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乃正之師（Ⅰ） 八國聯軍之戰，是被華人歪曲或誤解最嚴重的一段中國近代史。筆者對這段歷史一句話的概括，就是本文的題目∶八國聯軍乃正之師。 八國聯軍為什厶進軍北京? 兩句話可以概括。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國正式宣戰[1]，外國聯軍攻占天津，威逼京城, 不是順理成章的嗎？八國聯軍進軍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國外交官和正在被大屠殺的外國傳教士、僑民和華人基督徒。 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給這場戰爭起個名字。“八國聯軍”不能作為戰爭的名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則是顛倒黑白，奸歷史。國外普遍使用的“中國解救遠征”（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又偏 了華人的視角。若遵循“甲午戰爭”的命名法，這場戰爭應稱“庚子戰爭”，因為戰爭發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亂”引起。 庚子之亂，亂自拳匪。“拳匪”是對和團最準確的稱呼，其首領（李來中、張德成、曹福田、朱紅燈、林黑兒等）及骨幹是一群土匪、流氓、騙子。他們以反對外國傳教、抵制洋貨、剷除洋人、二毛子（華人基督徒）為名，聚眾鬧事，為非作歹。自1896年和團興起之初，殺人、放火、搶劫的記錄便不絕如縷。1900（庚子）年1月，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對和團的本質作了一針見血的概括∶“該匪等雖託名仇教，而觀其舉動，實只在於糾眾劫財”[2]；和團“直與盜匪 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3]。陝西巡撫端方指和團“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發洋財之願”。中國當代歷史學家侯宜傑指出∶“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團民打洋教的對象不僅僅限於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時有大量並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還有官署、官員；其行為就是搶掠、勒索、敲詐錢財，銀錢、衣物、車輛、牲畜、糧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連犁、磨、鋤和鍋碗瓢盆等粗賤之物也在搶掠之列。綁架人質更是為了勒索贖金，不遂所願，則‘撕票’繼之。焚燒殺人同如此，‘凡稍殷實者皆目以教民，殺其人而分其財’，‘以焚殺為斂財之具’”[4]。首先打出“扶清滅洋”旗號的和團首領朱紅燈可能是打家劫舍的世界紀錄保持者；1899年1個月的時間裡，他平均每天搶劫三個村莊[5]。 清廷（西太后）被和團“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騙術所惑，想利用他們打洋人，譽其為“朝廷赤子”[6]；和團遂奉旨造反，“扶清滅洋”。“滅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滅之列。洋人、洋婦、洋孩固然格殺勿論，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誅，洋貨、“洋玩意”均在掃蕩之列。和團殺害外國傳教士、洋人工程師、華人基督徒和他們的家人，燒教堂，扒鐵路，焚車站，割電線，拔電杆，毀橋梁，搗學校，砸醫院，破郵局，毀機器，沉輪船，燒(西)藥房，搶銀行，搗報館；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一時間，紅色恐怖（拳匪頭扎紅巾，腰系紅帶）籠罩中國大地和京都地區。 和團稱外國人為“毛子”，華人基督徒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行洋等依次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對大毛子、二毛子自然格殺勿論；其餘等而下之的“毛子” 和團亦視如寇讎，輕則毆辱搶劫，重則亂刃加身。時人記載∶“當拳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 赦，若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7]。拳匪“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8]。“（和團對）洋人則 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對華人）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9]（火柴舊稱“洋火”，乃舶來品）。“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銼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10]。和團“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甚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為尤甚”[11]。“有保定人張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婦女五人，則挖坑倒裁填土，而 其下體，入一蠟燭，取火燃之，以為笑樂。又或取婦女，裸其下體，以槍尖入其中，捩機發射，轟然一聲，縻爛而死”[12]。“在天津的匪首┅┅見有姿色婦女，迫她們習紅燈照，日間陽令學習，夜間恣意姦淫。令人髮指”[13]。和團仇殺的對象，還包括當時渴望改革的進步人士∶“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舘、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14]。 從1899年秋到1900年夏，各國政府多次通告、照會，請求中國政府平息暴亂，制止仇殺和毀滅教堂。最初，各國政府單獨照會清廷，例如美國駐華公使康格（Conger）在 1899年11月，四天之中（即11、16、25、26日）給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外交部）發出七次通告，報告在山東、天津各地針對基督教會的殺戮、搶劫和暴亂，敦促清政府採取保護措施[15]。到了1900（庚子）年初，由於和團的恐怖殺戮愈演愈烈，各國開始聯合採取敦促行動。到六月之前，不計非正式的外交接觸，各國先後聯合向清政府提出過四次正式照會，分別在一月、三月、四月和五月；但是所有的外交努力均歸於失敗[16]。 庚子年6月7日起，和團大規模“進京勤王”，旬日之間達十丌餘人。“紅巾露刄，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17]。“各處城廂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盡被團匪搜拿砍殺不絕，而家產皆搶掠焚毀一空”[18]。僅在6月13、14日，京城就有東堂、西堂、南堂等十一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被和團焚毀[19]；教民的居所化為灰燼，街巷屍骸遍布。“遇教民輒屠其一門”“搜殺教民，上至七八十翁媼，下至二三歲小兒，殺輒付之以火，白晝橫行，莫敢誰何”[20]。“遇天主教及耶酥教均不能放過，俱以亂刀剁之。後又開膛，其心肝五臟俱同羊一，屍身任其暴露，犬鳥奔吃，目不忍觀。