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饿死4000万人这个恶毒的政治谣言？

“有人类历史就有人因饥荒缺粮致死，这是个不争之论。但为了政治动机而故意渲染造谣借此打击异己，就不在容忍范围之内了！”

公孙明  10/14/2017

其实这是个常识问题！说毛时代饿死4000万，而且骗倒了不少人，就跟那个谋财害命的庞氏骗局一样，那么简单的道理，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因为骗子们看准了人的弱点故也。

大力吹嘘宣扬此事的有两大势力：一是从76年搞“非法政变之后，中共异化为土共的盗匪集团。这个土共流氓盗匪集团为要掩饰自身的罪恶和取得窃取中国的正当性，对毛主席个人跟毛时代中国的种切无不进行最大的侮辱和扭曲，不惜制造谣言和采取栽赃伎俩；另一股势力就是对失去大陆而对毛泽东恨之刺骨的国民党人。因此土共和国民党还乡团这两股恶势力目的一致，因而合流一起起哄，密切合作，极尽其造谣栽赃之能事。

后来反华集团看到有机可乘，也插上一腿加入，于是那个做贼心虚的土共，那个恨得牙痒痒的国民党还乡团，跟那个以反毛为国家利益的反华集团，就成了散布这个“饿死4000万”谣言的铁三角；于是饿死4000万这个政治神话就流转了几十年，许多人被洗脑洗到脑残了还浑然不知。有人甚至还天真到认为土共开放档案就能证实；这真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如果真有那么多的“档案”，土共早就公开而不必靠五毛来鼓吹了；土共之所以不敢公开，因为公开了，土共自己的谎言就要不攻自破了。

老实说，饿死人世所常有，人民共和国初期刘少奇的老部下吴芝圃在河南胡搞就饿死了一些人，美国大萧条时代也曾经饿死过人，但制造出饿死4000万甚至更多而把脏水倒在毛泽东头上就是件不可容忍的事！

用常识想想看，一个社会里同一时间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饿死，统计上来说，其中必有你的亲友吧？所以要证实此事并不困难，把你的老爸老妈或是老祖母老祖父或是老朋友老邻居饿死的照片或记录（时间地点姓名户籍）都拿出来就得啦！

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脑残！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不可能饿死人？

数学

【公孙明按：其实这是个常识问题！说毛时代饿死4000万，而且骗倒了不少人，就跟那个谋财害命的庞氏骗局一样，那么简单的道理，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因为骗子们看准了人的弱点故也。

大力吹嘘宣扬此事的有两大势力：一是从76年搞非法政变之后，中共异化为土共的盗匪集团。这个土共流氓盗匪集团为要掩饰自身的罪恶和取得窃取中国的正当性，对毛主席个人跟毛时代中国的种切无不进行最大的侮辱和扭曲，不惜制造谣言和采取栽赃伎俩；另一股势力就是对失去大陆而对毛泽东恨之刺骨的国民党人。因此土共和国民党还乡团这两股恶势力目的一致，因而合流一起起哄，密切合作，极尽其造谣栽赃之能事。

饿死人时所常有，人民共和国初期刘少奇的老部下吴芝圃在河南胡搞就饿死了一些人，美国大萧条时代也曾经饿死过人，但制造出饿死4000万甚至更多而把脏水倒在毛泽东头上就是件不可容忍的事！

用常识想想看，一个社会里同一时间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饿死，统计上来说，其中必有你的亲友吧？所以要证实此事并不困难，把你的老爸老妈或是老祖母老祖父或是老朋友老邻居饿死的照片或记录（时间地点姓名户籍）都拿出来就得啦！】

看一个社会是不是大规模饿死人，要看监狱里有没有饿死人，但是三年饥荒期间监狱是没有饿死人的，完全没有这种纪录，也没有这种报道。那么社会上饿死人也就是不可能的(事故除外)。因为，一个最简单的求生办法，就是进监狱，打砸抢能不能进监狱?如果不能，高呼反动口号呢?反正一个社会有人想要进监狱，总是能够进的，进了监狱不就活命了吗?

