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这篇剖析犬儒病的，犀利精湛。如果不了解这种病症，就不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现象。全文太长，节选部分于此。朋友有兴趣的，可以照结尾的链接读全文。 -----------------------------------------------------------------------------------------------------------------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⒉专制与犬儒 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主义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共产主义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⒋共产党与犬儒主义
严格地说，犬儒病的发生并非只在共产主义专制的末期。早在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之初，犬儒的病毒就已经侵入其中。
从一开始，共产党便与犬儒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准确地说，它是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奇特结合。一方面，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这自然是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这显然又是犬儒主义。一方面，共产党把人的理想悬得极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现实的人看得极低。它对未来人类的看法之所以高度的理想化，恰恰是因为它对现实的人类的看法是十足的犬儒式。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就是认定人是彻底自私的动物，利己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由此，共产党断言在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超阶级的自由民主只能是一场骗局。但只要通过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消除了阶级存在的社会物质根源，全体人类的利益便达到充分的和谐一致，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便不复存在，利己主义也就随之消失，具有最完美人格的共产主义新人也就随之出现。在这里，前提是犬儒主义的，结论却是理想主义的；或者说，理想主义的结论却是导自犬儒主义的前提。共产党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方面，共产党宣称，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共产党别无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看上去很谦虚，也很富理想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坚称唯有它自己才“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大众，而被它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本身倒未必有资格算得上无产阶级，算得上人民大众（列宁明确宣布，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由共产党从外部将之灌输给无产阶级）。这不只是理性的狂妄僭越，更严重的是，它为那些骨子里什么也不信的犬儒主义者们攫取无限权力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并不奇怪，尽管共产党以它的理想主义大旗召唤了许多理想主义者投身其间，但是在共产党内部，理想主义者们往往不能占上风，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们更吃得开。
讲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犬儒主义，我们还必须提到它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不要忘记，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和中共的武装斗争历史相比，俄国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场武装政变，乱中夺权。一般来说，假如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诸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手段。因此，他们就很容易从理想主义者蜕化为犬儒主义者。据说在六四之后，中共某元老讲过一句话。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牺牲了三千万人的生命才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乍一看去，此话甚是不通，当初共产党闹革命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力，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不过，你没法用这话去驳倒那位中共元老，因为他们早就把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否定议会道路，主张暴力革命。这本身就表明它不相信民主，其实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一般来说，革命者决心使用暴力实行他们的主张，那不仅表明他们对统治者不抱幻想，同时也表明他们对人民感到失望，失望于人民的所谓愚昧无知与自私怯懦。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民众向统治者认同，为统治者效力，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观，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还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就不讳言他对中国国民的素质估计很低，所以他提出在革命胜利后要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共产党的情况则还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共产党更不相信人民。在漫长而残酷的革命岁月中，共产党历经多次失败，几度濒于绝境。不难想象，他们该有过多少孤寂，多少沮丧，多少怨愤。这就容易使他们对民众、对人性的看法变得十分阴暗。然而，靠着那套先锋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很可以把自己对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视掩藏在一层看上去理想主义的外衣之下。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发现，国民党的不民主为他们攻击国民党提供了堂皇的理由，而国民党专制的不彻底又正好为这种攻击提供了现成的空间。于是，他们就摆出了民主斗士的姿态，利用国民党专制的不彻底，抨击国民党的不民主，自己却早就打定了要更专制的主意。
在八一年，针对着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这段批示以共产党官场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这段批示告诉我们，其实，早在中共夺得政权之前，他们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时候，他们在表面上反对国民党的霸道，暗地里却在嘲笑国民党的愚蠢，嘲笑国民党居然也作茧自缚，在自己通过的法律面前还有所忌惮，从而给对手开展合法斗争留下一定的空间。那时候，他们在口头上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心底里却想的是，等以后我们掌了权，连这点民主也决不答应——“我们才不会象你们那么傻呐。”
这当然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还要补充一点，众所周知，陈云是中共党内有名的“老右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陈云是党内高层中仅有的几个没跟着发烧起哄的人物之一，文革中更是从一开始就靠边站。可见，犬儒与否和所谓极左路线并没有什么关系。
⒎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苏东事变后，有人讲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后半句则令人深思。为什么那些主动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国家非但没有延长其一党专政的寿命，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呢？
大致上讲有两条原因，一条是一般性的，一条是特殊性的。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就越是要求赢得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特殊性原因在于，共产党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着。那些正直的共产党人，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于是就加速了共产主义专制的败亡。
