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六）: 第六章　寶塔山下的歸宿（二）

與偉人談戀愛，特別是江青和毛澤東，既無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無情話綿綿的鴻雁傳書。他們沒有同輩人陳毅追張茜的浪漫佳話，也沒有先哲孫中山對宋慶齡的婉拒、熱戀的曲折動人，更沒有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和許廣平衝破“圍剿”，“釀造”那麼多“兩地書”。他們完全是另一種戀愛，一種完全無產階級化的形式。

他們是從什麼時候迸發出愛情的火花，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作為江青，是由崇敬、熱愛而發展到嚮往結成終生伴侶，生死相隨，永做領袖引導前進的馬前卒；而毛主席呢？作為政治家，首先應考慮政治，考慮他嘔心瀝血的革命事業，即使無產階級政治家也不能例外。在世俗眼裡，政治家的婚姻應是政治聯姻，或門第，或財產，或勢力，或權威，或一呼百應的群體基礎，或小集團利益的生死聯盟。毛主席選擇江青，遠遠跳出了這因襲的舊觀念，完全站在更高層次來考慮問題。

江青的家庭背景是一貧如洗，毫無門第可言；她的經歷，在老紅軍、老革命、參加過長征的老資格看來，“根本上不了台面”；她孤身一人，從濟南到青島到上海，最後奔赴延安，不光沒有圈子內的戰友、同志來支持，來擁戴，來呼風喚雨八方響應，甚至連替她說句好話的人都沒有。雖然有人居心叵測，胡說八道，說什麼“康生給他們穿針引線”。殊不知，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接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職務則到了三八年五月。在康生沒來之前毛主席和江青已有接觸與了解，康生到中央黨校時，江青早已從黨校分配到魯迅藝術學院工作，他和她根本還沒有見過面，更談不上認識。

那麼，毛主席通過自己的親自觀察和接觸，看中了江青的什麼呢？看到了她身上最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革命性。它既表現在對過去的回顧，也體現在對當前黨內黨外、國內國際形勢的看法，更顯現在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深遠認識。

最初的接觸，毛主席和江青談的最多的話題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因為江青從1933年到1937年有四年的親身經歷。

毛主席提出對“左聯”的情況不甚了解，江青詳細地作了介紹： “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是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成立的。當時的常委委員有魯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漢，馮乃超，鄭仍奇，錢杏村，洪靈非等七人。魯迅在成立大會上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他說得很有預見性。他講道：‘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這是因為，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作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屋子裡，最容易變成右傾。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共同的目的為必要的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事後證明，魯迅的意見完全是正確的。左聯雖然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但在在王明等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把持下沒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魯迅為左聯做了不少工作。”

江青介紹的左聯的情況，特別是魯迅先生的話，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鳴：自己經歷的黨內鬥爭不是也正如此麼！他讚許地看着江青，這個聰慧、記憶力極強、敘述問題那麼清晰明確的年輕女子，真不錯！

他由衷地說：“我對魯迅先生始終有個遺憾，就是沒有見過面。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謀面嘛！實際上，魯迅也是反對李立三的左傾路線的。有人告訴我，當年，大概一九三○年夏天，李立三親自去找魯迅，推行他的路線，魯迅對他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你看，魯迅說得多策略啊。”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鼓勵，激動地繼續說：“周揚到了上海以後，和夏衍田漢等人聯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對魯迅，散布許多攻擊魯迅的言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魯迅針對着周揚、田漢等人的攻擊，在《答（戲）周刊編者的信》中說：‘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預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在這裡，魯迅表達了對來自內部階級敵人的攻擊是極其憤恨的。他接着指出：‘這倒並非個人的事，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田漢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聲明，則我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麼意思呢？’可見魯迅對周揚、田漢等人的態度多麼的明確。”

毛主席說：“這些文章你替我找來好好地看一看。魯迅和郭沫若，都是當代奇才。一個重在革命的氣節和勇往直前的理論，一個在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文學的造詣上，兩個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對魯迅，不僅是尊敬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好好學習到老的楷模。我們要培養象魯迅那樣的文藝幹部，用魯迅的精神教育人們，特別是文藝青年。所以準備建立以魯迅命名的藝術學院，我去當院長，你也可以去那裡工作。”