　　在清朝有过饥荒年代，那个时候人们想不想进监狱?那个时代有两个技术障碍，一个是，清朝的监狱极残酷，进去了就是九死一生，这是和共和国的监狱不同的，共和国的监狱不可能饿死人，而且犯人释放出来都是健康的。这不就给进监狱避险造成了条件吗?还有一个是，在大饥荒年代，清朝对于丐帮的政策就是屠杀，因为逮捕也没有饭给他们吃，只能够杀掉。这一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朱德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朱德亲历过清兵屠杀丐帮的情况。

　　再说同样的经济，同样的粮食减产，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定饿死人，而粮食统购统销之下一定饿不死人。

　　在市场经济下，就算是丰收年，穷人和富人所拥有的粮食也是不同的，也是富人拥有吃不完的粮食，而穷人处于饥饿状态。所以只要粮食减产，则富人的粮食会减少，但是仍然能够活得好，而穷人就根本买不起粮食而饿死了，不穷不富的人会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生活困难，却饿不死。在减产的年份，为什么粮食的价格会飞速上升?导致穷人买不起而饿死?首先，能够以高价卖粮食的人，一定是富人，而且一定粮食多到了他其实是在“岸”上，他已经不担心自己会饿死，他还囤积了一批粮食，而社会上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富人就可以要高价，乘机挣大钱。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富人，连国家主席的儿女都饿肚子，哪里会有人在岸上，当然也就无法挣什么大钱，一个人自己不可能把自己的救命粮拿去换钱，然后拿着钱微笑地饿死。而且在统购统销期间，在粮食配给制期间，私人贩卖粮食是死罪，谁也不敢干，因此这种情况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这时候有人造谣说高价可以卖到粮食是不通的。

　　再说1958年，1958年是超级大丰收，这是我的许多和我一起当兵的农村战士说的，他们说1958年吃得最多最饱，甚至后来直到文革期间，都没有吃得那么饱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食堂，而食堂是真正的自助餐，每个人管够，是这个样子的食堂办不下去了的。尤其是当时的农村人大多数经历过解放前，因此好不容易有饭管够，就拼命地每一顿都要吃到撑。

　　然后再说一个原理，就是哺乳动物的耐饿性还是很强的。比如说，你们看我这篇文章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在新的一年里，饭量减半，是一定饿不死的，甚至身体会好。我说的饭量减半，意思就是去年你通常吃一碗饭，今年你一顿就只吃半碗，去年你吃一块西瓜的时候，今年你吃半块，去年你吃了五斤猪肉，那么今年你就吃二斤半猪肉，去年你吃一个苹果，今年你就只吃半个。这个吃法你会有饥饿感，但是一定饿不死，甚至不影响身体健康，甚至有益于身体健康。

　　这一点你也可以拿其它的哺乳动物来做试验，比如拿猪或者狗做试验，从现在起让它们的食量减半，那它们一定还是能够健康地活着。这也是因为哺乳动物在大自然中千锤百炼，最后的基因能够适应长期地吃不饱。不存在哺乳动物因为粮食减半就饿死的。

　　我的意思就是在说，既然1958年大家是吃饭了肚子的，则后面的三年，哪怕粮食减产为1958年的一半，也是肯定饿不死人的。当然，事故除外。事故这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都有人因为事故而饿死的。

　　那么，建国头几年的粮食产量网上能不能查到呢?是能够查到的，只需要在百度上输入粮食历年产量进行搜索就行。

　　我在百度文库中找到的历年粮食产量是：1958年：19765万吨，1959年：16968万吨，1960年：14385万吨，1961年：13650万吨。因此可以看出，三年自然灾害的粮食产量，都没有跌到1958年的产量的一半以下，则根据我上面的研究结论，必然饿不死人。

　　在粮食配给制的情况下，假设一个人一天吃三个馒头能够饱，现在只有两个馒头发给他，根据上面的数据就是这样。那么两个馒头当然有饥饿感，但是根据我上面的原理是饿不死人的，而且，他有信心在于，他知道明天也是两个馒头，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天天都是，因此虽然饥饿，却是心情稳定的。

