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二）: 第十二章　新篇章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风靡全国、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而其实真正书写这个新篇章的第一篇文章，却是开展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内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来愈明朗化。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它要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带领全国人民朝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奴役的共产主义方向迅跑。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贯彻着、执行着、完善着的路线。另一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使中国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内，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建设中国，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阶下囚，过着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这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顽固地执行着、变着花样表现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于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路线中形成的严密组织系统，又由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扑朔迷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起彼伏，有消有长，其中的猫腻，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中下级干部也看不清、理不明，只有那些决策者，或者那些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精髓的人，或者那些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才知道在平静水面下的急流险滩、波涛汹涌。

　　江青建国后第一个公开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随后又担任了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这在比地位、攀职务的人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可江青时时不忘毛主席的重托，时时牢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国忧”。她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是在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三月到五月，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于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说：“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这下惹恼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们正想从这部电影打开缺口，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达到阶级调和、讨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不想让江青识破，于是恼羞成怒。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影片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慢条斯理地搬出后台老板：“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刘少奇也听取了汇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江青迎接这次挑战，虽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由于阻力太大没能成功。

　　一九五一年初，江青又接受了第二次挑战，这一次是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电影《武训传》出笼了。

　　《武训传》是周扬和夏衍等人组织力量拍摄的。立刻，在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称赞和歌颂的文章，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武训的精神。武训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问江青：“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进行审查的。”江青说：“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哪！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主席说：“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看了电影后，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他们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

　　文章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混乱思想的制造者并不就此罢休，在报刊上、在讲话中继续赞扬“武训精神”。周扬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作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江青和毛主席一看阻力这么大，一方面更加感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一方面准备把斗争展开，引向深入，借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愤怒地对江青说：“看到了吗？有人还想秋后算帐的。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于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毛主席派江青参加了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调查中江青用的是“李进”的笔名，没人知道、没人了解她的情况，所以调查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当然也受到了周扬（当时的文化部长）派去的人的刁难和阻挠。尽管这样，江青克服了一切困难，不顾身上的疾病，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和间接地采访了各阶层的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江青告诉毛主席说：“看来问题不简单，周扬、胡乔木等人仗着刘少奇支持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派去的人处处破坏和捣乱。”毛主席说：“他们的问题慢慢解决，你先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的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耳听到过，他竟然虚报年龄，说什么‘当时我已经十三、四岁，听到武训讲过’。其实，武训死时，他才不足十一岁。可是劳动人民箫振录（堂邑县箫集会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当地人嘲笑武训，给他起的绰号。——引者注）的学校穷人根本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呢？现在的学校才是真正的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的调查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摔，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义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放高利贷，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面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主席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帐，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毛主席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即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污蔑他‘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主席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做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的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等以后再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主席和江青共同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这篇《调查记》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热潮。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收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

　　周扬他们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以退为进，做了表面上的检查。

　　江青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与周恩来交谈，把毛主席批评《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意见传达给他。

　　有一次江青跟周恩来说：“总理，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周恩来点头佩服，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很深刻。他知道她所说“其他的一些人”是指刘少奇他们，但当时他不便点破，也不能点破。他是亲耳听到一些刘少奇对周扬进行支持、对江青非常反感的一些话的。

　　江青告诉周恩来：“我们和周扬他们的斗争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等人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鲁迅，诬蔑‘左联’搞宗派，强行解散，为讨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用救国会代替‘左联’，遭到鲁迅先生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随即江青详细介绍这段历史。周恩来说：“鲁迅是正确的，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的错误思想是一贯的，必须进行批判。”至此，周恩来开始站在江青、毛主席一边，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可以说，用电影《武训传》发动的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以失败告终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周扬他们真有一点良知，是会觉悟和悔改的，但出于顽固的错误立场，他们除了灰溜溜地做了表面性的检查，而内心恨死了江青，认为江青“无事生非”，“找茬”，甚至公开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以此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拉拢一起犯错误的人。殊不知，周扬等人完全颠倒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应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应该由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文化艺术的阵地，而你们背道而驰，宣传封建主义的破烂货，为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扬幡招魂，发起一次又一次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江青正是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了正当反击，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真理不是已经辩明了？！你们倒打一耙，只能说明是混蛋逻辑，是剥削阶级的理论。

　　正是由于江青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发起了有力的反击，影响了广大工农兵，影响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提高了不少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增强了革命队伍中的人们战斗的勇气，才出现了一九五四年“小人物”批评“大人物”，山东大学的学生李希凡等人驳斥理论权威俞平伯的好苗头、新气象。

　　长期以来，“红学”界被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把持着，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毒素来危害青少年，其代表人物就是挂有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员等多种头衔的权威人士俞平伯，其代表作品是《红楼梦简论》。一九五四年夏，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很快被江青发现了。她饶有兴味地读后，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很高兴，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等人，竟遭到他们的反对。毛主席知道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全文如下：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主席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极其强烈地震荡着中国知识界。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相继开会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

　　建国后，江青在毛主席的指引下书信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吹响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进军号。但是，并没有能触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

【公孙明按：这个所谓的“后台老板”，非刘，非邓，周恩来也！】

所以每次斗争，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只敲打了几个马前卒。由于他们仍然掌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统治体系，因而尽管江青冲锋陷阵，有时毛主席亲自出马，仍收效甚微，甚至有时还被他们利用，成为他们打击异己、培植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黑幕。其原因就是没能广泛、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没能培养出自己的马列主义队伍，没能把资产阶级分子掌握的政权夺过来，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权牢牢掌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