毛主席的話使江青倍受鼓舞，在導師的身邊是多麼幸福啊！

但是，和毛主席這樣的偉人談戀愛也是非常“累人”的。他有極強的個性，又有異常活躍的思維。他喜歡散步，你可以偎依在他身傍，但突然考慮到一個問題，他會大步走回去，把你涼在一邊不管，當然過後會向你真誠地致歉。他提的問題，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許多常人所不想、不知的知識，江青像個用功的小學生，回答總能讓毛主席滿意。她把自己寫的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拿給毛主席看，恭恭敬敬地等待這位嚴師的批評、指正，但她得到了最高的獎賞——毛主席批道：“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的聲音，是向整個黑暗的社會宣戰的火花。”高興得她一夜沒有睡好覺，再見到毛主席，把甜蜜、快樂、活潑的笑容掛在臉上，象得了什麼寶貝一樣。

一次，毛主席又問到一九三六年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時，江青非常激憤地說：“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後，多次批駁了周揚他們的攻擊。周揚誣衊魯迅破壞統一戰線，甚至提出魯迅與托派分子有聯繫；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機拉攏魯迅，一個托派分子公然寫信寄給魯迅，惡毒攻擊斯大林，咒罵黨的統一戰線是‘出賣革命’，是‘無恥的叛賣行為’還把他們的刊物《鬥爭》《火花》贈送給魯迅。真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魯迅先生清醒地認識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攏自己，‘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這裡說的某幾個戰友，就是指周揚他們。實際上，魯迅對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對周揚他們的批駁。魯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寫道：‘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這就把自己不光與托洛茨基分子區別開，也和周揚他們劃清了界限。魯迅在信中還寫道：‘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這些話，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魯迅懷着極大的氣憤抱病寫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揚他們的痛處，對‘國防文學’理論是個極大的嘲弄。所以，這封信，在當時被周揚他們把持的《文學月報》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們的心虛。不光如此，在隔了一個多月，八月一日，周揚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魯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罵魯迅先生對‘國防文學’的看法是‘助長惡劣的傾向’，指責魯迅這也‘不對’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言行進行‘打擊’，施行‘實際解決’，等等。”

江青這番精闢的分析說明，使毛主席了解了兩個口號鬥爭的真實情況和實質問題。聯想到黨中央的某些領導人，如劉少奇，就不怎麼贊成魯迅，還認為周揚他們和魯迅的矛盾是一場“個人之爭”，甚至是“宗派之爭”，更感到江青的可愛可敬，他和她的心貼近了。

臨分手，毛主席把劉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華發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號上的那篇題為《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的文章找出來，讓江青帶回去看看，考驗一下她的分辨能力。

江青連夜看了這篇文章。劉少奇在文章中寫道：“我以為現在我們的文學無論‘國防文學’還是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都是以前幾年文學的發展來作出發點的。這次論爭延長很久，經歷着很多的糾紛，也無非證明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在文壇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歷史性和現實性而已。其實，兩個口號並不是矛盾的並沒有截然相反的意義，大可不必如此對立。還是團結到一起吧。”

江青對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各打五十大板非常氣憤，她在這本雜誌上批道：“抹煞了兩個口號的實質區別，是階級的調和論觀點，不足為憑。”毛主席看到江青的批語，欣慰地笑了，他決定再抽時間和她好好談談。

這天下午，江青和毛主席並排走下鳳凰山，來到延河邊。入夏以來，下了幾場大雨，細瘦的延河已經變得豐盈碧綠，水滿噹噹的，平緩地流淌，顯得可親可愛。河邊的青草細嫩茂密，織成了寬敞的綠毯，從岸上一直鋪到水邊，人踏在上面鬆軟舒適。夕陽晚霞，嘉陵山上的寶塔直端端地沐浴在金光里。抬頭望去，雄偉的延安城牆從山嶺上迤邐而下進入谷地，顯得很有威勢。背後巍峨的鳳凰山，眼前彎曲的延河水,構成一幅壯美的山水畫。兩個人不約而同地說：“風光真不錯！”

毛主席日理萬機，總是夜裡工作天明才能睡一會，難得出來散步，即使和江青談戀愛，也總是坐而論道的時候多。江青盼望見到毛主席，享受戀愛中的幸福，可是又不願打擾毛主席的工作。今天是難得的一次。

毛主席背着雙手，大步走在河灘上，江青滿臉愉悅地快步傍在他的身旁。有時停一會兒，主席站在那裡，威武有力，凝重的臉色給人以力量，一舉一動都會讓人感到不平凡，江青漂亮，行動敏捷，一頭烏髮梳得整整齊齊，高高的鼻子和緊抿的嘴唇使她五官秀麗，線條分明的臉上顯得十分莊重。