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党内，经济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温和派。反过来，政治上的强硬派也往往是经济上的保守派。其实，党内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担心经济改革会瓦解共产党统治的意识形态根基，从而直接危及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本身。据说，当年蛇口经济特区搞得有声有色，颇引起一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心忡忡。他们问：“难道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有人回答得很妙：“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这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放心了。
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一种流行的谬误。许多人把邓小平路线称为实用主义，应该说邓小平路线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犬儒主义。因为实用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邓小平路线的特点恰恰在于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正像近年来中共干部中流行的一段顺口溜——“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是邓小平派。”时至今日，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说，谎言一经识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间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态。汉娜·阿伦特发现，“极权制度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谎言、要么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因为“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谎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促成权力的性质转换，相反，他们对这种挂狗头卖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对权力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的现状大表赞赏，以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见犬儒病已经深入到何等程度。
罗素指出：“当维持传统权力的信仰和习惯趋于失势的时候，不是渐渐地为基于某种新信仰的权力所取代，就是为暴力所取代。”共产主义国家推行改革，其结果是导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传统信仰的破产。在苏东各国，专制权力转化为民主权力。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使中共暂时得以幸免“改革找死”这一劫。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向暴力的转变。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至此，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只剩下了犬儒主义。
⊙⒒玩主式的犬儒主义
密尔说专制使人冷嘲，鲁迅说，在中国，专制使人麻木。冷嘲大概总比麻木好。可见我们也在进步。犬儒一词，许多人感到陌生，若说起“玩主”，大家就熟悉了。其实，玩主就是犬儒。
前些年，以王朔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风靡一时。我们知道，作家大于作品，作品大于观念，对作品的诠释又大于作品本身。这里，我们不讲王朔，也不讲王朔的作品，只集中讲王朔作品的走红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专家已经发表过许多意见，其中不乏破的之语。有学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有特定的背景，实际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弥漫于整个社会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虚无感。有人提到了“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这就点到了六四。很明显，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糟失败后发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糟蹂躏后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为什么要“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呢？因为“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小说语）。阿Ｑ每遇挫败，要么精神胜利，要么自轻自贱，两法都有解脱之效。其实，不只是阿Ｑ，就连一些执着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后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
玩主多刺。但刺有两种，“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犬儒之刺，读后“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鲁迅语）。玩主的冷嘲热讽，是连澡盆带孩子。它使官方的说教显得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显得可笑。但是权势是不在乎你嘲笑的。这话看来费解：如果有了“笑骂由人笑骂”，这不是有了舆论监督了吗，怎么还能“好官我自为之”呢？罗素说：“自由思想与强烈批评的时期容易发展为暴力时期。”这话也费解。其实两句话都涉及到一个同样的背景，那就是犬儒主义流行病。当权力遭到自由批评从而失去传统信仰的支持，如果它不是转化为基于新信仰的权力，就变成赤裸裸的暴力。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在暴力统治下，即便有自由批评也不足以形成与论，即便有舆论也不足以形成政治力量。所以暴力不在乎有人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并不需要人们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另一方面，澡盆经摔而孩子不经摔。犬儒嘲笑权势，于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于道义，端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同情。
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犬儒对民运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民运无非是想取而代之。当中共镇压民运时，犬儒的态度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谁也不帮。”这其实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求你反过来帮助民运镇压中共。我们只要求你说个公道，谁也不准镇压谁。争自由争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⒔理论的犬儒化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非官方思潮应运而生。按照陈奎德在《迎接新诸子时代》一文中的归纳，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即有十四种之多，它们包括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派、经李泽厚解释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崔之元等的“第三条道路”、新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新保守主义、太子党纲领的“国家主义”、强权政治现实主义、邓力群等的毛主义以及反西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已经脱离了、至少是部份地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有的虽然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内容却和官方不尽一致，如李泽厚式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有的虽然是为中共一党专政之现状作辩护，如新保守主义，但却完全抛弃了马列那一套术语，转而从柏克、严复和哈耶克一类所谓“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寻找理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多数思潮都并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譬如言论自由原则，如今已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所谓“不给反革命言论以言论自由”这套谬论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甚至连中共当局也不得不从刑法中删除了“反革命罪”。照理说，现在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思潮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达到共识，因而它们可以、也应该汇集为一股要求言论自由、反对因言治罪的强大压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翻阅新诸子的大作，我们发现，许多论者对言论自由一事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虚晃一枪，轻轻带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对言论自由原则以至对各自主张的学说究竟有没有严肃的承诺，到底当不当真。