天橋壇根一帶屍橫遍野，血肉模糊”[21]。“拿一女鬼子，釘在崇文門柵欄上”[22]。“官兵拿老鬼子一，小鬼子二，團民要殺，官兵雲∶‘留之，咱們好賣’。後問大家，有要三分厚肉片者，有要五分厚肉片者，均為零割，以快人心”[23]。“北京之流氓強盜，皆與之（指和團 -- 引者注）聯合為一，故其勢愈盛┅┅必有人告彼，內城之中，見教堂及洋人，可以隨意焚殺，故均猖狂至極，群大呼燒殺二字，愈喊愈高┅┅如發瘋狂，至於數時不息”[24]。“大刀一耍，地崩山塌；大刀一耍，洋頭搬家”；“見洋人就殺，見洋貨就燒，不殺洋人沒飯吃，不燒洋貨氣不消”（和團的戰鬥口號）。和團更將莊王（載勛）府前的 場闢作屠場，在那裡一殺就是上千人，人頭滾滾，屍積如丘，血流成渠[25]。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巴黎革命 場的斷頭台，殺人最多時每天不過50人，哪裡比得上我們中華民族的壯舉！教民既絕跡，和團便捕斬私仇，濫殺 辜。時人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 賴，紛趨都下，數十丌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丌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 人理”[26]。世界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手段最兇殘的排外殺戮在中國首都上演了。 “殺戮西人，驅逐彼族，可謂不遺餘力”同發生在天津；“拳匪盤踞內外，過十丌人”[27]。“是時天津一帶，統被拳匪蟠┅┅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28]。“城中自有團匪以來，焚殺任意，搶掠 禁。甚至搶衙署，監獄， 人過問”[29]。政府的武毅軍“到處掠奪，目不忍睹”[30]。“天津所有大小耶穌天主各教堂，均已被焚。塘沽碼頭之各貨物及房屋等，亦皆燒毀 遺”[31]。“沿河所見，浮屍甚多，或 頭，或四肢不全。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愴形丌狀，不忍矚目”，“氣味惡臭，終日掩鼻”[32]。天津“六街三市，幾絕人跡”[33]。 血腥、恐怖的滅洋、滅教不僅發生在京津地區，而且發生在山東、河北、山西、河南、蒙古、遼寧、黑龍江、湖南、浙江、江西、陝西、四川、江蘇、安徽、雲南、貴州等省，可謂屠戮遍九州。北方的外國傳教士、工程師和僑民，歷盡千難丌險、蒙受重大犧牲逃去北京、天津的公使舘、領事館避難；東北的外國人向俄國逃亡；華中、華南的外國人則紛紛向上海或香港逃難。 6月10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西太后派極端仇外的端王載漪出任首席大臣。同日，北京的外國公使館對外通訊斷絕[34]。6月11日，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頭被清軍殺害。“先斷其四肢，又割其身體，蓋杉山彬實受支解之刑矣”[35]。6月17日，西太后命莊王載勛任步軍統領，會同軍機大臣剛毅、端王載漪及載濂、載瀾等親貴統領和團[36]，“自是兵匪合而為一”。天津租界的對外通訊6月16日被切斷。在西太后“迅將紫竹林洋人剿辦”[37]的命令下，18、19兩日，清軍及和團猛烈進攻紫竹林租界和外國領事館。“華兵以極大之克虜伯炮六尊，轟擊租界，自十八號起，接連不斷，絕不稍間，在津西人情形，甚為危急，房屋被毀不少，美領事署亦在被毀房屋之內”[38]。 清廷於6月16日至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19日，清廷正式定向“丌國”開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國、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十一國的公使館送交了《宣戰照會》[39]（這是當時與中國有邦交的所有國家）。清廷給在京的和團發放粳米二丌石、銀十丌兩，命令清軍與和團一起攻打外國使館[40]。與此同時清廷詔命各省，籌款調兵，勤王抗敵。6月20日上午，德國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在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路上，被禁軍“神機營”的軍官殺害；“戮其屍，懸首於東安門”[41]。下午四時整，清軍從使舘區北面和東面開火，開始了中國政府軍隊對外國使舘有組織的進攻[42]。“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炮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丌人，聲動天地”[43]。次日——6月21日，清廷發布《宣戰詔書》；清軍猛烈攻打各國公使館，同時攻打天津的外國領事館，妄圖殺盡各國外交官以及躲在使領館裡的外國傳教士、僑民和中國基督徒。這的政府、這的暴民、這的喪心病狂、這的人道災難，西方各國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種選擇嗎？ 庚子戰爭是中國的國恥。恥辱不是因為戰敗，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現出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野蠻和狂妄，是中國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此戰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其空前絕後處有九，容筆者一一道來。 (一) 中國在大規模殘殺外國傳教士和本國基督徒、焚毀教堂、殺害外交官之後，向世界上所有的國同時宣戰。幾年前的甲午戰爭，一個日本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清廷挑戰全世界的列，《宣戰詔書》宣稱要對各國“大張撻伐”，這種愚昧和狂妄，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這場戰爭的奇特之處還在於，清廷雖然對十一國宣戰，但是列強並未應戰，它們只是一再申明出兵中國的人道救援目的，一致表示對中國的戰爭狀態並不存在[44]。這實際上是對戰爭發動者（中國）的變相保護，避免了在正式戰爭中一方可以滅掉另一方，推翻其政府、肢解其國家的前景。 (二)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以“數千年衣冠儀之邦”自命的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竟然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殺盡各國外交官和眷屬。 戰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清廷竟公然懸賞捕殺洋人∶“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45]。這種殺盡外交官、殺盡洋人婦孺的野蠻、殘酷，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庚子戰爭中，北京所有的外國使館均被摧毀，只剩下斷垣殘壁。各國外交官、家屬及使館庇護的中外人士躲到碩果僅存的英國公使館避難。在清軍的猛烈攻擊下（包括炮轟、火攻、水灌、挖地道爆破），使館內外國人七十四人遇難，其中有六名兒童，一百五十人負傷（使舘庇護的華人的傷亡缺乏準確統計）[46]。在對使舘的野蠻進攻中，清軍爭搶外國人的屍體，因為洋人的人頭可以領賞[47]。對外國傳教士，中國要斬盡殺絕。根教會保守的統計，241名外國傳教士和家屬在庚子戰爭中遇害；其中天主教傳教士53人（包括五名主教），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內有兒童53名）[48]。