毛主席剛整理完他的重要著作《論持久戰》，心中輕鬆愉快。他運籌帷幄，整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前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他要和江青談談他們的事情。仍從魯迅和周揚他們的爭論開始。

毛主席讚揚了江青在劉少奇文章上的批語。江青接過來說：“周揚他們那麼肆無忌憚地攻擊和打擊魯迅，我看是得到了劉少奇這位白區工作最高領導人的支持。”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說：“劉少奇現在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知道他的認識水平不高，可是知音難覓啊！所以我十分看重你，從心裡喜歡你。

”江青幸福得兩眼盈滿了淚花，激動地說：“回想當年，周揚他們對魯迅尚且如此，何況對我呢？在上海時，我千方百計想參加革命工作。想得到他們的指導保護，哼，還不如個普通的女工人對我有所幫助呢，那些人不但在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主席愛撫地說：“都過去啦，要往前看嘛。今天我就是想告訴你，中央準備變動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那樣我們交談更方便了，你願意嗎？”江青高興而平靜地說：“安排什麼工作我都願意，現在我已經感到十分幸福了。”

於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接到調令，讓她到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因為毛主席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從此，江青加入了軍籍，成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員。

朝夕相處，毛主席發現了江青更多的優點。

他寫的文稿比較亂，別人整理總不放心也不滿意，而江青完成得很出色，字寫得漂亮還在其次，主要是能把握主席的思路，即使有幾個字不清楚，甚至有漏字掉字，她都能通暢地按主席原意順下來，一筆不誤地謄寫清楚。有些典故，有個別生僻字，江青整理得相當細緻認真、清晰明白。每次拿到江青的整理稿，毛主席臉上

總是掛滿了笑容，有時還當面誇獎她的楷書寫得好。

女工針線，絕大多數的女青年來到延安需要現學，而江青十二歲輟學，隨母親寄住在天津姐姐家，忙家務做針線，心靈手巧，樣樣精通。現在，她的手藝派上了用場。毛主席的衣服破了她補；髒了，她洗；天冷了，很快織了件毛衣幫主席穿上。自己縫製的衣褲，非常漂亮。

她不光關心主席的生活，對其他領導，對周圍的同志也樂於幫助。她教別人織出各種花樣的毛衣，自己動手替人裁剪的衣服。

她和一塊工作的同志，和附近的群眾，關係都很好。教大家唱歌，教女孩子針線，教人學文化，講解社會科學知識。

她以流暢華麗的文筆寫文章，她喜歡騎烈馬，她朝氣勃勃，一心上進。

毛主席開始和江青商量結婚的事。

這次的結婚，既不同於和楊開慧，也不同於和賀子珍。前者是熱血青年的自由結合，後者是“山大王”的“馬上婚嫁”

現在，毛主席領導了震驚世界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建立了革命聖地延安這塊不大不小的牢固根據地，手中握有數十萬鋼鐵般的革命軍隊，令驕橫跋扈的日寇聞風喪膽，讓奸詐狡猾的反共頭子蔣介石束手無策，就連世界強國英美的領導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毛主席在革命陣營的威望，如旭日東升，蒸蒸日上。他已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共最高領袖。

所以，毛主席和江青的婚姻，萬人矚目，必然引起軒然大波。

敵人的攻擊、污衊、誹謗是意料中的。“毛澤東”在他們眼裡一直是洪水猛獸，是“匪”，是“共匪頭子”，他還能找到好女子？他能有蔣介石的本領娶到宋氏大財閥的三小姐？所以，從延安剛傳出一星半點毛澤東和江青戀愛的消息，反動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馬上開始大做文章。男尊女卑，是中國的國情。毛澤東畢竟是男人，又是他們眼中已經定型的“洪水猛獸”，無須再進行加碼咒罵，那麼他娶的女人一定是“不安分、不安定”的女人，一定是亂了“三綱五常”的女人，一定是“充滿桃色新聞的不入流的演員”，背後甚至有更下流的話。這樣說得越厲害，越滿足了他們沒落階級進行垂死掙扎的一絲快意。

那麼延安呢？中共上層呢？

一些敬仰愛慕毛主席而沒有成功的女青年，首先發出不平，“江青有什麼好？主席怎麼會選中她 呢？”那些從上海傳來的道聽途說的謠言，成了她們竊竊私語的資料。有個別想追求江青的男青年，也開始“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加入到因不滿而造事生非的行列。