我们知道，中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是犬儒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只利用马克思主义而不忠于马克思主义。官方从来只在马克思主义中摘取和夸张对自己有利的部份，回避和抹杀对自己不利的部份。如今知识界流行的种种“主义”，不少也犯有同样的毛病。某些论者根本不管理论的完整性或逻辑性，只捡掌权者爱听的话说。例如有人大声疾呼要强化国家能力，这主张孤立的看也无大错，因为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一方面是管了不该管的，另一方面是该管的没管了，可是这批进言者只讲后一方面不讲前一方面，只讲政府要有效不讲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义者频频引用柏克、严复的言论，但只引用他们维护权威的言论，不引用他们维护自由的言论。极端民族主义派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党专政。
说到中国知识界的犬儒病，有些后现代派可谓突出一例。乍一看去很奇怪，后现代派在西方本属激进派，引进中国却成了保守派的同盟军。这当然和后现代派本身有关。粗略地说，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相似，它们都是源于西方文明而又反对西方主流文明，因此不难被借来作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之用。再说，把西方的后现代理论硬搬到仍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也很容易导致桔逾淮而为枳的荒诞效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后现代派（当然不是全部）和西方的后现代派其实不是一回事，后者是理想主义，前者却是犬儒主义。中国的后现代派热衷于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它并不是只批判西方社会的现实，它连带着也要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一旦理想被否定，再坏的现实也就得到了原谅。中国某些后现代派的逻辑是，既然西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为病；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充其量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我们又何必非要对中共这只黑乌鸦过不去呢？
以上，我对知识界的犬儒病作了一番剖析。这并不等于说唯有知识分子才害了犬儒病，也不等于说别人的犬儒病全是让知识分子给传染的。犬儒病是整个社会的流行病，知识分子不过是患者之一，其症状也未必此别人更严重。只因为知识分子要发议论，写文章，从而留下了证词，因此为我们分析批评提供了素材。正因为他们的这些议论反映了社会上的普遍心态，所以才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⒕关于假装服从的政治游戏
据说，近几年知识界有人提出一个口号，叫“背对当局”（这使我想起七十年代初期成都人流行的一句话：“理他算输”）。这当然是号召人们抵制专制政权，不过是用消极的方法抵制。应该承认，今日中共专制统治已较先前大为松懈。政府表面上号令天下，什么都管，但事实上，下面的人却往往另搞一套，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只要不公开挑战，政府也就眼睁眼闭。这就造成了所谓“共产党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这一状态。于是有人提出，既然向专制当局正面抗争会招致镇压，为什么非要正面抗争不可呢？表面上敷衍它，实际上不理它，难道不更明智吗？有人甚至宣称，今日中国，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共产党专制实际上已经徒留躯壳，逐渐消解于无形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懈呼喊，民运人士的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
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犬儒味。它试图让我们相信不争就是争，而且还胜过争。看来论者有所不知，在历史上，象这种“装模作样的统治－服从”的格局其实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常态。正如白鲁洵指出的那样：“中国统一性的秘密在于朝野双方共同装模作样，这就掩盖了双方的实力与局限。不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中国的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权的外观，但在实际上，政府贯彻落实政策的权力始终是相当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则自行其是，几乎不向政府提什么要求，从而维持政府享有全权的假象。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离，装出和谐共处的模样。”简而言之，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本来就是“政府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
中国的专制统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阶段，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某些阶段，“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公社、街道、学校等最基层，再加上狂热的“群众专政”，整个社会确实会象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样，形同一个大监狱，“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与个人毫无转圜变通的余地（其实严格说来也不尽如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中国式的专制都有其松动活泛的一面。最高当局的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评，但它们通常都很含糊笼统，从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处理，便宜行事。即便有了明确的法令，但很少严格执行。专制制度本身是僵硬的，唯其如此，在实践中它不能不保留几分灵活，否则它就会因弦绷得太紧而易于断裂。这和传统的大家庭颇为类似。老话说：“不痴不聋，难为阿家翁。”统治者如同大家长，倘若事事较真，不给下面的人留余地，势必会和下面发生直接冲突，到头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是就统治者方面而言。至于在被统治者方面，他们当然要努力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总是能够谋求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采用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正当权益的办法，而是阳奉阴违，尽量利用钻空子、打马虎眼一类办法。和统治者有了矛盾，有了问题，靠下面说情，靠打通关节，靠贿赂拉拢，不是去谈判对话，不是去对簿公堂，不是去向政府施加压力。象“遇到红灯绕着走”这句话，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在这里，你可以说统治者的专制是很表面的，但它毕竟是在专制。你可以说老百姓的服从是装样子的，但它终究是服从。专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于缺少正面的挑战，专制才得以苟延维系。
且以言论自由为例。今日中国，如一般人所说，言论的自由度已经相当宽大。“自由度”一词容易使人以为自由主要是个量的问题，其实自由主要是个质的问题。风筝飞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现在，普通人在下边发发议论，甚至骂骂共产党，当局也不来管不来抓。可是，不来管不来抓是一回事，不能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就在最近，仍有一批异议人士遭到当局逮捕关押，社会上并未对此发出强大的抗议之声，更未能予以有效制止。可见中国仍未实现言论自由。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愿意对不同政见容忍到什么程度，而在于当权者是否有权力去压制不同政见。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涉企图时，真正的言论自由才得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怎样巧妙地从网眼里钻过去，而必须致力于粉碎那张专制之网。
当然，软性的专制总比硬性的专制好。人们能够在假装服从之下自行其是，既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积极意义估计过高。如果我们把这套假装服从的游戏玩得上了瘾，反把正面抗争视为迂腐、愚蠢或多余，那么，专制的终结，权利的确立，法治的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也许就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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