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二）

第二章　在海滨城市踏上了新生之路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冬暖夏凉，碧绿的海水一年四季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簇簇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使这座海滨城充满了诗情画意。撩开它秀丽迷人的面纱，青岛又是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以德国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者的印记布满了大街小巷，城市的畸形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

　　一九三○年刚刚创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就设在当年德国侵略者废弃的万年兵营，它坐落在万年山麓，五、六幢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大学的校舍。学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个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有极高的声望。他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校内。所聘教师，大多为知识界名流，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原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江青与他同乡。

　　一九三○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后，一部分教员和学生随剧院教务长王泊生（后来担任院长）去北京，其余的人中，有不少人得到赵太侔的安排和照顾。江青就是其中一个。

　　赵太侔是山东实验剧院时江青的指导老师。他对这位清秀好学颇有才华的弟子非常赏识，离开实验剧院后也不断关心她的情况，给了江青不少鼓励和支持。现在听说剧院停办了，他马上托人捎信，让江青来青岛大学找他。

　　一九三一年过了春节，江青辞别了母亲和姐姐、姐夫，乘上东去青岛的列车，第一次真正离开亲人去独立生活，这年她才刚满十七岁。剧院的生活、演出的奔波，总是短时间的。在学校，在外地，再苦再累再受罪，总期盼着很快就会回到母亲的身边，得到母亲的爱抚，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也可以向母亲尽情诉说。现在呢？前途茫茫，何时能再回到母亲的身旁？

　　坐在火车上的江青心潮澎湃。回忆一年多来的剧院生活，有苦也有甜。她为学到不少知识而高兴，也为自己变得坚强而自豪。当然，她更加为在剧院期间，在演出的场合遭遇到的、亲眼目睹的、亲耳听到的社会黑暗、人间龌龊而愤怒，而憎恨。她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尽快改变这吃人的旧世界。这是年龄增长的结果，也是阅历丰富的结果，更是她善于思考勤于进取的结果。

　　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她的老师赵太侔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是国民党革新派的激进人物。他的学识令她尊敬，他对贫苦女学生的激励令她终生不忘。来到青岛，举目无亲，只有依赖这位恩师了，他不会让她失望吧？江青一边想着一边拎着简单的行李，下了火车，找到青岛大学。

　　赵太侔老师热情地接待了她，她的夫人俞珊也十分友好，江青感到了温暖。

　　开学后，赵太侔把江青安排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的生活十分困难，赵太侔又和图书馆长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兼管理员，每月三十元的薪水。

　　江青的求知欲非常强，她热烈地、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吸纳各种各样的营养。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向沈从文请教；她阅读了五花八门的学科和流派的著作，熟记了大量的古典名著；她涉猎了戏剧、诗歌、小说各个文艺领域。她还自己练习写剧本，写小说，写诗歌。她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赵太侔、赵炳欧、沈从文等学者的赏识，她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她的作品曾在校园文艺园地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江青虽然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但并不忘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和个性。一九三一年夏天，刚在青岛大学立足半年多的江青赶上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占东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向政府请愿的高潮。江青身上压抑已久的反抗的火星一下子被点燃了，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尊敬和依靠的赵太侔，

　　“赵老师，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什么什么？”她的老师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对她的话大吃一惊：“你想毁掉你的艺术生涯，而去惹麻烦吗？”

　　“请愿是惹麻烦吗？”

　　“学生就是上课、读书，抗日救国是政治家的事，你管不了。不守本分必然要惹麻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江青惊讶地听着这番训话，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凝视着他，好象今天才真正认识了赵太侔。

　　赵太侔也吃惊今天才认清了面前这位颇有才智和自制力的十六、七岁的姑娘。他隐隐感到，他是无法来左右和控制住这个贫苦出身的学生的。他从自己的经验，感到江青那双眼睛令人担心，叫人害怕。他见过懦弱者的温柔、湿润的眼睛，庸俗者暗淡无光、迟钝呆滞的眼睛，投机者多疑而警觉的眼睛，以及一双双形态各异的眼睛。但江青的眼睛很特别而且坦然，几乎是闪烁着无所顾及的疑惑之光，一种叛逆而一往无前的挑战者的目光。

　　赵太侔没有预感错。

　　江青从这次谈话之后与他疏远了。她与一些激进的左派师生来往密切起来。她不光参加了学校的请愿活动，社会上的活动也积极参加。她在学校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犯中国，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软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蒋介石的枪口除了对准自己的同胞而大施淫威外，他们对外寇却是一副奴才的嘴脸。爱国青年不团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人民不反抗，光明不会到来！我愿把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人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

　　她的演说和表演的抗日剧目，一下子使她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

　　从此，江青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参加政治活动和阅读革命书籍上。青岛大学图书馆有些过期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等，江青都如饥似渴地找来阅读。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发现了这一位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革命女青年，派人去接近她，引导她，给她送些革命书籍和抗日传单及宣传品。在这些书籍和刊物中，给江青教育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甚至这本书决定了她一生的信仰，指引了她一生的道路。此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也是她奔向共产主义新生的启蒙教材。