對以前安葬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則刨墳掘墓，銼骨揚灰。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這些對中國作出傑出貢的先賢和他們上百名同仁在北京的墓地，都受到了凌辱、污瀆。中國的基督教教堂大部分被破壞、焚毀。 以使館、教堂為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為瘋狂屠戮對象，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幹過的。 (三) 清廷對十一國宣戰，外省督撫中的頭腦清醒者，如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等，看到亡國之禍就在眼前，遂發起“東南互保”，公開聲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清廷對外宣戰僅僅五天，這些地方大吏策劃的《中外互保章程》即於6月26日在上海簽訂。該條約明確規定，各地方政府不奉行朝廷的宣戰詔令，並且努力保護外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列也不得在這些地區釁[49]。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 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河南等省先後參加了“互保”[50]。中央政府作戰，地方政府中立，並與各敵國簽約互相保護（清朝內地十八省，十二省與敵國互保），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來可有先例? (四) 如前述，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首要戰略目標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公使館。一個國家用戰爭手段、正規軍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國使館，本應易如反掌，得手不過“一彈指間”，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後以失敗告終。如此戰績（或曰敗績），古往今來有先例可循嗎?[51] 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 攻打外國使館的清軍主力是武衛後軍（即甘軍）及武衛中軍。武衛後軍官兵一丌一千人，另有三千後勤人員；武衛中軍官兵約一丌人，四千後勤人員[52]。“使館區內被圍者約3000人，當中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9名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53]。這些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是庚子年5月底，當和團的“滅洋”已成燎原之勢，各國經清廷允許，從停泊在大沽口外的艦船上抽調出來，到京城保護使館的。 兵力對比如此懸殊，武器裝備呢? 過去中國人一個遮羞的說法是我們的大刀長矛對鬼子的洋槍大炮，這是頭尾的謊言；中國軍隊早已經現代化了。當時拱衛京畿的清軍主力“武衛五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宋慶的豫軍和武衛軍統帥祿自領的中軍）以及禁軍的武器裝備實際上 於八國聯軍，尤其是在戰爭的初始階段。聯軍因為是執行緊急的人道救援任務，倉促成軍， 論是裝備還是兵員都非精良（比如英軍中有大量的印度人，法軍中有大量的越南人。聯軍缺乏用於偵察和追逐敵軍的騎兵[54]）。 以聶士成統領的武毅軍為例，看看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水平。武毅軍兵員一丌五千人。步兵的裝備∶訓練用槍 -- 德制11毫米口徑舊毛瑟步槍一丌支；實戰用槍 -- 奧制8.5毫米Mannalicher 步槍一丌支；德國最新銳7.92毫米Gew.98步槍數百支；每營均配備克魯伯37毫米口徑速射炮。騎兵的裝備∶德制7.92毫米Gew.98步槍及1400支奧制8毫米口徑連發騎槍。炮兵∶最新型克魯伯75毫米口徑速射炮16門、克魯伯60毫米口徑速射炮32門、格魯森57毫米速射炮32門。每個炮營另配備當時世界最新銳的馬克沁重機槍兩挺。軍官裝備6發轉輪左輪手槍[55]。軍官與騎兵掛刀。 再看看意大利軍隊從天津附近的一座清軍武器庫中繳獲的武器清單[56]∶
36門克虜伯大炮，口徑87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60門克虜伯大炮，口徑70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
42門諾登費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57毫米
42門諾登費德式機關炮，口徑47毫米
42門大炮，其中一部分為諾登費德式，一部分為上海機器局製造，口徑37毫米
10門速射機關炮，口徑37毫米
20門小口徑的速射機關炮
3丌支貼有最新出萬標記的曼里式毛瑟槍和來福槍 3丌把刺刀、軍用品及其他
（時值二百五十丌英鎊） 對這些武器的先進、精良艷羨不已、自嘆弗如的意大利海軍中將西矇事後寫信對英國公使說∶“最新式的曼里式卡賓槍的型號，比聯軍中的奧匈部隊列裝的卡賓槍更為先進，似為剛出萬的新品；而克虜伯大炮比德軍現役的所有大炮口徑更大、瞄準更精、射程更遠、更為新式”。西蒙調侃說∶“戰鬥伊始就意外繳獲清軍這厶多先進武器，等於給聯軍一丌六千名軍人配備全副武裝還有富餘，只可惜我們的士兵一人只有兩隻手”。 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至庚子戰前，中國從美國共購買槍支四百二十二丌八千四百杆，戰陣大炮七十一尊，野戰大炮一百二十三尊，霰彈炮二百九十七尊。中國從德國購買毛瑟槍四十六丌杆，尋常槍三百丌杆[57]。更不必說，十九世紀末中國已能自制槍支大炮。 在北京，四百人的外國使館衛隊的武器裝備與清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只“配備三支機關槍及四門小火炮”[58]（因為武器匱乏，其中一門小火炮是從使舘附近的一家舊貨店買來的古董，經修理後合用）。和團的武裝雖不及正規軍，但因為清廷望其“滅洋”，軍需槍械已有政府供應∶“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59]。昏聵的直 總督裕祿把和團視為國之干城，讓他們到軍械所去自取武器 [60]。清廷甚至發布諭旨，“命各督撫將軍修理槍炮添造子藥，分給團民”[61]。 英國公使館北鄰翰林院。中國翰林院不僅是至尊至貴的衙門，也是珍藏卷帙浩繁的各類古籍善本的巨大圖書館，其收藏包括價值 可估量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底本。清軍為了火攻公使館，在焚毀附近的大片民居之後，竟然一個庭院一個庭院地將翰林院縱火燒毀，數千丌卷古籍善本付之一炬[62]。只是燒了翰林院，公使館仍然可望不可即。 使舘區之戰歷時近兩個月；“甘軍死四統領，亡士卒過千。用炮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丌顆”[63]（此統計未包括武衛中軍的損失、消耗），最後以失敗告終。 京城的戰場除使館區之外，就是西什庫教堂（亦稱北堂）。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均被和團焚毀，碩果僅存的西什庫教堂成了外國傳教士及3200名中國天主教徒（“男教友一千，婦女兒童二千二百”[64]）的避難所。守衛北堂的是43名法國和意大利士兵（他們是從使舘衛隊分出來的）[65]；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丌的和團民。