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六): 第六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二) 与伟人谈恋爱,特别是江青和毛泽东,既无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无情话绵绵的鸿雁传书。他们没有同辈人陈毅追张茜的浪漫佳话,也没有先哲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婉拒、热恋的曲折动人,更没有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冲破“围剿”,“酿造”那么多“两地书”。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恋爱,一种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形式。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迸发出爱情的火花,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作为江青,是由崇敬、热爱而发展到向往结成终生伴侣,生死相随,永做领袖引导前进的马前卒;而毛主席呢?作为政治家,首先应考虑政治,考虑他呕心沥血的革命事业,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例外。在世俗眼里,政治家的婚姻应是政治联姻,或门第,或财产,或势力,或权威,或一呼百应的群体基础,或小集团利益的生死联盟。毛主席选择江青,远远跳出了这因袭的旧观念,完全站在更高层次来考虑问题。 江青的家庭背景是一贫如洗,毫无门第可言;她的经历,在老红军、老革命、参加过长征的老资格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她孤身一人,从济南到青岛到上海,最后奔赴延安,不光没有圈子内的战友、同志来支持,来拥戴,来呼风唤雨八方响应,甚至连替她说句好话的人都没有。虽然有人居心叵测,胡说八道,说什么“康生给他们穿针引线”。殊不知,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则到了三八年五月。在康生没来之前毛主席和江青已有接触与了解,康生到中央党校时,江青早已从党校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他和她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更谈不上认识。 那么,毛主席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和接触,看中了江青的什么呢?看到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它既表现在对过去的回顾,也体现在对当前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更显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认识。 最初的接触,毛主席和江青谈的最多的话题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因为江青从1933年到1937年有四年的亲身经历。 毛主席提出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详细地作了介绍: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村,洪灵非等七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江青介绍的左联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话,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鸣:自己经历的党内斗争不是也正如此么!他赞许地看着江青,这个聪慧、记忆力极强、叙述问题那么清晰明确的年轻女子,真不错! 他由衷地说:“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一九三○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激动地继续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毛主席说:“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象鲁迅那样的文艺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所以准备建立以鲁迅命名的艺术学院,我去当院长,你也可以去那里工作。” 毛主席的话使江青倍受鼓舞,在导师的身边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和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谈恋爱也是非常“累人”的。他有极强的个性,又有异常活跃的思维。他喜欢散步,你可以偎依在他身傍,但突然考虑到一个问题,他会大步走回去,把你凉在一边不管,当然过后会向你真诚地致歉。他提的问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许多常人所不想、不知的知识,江青像个用功的小学生,回答总能让毛主席满意。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恭恭敬敬地等待这位严师的批评、指正,但她得到了最高的奖赏——毛主席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高兴得她一夜没有睡好觉,再见到毛主席,把甜蜜、快乐、活泼的笑容挂在脸上,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 一次,毛主席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江青非常激愤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这番精辟的分析说明,使毛主席了解了两个口号斗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就不怎么赞成鲁迅,还认为周扬他们和鲁迅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更感到江青的可爱可敬,他和她的心贴近了。 临分手,毛主席把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找出来,让江青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 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各打五十大板非常气愤,她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毛主席看到江青的批语,欣慰地笑了,他决定再抽时间和她好好谈谈。 这天下午,江青和毛主席并排走下凤凰山,来到延河边。入夏以来,下了几场大雨,细瘦的延河已经变得丰盈碧绿,水满当当的,平缓地流淌,显得可亲可爱。河边的青草细嫩茂密,织成了宽敞的绿毯,从岸上一直铺到水边,人踏在上面松软舒适。夕阳晚霞,嘉陵山上的宝塔直端端地沐浴在金光里。抬头望去,雄伟的延安城墙从山岭上迤逦而下进入谷地,显得很有威势。背后巍峨的凤凰山,眼前弯曲的延河水,构成一幅壮美的山水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风光真不错!” 毛主席日理万机,总是夜里工作天明才能睡一会,难得出来散步,即使和江青谈恋爱,也总是坐而论道的时候多。江青盼望见到毛主席,享受恋爱中的幸福,可是又不愿打扰毛主席的工作。今天是难得的一次。 毛主席背着双手,大步走在河滩上,江青满脸愉悦地快步傍在他的身旁。有时停一会儿,主席站在那里,威武有力,凝重的脸色给人以力量,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感到不平凡,江青漂亮,行动敏捷,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子和紧抿的嘴唇使她五官秀丽,线条分明的脸上显得十分庄重。 毛主席刚整理完他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心中轻松愉快。他运筹帷幄,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他要和江青谈谈他们的事情。仍从鲁迅和周扬他们的争论开始。 毛主席赞扬了江青在刘少奇文章上的批语。