　　地下党组织在努力培养江青。因为她是中文系旁听生，正攻读艺术系的课程，又曾是剧院的学员，所以首先让她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接着，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又介绍她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中共青岛地下市委准备把她吸收到党组织来。

　　那时候发展共产党员是非常严格、极其秘密的，需要经过十分周密、细致、巧妙的安排，一方面试探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入党要求，另一方面要审查其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慎重、稳妥。

　　考虑到江青正在青岛大学学习和工作，就让青岛大学党支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恰巧，青岛大学党支部刚发展了一名新党员，叫俞启威，与江青认识，正好去做她的工作。

　　俞启威的姐姐俞珊，是赵太侔的夫人，而江青初到青岛大学时就依靠赵太侔的帮助，所以常到赵家去，这样两人就认识了。

　　俞启威比江青大三岁，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等等。自己长了一头黑色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整天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江青见到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对他油头粉面的样子还有些厌恶。贫穷的出身和艰苦的生活道路，使她对有钱人的公子哥，有着本能的鄙视，见了他们总保持距离。

　　但听俞启威的谈话，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身上有着独特的魅力，从而改变了江青的看法，有一次背着他的姐姐和姐夫竟脱口而出：“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俞启威把江青的情况向地下党组织进行汇报，党组织要求他多接近江青，邀请她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这样他们就更熟悉了。

　　这次考察江青的入党问题，俞启威先把一些革命宣传品悄悄地放在她的住处。江青马上猜到是俞启威干的。

　　在一次集会结束后，俞启威和江青走在一起，江青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先问道：“如果我没有看错，你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没想到江青反客为主，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他早有准备，随后反问了一句：“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

　　江青诚恳地谈到她在天津十二、三岁时就听姐夫王克铭说过共产党，并回忆了当时大人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后来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忙于学习和演出，为养活自己而奔波，再也没有听到共产党的消息。来到青岛大学，知识面宽了，接触面广了，特别是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我的心早飞向了共产党，只恨找不到，它象云里雾里灿烂的水珠，若隐若现。你快告诉我，如何找到共产党，怎么样加入共产党。”

　　俞启威点了点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一定会帮助你的，地下党也一直关心着你，但主要靠你积极争取，只要你有良好的表现，符合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组织一定会发展你。”

　　江青听了高兴得两颊绯红，跑回宿舍，狂跳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终于找到共产党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写的那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个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设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革命政党！自己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江青说到做到，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没过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对江青说：“党组织考察你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你加入党组织。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和俞启威两位同志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江青激动得说不出话。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这是一九三二年底。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的一天，江青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无一人，海上吹来的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些，江青全然不顾，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幸福。只有海滩上孩子们尽情玩耍的笑声，捡起沙块打沙仗的欢呼声，在分享她愉快的心情。

　　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其中一个是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一个是俞启威，第三个是交通员。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他就挽起了江青的手臂。刹那间，江青还有点不习惯，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也就装成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头，庄严宣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江青还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青岛市委书记讲话了。除了对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又讲了让江青一时难以接受的要求：“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

　　江青为难了。她并不封建，她一直反对假仁假义的吃人礼教，可是这毕竟是要和一个青年男子朝夕相处啊！自己一个还没满十九岁的大姑娘，人家会怎么说呢？当然俞启威是个不错的青年，又是自己入党介绍人，可是自己对他一点也没有爱的感情，这样天天面对，多么尴尬呀，而且她已经看出，俞启威对自己有好感，愈这样她愈感到可怕。

　　市委书记看出了她的犹豫，再三做工作：“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象舞台上演戏一样。”同时强调：“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想到这是为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做工作，江青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向市委书记，也向俞启威一再说：“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说时容易做时难，假扮的夫妻不好当。首先要找个住处，向外人宣布同居，同时要告诉自己的亲属，一切要象真的一样。江青在青岛没亲人无所谓，可俞启威就麻烦了。他家是名门望族，北京上海都有家，光青岛亲朋就不少，最亲近的是他姐姐、姐夫。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知识界、教育界、演艺界都是知名人士，他们的弟弟跟江青同居了，还不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北京、上海也知道了，俞家那样官僚士绅资产阶级大家庭，那能容得下一个贫苦出身的姑娘做他们的媳妇！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江青一开始还感到有压力，但一想到自己做的是秘密的地下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是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也就泰然处之了。

　　俞启威也严格按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每次接头回来，他从江青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这时的江青叫李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吗，云鹤同志？千万不要熬坏了身体。”

　　赵太侔夫妇时时在窥探他们二人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就是我们也做不到这样互相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并且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漂亮能干，到年底，我们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工作，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对“夫妻”其实连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江青不止一次地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做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每次俞启威都理解地又多少有些遗憾地点点头。

