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原因 轉: 盧麒元 十一月中，參加了一個活動，聽了馬未都先生的演講。其中，馬先生講到了唐朝成為盛世的原因。馬先生認為，李世民是中才，能夠兼聽，成為一代明主，所以就有了貞觀盛世。或許，馬先生心中另有所指，因人立論罷了。中才，兼聽，明主，盛世，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顯然，此論似是而非。原本想與馬先生多聊幾句，可惜時間不湊巧，只好補寫一篇文章了。 其實，馬先生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史家研究歷史，是不能這樣感性的。在大歷史進程中，某些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不過，那也不過是大歷史進程中的具體現象，而絕不是內在原因。一些歷史人物的偶然行為，有着歷史的必然性。李世民的兼聽，看似一種自覺，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李世民晚年就不再兼聽了。也就是說，任何人處於那的時代的那個位置，都必須那樣做，也只能那樣做。 為什麼？ 唐朝初頁，內有氏族的反抗，外有突厥的威脅。其中，氏族勢力之大，遠遠超出了今人的想像，魏徵貴為當朝重臣，想將女兒嫁給顯赫氏族竟遭到拒絕。當然，突厥的威脅，就更加急迫了。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李世民必須凝聚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不兼聽是不行的。換句話說，唐朝初期的清明政治是被逼出來的，而絕不是出於政治家的良知。 筆者曾經研究大英帝國崛起的歷史。令人驚訝的是，英國的盛世，與大唐的盛世具有同質性。當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前，同樣是外有強權威脅，內有貴族的反抗。英國王室必須與貴族達成某種妥協，這個妥協的結果就是預算會議制度。國王要與它國開戰，必須與貴族討論預算問題，以致於具體到討論軍隊管轄權的問題。例如，海軍是歸屬皇家的，陸軍是歸屬貴族的，這樣，誰也無法用拳頭說事。這種討論經過長期化和規範化之後，預算會議就發展成為了今天的議會。這一體制不斷發展並完善，就成為君主立憲的政治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成全了日不落帝國。可以說，正是這個偶然的發現，促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誕生。 很可惜，大唐初頁的結構均衡很快就被打破了。大唐統治集團很快就剷除了氏族和突厥的勢力，李氏統治集團未過多久就變成一強獨大了。統治集團一強獨大，就不會繼續搞清明政治了。所以，貞觀之治終於無法進化為穩定持久的政治經濟制度（多方博弈和制衡的制度）。沒有制度鎖定的貞觀之治，不可持續，動亂隨之到來。 筆者的結論很簡單： 政治勢力的均衡，導致了相對均衡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均衡得以使社會資源實現最優化配置，使社會生產力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形成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盛世。 我們應當在歷史的偶然中，看到歷史的必然。我們必須透過歷史的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一句話，政治勢力的均衡創造了盛世。李世民恰好撞上了這個均衡的歷史時刻。當然，也可以說是歷史不經意選擇了李世民。是盛世創造了李世民，而不是李世民創造了盛世。 筆者寫這篇文章，當然不僅僅是為了重釋歷史。要知道，筆者的結論，對今天的中國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建國初期，在政治協商下產生的共同綱領，曾經具有清明政治的典型特徵；可惜，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一邊倒了，走極端了。改革開放初期，存在着涇渭分明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協商之下的改革具有清明政治的典型特徵；可惜，平衡很快被打破，一邊倒了，走極端了。既得利益者一般是不會喜歡平衡的，他們往往拼命追求一個極端的結果。極端好嗎？極端的結果必然導致革命！革命還不極端嗎？革命的代價往往大於革命的成果！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的清明盛世，都是多方勢力均衡博弈下，大家談判妥協的結果。請牢牢記住：均衡出盛世，盛世出明君。反之，則不成立。一句話，不要期待明君！ 最好，在我們這個國度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是西風壓倒東風。是的，東西風均衡，內外壓力均衡，政府就會做出最明智的選擇。建國六十餘年來，前半部分東風壓倒西風，後半部分西風壓倒東風。結果如何？大家冷暖自知。 均衡博弈是一個什麼概念？均衡博弈就是誰也不能消滅誰！哪裡有那麼多的是非曲直啊？何必那樣的分別和執著呢！ 筆者希望，中國的左翼和右翼都能用心閱讀這篇文章。 特別是中國的左翼，長期處於在野的狀態，思想和組織都孱弱不堪，孱弱到根本無法與右翼抗衡的悲慘境地。一些激憤的左翼開始走極端了。左翼的兩種極端思維都是有害的：一種極端傾向於選擇革命（顏色革命或暴力革命）；另一種極端傾向於尋找代理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筆者認為，左翼的首要任務是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強大起來，形成足以與右翼勢力抗衡的社會力量。否則，兩種選擇都無法實現。事實上，嚴重惡化的社會現實正在教育人民，左翼已經開始進入成長壯大的歷史進程。左翼一定要有歷史的高度。左翼真正強大起來之後，在朝不搞專制，在野不搞革命，左翼將成為中國歷史性的進步力量。唯其如此，左翼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真誠和持久的支持。 相對於中國的左翼，筆者對中國的右翼始終充滿了疑慮。筆者甚至懷疑中國是否存在真正意義的右翼。為什麼？筆者看到了，中國所謂的右翼，根本就沒有自己的靈魂，他們幾乎就是西方勢力的附着物，他們完全不同於俾斯麥式的愛國右翼。這種右翼勢力的發展，對中華民族而言，註定是毀滅性的。所以，筆者一再告誡以自由主義自詡的人們：你們首先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堅決不要去做漢奸）。是的，唯其如此，愛國的右翼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你們的理念和理想，甚至包括你們自身，必將成為下一段歷史輪迴的遺棄物。如果真的如此，那將不僅僅是中國右翼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再說一遍，筆者樂見中國存在一個愛國的右翼。 時下，筆者為什麼會支持左翼？筆者認為，中國的右翼勢力已經太過強大了，他們壟斷了所有的政治經濟資源，已經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了。老百姓快要沒法活了。所以，筆者支持左翼的崛起。筆者希望，左翼成長到可以與右翼抗衡的水平。筆者堅決反對左翼消滅右翼的情緒化反應。中國不需要誰消滅誰。中國需要一種宏觀的均衡。例如，三億農民工能有三十個代表做中央委員，那就是一種進步。話說回來，一切均衡都是在鬥爭形成的，溫良恭儉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當然，除了內部的均衡，也需要外部的均衡。外部均衡是地緣政治的智慧。我們不需要製造區域軍事力量的失衡，這是非常幼稚的策略，我們不要搞威廉二世那樣愚蠢的世界主義。當然，我國也必須結束好好先生的時代了。好了，將來再深入討論這個問題。筆者意識到了，這些觀點可能會讓以愛國主義自詡或以自由主義自詡的傢伙們感到不舒服了。不舒服也沒辦法，筆者早就厭倦了主流學者的理論按摩，正是這種無恥的理論按摩，導致了中國人文思想的嚴重墮落。謝謝了，左右翼都不要再講主義了，好嗎？夠了！ 筆者喜歡子思的思想。筆者認為，《中庸》是人類政治哲學的巔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筆者最折服這兩句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政治哲學的最高境界。是的，中庸之道，也可以理解為均衡之道。可以獲得大均衡者，就能構建大和諧，這才是大智慧者，或者說是道德者。所謂致良知，深意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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