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寻求已久的答案。

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

撞车

2005年，美国电影《撞车》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洛杉矶来自不同文化地域人们的冲突与和解。就像这部电影一样，阳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车”。

太平洋两边折返了好多圈的阳和平决定在中国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找了份教计量经济学的工作。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在1982年，寒春和阳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庄农场。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离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养殖和机械设计的资料。望着堆积如山、泛着黄的笔记和图纸，阳和平常常挠头：“我想一页一页照下来，做成电子版，可工作量实在太艰巨了。”

偶尔，他的学生会来到这间小平房，帮他整理这些“带着奶牛味道”的纸张。尽管阳和平很少在课堂上提起，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研一女生周纤是阳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时就听过阳和平的课。她至今还记得，一次吃西瓜，阳老师也借此讲到了中美差异：中国人习惯切成片，但美国人就得切成条吃--“因为我们是大鼻子。”作为校“三农”协会的负责人，周纤经常和他讨论农村问题。“每次组织学生去农村实践，阳老师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她说，“可他不愿跟着我们一起去，担心自己的模样会在农村引起麻烦。”

这个上课喜欢让学生们讨论、总是乐呵呵的外教，考试给分很合理。但他仍坚持美国式的认真，如果有学生担心挂科去找他加分，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帮你复习功课。”

最近找阳和平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总是举笔如扛鼎：“太复杂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国的老师们总是习惯让学生写完内容，自己在下面签个名字，但阳和平坚持自己写：“我有我的原则。”

学院领导催他多发表几篇学术论文，他从来都不着急：“我是体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评职称。手里的确有可写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出结果啊。”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太严重，老师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拢--美国大学里拥有管理权的是教师委员会，老师都不稀罕那个权力。他批评很多大学老师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会因为一些学生的“崇洋媚外”而伤心：“总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电影、时装和政治体制都当成自己的标准。”

阳和平，2012年整整60岁，他出生在中国，5年前回中国定居。

可阳和平也常常不自觉地按照美国标准行事，他的中国爱人闵晓红最怕和他一起过马路--一看见红灯右转的车辆和行人抢道，阳和平肯定会拦上去和司机理论，有一次还差点跟人打起来。阳和平的理由是，美国的汽车在红灯右转时，必须等人行道上没人才能过。

在家里，阳和平从来都不让爱人为他洗衣服：“你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学历并不高的安徽妇女，时常会被他这样的话语逗乐。她经常翻阅阳和平放在床头的书：《墓碑》、《问苍茫》、《反右派斗争始末》……这些书多为盗版的，是阳和平从地摊淘换过来的。

前些天，美国的朋友告诉他，美国警察和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起了冲突，打伤了一位抗议的退伍军人。“好家伙，整个加州都愤怒了，几千人占领了码头高喊：这是我们的国家，宪法给我们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挥舞着胳膊，仿佛身临其境，“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却宣传自己是正义的。一旦谎言被揭穿，你看美国群众的反抗有多厉害！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美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最近一次“撞车”发生在公交车站上，阳和平抱怨公交路线设计不合理：“不能直达地铁站，多么荒谬。要是在美国，公众会起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的失当！”爱人闵晓红调侃道：“你的意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了？”他急了，争辩：“不是那么回事，这和主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