　　他们这段的假夫妻是成功的。

　　首先是无孔不入的青岛市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对他们产生怀疑。青岛大学一成立就成了猎犬们侦探的重点，因为这里是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思想极易左倾，很适合共产党的发展。但他们没有怀疑过俞启威，他出身上流社会，又是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委赵太侔的内弟，本来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现在又宣布和俊俏美丽的女郎同居，实在是风流倜傥的艳事，成了人们议论的桃色新闻，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其次，这对假夫妻真革命建立的秘密交通站，为中共青岛市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从1932年下半年，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这期间，屡遭破坏的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危机四伏的青岛地下共产党市委担负起和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的重任，俞启威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和江青假夫妻的掩护下，出入各种场合，和党的方方面面的人接触，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安排暴露了的革命同志转移，联系进步力量坚持斗争。在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强成了密探的追捕对象之后，俞启威很快安排他离开青岛，前往上海躲避。青岛地下党市委立即让俞启威接替了王强的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江青则默默地积极认真地接受地下党交代的各项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对假夫妻只坚持了五个月。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本来俞启威隐蔽得较好，还能坚持下去，不想一个曾和他单独接头的叛徒供出了他，连青岛警察局也感到吃惊：“俞启威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 俞启威被逮捕后，搜查了他和江青的住处，当然一无所获，他们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警察看到江青只是个美丽的少妇，又没任何破绽，叛徒也不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于是暂时放了她。

　　江青两眼含着泪水，胸中燃烧着怒火，目送敌人远去，她真想大哭一场，毕竟俞启威是自己的好同志，现在陷入敌人的魔掌，她该怎么办？

　　她只得假戏真做，去求俞启威的姐姐俞珊。俞珊当年也是个进步青年，她因当演员开罪了父亲，曾以“戏子”有辱门风，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影响了俞启威的进步，也暗暗支持俞启威参加革命工作，只是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现在听了俞启威被捕的消息也吓了一跳，而她的丈夫赵太侔则大发雷霆，说俞启威不务正业，咎由自取。江青求俞珊救救俞启威，俞珊暗暗地告诉她：“我会想办法的。”

　　从赵太侔家出来，江青就到处找地下党组织，找中共青岛市委进行联系，但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仅存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迅速转移，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尽管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江青苦闷极了。她不止一次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遐想，19 岁的共产党员，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比幼小的孩子离开父母还难受。她回忆自己年轻的生命走过的生活轨迹，只有接触了马列主义，只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才获得了青春和活力。她兴奋而激动地回想着这将近两年革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书中的教导，铭刻在脑海中，时时激励自己不断提高，不断进步；所接触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舍生忘死的党的领导人，党内同志，成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为党所做的一件件工作，也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她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没辜负党组织的教导，我没违背入党时的誓言。”她在心中呐喊。可是今后怎么办？必须找到党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去工作，去奋斗。江青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就一往无前地去走，百折不挠、死不回头，表现了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坚强勇敢的革命斗士。

　　在青岛找不到党组织，就到上海找，上海不是党中央所在地吗？虽说临时中央去了中央苏区，但总会留下联络的地方，同时，上海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会帮助自己找到党组织的。总之比青岛好办。何况，自从俞启威被捕以后，总感到危险一步步逼近自己。她并不害怕，已做好随时被捕牺牲的准备。但她不甘心，她要去找党！

　　想好之后，江青第二次去找俞启威的姐姐俞珊。

　　“姐姐，我想去上海！请你帮助我。”江青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为什么要去那儿？上海乱糟糟的，并不安全哪。”俞珊也真的把江青看成需要呵护的弟媳。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江青并没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找党”的事要对俞珊保密，“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她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江青并不满足于求俞珊，她又找了一些戏剧家联盟和作家联盟以及反帝大联盟的朋友帮助想办法。这些朋友虽然还不是革命同志，但大多富有正义感，认识不少上海的左派人士，他们向江青介绍了一些关系。

　　江青抓紧收拾行装，准备起程。她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在特务的监视下，尽管他们还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总想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住处发现蛛丝蚂迹，以便向主子邀功请赏。所以江青的行动是沉着、冷静、紧张而又秘密的进行着。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些书，衣服很少。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每月三十元，十元寄给母亲，二十元的花销在青岛市是非常窘迫的。她吃的用的都十分简朴，根本没买过一件时髦的衣服，就是这样，手头也只有几十元的积蓄，她准备拿着这点盘缠去上海找党，去继续革命。

　　在俞珊的安排下，在青岛朋友的帮助下，江青这位十九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贫穷的山东姑娘，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新起点之后不久，又象个离开了娘的孩子，开始了生命中又一次征程。这次，她认为不象从济南到青岛，那主要是为了谋生，而由青岛去上海，“我要去找党，去革命！”她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呼叫。她想象着会很快投身到党的怀抱，为革命理想去拼杀、去奋斗。她的眼前充满了一片光明，丝毫没有想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到处是欺诈，到处是陷阱，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无耻文人和所谓领导者，比青岛的警察密探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