江青接过来说:“周扬他们那么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打击鲁迅,我看是得到了刘少奇这位白区工作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刘少奇现在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知道他的认识水平不高,可是知音难觅啊!所以我十分看重你,从心里喜欢你。 ”江青幸福得两眼盈满了泪花,激动地说:“回想当年,周扬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在上海时,我千方百计想参加革命工作。想得到他们的指导保护,哼,还不如个普通的女工人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在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主席爱抚地说:“都过去啦,要往前看嘛。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样我们交谈更方便了,你愿意吗?”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接到调令,让她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因为毛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此,江青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朝夕相处,毛主席发现了江青更多的优点。 他写的文稿比较乱,别人整理总不放心也不满意,而江青完成得很出色,字写得漂亮还在其次,主要是能把握主席的思路,即使有几个字不清楚,甚至有漏字掉字,她都能通畅地按主席原意顺下来,一笔不误地誊写清楚。有些典故,有个别生僻字,江青整理得相当细致认真、清晰明白。每次拿到江青的整理稿,毛主席脸上 总是挂满了笑容,有时还当面夸奖她的楷书写得好。 女工针线,绝大多数的女青年来到延安需要现学,而江青十二岁辍学,随母亲寄住在天津姐姐家,忙家务做针线,心灵手巧,样样精通。现在,她的手艺派上了用场。毛主席的衣服破了她补;脏了,她洗;天冷了,很快织了件毛衣帮主席穿上。自己缝制的衣裤,非常漂亮。 她不光关心主席的生活,对其他领导,对周围的同志也乐于帮助。她教别人织出各种花样的毛衣,自己动手替人裁剪的衣服。 她和一块工作的同志,和附近的群众,关系都很好。教大家唱歌,教女孩子针线,教人学文化,讲解社会科学知识。 她以流畅华丽的文笔写文章,她喜欢骑烈马,她朝气勃勃,一心上进。 毛主席开始和江青商量结婚的事。 这次的结婚,既不同于和杨开慧,也不同于和贺子珍。前者是热血青年的自由结合,后者是“山大王”的“马上婚嫁” 现在,毛主席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革命圣地延安这块不大不小的牢固根据地,手中握有数十万钢铁般的革命军队,令骄横跋扈的日寇闻风丧胆,让奸诈狡猾的反共头子蒋介石束手无策,就连世界强国英美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毛主席在革命阵营的威望,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他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共最高领袖。 所以,毛主席和江青的婚姻,万人瞩目,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敌人的攻击、污蔑、诽谤是意料中的。“毛泽东”在他们眼里一直是洪水猛兽,是“匪”,是“共匪头子”,他还能找到好女子?他能有蒋介石的本领娶到宋氏大财阀的三小姐?所以,从延安刚传出一星半点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马上开始大做文章。男尊女卑,是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毕竟是男人,又是他们眼中已经定型的“洪水猛兽”,无须再进行加码咒骂,那么他娶的女人一定是“不安分、不安定”的女人,一定是乱了“三纲五常”的女人,一定是“充满桃色新闻的不入流的演员”,背后甚至有更下流的话。这样说得越厉害,越满足了他们没落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一丝快意。 那么延安呢?中共上层呢? 一些敬仰爱慕毛主席而没有成功的女青年,首先发出不平,“江青有什么好?主席怎么会选中她 呢?”那些从上海传来的道听途说的谣言,成了她们窃窃私语的资料。有个别想追求江青的男青年,也开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加入到因不满而造事生非的行列。 中共上层也开始波涛汹涌。这有两部分人,一是对毛泽东不满的,他们看到毛泽东在事业上势如破竹,在爱情上春风得意,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子的芳心。他们巴不得敌人对江青的谣言都是真的,让毛泽东的婚姻并不美满。另一部分人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席要完美,要娶一个有资历、有来头、有显赫背景的女子为妻。像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妻子邓颖超、蔡畅在二三十年代出过国,做过长期的工人运动和教育工作;最低也像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是个游击队员,参加过长征。所以他们力争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不破灭,尽管他们也了解贺子珍的不忠诚和执意单方面提出离婚,但贺子珍总是自己圈里的人,她的亲属和战友一直替她说好话。他们不愿意接受陌生的江青,他们偏听偏信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周扬一伙的一面之词,有时还被敌人的谣言弄得晕头转向。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是个有决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看人的本领胜过他的同事千万倍,他决定的事是经过深思熟虑、有马列主义思想依据的,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在毛主席的钢铁意志面前,任何人都得低头。 首先真心实意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是周恩来。自从遵义会议之后,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危为安,亲身经历了毛主席一次次英明正确的决策,他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准了一条原则: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正确的,自己坚决紧跟照办。他看到毛主席和江青那么亲密地在一起,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作为革命战友,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和贺子珍一次也没有过。毛主席现在是深深地陷入爱的旋涡中,找到了人生的知音,他替毛主席高兴。当听到有人还在追求江青时,周恩来马上找到毛主席说:“我看您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难免会有人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主席说:“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离婚,谁劝阻也没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引起了一阵轰动。平常人结婚大家还高兴,何况伟大领袖、敬爱的毛主席呢。当然仍有人劝毛主席不要公开结婚,说江青不过是个唱戏的,影响不好。毛主席冷冷笑道:“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项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也有人从大男人主义角度来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贺龙就是其中一个。他骂咧咧地说:“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康生看问题就比较真切。他过去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又负责党中央的特工科,对十里洋场的黑暗,对艺术界的无聊和无耻,都比较了解。