6月17日起，清軍也披掛上陣，軍機大臣剛毅督師。教堂一旦被攻破，將是慘不忍睹的大殺戮。可是西什庫教堂巍然屹立，和團和清軍就是攻不下來。中國軍民廢物到如此程度，夫復何言[66]。 總兵力一丌六千人的八國聯軍8月4日 開天津向北京進發，勢如破竹，擊潰裝備精良的十幾丌清軍和大批拳匪，8月15日攻占北京。中國以十倍的兵力抵禦入侵之敵，短短十天時間就丟掉了首都，而敵軍的傷亡輕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歷經北倉、楊村、蔡村之戰和北京攻城戰，聯軍陣亡只有百餘人[67]）。人類戰爭史上，可曾有過這的笑話？ (五) 庚子戰爭中的交戰雙方，就國家根本利益而言，一方（西方列）其實是為另一方（中國）好。中國的失敗乃是中國的大幸運；若八國聯軍失敗，將是中國的大難。這難道不也是戰爭史上的今古奇觀？ 戰爭爆發前兩年（1898），光緒皇帝主導的變法維新在西太后為首的守舊頑固派反對之下失敗了。“西太后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輕皇帝處於長期監控之中，並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英國《泰晤士報》當年的評論）。西方各國支持中國的變法維新，希望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從中世紀的野蠻國家進化為現代的文明國家。對在“百日維新”中發布了一百多道改革上諭、戊戌政變後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緒帝寄予同情；對再次垂簾聽政的西太后“頗有違言”[68]。因為心光緒被謀害，外國公使把打聽皇帝的境當成例行公務。各國公使請求派醫生給說疾病纏身的光緒檢查身體；（法國）醫生檢查後證明光緒 病，西太后聞之忿然不悅[69]。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梁超在英國、日本協助下逃往海外，受到庇護，繼續高舉反“後黨”、倡變法的大旗。“政府懸十丌金，購有為頭不得，太后由是痛惡外人”[70]。 戊戌政變後，西太后先後兩次欲行廢立之舉∶廢光緒而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為帝。廢立活動兩起兩落，經營了一年多，終因國內疆臣的反對和外國使團表示不滿而流產（列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 -- 皇帝的廢立，但是列國在外交上有不理睬溥的權利）。西太后廢立之舉成空，對列“益恨之刺骨”[71]。溥與皇帝的座失之交臂，其父“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72]。在和團滅洋、滅教的高潮之中，（庚子年）6月16日午夜，由載漪的親信偽造的一封外國照會送達清廷；這個所謂“歸政照會”表示列將逼迫西太后歸政光緒帝[73]。對嗜權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禍，於是不惜一切後果，走上了“洋鬼子，全殺盡”的戰爭之路。該殺的洋鬼子當然不限於身在中國的。擒賊先擒王。慈禧老佛爺和她的寵監李蓮英在深宮之中拚命念咒—— 念那能千里殺人的魔咒，每天七十遍，希望把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德皇威廉二世、日本天皇┅┅通通咒死[74]。這恐怕也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克敵制 之妙法。 和團“滅洋”的雄心壯志也是超越國界的，大有犁庭掃穴之志∶“京中之洋人與二毛子指日可滅絕，然後先去天津、上海燒盡洋房，殺盡洋人，再分隊馳赴各國掃平巢穴，直待九月間，便可斬草除根，天下太平矣”[75]。 “中國人真的曾經定剷除公使館，這簡直不可思議。而且從他們攻擊的暴行和殘忍程度以及他們的策略來看，除了底滅絕外國人，他們不可能有任何其它意圖”[76]。以上論斷是外國人的“事後諸葛亮”。中國人要將“洋鬼子” 盡殺絕，由於它的“不可思議”，由於清廷的兩面派手法，西方國家在戰爭之初並不了解。八國聯軍登陸，只為拯救他們的外交官、傳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只為助清政府平息拳匪的暴亂，這為當時西方國家的公開聲明和一切外交文件所證明。西方國家難道不是為了中國好？ “當八國聯軍即將進入北京的時候，清廷內部一片混亂。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清楚聯軍真實目的只是來解救公使，挽救僑民、教民；雖然聯軍與清軍在過去一段時間發生過突，但從總體上說，由於祿處理得當，中國方面與各國公使的聯繫時斷時續，大致說來，各國公使對清廷以及祿，還有一點起碼信任，所以各國公使和聯軍將領通過管道勸說清廷不要 開北京，聯軍一定會保證兩宮在紫禁城的安全。清廷當然知道聯軍的好意，但是事關國家體制和尊嚴，假如聯軍進京之後少了一點約束，兩宮威嚴受到任何傷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為鄭重起見，兩宮在作了一些善後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後，於8月15日凌晨” 京而去[77]。清廷出走，出乎聯軍的意料；聯軍指揮部甚至讓熟悉中國情的日本去把清廷追回來。 以上是從戰爭的起因分析。從戰爭的結果看，掃除中國政壇上的頑固反動派，諸如載漪、載瀾、載勛、剛毅、英年、趙舒翹、秀、徐桐、徐承煜、毓賢等人，是《辛丑條約》的重要內容（第二款“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清除朝廷中這些執迷於“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的老朽昏庸，為之後的政改革掃清了道路。為中國政壇清掃垃圾的同時，西方各國在條約談判中要求清廷為被西太后殺害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等五大臣平反昭雪，開復原官[78]。這些忠敢言之士當初不顧個人安危，力挽狂瀾，反對釁外國、濫殺洋人、進攻使館。中國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國聯軍逼出來的。戰爭甫結束（聯軍尚未撤走），還在“蒙塵西安”的清皇室即於1901年下詔變法，啟動了晚清改革（亦稱“庚子後新政”）。這“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79]。清廷派五大臣到英美等十三個國家考察，定立，進行政治、經濟、司法、文教、軍事等領域的全面改革。這種在歷史長河中的闊步前進，難道不是八國聯軍的 利催生出來的？ 中國當代歷史學家馬勇指出∶“《辛丑條約》┅┅是一個國際共識性的文件，這個國際共識性的文件是什厶意思，就是中國必須改革┅┅中國必須要宣布不得再有排外的教育，不能再排外，應該宣揚普世的觀念┅┅如果沒有‘辛丑共識’的處罰，中國不可能在後來發生辛亥革命這厶一種和平變局，更不可能在後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正確的方面┅┅《辛丑條約》達成的共識就是要改造中國，你的政治架腹要改變，你要把總理衙門給廢掉，和西方國家一設立外務部，政治架腹要改，所以後來1901年的時候就宣布了一個新政，新政裡面最重要的提法就是一切向西方學習，所有的模式都向西方學習，和西方同步，所以這個應該是中國在20世紀進步的起點”[80]。 反過來，我們不妨設想，如果八國聯軍失敗了，西太后、端王和和團得以任意妄為，達到了“滅洋”的目的，實現了“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中國會是一種什厶局面。清廷將斷絕與西方各國的一切外交關係，斷絕與西方各國的貿易往來，驅 或殺盡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半個世紀“洋務運動”的成果將付之東流，使中國擺脫蒙昧的“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將被迫中斷，中國將重回閉關自守、重回中世紀的野蠻。