中共上層也開始波濤洶湧。這有兩部分人，一是對毛澤東不滿的，他們看到毛澤東在事業上勢如破竹，在愛情上春風得意，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子的芳心。他們巴不得敵人對江青的謠言都是真的，讓毛澤東的婚姻並不美滿。另一部分人是毛澤東的支持者，他們希望自己的主席要完美，要娶一個有資歷、有來頭、有顯赫背景的女子為妻。像周恩來和李富春的妻子鄧穎超、蔡暢在二三十年代出過國，做過長期的工人運動和教育工作；最低也像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是個游擊隊員，參加過長征。所以他們力爭毛主席和賀子珍的婚姻不破滅，儘管他們也了解賀子珍的不忠誠和執意單方面提出離婚，但賀子珍總是自己圈裡的人，她的親屬和戰友一直替她說好話。他們不願意接受陌生的江青，他們偏聽偏信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周揚一夥的一面之詞，有時還被敵人的謠言弄得暈頭轉向。

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毛主席是偉大的領袖，是個有決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看人的本領勝過他的同事千萬倍，他決定的事是經過深思熟慮、有馬列主義思想依據的，是任何人也動搖不了的。在毛主席的鋼鐵意志面前，任何人都得低頭。

首先真心實意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結婚的是周恩來。自從遵義會議之後，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轉危為安，親身經歷了毛主席一次次英明正確的決策，他對毛主席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認準了一條原則：凡是毛主席決定的事，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正確的，自己堅決緊跟照辦。他看到毛主席和江青那麼親密地在一起，談得那麼投入和忘情，作為旁觀者，作為革命戰友，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和賀子珍一次也沒有過。毛主席現在是深深地陷入愛的旋渦中，找到了人生的知音，他替毛主席高興。當聽到有人還在追求江青時，周恩來馬上找到毛主席說：“我看您和江青同志應該儘快結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齡也不小了，人又長得漂亮，不了解情況的難免會有人追求，時間拖長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閒言碎語。”

毛主席說：“恩來，你是理解我的，我沒有對不起賀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離婚，誰勸阻也沒用，最後我只能同意，並告訴了董必武同志。當初我們結婚沒搞什麼形式，現在好說好散，也不需要什麼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戀愛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要公開結婚。”

消息傳出後，在延安引起了一陣轟動。平常人結婚大家還高興，何況偉大領袖、敬愛的毛主席呢。當然仍有人勸毛主席不要公開結婚，說江青不過是個唱戲的，影響不好。毛主席冷冷笑道：“現在我們的人還是這麼封建，看不起唱戲的。其實唱戲也是一項正當職業，何況江青同志多年來一直是用唱戲作掩護從事革命工作。

你們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們能怎麼樣！”

也有人從大男人主義角度來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結婚，賀龍就是其中一個。他罵咧咧地說：“什麼影響不好？全是他媽的胡說八道，誰再興風作浪，老子斃了他狗日的。一個娘們有什麼了不起，還值得如此大驚小怪。

我看是有人故意搗亂。”

康生看問題就比較真切。他過去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又負責黨中央的特工科，對十里洋場的黑暗，對藝術界的無聊和無恥，都比較了解。這次和王明、陳雲同機回到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感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他知道蘇聯的同志、國際上的同志也不都相信王明，他們臨來再三交代要支持毛澤東的工作，不要叫王明胡來。所以在延安的會議上，他多次當着王明的面說：“我們這些人誰也比不上毛澤東同志，沒有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我們這些人怎能夠坐在這裡開會？還不和王明、張國濤一樣斷送了紅軍力量？這個歷史的教訓，我們再也不要違反了，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向毛澤東同志學習。”

當聽說江青也是山東省諸城縣人，康生暗暗為這個家鄉走出來的奇女子的成長高興，但他還沒有機會和她單獨見過面。他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中共中央黨校任校長的,這時江青已分配到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倒是看過她的幾次演出，特別是扮演《打漁殺家》中蕭桂英，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也正是這時，他聽人說，江青正和毛主席談戀愛。

雖然還沒有宣布正式結婚，江青已經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來，幫他抄寫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成為他離不開的助手。當然每次都是毛主席的警衛員負責接送。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毛主席早就在院子裡等着江青的到來。一見面，他緊緊握住她的手說：“江青同志，我發現我越來越離不開你了，我們儘快結婚吧。我已經向董必武同志講了，恩來同志也一再催促我們，他們都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已經和賀子珍離了婚，我還請示了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原則。”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正巧，周恩來和康生一前一後來到毛主席住處。周恩來一看他兩個的親熱勁，就打趣地說：“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對呀！”又認真地轉向康生說：“賀子珍怎麼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嘛。”