这次和王明、陈云同机回到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感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知道苏联的同志、国际上的同志也不都相信王明,他们临来再三交代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不要叫王明胡来。所以在延安的会议上,他多次当着王明的面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还不和王明、张国涛一样断送了红军力量?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再也不要违反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当听说江青也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康生暗暗为这个家乡走出来的奇女子的成长高兴,但他还没有机会和她单独见过面。他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中共中央党校任校长的,这时江青已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倒是看过她的几次演出,特别是扮演《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正是这时,他听人说,江青正和毛主席谈恋爱。 虽然还没有宣布正式结婚,江青已经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来,帮他抄写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成为他离不开的助手。当然每次都是毛主席的警卫员负责接送。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毛主席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们尽快结婚吧。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和贺子珍离了婚,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正巧,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主席住处。周恩来一看他两个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呀!”又认真地转向康生说:“贺子珍怎么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 康生接过话头说:“贺子珍是毛主席的负担,江青是毛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比我都强了。” 康生的话使毛主席想起那天书记处开会的情形。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新策略,江青作为秘书担任会议记录。 张闻天提出毛主席的一些口号不符合《共产党宣言》里的精神。毛主席说:“那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和精神是什么吧。” 张闻天一时语塞,其他书记也没有人能站出来给他圆场。毛主席又说:“哪位同志知道,包括列席会议的同志,站起来谈谈嘛。” 大家面面相观,会场一时沉默。 江青心直口快,放下做记录的笔,站起来说:“这本书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会上委托马克思写的,当时同盟已经进行了改组。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来把党纲的基本 原理规定公布于世。会议至少开了十天,马克思和他的敌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自那时起,它已遍历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的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经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世界各国奋斗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下,书记处的成员们对她刮目相看了。 毛主席故意问:“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难道没有讲他们斗争的策略吗?” 江青说:“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进入新社会的唯一门户,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就坚持这个立场。’恩格斯在另一个信件中,再一次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即: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企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区别其他政党的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江青说到这里,望了毛主席一眼,“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都是从《宣言》制定的这些原则而出发的。” 在这些留过洋的、参加革命十几二十几年的、经历了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决策人物面前,江青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党龄才五、六年的机要秘书,能够毫不怯场,侃侃而谈,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特别是大段大段地背诵马、恩的原话来说明毛主席的斗争策略,使在场者目瞪口呆,“这是个奇女子,”从而完全获得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好感、信任和赞赏。而毛主席也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加深了对江青的了解,他为找到了知音而高兴,所以今天约她好好谈一谈。 尽管江青早有思想准备,现在,毛主席主动提出了和她结婚的问题,又当着周恩来和康生的面,倒使她感到脸红起来。 对江青的表现,在中共上层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这么锋芒毕露;一个机要秘书,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大发议论,是自不量力。更有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的人,认为毛泽东选择江青,是臭味相投,今后毛的政策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在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周恩来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找到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做工作:“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风格、思想、认识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 ,在宝塔山下,在延安的窑洞里,江青找到了婚姻的归宿,她和毛主席正式结婚。 他(她)不需要什么结婚证书,不需要旧社会的任何形式,毛主席的前两次婚姻就是这样的。革命同志聚一聚,也算“请客”吧,作为喜庆的表示,他们分几次进行,一是为了工作的空暇,二是考虑到大家整天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到齐。每次请客都非常简单,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是忙里忙外,顾前顾后,最后才坐在主席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饭桌上虽然只比平时多了几个菜,大家还是吃喝得非常高兴,祝福庆贺的话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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