正是八國聯軍的 利阻止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記述了庚子戰後英國上議院討論中國問題的一些片斷；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期盼，從中可見一斑。在上議院全體會議上，斯賓塞伯爵詢問英國外務大臣蘭斯唐關於庚子賠款的數額及其付款安排；他建議通過付款安排，支持中國的改革派∶“各省督撫於此次之亂，亦有彈壓百姓，不使鬧教，而令屬地安靜如恆者，其間尤以東南各督撫辦理為最善。聞該督撫中明達者頗有數人，有欲在本省舉行新政之說。究竟實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國能贊助之，以免被阻於頑固政府否？其能舉辦新政之督撫，不應其亦出賠款，應即以此為助其行新政之用”。連（部分）戰爭賠款都不要了；上議員建議用此款支持各省督撫中的改革派，讓他們用被赦免的戰爭賠款推行新政。這種對中國新政的期盼和支持，在西方國家中是有代表性的。 康有為在八國聯軍進京後，從新加坡寫信給日、英等各國領袖，代表了維新派對戰爭的看法和對列的期望∶“閣下∶在排外陰謀中，西太后和她的謀臣端王、慶王、祿、剛毅、董福祥、趙舒翹和馬玉昆狼狽為奸，巨大的難已經降臨我國。您現在充分意識到卑鄙的和團和清朝反動軍隊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壞。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國人能堅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國際公法的中國人都真誠地哀悼德國公使的被殺。現在和平在望，聯軍已經打敗了廢黜我國合法君主的賣國賊部隊。我請求您注意下述建議，我相信，如能實行，將保證∶(1)公正地懲罰真正的罪犯，(2)對遭受非法攻擊的各國人民和代表實行賠償，(3)永久和解我國的國際關係┅┅我懇求，您能友好地考慮我的建議。(1) 使光緒皇帝復位。(2) 逮捕所有的反動官員┅┅您將受到億丌人民的感激”[81]（原信用英文書寫）。康有為痛斥了“後黨”和和團的排外陰謀及其給國家帶來的巨大難，頌揚了八國聯軍平息暴亂的功績，提出了懲凶、賠償各國損失、使光緒皇帝復位等正訴求。 獨有偶，聯軍破京三天之後，8月18日，當時在 州的孫中山與“興中會”骨幹八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表達了革命黨人的願望；這就是《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孫中山等人在給英國政府的上書中總結了清廷在庚子戰爭中的十大罪狀∶“誨民變、挑邊釁、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僨師、忘大德、修小怨”。他們請求英國政府聯合各國，一舉推翻滿清政權，“除去禍根，聿照新治”；提出了遷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則[82]。 康有為、孫中山對列的呼籲、期望，清楚地表明了維新派和革命黨人——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的前驅——支持、歡迎八國聯軍，視聯軍為懲惡揚善的正之師。他們希望聯軍助結束中國的皇權專制，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或實行君主立（康有為主張），或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孫中山主張）。 清政府發動庚子戰爭，在沒有喪失理性的清廷官員、外省督撫看來， 異於自殺。為避免亡國之禍，一些疆臣除發起“東南互保”之外，還曾秘密計議，如果西方列強掀翻清皇室的座，則推舉深孚眾望的李鴻章為中國的大總統，以延續國脈[83]。 這些疆臣實在是過慮了。庚子戰爭，中國“醞成重大禍亂，致成窮凶極惡之罪”，但是西方各國沒有顛覆中國政府、更 瓜分中國的打算。在戰爭之始，美國通過駐外使館向德、法、英、意、俄、奧、比、日、荷、西、葡等十一國發出照會，再度申明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的准許下，我們認為說明美國的態度是 當的。我們堅持1857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在治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公民的生命財產。┅┅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方案，這個解方案的目的是能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管理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的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之間）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美國的照會並沒有要求各國作出回應，“但是歷史記載的結果出人意料！竟然是∶所有國家反應積極，態度明確，表示合作。這就是說，所有在華列一致同意美國調的保證中國領土完整、行政管理完整的原則”[84] 。 庚子戰爭中國慘敗之後，西方列不僅兌現了它們在戰爭之初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承諾，而且在善後中對中國寬大為懷。戰後簽訂的《辛丑條約》並非按國際慣例在戰爭結束後交戰雙方的“和約”（peace treaty）。該條約的正式名稱是“中國為一九 年的騷亂事件與十一國最後的議定書”（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ˉ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國發動的國際戰爭僅被當作一場騷亂（Disturbance）；騷亂的主要責任者自然是拳匪。西方各國未讓中國政府承發動戰爭的罪責，也未按戰敗國對待中國。清廷被列如此輕輕放過，怪不得《辛丑條約》的內容“電奏西安時，慈禧得報實在是鳳顏大悅”[85]。 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費時最久、爭論最烈的是條約第二款 -- 懲辦禍首。“各國在善後談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賠償，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動和團排外的責任，追究德國公使、日本使舘書記官、傳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責任。這確實出乎中國方面的預料”[86]。滅洋、滅教的罪魁禍首是西太后，這是明擺的；正象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的∶這位婦人“公然挑釁、破壞了國際公法的每一個原則”（其時國際公法傳入中國已經六十年）。荷蘭公使曾向中方全權代表李鴻章透露，（作為談判條件）各國公使讓慈禧歸政光緒。僅僅讓頭號戰犯慈禧放棄獨裁權力，而不加以任何懲處，這已經是寬大 邊了，但遭到李鴻章的斷然拒絕[87]。西方列最後尊重了中國對最高統治者不能碰的底線。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國堅持要求西太后承罪責，交出權力，歸政光緒帝（這一直是各國的願望），中國將是什厶局面。這點並非做不到，只要列對清廷的壓力足大。自然，西太后會負隅頑抗；但是她如果想讓滿清政權為她殉葬，她辦不到，滿清親貴、朝廷重臣、外省督撫最後會拋棄她的。