　　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减产不同在于，粮食一天一个价，而且越来越贵，而所有的富人穷人都是拿薪水过日子，虽然今天过了，但是明天粮食涨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饿死也不清楚，成天处于恐惧之中，而且，根据原理也是一定会饿死最穷的那些人的。

“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 对败类杨继绳谣言的答复

孙经先

【公孙明按：自从76年搞“非法政变之后，中共异化为土共。这个土共流氓盗匪集团为要掩饰自身的罪恶和取得窃取中国的正当性，对毛主席个人跟毛时代中国的种切无不进行最大的侮辱和扭曲，不惜制造谣言和采取栽赃伎俩，不但自己来，还跟残存在国内和台湾的国民党还乡团密切合作，尽其造谣栽赃之能事。杨继绳的墓碑和李志绥的毛泽东传就是其中的两件臭屎.

孙经先这篇短文，算是给了这些居心恶毒的土共和国民党还乡团的混合体一个有力的当头棒喝！】

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

统一台湾的最大障碍原来是这个 

尹国明

【公孙明按：土共搞什么“让利”台湾，每年输血几千亿美元，不但连和平统一的一根毛都摸不到，倒把台湾搞台独所需的整个国防军事的开支都埋单了，其之荒谬绝伦，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

其实，土共的邓矮鬼六四时连在广场上和平静坐的学生都要杀无赦，这等统一国家的大事，却口口声声和平和平，是人都会生气！

土共，你除了卖国盗国之外，其他一无所有，滚你妈的臭鸡蛋吧！】

最近的海峡两岸，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台湾岛内却妖风阵阵。主要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刚上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就宣布自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台湾已经独立”。二是，民进党正在清缴国民党的党产，台当局“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行政院党产会”追征国民党8.6亿元(新台币)不当取得财产;将自9月27日起，分四波正式贴封条查封国民党在台北市、新北市及金门县的14处不动产，这是要给国民党釜底抽薪，把国民党往死里整。三是，国民党中常委改选，支持洪秀柱的人无一当选。

　　怎么看待这几件事?

　　坏事和好事之间是基于一定条件可以转化的。我个人认为，如果继续把统一台湾的希望继续寄托在和平统一，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那这几件事，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大陆把统一台湾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寄托在台湾身上，同时不再把统一台湾的希望放在和平方式，而是“非和平”方式上，那台湾政界发生的这几件事，都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可以转化为好事。

　　赖清德本来就是台独的中坚分子，他的台独立场不是现在才暴露的，任命他担任行政院长，符合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反映民进党的台独意志，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大陆对民进党本就不该有任何期待，大陆现在能够做到的是让民进党不敢公开正式的实现法理台独，应该做到的是让台湾当局做好被“以非和平方式”统一的心理准备。

　　但赖清德这种表态，也说明民进党在追求法理台独的立场非但没有软化，而且还更趋强硬，这跟美国参众两院正在推动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舰互相停靠等动作有关。台湾执政当局，习惯看美国眼色行事，觉得美国正在准备重新起用台湾这张牌打压中国，所以，他们有了一点底气。

　　赖清德此举，其实有利于大陆进一步降低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的概率评估。这就是好事。本来，和平统一如果具备可行性，条件是台湾上下均感觉到来自大陆武力统一的压力大到不可承受。通过政治让步和释放利益来实现和平统一，历史上都很少见这样的先例。

　　甚至可以说，未来妨碍统一台湾的最大因素，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在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可行性，还对和平统一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所以，能够让这种不切实际的和平统一最后一丝期待也消失的，不管表面上是否有利于统一，但都会在实际上有利于统一。

　　至于民进党打压国民党，这更不是什么坏事了。我反而会认为这是民进党在台上做的可能是唯一有利于促进统一的好事。

　　在过去的几十年，国民党是大陆对和平统一台湾终抱有一丝希望的最后可期待对象。但自从看透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政策暗含的实质台独立场，我就不认为国民党还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可期待力量，而是认为首先是国民党，其次才是民进党，是阻碍两岸统一的首要政治势力。换句话说，民进党上台比国民党在台上，更有利于统一。这么说的基本理由是，国民党也反对统一，而且还一度伪装成不反对统一，岳不群不比左冷禅更不好对付吗?

