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个星期就满九十三岁了，他喜欢虚一岁，就说九十四了。
九十四岁的老爸突然糊涂了。上周打电话时，第一次没有再三强调，要我出门戴口罩，而是很突兀地开口向我要钱。我惊了一下，我爸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警了个觉，立马找人给他送了六千块，没多给。可是他转身跟我弟说是六万，要我弟帮他数钱，两个人怎么数也数不够六万。
我可怜的老爸，潜意识里可能觉得我会给他六万。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反对我给他钱，因为他会把钱到处乱塞，找不着时，又兴师动众地发动群众帮他找。
昨天晚上又视频的时候，发现我爸情况急转直下。居然骄傲地显摆，他能记住我的名字，然后就连名带姓地连喊了我几遍。喊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慌，意识到我爸和我之间，突然竖起了一道墙，把我爸和我，隔在了墙的两边。
我爸，再也不能和我正常对话了。
去年四月我妈走后，我爸谁也不想跟，就雇了保姆单独过日子。出门散步时，令保姆走在十步之遥，不想承认自己已经混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地步。英明神武一辈子的老父亲，居然也有了令人尴尬的这一天。
在这之前，我爸一直是威严的一家之主。
我家祖上是做生意的。我爷爷开饭店，开到县城。因为生了三个儿子，家里多盖了几间瓦房，没怎么置地。也得亏没置，土改时划成份没划高。爷爷厨艺应该不错，当地乡亲的红白喜事都请他。他会把茄子裹上面，油炸了冒充鱼，用一粒眉豆籽儿当鱼眼，蒙住了不少人。
我奶奶早逝，爷爷后来没再娶，自己养大了三个儿子。爷爷活到84岁，最后的几年有时候来和我们一起住。记得他长长的白胡子飘在胸前，体格庞大，气度不凡，拄一根拐杖平衡身体。印象最深的是，主持红白喜事无数的他，总做梦安排自己的丧宴，大声喊出来，“客人来了，赶紧上菜，先上素的”。有一回我和我妈在剥花生，呼呼啦啦响。爷爷在午睡，突然醒来，问我妈为什么磕那么多鸡蛋，丧宴用不了那么多，浪费了。原来爷爷误把剥花生的声音当成磕鸡蛋了。后来爷爷的葬礼很隆重，也没出什么差错，他老人家白操心了。
爷爷的三个儿子中，我父亲为长。爷爷供他念书念到初中，写一手好字。爷爷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对长子寄希望挺大，送父亲去学门手艺。好像是鞋店学做鞋。学徒生活比较苦，起早贪黑干活没工钱。年底发一双鞋和割一根裤腰带。父亲就穿着新鞋，黑棉袄外面捆上新腰带，顶着寒风，走一天的路回家过年。学徒三年后，父亲没有选择做鞋匠，而是参了军。开始应该是国军，后来改参解放军。父亲对参过国军这件事比较忌讳，从来不提，所以我也无从得知他参的是哪一方面军。
父亲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期，应该是解放南京后，留下来到南京电台做军代表。那年代初中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可是父亲过不惯南方生活，就放下仕途回了北方家乡，从此改变了自己和我们全家人的生命轨迹。
父亲参过国军的事情，应该对他后来影响挺大，加上脾气倔犟，一直不得以重用。但是挨整最严重的，是另一个案件，关了他整整两年。当时父亲所在的机关已经下放干校，也就是劳改农场。父亲没跟着大部队，而是想办法到了系统下属的一个工厂。这就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下面的人整人特别狠，严刑拷打，以打人为乐，好像人性中的恶，全部释放了出来。父亲吃了不少苦，差点送命。我偷偷看过他写的材料，说专案组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折磨他。有时候把他的四肢分开，各捆上绳子，平行着吊起来打他，还管这叫“飞燕”。整整两年，父亲命悬一线，每天都徘徊在生死之间。最后平反时文件上说，压根儿就是冤假错案，涉案的所有人，都是因为扛不住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抄家的情景我还有记忆。来了一群壮汉，仔细搜查，连一片纸都不放过。翻我的东西时我只会哭，只有姐姐敢大声喊，那是我的东西！
那两年，家里派我每个月去领父亲的工资。姐姐刚上初中，就被下放农场。弟弟们还小，我成了唯一能帮母亲的人。我那时候刚学会骑自行车，脚还够不着脚蹬，有一部分是虚着踩。我妈怕我坐公交车人多丢了钱，就让我骑车去。工厂离我家很远，我骑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我爸算好时间，先请人买好我爱吃的大米饭红烧肉。我到了之后，被安排在传达室旁边的亭子里。没心没肺的我，又饿又累，先扑上去吃我爸给我买的红烧肉。这时，我爸会假借上厕所，远远地隔着一片空地，从我前面走过。假装无意转头看我一眼，有人押着，不能说话。