如果光緒帝能親政，主導政改革，中國的歷史將改寫。明治維新在日本創造的奇蹟同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承受的巨大苦難將可以避免。西方列的寬宏害了中國呵！ 端王載漪是僅次於西太后的二號戰犯。戰後清廷在上諭中嚴譴載漪∶“拳匪之亂，肇釁列邦┅┅推究變端，載漪實為禍首”。西方各國對罪大惡極的載漪，開始堅持要求清廷將他處死，但他是皇室懿親，清廷不答應。退而求其次，各國要求判他“斬監候”（即“死緩”），清廷連死緩都拒絕，最後載漪僅被流放[88]。 野蠻進攻各國使館的甘軍統領董福祥亦為庚子戰爭的“首禍諸臣”之一。此人死有餘辜，但他是統兵大員，清廷心他策動兵變，不敢加刑於他，只給予革職處分[89]。西方各國對清廷的苦衷亦能諒解。 不少國人對《辛丑條約》規定的四億五千丌兩白銀賠款不能釋懷。二十世紀初，戰爭賠款首先是對戰 國軍費的補償。戰爭的開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戰。庚子戰爭，清廷向十一國宣戰，與八國聯軍作戰，各國的軍費加起來自然是一個大數目。而且庚子賠款並不限於軍費賠償。各國的駐華使舘被毀，千百座教堂被夷為平地，外國銀行被焚燒，外國企業被踏平，洋人的資產被洗劫。中華大地上這場“滅洋”的浩劫，外國政府、教會和僑民的財產損失以億丌計。 中國有一個 泛流傳的說法∶庚子賠款四億五千丌兩，是要每個中國人負一兩，以此懲罰、侮辱所有的中國人。這是 稽之談。賠款的銀兩數和中國人口接近，僅是巧合。“各國公款、私虧按和約大綱第六條向中國取償清單┅┅約共銀四丌丌二千六百七十二丌兩。又以上各數，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後，每月加費約一千三百餘丌兩（“每月加費”並非利息，而是八國聯軍的軍費 -- 引者注）。倘刪除零數，則截至西七月一號為止，當約合四丌丌五千丌兩左右之數”[90]。 “為了解中國的對外賠款問題，列駐華公使組織了英、德、比、荷四國組成的‘賠款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有關賠款的標準、範圍，確定中國對各國政府、社團及個人的賠償原則。隨後又成立了美、德、 法、日四國組成的‘中國財政資源調查委員會’，調查中國的實際財政情與賠償能力”[91]。美國為少賠款額、輕中國的還款負，作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後文有進一步說明）。各國通過協商，經過對損失的細緻調查和對中國還款能力的評估，達成了共識∶“既要中國就戰爭實際花費和損失進行賠償，又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更不能過度透支這一國家的財政力量┅┅要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中國能支付的賠償總額不得超過4.5億兩。至於各國如何分配，當然只能參照各國實際損失和實際軍費支出”[92]。 庚子賠款是在“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的前提下計算出來的；因此西方各國不能損失多少，索賠多少，而只能按比例獲得賠償。大多數國家的原始索賠金額，遠高於它們得到的實際賠款。比如德國政府原索賠一億八千丌；俄國光為被破壞的滿洲鐵路就索賠一億；法國光為雲南邊界的損失就索賠一億四千丌[93]。單就庚子賠款而言，西方各國得不償失。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von Waldersee）在給德國皇帝的報告中抱怨說∶“全部的戰爭賠償，恐怕我們永遠也得不到”[94]。因此之故，各國寄希望於“合理的賠償部分可以通過已經增加的保證外國的權利和豁免權的安全來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中國向全世界開放平等通商來實現”[95]。 庚子之亂這場“千古未有之奇禍”[96]對西方各國和基督教會造成的損害，清政府並非心中 數。清政府的權力中樞“軍機處”致電在北京的議和代表稱∶“賠款各款，勢不能輕”。李鴻章“對於列強提出之賠款總額，本來預料當系二十丌丌馬克”[97]（相當於6.55億兩白銀）。湖 總督張之洞（亦為清廷政務處參預大臣）致電軍機處，就列的動機分析說∶“各國皆非圖利而來”；他認為“賠款肯為四丌丌兩，分十年還，略加利息二厘”即為妥當。清廷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提醒議和大臣奕 、李鴻章，在與列討論賠款問題時，切不可言中國當量力而行；“若只雲量力，彼謂用西人西法，力必有餘，恐其侵我財政”[98]。 四億五千丌兩白銀的賠款是重還是輕？不比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加利亞與德國結盟。戰敗之後，保加利亞與協約國於1919年簽訂了《納依條約》。保加利亞除被迫割讓土地給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希臘之外，並須賠款四億四千五百丌美元[99]。保加利亞乃東歐一蕞小國，而它的戰爭賠款額高於庚子賠款（《辛丑條約》第六款列明“海關銀一兩，即德國三馬克零五五┅┅即美國元零七四二┅┅即英國三先令”；庚子賠款折合美元為三億三千多丌，折合英鎊六千七百五十丌）。根1919年簽訂的《凡賽條約》，戰敗國德國除喪失大量的土地、人口和工業、礦產資源外，須賠款113億英鎊，且要以黃金支付[100]。此賠款是庚子賠款的一百六十七倍；若以國民人均負計算，則為一千二百五十五倍（1919年德國人口約為六千丌）。 庚子賠款不僅賠洋人，而且賠華人。賠款的對象列明在《辛丑條約》第六款，是“各國、各會、各人及中國人民”。庚子賠款用來賠償中國人民之損失，當代中國人可能聞所未聞，但是它不但清清楚楚列明在《辛丑條約》之內，而且實實在在付諸於西方國家的行動之中；庚子賠款確有一部分支付給中國遇害教民的遺屬，作為撫恤金[101]。庚子之亂是近代史上罕見的浩劫，僅直 （河北）一省，總督李鴻章奏稱∶“合計通省殺害教民多至數丌丁口，所毀房屋多至數十丌間”[102]。如果要求底賠償，庚子賠款的三億三千多丌美元，就是光賠中國的基督徒都不！ 國人被長期灌輸帝國主侵略窮凶極惡、西方列榨取敲骨吸髓，但是謊言在事實面前是蒼白 力的。在《辛丑條約》關於戰爭賠款的談判中，西方國家不僅沒有藉機敲詐之意，倒是不 關懷同情之心。 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W. Rockhill）其時寫信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匯報談判的情∶“我們的目標是，在談判中運用我們政府的影響，影響跟我們一起談判的國家（在華列），本對中國平等的友誼，追求公正與合理┅┅關於談判的第三點，即各國就他們在中國的損失和花費、輸送遠征軍到中國解救圍困、保護在京外國住民和恢復秩序以及賠償社團、公司和個人在暴亂中的損失，美國政府主張這些賠償總數不應超出一個合理的範圍，應當在中國支付能力之內”（這是美國政府內部的機密文件，不是對外發表的宣言，不存在溢美之辭）。當六千七百五十丌英鎊（即四億五千丌兩白銀）的賠款額基本確定之後，列之中只有美國堅反對；美國主張將此數額至少少三分之一。美國對中國利益的竭力維護，引起聯軍統帥瓦德西的不滿，他發牢騷說∶“看來美國不想使任何人從中國得到任何東西”[103]。 英國人的態度呢？庚子戰後，在英國上議院全體會議上，斯賓塞伯爵質詢英國外務大臣蘭斯唐關於庚子賠款的數額∶“賠款一事目下進步如何？蓋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與中國關涉尤巨。如各國索賠過巨，中國 力以償，則中國政府受害實非淺鮮┅┅故籌款一節，更須謹慎從事，切不可令中國一蹶不振也。各國現欲中國籌款賠償，亦嘗計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經費足用否？”