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

文革的积极意义在于毛泽东有限地给予了人民批评当权派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全国人民按照“最高指示”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造反”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女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6月1日，新华社全文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她的嫂子王前就是刘少奇的前妻，---不奇怪！）大字报，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这就形成了群众组织的合法化。

6月5日，清华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批斗打死，这是全国第一例“文革迫害”案件。

6月8日上午，三百外校学生来清华附中声援。在北京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

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在在转发中南局《情况的报告》〉时就批示道：“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

当时各单位的文革领导权都掌握在党的领导手中，他们组织多年体己下属，包括子弟亲属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

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治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

据统计，仅北京部分（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有的人甚至因此受迫害致死“北京老舍、上海傅雷夫妇等被揪斗不堪自杀 。”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演变下去，极有可能成为类似1957年那样的新的一场“反右运动。”

因此，凡是在八届11中全会前即1966年9月份前（北京首当其冲，全国各地时间稍微滞后），遭受到有组织的政治性质的伤害事情，罪行都是当权派指挥下发生的。

“老红卫兵”斗老师，抓牛鬼蛇神，打死四类分子，的恐怖血揪“小三家村”，批黑帮，抓新右派，戴高帽游街；逼死作家、伤害文化名人等等那些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揪斗的走资派，如彭真-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牛鬼神都是经过各级党组织内定的。而不该由什么“造反派”去背那黑锅。

7月20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说“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8日，撤销了北京各大专学校工作组。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举行《八届11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制造白色恐怖”8月7日，《八届11中全会》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八届11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二 ）“造反”和“保皇”的分野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基本上是“官办红卫兵。”党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红五类”才能获准参加。他们的批斗抄家祸害群众毁损文物等“罪行活动”也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

毛泽东从66年8月18日开始，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等地陆续接见红卫兵，《八届11中全会》后，全国才涌现多如牛毛的“红卫兵”和“造反兵团”司令和组织。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山头自然形成“保”与“反”的分野，然后各自联合，形成县---市地---省一级的统一组织。

造反派中为何发生“保”与“反”的观念分野？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大都成了“保皇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高干家属子女或者多年追随当权派获得利益者，故而要“保”，或“明批暗保”；

还有些人因为在文革初期被打击的群众以及子女，或长期被当权派压抑的，故而起来“反”当权派形成真正的造反派。有位作家韩丁观察到：“党内的右倾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是积极地推行'极左'作法，把事情搞糟，以便再来推行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并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形“左”实右，以至到了真假难辩、一团混战的局面。

造反派要打破的是原有官僚利益体系，而保守或保皇派维护的是旧官僚利益体系。1967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打压保皇派。但因内部经常斗争激烈，此起彼伏情况复杂，1968后常有支持方向的转换。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先成立“上海公社”，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遂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随后，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省一级革委建立，得到了中央权力的认可。以后一年多的1968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后，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按照中央统一要求，新建的革委会实行“三结合”，中有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支持造反派的军代表和群众组织头头组成。军代表经常会调动，九大前后，各级革委会构成已发生变化。能进入“革命委员会”的所谓“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由保卫党委的党、团员为骨干的群众组成）。

因为，随着造反运动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势不可挡，许多原来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也都改称自已为“造反”组织了。由于有些名为“造反”的“保守派”组织势力强大，经过几番较量后，反而将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击败，结果，进入“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居然主要是这些“保守派”代表了。那时，大概中央希望那些长期派战不停的地方，只要谁能控制该地区的局面，便也承认谁是“造反派”组织，而不大考虑真正谁“造”谁“保”的性质了。如山东，在1967上半年很支持王效禹任为首的省革委，王虽是抗战老干部，文革前不过地市级，由于控制不住局面，九大后下台，康生也没出面保他。

“革命委员会”政权自产生起，文革中大约存在了8年时间，在打倒“四人帮”后也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在1967年元月起被剥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的老干部们，在经过1967年、1968两年无权时期、1969年后，逐步重获全部权力此时距四人帮垮台还有7年。

造反派人士保留在革委会的时间在1967初——1968末，大致一年半时间（上海除外），这期间，抓革命促生产，武斗平息，鲜有很残酷的迫害事件。

文革中发生的张志新、遇罗克等革命志士，因追求真理说真话而“被割断喉管”（其实是割断声带）及惨遭杀害的事件，也就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期，而不是发生在1967年的“造反运动”之中。

　（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司令蒯大富与他的伙伴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学生，甚至在1969。历史真相是，“四人帮”一伙在台上时，“造反派”就早已倒了大霉，而并非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入“另册”的。

　“造反派”对　十年的文革悲剧， 负有历史责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造反派”们此时尚还处于“革委会”权力中心，也有一些不小的权力。当那些原有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新揪出来的什么“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等，被非法拘禁、抄家、批斗时，曾在文革初经历过被戴上“黑帮”“右派”帽子的“造反派”们，不会没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测隐之心。没有凭自已的良心行事，而是也不同程度的积极地投入到了那场践踏人权的运动之中，以向毛主席表忠心。虽然，在这场运动中，“造反派”还不是主力军。

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清查四五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活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革委公检法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其中的冤假错案与造反派根本没有关系。相反，造反派在这一期间是清查整肃的对象。把文革“罪行”加到造反派的头上既不公平又不符合事实。

（三）  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是一根藤上的两苦瓜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连，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四类分子中的右派份子是无权参加文革造反的。在文革中，经常见两派都把他们无故拉来和走资派同台陪斗。

 只要正视事实，就不难看出，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受到打击的右派，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无论从其社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949后各级党领导的官僚主义不断滋生，人民群众由不满情绪，干群矛盾一直存在。反右，和文革，人民群众暂时有了表达机会。