康生接過話頭說：“賀子珍是毛主席的負擔，江青是毛主席的動力，主席應該和江青同志結婚。江青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已經比我都強了。”

康生的話使毛主席想起那天書記處開會的情形。當時大家都在討論黨在抗戰時期的新策略，江青作為秘書擔任會議記錄。

張聞天提出毛主席的一些口號不符合《共產黨宣言》裡的精神。毛主席說：“那請你給我們講一講這本書的背景和精神是什麼吧。”

張聞天一時語塞，其他書記也沒有人能站出來給他圓場。毛主席又說：“哪位同志知道，包括列席會議的同志，站起來談談嘛。”

大家面面相觀，會場一時沉默。

江青心直口快，放下做記錄的筆，站起來說：“這本書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倫敦召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大會上委託馬克思寫的，當時同盟已經進行了改組。大會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來把黨綱的基本

原理規定公布於世。會議至少開了十天，馬克思和他的敵手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終於取得了一致的意見。自那時起，它已遍歷了全世界，差不多譯成了所有的各種文字，並且直到今天還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南。同盟的舊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經改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今天，世界各國奮鬥着的無產階級都已把它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

這一下，書記處的成員們對她刮目相看了。

毛主席故意問：“馬克思在這本書裡難道沒有講他們鬥爭的策略嗎？”

江青說：“對此，恩格斯講得很清楚，他說：‘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統治——這個進入新社會的唯一門戶，在這點上，我們沒有分歧。為了使無產階級在決定關頭表現得充分有力從而能夠取得勝利，必須使它組成一個與其他一切黨派分開的、與他們相對獨立的階級政黨，馬克思和我從一八四七年就堅持這個立場。’恩格斯在另一個信件中，再一次闡述了《共產黨宣言》的策略綱領，即：共產黨人並不是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別政黨；他們沒有任何與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並不提出什麼特殊的原則來企圖約束無產階級運動；共產黨人區別其他政黨的是維護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中，他們始終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江青說到這裡，望了毛主席一眼，“我認為我們的策略都是從《宣言》制定的這些原則而出發的。”

在這些留過洋的、參加革命十幾二十幾年的、經歷了萬里長征的中共中央決策人物面前，江青這個二十出頭的青年女子，黨齡才五、六年的機要秘書，能夠毫不怯場，侃侃而談，條理清晰，邏輯性強，特別是大段大段地背誦馬、恩的原話來說明毛主席的鬥爭策略，使在場者目瞪口呆，“這是個奇女子，”從而完全獲得了中央大多數領導人的好感、信任和讚賞。而毛主席也從這一系列的表現中加深了對江青的了解，他為找到了知音而高興，所以今天約她好好談一談。

儘管江青早有思想準備，現在，毛主席主動提出了和她結婚的問題，又當着周恩來和康生的面，倒使她感到臉紅起來。

對江青的表現，在中共上層也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一個女人，不應該這麼鋒芒畢露；一個機要秘書，在黨的高層會議上大發議論，是自不量力。更有對毛澤東心懷不滿的人，認為毛澤東選擇江青，是臭味相投，今後毛的政策又多了一個支持者。

在毛主席和江青結婚的事被廣泛關注的時候，周恩來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找到持反對意見的人進行做工作：“你們對江青同志的歷史不了解，對她的一些情況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們。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動，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對派迫害的。她寫的許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對她的風格、思想、認識都非常讚賞。這些我都可以擔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結婚的介紹人。”

於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 ，在寶塔山下，在延安的窯洞裡，江青找到了婚姻的歸宿，她和毛主席正式結婚。

他（她）不需要什麼結婚證書，不需要舊社會的任何形式，毛主席的前兩次婚姻就是這樣的。革命同志聚一聚，也算“請客”吧，作為喜慶的表示，他們分幾次進行，一是為了工作的空暇，二是考慮到大家整天前方後方的到處跑，很難到齊。每次請客都非常簡單，請了一位廚師幫忙，江青是忙裡忙外，顧前顧後，最後才坐在主席身邊，殷勤地為客人們敬酒夾菜。飯桌上雖然只比平時多了幾個菜，大家還是吃喝得非常高興，祝福慶賀的話語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