[104] 如果有人對英國上議員（對庚子賠款可能導致中國政府經費不足）的憂慮感到 異不止，對下面的史實或許會感到更加不可思議∶為了輕中國的還款負，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西方國家談判代表竟然讓中國海關提高進口稅；這等於把部分還款負轉嫁到它們自己身上。中國談判代表徐明當即表示∶“洋貨肯允加稅，深感各位美意”[105]。西方國家的美意最後落實到了《辛丑條約》第六款；提高洋貨的進口稅通過三個方面實施。一是整體提高進口稅率；二是以前免稅的貨物，今後要課稅（除“米及各雜色糧面”等少數貨品外）；三是“現在照估價抽收進口各稅，凡能改者皆當急速改為按件抽稅”。 西方國家對中國態度的溫和，讓聯軍統帥瓦德西一度相當不悅（由於德國公使克林德遇害，德國主張嚴厲對待中國）∶“其間最令人悲嘆者，即各國與華人周旋，何等溫柔軟弱。各國對於所有殘忍屠殺教徒牧師，直至最近猶復發現於山陝境內之事，所有摧毀各處教堂及牧師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墳墓之事，所有自古未聞圍攻使舘兩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106]。 中國人的仇外宣傳，只談庚子賠款，不提西方國家以後紛紛退還賠款的史實。首倡舉的是美國。美國獲賠款2444丌；它將尚未支付的1078丌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助中國辦教育[107]。以後，英、法、意、比、荷各國也競相效仿，將退款用來資助中國的科學研究、保健服務及其它迫切需要的領域[108]。實際上所有被賠款的國家以後都退還了部分款項；其中英國退回賠款額的40%，比利時50%，俄國20%，荷蘭20%，意大利15%。中國最後只償付了庚子賠款的58%[109]。 國人還有一個不經之談，說《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中國從此“正式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丑條約》使中國喪失主權了嗎？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認為沒有；光緒帝的《罪己詔》明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誠然，《辛丑條約》規定∶大清國兩年之內不能進口軍火，拆除大沽炮台，允許諸國“常留兵隊分保使館”，“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 斷絕之處”。這些條款確實有損國家的主權，但這是中國自找的。歷經庚子之亂瘋狂的滅洋、滅教，目睹清政府和和團對外國人斬盡殺絕的政策和實踐，西方各國在痛定思痛之後，不能不對此類暴行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使館留兵駐守、保證京師至海洋的通道不被切斷，種種舉措目的只有一個∶保證各國使舘的安全；丌一“滅洋”的暴亂再起，各國可以及時援救。 當然，這種安全措施也可視為對中國的懲罰。這種懲罰過分嗎？不妨比較一下庚子戰後中國的境遇和二次大戰後德國、日本的境遇。二戰結束，希特勒和東條英機政權底覆滅，但是盟軍對德國和日本長期軍事占領，至今依然。兩國的軍備受到嚴格管制，甚至不能擁有國防軍（只能有“自衛隊”）。試問，這些國家的主權何在？如果說中國在庚子戰後淪為“半殖民地”，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又淪為什厶（四分之三殖民地）？德、日兩國在二戰中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中國在庚子戰爭中的戰爭罪行，危害程度遠比德、日為輕；但性質之惡劣，實有過之。正如前文所言，以使館、教堂為武力攻擊目標，以外交官、傳教士為瘋狂屠戮對象，政府懸重賞殺盡一切外國人，包括婦孺，這是德國、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中都沒幹過的。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寬宏大量突出地表現在基督教會的態度上。在庚子之亂中飽受殘害殺戮的西方傳教士對罪惡深重的拳匪及其裹脅的民眾，表現了基督教崇高的寬恕精神。這裡僅以“省教案”的善後為例。山西省在庚子之亂中是滅洋、滅教的重災區，外國傳教士和本國教民被殺害的人數在全國數一數二。“省教案”的善後由著名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為教會方面的代表。他擬定了一個“耶穌教受害華人章程”，共七條，茲摘錄如下∶ “一、各府州縣殺害教民之人甚多，本當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輩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牽累。惟各府起亂首匪當懲辦一人以示警。若撫果能剴切曉諭，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將首匪從寬免究┅┅三、共罰全省銀五十丌兩。每年交出的款五丌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省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士庶子弟學習，不再受迷惑。請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李提摩太用此款創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山西大學的前身 -- 引者注）┅┅六、要永息教案，中國官待教民，當如待教外人，一視同仁。如果犯法，自應按律嚴辦；若有功勞，亦應保舉∶作官與教外人同。凡照此辦法， 論中外古今，從未見有不相安者”[110]。 根章程第一條，對殺人如麻的拳匪，教會提議僅僅懲辦各府的匪首一人。如所周知，‘府’管轄州、縣，是很大的行政區域；一省之中，數府而已。在（山西）一府之內，庚子之亂中被殺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丌，而戰後僅僅懲辦匪首一人。該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從寬免究”（免於追究任何刑事責任）。這是基督教寬恕罪人的光輝典範！該章程呈交李鴻章核準時，李“深為嘉納”[111]。此章程只涉及受害華人；至於“殺外國人之罪，有各國欽使與中國全權大臣商辦”，地方上不過問[112]。各國欽使與中國全權大臣商辦的結果，就是《辛丑條約》第二款∶“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其中並不涉及對拳匪的任何懲處。 庚子戰後，光緒帝在《罪己詔》中坦言∶“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 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113] 。這說的是實話，道的是真情。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在全國臣民面前，對列的見諒表達了衷心的感激。君不見，這種對愚暴 知的慚憤、對列邦見諒的感激，在國人中不僅消失得 影 蹤，而且不是已經轉化為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滿腹怨毒、對八國聯軍的肆意誣衊嗎？ （未完待續）