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右派分子，已被当今主流认可，在大量著述和文艺作品中，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社会良知与公正的代表，是社会进步的先声。造反派却被定格在电影《芙蓉镇》中那个打着破锣高喊“运动喽”的疯子的形象上。

文革期间，人民群众是按照最高指示造反的，造反派的形成大致在1967初，这一派别的总体特征是反官僚，追求平等。造反派成员大都是普通群众，因由公安六条在，四类分子是不得参加的，但其被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能够参加的。那时有一条标语叫“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带帽右派对批斗当权派只有心中窃喜，而不敢乱说乱动。

造反派中也不乏共产党员，老干部，当然这些人大都在党的组织中因各种长期坐冷板凳，有一定的不满情绪，这些人可以说是地方党组织中的党内反对派。如河南修红旗渠的杨贵和兰考的张钦礼，都是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非常务实干部，但长期受省委吴芝圃压制，周总理把杨调京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张钦礼回河南文革后被判13年。

虽然文革中的造反派有毛泽东做后盾，表面上人多势众。但是，他们的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因为保皇派或保守派具有强大的权力资源、行政资源和武力资源。有干部支持，有军队维护，有经济财权，这些东西是平民造反派所没有的。

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 68一69年，许世友主政江苏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子里进行游斗，踢派造反群众被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状。在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造反派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在1976年年底后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查”“四人帮”帮派人物的运动，和1980年到1982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期间，审判了百余名在全国范围内较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的事件 ，地方的审判，有数万人不止。大量的找不出打砸抢行为的写检讨，列为“三种人”永不重用。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包括：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三种人”中，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存在依法入罪，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并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顾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后者还是以思想定罪。

即便是刑事犯，罪罚适当也值得商榷。山东枣庄有八0年代初处决一孟姓造反派人犯，本人是解放军退伍排长。1967参与殴打一名四清积极分子致死，1969即收监，十余年未轻易定案，在清查三种人运动时被处决。如不是因为造反，可能罪不至死。还有一个造反派的中专学生，1967年在校期间武斗打伤了人，参加工作十几年后，仍判了几年有期徒刑，明显已过了新《刑诉法》规定的追诉期。

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很不公平。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是明目张胆的报复。河南张钦礼被判13年是很典型的一例。文革初期带头打砸抢，斗黑帮的红卫兵保皇派粉碎四人帮后都得到重用，也很能说明问题。

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某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大人也说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

（ 四  ） 北京联动不是造反派

“公安六条”出台后后，第一个被镇压的组织却是高干子弟云集的联动。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的“东纠、西纠、海纠”等组织，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其核心任务是“保爹”。

这个组织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借“破四旧”故意制造恐怖以威慑整个社会，以“血统论”作杀手锏，目的是压制、镇压有可能在这次运动中涌现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们的《红后代的宣言》指责 “江青太狂了”，他们6次冲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刘少奇万岁”，直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罚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直至“打人”、“杀人”，破坏正常的法制秩序。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支持而已。

六次冲击公安部，“打倒谢富治！” 惹恼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谢是毛主席信任的重量级人物，结果公安局的人领队组织群众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雷庭扫穴式的大围剿。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陈士榘将军等，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当时在北京六中办有联动罪恶展览。

1967年4月22日，被关押的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排队上车，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这些小子哭成一团。

在现有网络资料中，联动主要分子可以找到一部分，现在能知道有个领军人物叫谭力夫。谭1942年生，其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文革初期谭力夫 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名扬全国。遇罗克因撰文抨击这种“血统论”被打成反革命枪决。

这个口号成为联动一类组织的指导思想。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饰标志，彰显出红色贵族血统高贵。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着肥大的军装，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的形象，在青年人中流行开来。

文革后，谭力夫改名谭政，1996年7月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后任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也是那些小将的口号。

联动成立前，揪黑帮，斗老师的也是这些高干孩子。老舍先生是文革初期迫害致死，是谁迫害死的，具体什么方法，哪些人？大家就说是造反派。到底姓甚名谁?没人知道!

（ 五 ）  清查五一六 和 一打三反

文革造反，乱世英雄起四方，常有人提出惊人口号，打倒某某人，以期一鸣惊人，飞黄腾达，一时间成为领袖人物。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建立的“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也提出一个惊人的口号：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该组织草创时不过100人，被取缔时人数也不多。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张建琪、刘令凯等头目随即被捕，，押送至天津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改造。随即，全国展开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实际上被官僚们利用来对广大群众的反攻倒算，运动长达数年。

“五一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用办学习班的方法查五一六的登记表、组织情况（政委、司令）、组织网络图，不交代就不让过关；越查越多。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聂荣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光明日报》职工中打了108个“五一六”分子。北京市群众揭发出来涉及50000多人。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万名“五一六分子”。

连解放军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放到一锅烩，都说成是“五一六”幕后黑手。

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1973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

与“清查五一六”同时进行的有“一打三反”。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下文件到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

罪名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攻击江青同志”、“攻击”省市首长、要求宗教活动、等莫须有。“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被分成小组，天天拖着脚镣、手铐，分别被带到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　　

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100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 同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24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为了避免政治犯乱呼口号造成恶劣政治影响，采取了麻绳勒喉管、竹筒塞嘴、“压舌板”、 割喉管（声带）等“消声法”。密集公告的死刑判决上打红勾的名单，给人印象恐怖。

从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一打三反，三场全国大规模打击下，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甚至有被枪毙的。

到了1976年，地方权力机构中早就没有造反派的代表了。其间虽有批林批孔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候，造反派仅仅能在革委会中当上装点门面的反对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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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转贴摘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