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一些从东方来的新移民笑北美的人不懂变通，认为东方人在变通这方面比北美人聪明。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研究东西方文化对比的人们常忽略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深层的哲学差异。人们常说的东方文化主要包括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而我对中国文化更为熟悉一些，所以这里主要讨论中西方文化在原则与变通这点上的哲学根源的不同。

我们知道与中国文化相比，西方以古希腊为主要代表的哲学和发源于古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文化的共同特点是对于超于人类之上的神灵的崇拜，而这样的崇拜在古希腊及古希伯来以及后来产生的基督文化中的反映是对人们生活中的原则（principle）的要求。而古中国文化中虽然也有一些原始的宗教意识及后来的佛道两教的影响，却不具备象西方的古文明中因对神灵的崇拜而带来的很强的原则性意识。恰恰相反，被认为是古中国文明的根基的《易经》却是一部强调如何认识及掌控自然和人世间的变化的经典。这种文明起源上的不同决定了在后来的西方文明对于生活中的基本原则的执著及中国人对于细节的灵活变通的特点。

从历史文献或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中国人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对于君王的忠诚之上。就是在海峡两岸的政权各自主政的近代历史中，直到大约三四十年前，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最主要的人生原则就是对于政权的忠诚。即便是今天，政治上的原则在海峡两岸的文化中也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则。但是，政治的原则与对于神灵的敬畏和崇拜在普通人心目中所产生的原则性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都试图通过强权的手段及诸如“皇权天授”等社会意识来强化他们的统治的绝对色彩，显然在人们心目中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起到对于超自然的神灵的敬畏和崇拜所带来的那种绝对性以及那种绝对性在普通人心目中所产生的原则性。而中国历史上的对于皇权的被史书模式化了忠与奸之间的不断的争斗其实也是这种政治上的原则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中国文化中缺乏象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超乎人类（transcendental）的那种绝对性所带来的原则性的一个表现。

西方历史也同样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有对君王和国家的忠诚与背叛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具备古中国的那种忠与奸的模式。而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原则的概念则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宗教意识的影响，当然影响的程度会因为对超自然的主宰者的信仰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异。其实，因为所谓的中世纪的黑暗而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一些对于宗教的反叛中人们对于一些原则的放弃本身也表明了人的力量的介入可以是减弱人们原则性重要因素。

西方哲学中起源于宗教意识的原则性对于产生现代科学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所谓科学的建立其实就是寻找自然中不变的规则（在英语中自然的规则也可与人生的原则一样叫做principle）。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寻找医药炼丹或建筑的规律是要摸索应对生活的窍门。当然，西方人对于各种秘方（formula）的热衷也不亚于中国人对配方奥秘的渴望，而中国人探索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的热情也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只不过西方人对自然的探索中对于不变的规则的追求更具有他们的哲学上原则性特色，而中国的探索则更加讲究灵活变通。

人类进入近代以来，由于东西文化的交流的不断增加，中国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学会了西方的科学原则，而西方人也早已变得更加灵活变通。尽管如此，中西方哲学在原则与变通这一点上的区别仍然可以从中西方生活文化的对比上反映出来，而且这种对比甚至可以明显到让很多新移民一来到西方就能感觉得到。

那么，中国哲学的变通特色与西方哲学的原则特色哪个更好呢？人们很容易用胜败论英雄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既然西方的原则性帮助西方建立起了科学及一整套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当然是西方的原则更好了。而我个人则认为，西方的原则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的基础，但是，当具备了这种原则之后中国哲学中灵活变通的特色就成为了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并不仅仅是新移民们常引以为自豪的生存技能上的优势，更是哲学认识上的优势，一种能够帮助西方文化，或更确切地应该说是帮助世界文化克服西方哲学中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模式的缺陷的优势。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其实既需要原则，也需要灵活变通。如果东方人能够真正学会西方哲学中的原则性，那么他们自身的灵活变通就成为了优势。但是，今天对于很多东方人来说，真正把西方哲学中的那种源自对上帝的崇拜的超然的原则性融入到自己的思维的深层意识中去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