注釋∶ [1] 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西方各國”、“西方列”包括日本。日本既已“脫亞入歐”，稱之為西方國家似 大錯。 [2] 沈祖:《養奏議輯要》卷2 [3] 中華書局:《山東巡撫袁世凱摺》 [4] 侯宜傑:《和團 — 在“滅洋”的旗幟下》 [5] 史料來源於王樹增: 《1901》 [6] 五月七日清廷上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和團”》 [7]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8] 佚名:《天津一月記》 [9] 柴萼:《庚辛紀事》 [10] 左原篤介、漚隱 輯:《拳事雜記》 [11] 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12] 柴萼:《庚辛紀事》 [13] 蔡東藩:《清史演義》 [14] 雷頤:《歷史的裂縫 －對歷史與人性的窺探》 [15] 美國政府刊印的當時的外交文件 [16] 北明:《出兵中國是被迫自衛》 [17] 光緒帝:《罪己詔》1901年2月14日 [18] 洪山:《時事志略》 [19]《維基百科》“和團運動”條目 [20] 袁昶:《亂中日記殘稿》 [21]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22]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23] 同上 [24] 普特南•威:《庚子使舘被圍記》 [25]《和團史料》上冊 [26] 李希 :《庚子國變記》 [27] 胡思敬:《驢背集》 [28] 蔡東藩:《清史演義》 [29] 佚名:《天津一月記》 [3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31]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32] 管鶴:《拳匪聞見錄》 [33]《申報》1900年6月20日 [34]《維基百科》“和團運動”條目 [35] 普特南•威:《庚子使舘被圍記》 [36]《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37]《和團檔案史料》(上) [38] 佐原篤介:《八國聯軍志》 [39]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和團》（二） [40] 雷頤:《東南互保之怪象》 [41]《景善日記》 [42]《辛丑條約紀實》 [43] 李希 :《庚子國變記》 [44]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45]《景善日記》 [46]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47] 普特南•威:《庚子使舘被圍記》 [48] 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49]《學點清史 八十七、東南互保》 [50] 雷頤:《東南互保之怪象》 [51] 這種失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如此可笑荒唐，中國史學界對失敗的原因至今仍爭論不休。 [52] 劉鳳翰:《武衛軍》 [53]《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54]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55]《百度百科》“武衛軍”條目 [56] 英國公使竇納樂（Macdonald）給政府的報告 [57] 佛甫愛加來、施米儂:《庚子中外戰記》 [58]《維基百科》“八國聯軍”條目 [59] 光緒帝:《罪己詔》1901年2月14日 [60] 僑析生:《拳匪紀略》卷1 [61] 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 [62] 西里·珀:《北京的莫理循》 [63] 胡思敬:《驢背集》 [64]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 [65] 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 [66] 北堂被圍攻兩個多月，教民死四百人，七十六名兒童遇難；法、意士兵十五人陣亡，指揮官、副指揮官殉職 [67]“八國聯軍時雙方交戰經過” [68] 胡思敬:《國聞備乘》 [69] 李希 :《庚子國變記》 [70] 胡思敬:《驢背集》 [71] 胡思敬:《國聞備乘》 [72] 李希 :《庚子國變記》 [73] 《中國歷史紀事 -- 光緒二十六年》 [74]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和團與八國聯軍》 [75] 仲芳氏:《庚子記事》 [76]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國∶古代與今日） [77]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78]《辛丑條約》第二款 [79]《維基百科》“清末新政”條目 [80] 馬勇:“ 晚清改革符合國際趨勢 中國人要容忍不完美”，2011-07-23 鳳凰網歷史 [81] 楊天石:《海外訪史錄》 [82]《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83]《維基百科》“東南互保”條目 [84] 北明:“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 [85]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和團與八國聯軍》 [86]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87] 苑書:《李鴻章傳》 [88] 根《辛丑條約》第二款，載漪應“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免”；但實際上他隱居在西安，十幾年後即獲自由。 [89]《辛丑條約》第二款 [9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91] 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不是賣國，是損” [92]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93] 佐原篤介、漚隱 輯:《拳亂紀聞》 [94]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95] 馬勇:“由內政而外交:重評和團戰爭的一個視角” [96] 楊典誥:《庚子大事記》 [97] 瓦德西1901年1月3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98] 王開璽:“‘量中華之物力, 結與國之歡心’，不是賣國，是損” [99]《百度百科》“納依條約”條目 [100]《維基百科》“凡賽條約”條目 [101]《庚子見聞錄》，《近代史資料》 [102] 侯宜傑:《神拳和團的真面目》 [103]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4]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05]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五 [106] 瓦德西1900年12月9日給德國皇帝的報告 [107]《維基百科》“庚子賠款”條目 [108]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圍城北京） [109]《百度百科》“庚子賠款”條目 [110]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111] 同上 [112] 同上 [113]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諭（公曆190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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