　　到了国民党内敢于公开谈统一的洪秀柱，不被国民党内主流势力所容，就更坚定了这一判断了。

　　等看到代表国民党本土势力的吴敦义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一系列表现，对这一判断更无疑义。

　　伪装成不独的暗独比公开的台独更难对付，因为前者，会让大陆存在和平统一的幻想而影响到武力促统的决心和准备。

　　台湾能否独立，在台湾政治实际上被美国控制的情况下，不取决于台湾岛内的政客是什么态度，而是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二是大陆以武促统的决心和准备。国民党的这种隐性台独，恰恰能够影响到第二个因素。如果对和平统一存在幻想，那么就势必会影响到以武促统的决心，就会影响到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力度和进度。

　　大陆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可以说是把能让步的都让了，能给的利益也都给了，除了没有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对台湾的经济让利，得到的是台湾岛内支持统一的民意不断下滑的局面，现在岛内支持统一的力量下降到10%左右。这足以说明经济收买和政治让步并不能换来台湾的向心力，也说明离开了武力促动的和平方式并不能实现统一。

　　台湾的独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法理上的公开独立，一种是维持实质上的独立现状。目前的台湾，虽然还没有实现法理上的独立，但已经是实质的独立性质。民进党追求的“台独”是从实质到形式上的独立，国民党的“不统不独”则寻求的是维持实质的独立地位不变，并不跟民进党那样追求独立的形式，是因为国民党认为，在大陆的实力封杀之下，追求独立的形式代价太大，而且也不可行。可以说，国民党在追求台湾独立方面，比民进党更老谋深算。

　　可以说，民进党和国民党，一个是激进的台独，一个温和的台独;一个是明独，一个是暗独。他们之间，在反对统一方面，唱起 了双簧。

　　在反对统一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是没有区别的，没有一个是支持统一的。

　　如果说在国民党打压洪秀柱之前，国民党还残存着一点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情怀余脉，还存在着一丝追求统一的力量，那么在国民党各个派系在打压洪秀柱为代表的统一派问题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团结之后，国民党内再也没有敢于支持统一的力量。洪秀柱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被临阵换下，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洪秀柱公开支持“一中”。在这个问题上，在2015年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会议前，国民党时任党主席朱立伦就把话说的很清楚了，“洪秀柱提出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长期主张有落差，与民意亦有偏离”。人家国民党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不允许统一。

　　在吴敦义成为国民党新主席之后，连国民党的那点点中国概念都正在被清零，国民党从昔日的暗独向今后公开的台独政党又更近了一步。吴敦义接受媒体专访提到，“你在台湾，你假如想被统，你今天就可以实现了，你就到福州去住，你就回上海去住，你就被统了，你何必拖累2300多万同胞?”这番话已经足以表明吴敦义的心迹。最新改选后的国民党中常委，支持洪秀柱的力量无一入选。国民党已经通过这次改选，向和平统一投下了最后的正式否决票。

　　如果说国民党曾经是大陆对和平统一的最后一点期待所在，那么洪秀柱就是大陆对国民党坚持统一立场的最后一点希望所系。现在，都没有了。

　　国民党正式脱去了统一的伪装，和公开的台独政治势力开始沆瀣一气。在赖清德公开表态支持台独时，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认为这样的言行已经构成“内乱罪”，呼吁国民党一起来告发赖清德，要求按照台湾“刑法”的规定追究赖清德的刑事责任，国民党以沉默回应。

