到安娜那儿去。我断然拒绝。因为,第二天大女儿还有考试。再说,碰到这种问题,安娜应该向她妈妈求助,而不是向毫无育儿经验、同是孩子的大女儿哭诉。 “你三更半夜到她那儿去,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我问。 “她现在孤立无援,非常孤独。需要别人陪伴。”大女儿说。 “那也应该是她妈妈陪伴她,而不是你。再说,你明天还有考试。”我说。 可大女儿不听。坚持要做她刚才在电话中已经承诺的事:马上到安娜那儿去陪伴她。见我不肯开车送她,她干脆自己到车库拿出自行车,独自一人骑着车走了。而我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全,只好气急败坏又极不情愿地开车尾随过去。那一个晚上,全家都被折腾得没睡安稳。可想而知,第二天女儿在睡眠严重不足的状态下,那考试成绩能好到哪儿去? 我开始阻拦女儿跟安娜的这种交往,旗帜鲜明地向女儿说明我的观点:女人的每个年龄段,都有特定的任务和使命。女人在其一生中,要担当不同的角色。对于16、7岁的在校女孩来说,她的角色主要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要搞好自己的学习,让自己健康成长。以后,女孩也要为人妻为人母,也要养育孩子。但这一切,都是在将来,而不是现在。安娜的问题,在于她过早地做了不该做的事,过早地扮演了自己不能胜任的角色。她的生活是错位的。我们应该帮她,但不能把自己的生活也卷进去。安娜母亲是安娜的监护人。她既然支持女儿生下孩子,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麻烦推给别人,而应该更多地担负起对女儿的责任,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女儿。 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女儿与我的冲突就此开始。麻烦的是,在这种冲突之外,我们之间还有另一种让人更伤脑筋的冲突:安娜的意外怀孕,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对迪斯科如临大敌。我明确禁止大女儿涉足迪斯科。可问题是,在德国,迪斯科允许18岁以上成年人进入。有些迪斯科得到准许,甚至让十六岁的青少年进入。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都特别希望证明自己已长大成人。迪斯科就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就像中了邪似的,16、7岁的孩子都偏偏把周末聚会啦、生日庆祝啦,一股脑儿地搬到了迪斯科。 由于我的禁令,导致大女儿不能参加同学们的这种聚会。人缘关系一向不错的她,逐渐显得不合群,还居然成了个别调皮男生的嘲笑对象,他们戏称她是“小儿科”。对女儿来说,怎么能容忍这种戏称?怎么能忍受被人孤立?每一次聚会都会引发我们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我毫不让步,表现得比“虎妈”还要强悍十倍百倍。对女儿的感情伤害在所难免。 现在,大女儿已长大成人。对于是非已有自己的辨别;对人与事也有自己的评判。倒出了心里的一大堆不满之后,最终,她还是同意妹妹把这段故事写出来,毕竟,她认同当年我对她灌输的观点。 事实上,孩子在这种简单和真实中,反过来引导启发了我,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在孩子面前,父母总喜欢以教育者自居。而作为父母,真正懂得并做到“尊重他人”了吗? 徐徐点评:当初,胡显同学的稿子一上来,按照编辑的惯有思维,就是想让她把这个社会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来。结果没想到,这事引发了一桩家庭“战争”。而且,文章重心由“未婚妈妈”这个社会问题转向了“两代争辩”的教育问题。 其实,这文章里面的深意,家长都已经写得很清楚。这样一个形式,很独特。我们出版这么一本“移二代”的书,目的并不是要呈现“漂亮作文”,而是要展示德国孩子的原生态的思想状态和教育状态。 家庭争辩,是教育模式里的重要一部分。谁说只能家长教育孩子?在家庭争辩里,父母照样可以是“受教育”的一方。只是,能放下家长的脸面来反省自己的中国家长,实在不多。幸好这位家长树立了一个榜样。 哎,都什么时代了,当家长也要当得酷一点儿,自己不读书不上进但又以权威自居,这样的父母,最老土了......孩子其实是最讲理的,若连孩子都不愿与自己争辩,如此让自家孩子纠结和无语的家长,真的是完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