我爸的手受过伤，走路胳膊甩不开，身体前倾，我隔老远能认出来。我远远地看着我爸，从他出现，到渐渐走远，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眼泪一直往碗里流，哽咽得咽不下饭。
回来的路上，我怀里揣着全家人一个月的粮草，心酸腿酸地拼命骑车。小小的年纪，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继续流着泪。终于骑到了家门口，原来最喜欢的亭亭如盖的梧桐大道，变得灰暗狰狞，像一个张开了大口的狮子，要将我连车吞下。花一个月时间渐渐淡忘的伤口，每月一次地这样被揭开。 到家后，我会向母亲描述我所看到的父亲的情况，比如腿瘸不瘸，走路有没有摔倒。厂里有一位李姓叔叔，有时候晚上跑到我家通风报信，我们才会得知父亲是否还活着。我和父亲的亲近感应该是那时候建立的。后来这些年，我母亲听力越来越差，又不喜欢戴助听器，打电话时我只能和父亲交谈。对父亲的要求，我从来都不会违逆，眼前总能浮现出，父亲当年假装路过时看我的眼神。
父亲后来得了一个什么奖章，拍了照片发给我。说他差点丢了性命的事业，总算没有忘记他。想到他所有的战友都已离世，留在南京的死得最早。父亲说，活着是硬道理，活着才能领奖章。
父亲年轻时相貌堂堂，两个儿子都没有长过他。孙辈还行，我侄子身高一米八八，先是个运动员后来教练员。每逢比赛，父亲早早守在电视机前，算是捞回来一点面子。
我母亲是个简单快乐的人。脾气很急，不喜欢我们几个子女磨叽。她自己一辈子走路脚下生风，呼呼地走得特别快。我小时候跟我妈出门儿，她手里抱着弟弟，让我牵着她的衣角，我一路狂奔也跟不上我妈。我妈生养我们姊妹四人，跟着我爸也经历过沟沟坎坎，但依然保持善良纯粹，从不算计。小时候有讨饭的上门，我妈总差我搬凳子递饭，让人家坐下来吃。她还出来问，要不要酱油。记得家里常有穷亲戚来，母亲总是尽力招待，毫不嫌弃。有位远房亲戚来治病，住在家里，不好意思上桌吃饭。母亲安慰人家说“没事儿，你那病不传染”。
记得一位亲戚会算命，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对我妈说，“你家这丫头将来会发达”。我妈瞥了一眼瘦瘦弱弱的我，啥也没说。我当时小小的年纪备受鼓舞，暗暗发誓，将来一定发达一个给我妈看看，虽然并不明白发达是啥意思。
我到底还是没有混发达，只是混到了美国，就请父母过来看看。
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从机场出来，父亲指着路边的草地，问是什么庄稼。我答不是庄稼是草。父亲说，可惜了这良田。看到家家户户车停在外面，父亲又感叹治安好，没人偷车。我儿子那时刚上小学，解释说，每家车库只能停两辆车，偷回家没地方停。我妈则说，难为我女儿了，自己得学会开车。
这祖孙三个人对车的讨论，让我在车里忍俊不禁。
父母在家里没事儿就打麻将，儿子偷偷学会了，还会算牌。有时候我下班回家，看到这老老小小祖孙三人，在太阳房里打麻将，嘀嘀咕咕争着出牌。就心满意足地坐下来，远远地看一会儿，并不打扰他们。
这三个人，是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此刻都聚在了我的羽翼下。暖暖的亲情，随着他们认真讨论出牌的声音蔓延过来，紧紧包被着我。人生在世，夫复何求？
我带父母去华府参观了白宫。那时候的白宫还比较好进。他们在白宫里很自豪地走了一圈儿。我赶紧买了一套白宫纪念品送给父母。可是临到回国，父亲拒绝带走，说是怕下次运动来了，会说他里通外国，为此挨整。可怜我的老父亲，一辈子挨整被整怕了，那种恐惧，已经渗到了血液里。
昨天打完视频电话，我一个人坐在衣帽间，任自己信马由缰地发了一会儿呆。和父亲在一起的情景，像电影片段一样，一个个从眼前闪过。怎么也不能接受我爸已经糊涂了的事实。我爸每年两次体检，各项指标都好。一直眼不花耳不聋，脑子很清醒。我们姊妹四个曾经开玩笑说，咱们自己得多保重，省得将来老了给老爸添麻烦。
可是，现在我很清醒地意识到，有父母牵挂的岁月，已经正式结束了，转眼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刻。我的父亲，被历史的长河裹挟着，跌跌撞撞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正在渐渐离我远去。
还在岁月的路程里跋涉的我，也得趁着自己还清醒，写下对父母的完整记忆。
也留给我那看不懂中文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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