　　既然国民党本身也不支持统一，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不过是台独政治力量之间的内斗，国民党被民进党整死，于统一并没有什么损害。又因为国民党还善于用蓝色的伪装影响到大陆对台湾政治形势的判断，让和平统一的期待犹存，影响到武力促统的军事和心理准备，还让大陆对台湾的利益输送继续。所以，国民党的死亡不是两岸统一的障碍，国民党的存在才是。国民党的死亡，会扫清大陆一心一意以武促统的最后一个障碍。

　　马英九在台上的“不统不独不武”和蔡英文现在说的两岸“维持现状”有多大的区别呢?难道不统不独不武，不是两岸维持现状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民进党的蔡英文，替换了马英九的位子，现在在充当着马英九的角色，而是让赖清德充当她在台下的角色。

　　区别仅仅在于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在台湾政界，“九二共识”早就被国民党偷换概念为“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国民党政客，包括马英九在内，在提到九二共识的时候，都要强调“一中各表”，不是强调“同”，而是强调“异”。马英九第一个任期任命的台“陆委会”主委赖幸媛说她支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而赖幸媛是什么人?是公开台独立场的深绿分子。其实，在赖幸媛即将上任“陆委会”主委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992年当时没有“九二共识”这样的名词。因为受到一些压力，又不得不改口说她支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说明国民党不但在统独问题上和台湾绿营之间只是策略上的不同，已经没有原则性分歧，在“九二共识”这样大陆坚持的底线问题上，国民党和台湾绿营之间也只有文字游戏的差别，所以台湾有学者说国民党的“一中各表”实际是“一中不表”。

　　等到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的时候，提出两岸关系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整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时，就遭遇了包括马英九在内的国民党内大佬的反对。据洪秀柱自己说，她在党内“总统”初选时提出“一中同表”之后，马英九认为洪秀柱的主张跨越了他的两岸关系框架，为此把她叫去激辩了两个小时。洪秀柱说马英九是在搞“温水煮青蛙”，大概意思是说马英九在通过渐进的方式搞台独。

　　赖幸媛公开说没有“九二共识”的时候，马英九没有这么急，倒是洪秀柱谈“一中同表”的时候，马英九就急了。这都说明，最晚从2008年那个时候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九二共识”早就被处理为没有共识，或者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台湾绿营都可以接受的“一中不表”。

　　所以，不能因为国民党偶尔提提“九二共识”，就认为国民党是可以依赖的促进统一的政治势力，就认为台湾的和平统一仍旧可期。

　　和平统一的大门，已经被民进党和国民党联手“徐徐关上”了。

　　以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实力的增长速度，关系到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因素，即中美的力量对比，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是问题，有可能在三五年时间，就能达到让美国(包括日本)不敢用军事力量阻止大陆武力促统的状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成就第二个条件，大陆对于和平统一已经放弃所有期待，达到反分裂法第八条规定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基本判断，“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就正式具备了。

　　以中国现在的实力，已经不需要和以前那样关注台湾岛内政治变化了。在大陆实力不足的时候，希望一个哪怕是表面上反对台独的政党执政，有利于大陆利延长发展机遇期增强实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的大陆，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是时候考虑变换对台思维了。

　　新的对台思维，应该建立在统一台湾不但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中国崛起所急需、而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已经接近于完全丧失等共识上，所以大陆的统一应该切换到“非和平方式”以及“其他必要措施”上。大陆不放弃和平统一的选项，但是这个和平统一也是建立在武力促统的基础上。

　　大陆已经为争取和平统一尽了最大努力，做了最大让步，因为台湾政客为了一己之私把和平统一的大门徐徐关上，所以，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完全占理。

　　而且，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台湾问题也不能继续久拖不决。大陆应该加快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工作，在二十大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一个最大的安全障碍。不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给中国设置的第一岛链，就还会威胁着大陆东部沿海的安全。一旦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就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广阔蓝水空间，台湾从美国围堵中国的不沉航空母舰，变成中国面向太平洋的不沉“航母”，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局面会为之一变。收回台湾，中国要素最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才有了屏障，中国才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去其他方向，为推进“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护。

　　武力促统的准备如果加速，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基本具备军事、政治和经济条件。

　　现在需要的就是决心和意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