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三） ：第十三章　大破大立

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斗争到批驳俞平伯等人资产阶级唯心论引起的风波，预示着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将正式拉开序幕，而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则敲响了开幕的锣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江青敏锐地发现，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突然显著减少了，她马上告诉了毛主席：“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当时正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江青的话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应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变化，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以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主席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反斯大林行动的。”
　　毛主席沉思了，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
　　“这是肯定的，这几年斗争的矛盾会趁势暴发一下。国际的反苏势力会制造一些事端，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会遥相呼应，党内的右倾势力也会有所行动。”江青有些忧虑地说：“我们可要早作准备啊。”
　　见毛主席没有出声，江青接着说：“尽管斯大林有一些错误，也造成过严重危害，但我们不宜在国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地，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
　　毛主席说：“你的认识和观点很正确，我会在政治局讲这个问题，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发表我们的看法。”
　　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国内开始出现一些苗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今后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局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立即响应：“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马上行动起来，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如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规定，由于受到广大干群的抵制，没能贯彻执行。
　　江青把这些动态报告给毛主席：“主席，这些动向是个信号。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丰，可能还自觉不太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去年‘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主席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于是，毛主席召集全国省、市委书记开会，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大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会后，江青问毛主席：“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活下去呢？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毛主席说：“不过，也有不跳的，隐藏很深的，甚至变着法子浑水摸鱼。你好好地看看吧。”
　　从一九五七年初整风号召发出后，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期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予反击，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分清是非，辨别鲜花和毒草，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水平，积聚左派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实行有效反击。
　　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的安排非常反感，他们的本意是“整整个人崇拜”，“破除个人迷信”，降低毛主席的作用，树立他们自己的威信。不想这样一来，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威望更高了，而受自己右倾思想影响的党内外人士纷纷跳了出来，叫革命左派抓个正着。刘少奇发泄地说：“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气氛紧张起来，似乎只有创造斗争的样子，才舒服，好象就有这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随后他真的“浑水摸鱼”，指示负责反右工作的邓小平，要多打几个右派，“法不责众”，“有机会纠正的”，“现在正在风头上”。
　　江青却不管这些，认认真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及时送给毛主席参考。江青参与的整风活动，既打击了真正的右派，也发现了一些党的干部以反右派为名进行公报私仇，对提意见的群众无限上纲，有意多报右派人数等问题。她特别提到周扬：“整风一开始，他带头闹事，说：‘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有初春的感觉。’又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可是后来抓右派时，他又摇身一变，表现最‘积极’，他主管的单位定了那么多右派，是他们搞得鬼，都是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右派。”
　　毛主席告诫江青：“这次斗争，要有侧重点。该解决的问题很多，应有先后。这次能在经济战线急风暴雨革命之后又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很不错了。它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江青的工作，毛主席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南海“一组”会议上专门提出表扬：“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下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是要准备继续打仗呢。”
　　毛主席是真真正正地把自己的夫人江青当成革命同志、当做党的干部来要求来使用的，只不过又遵循着“亲者严”的古训以及从更高标准来培养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
　　江青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她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做好无产阶级革命哨兵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夏，江青正在上海做调查工作，收集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决策时的参考。去年夏天，她陪着毛主席视察各地，看到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的冲天干劲，但也看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干部工作时简单粗暴，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作风，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这些她都及时详细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主席分析产生问题原因时讲到的“所有制观念”印象特别深刻。毛主席指出，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过渡到比较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还得有个过程，还得有一定的条件。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地方出了严重的缺点、错误。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全党提出认真读书学习，提高认识，纠正偏差，彻底改正错误，以利于继续前进。这才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了“庐山会议”。
　　可是会议开始不久，江青在上海就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让她马上去庐山。江青立即感到出了问题，不然毛主席不会这么急。她上山后，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又有大仗要打啦！”他让江青先看材料，看会议简报，看彭德怀等人的发言。江青看完之后，气愤极了：彭德怀怎么能这么不顾事实，夸大错误，把屎盆子扣到毛主席头上呢？！毛主席说：“先别生气，你说说彭德怀要干什么？”“要夺权，要改变党的路线，要让你休息！”江青脱口而出。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点点头说：“那好，你参加会议，深入到参加开会的人群中去，听听大家的反映。”
　　经过几天会议的发言辩论，江青看到大多数人都和自己一样，对彭德怀等人的言行十分愤慨，连刘少奇也揭发批判出不少彭德怀的问题。江青把情况汇总后报告给毛主席说：“这是一次党中央的路线斗争，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您的路线的。”毛主席沉思着说：“这个绝大多数也要进行分析。跟着彭德怀他们跑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件好事，彭德怀迟早是会暴露的，早比晚好。不过斗争才刚刚开始。江青呀，你的担子更重了，在中央，真懂马列的不多啊！”

庐山会议后，江青和毛主席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接三年自然灾害的挑战，迎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污蔑和挑衅。同时，他们认为，现在更需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让无产阶级占领思想宣传阵地，不然的话，外界的困难就会压垮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牛鬼蛇神会纷纷出笼，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马列主义者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迎着困难上，不被阶级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自信掌握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江青也不例外，她从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她从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她从二十多年与毛主席相濡以沫、孜孜不倦汲取毛泽东思想的飞快成长中，认识到真理的伟大作用。
　　当悲观情绪笼罩在一部分人心头的时候，江青却独辟蹊径，要歌颂光明、歌颂工农兵、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无产阶级的伟大形象。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多次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自己的意见：“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应该有选择地少演旧戏，多排演新戏，让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登上舞台、占领文艺阵地。”她的这些正确意见，或者被某些“大人物”压下去，或者被当作耳旁风，因为她的地位不够高，权力不够大，甚至有的人把她的话当成笑柄，当成批评、嘲弄的对象。江青却执着认真，矢志不渝，坚决要实现把工农兵搬上舞台的目的，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为此进行了“大破大立”的艰苦工作。

善于抓“大立”的典型。江青发现了上海搞京剧革命的好苗头，就亲自跑到上海，找市委领导谈，找编剧、导演、演员谈，从剧本的改写，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遴选，演员的唱腔、动作，音乐的配置，她都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一一去抓。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奔波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京剧革命。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于首都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她在演职人员座谈会上讲道：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
　　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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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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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
　　江青在这里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文艺观点。她在1964年7月8日的讲话中又强调说：“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她还支持文艺系统的人员、院校的师生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干部、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对该院修正主义党委的错误观点。江青受毛主席的委托，于十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表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说：“你们放心，不搞清楚不下战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她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提出“领导、作家艺术家、群众三结合”的革命主张，发挥了她三十年代的革新思想：演员可以怀疑导演，要允许演员和观众提意见修正剧本，破除“导演中心论”的陈规旧俗。江青不止一次地讲：“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顶着巨大压力，在1964年11月18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如何对待民族的和外国的遗产，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个问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他们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他们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堕入形式主义，直到搞扭摆舞等等，民间音乐也商品化、爵士化了。
　　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敢于在世界上推陈出新，标新立异，那种‘非驴非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谬论，它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洋老虎’、‘土老虎’都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能受它的束缚。”

当时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已十分严重，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会前会上会后，他们大放厥词：刘少奇说：“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文艺工作者下农村可以开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看完《红色娘子军》发牢骚说：“工作了一星期，人们想到戏院来轻松轻松。相反，你走进戏院，看着这玩意，还是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彭真诬蔑京剧革命是“粗制滥造”，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穿开裆裤子”“吃手指头”的小孩。特别是对《红色娘子军》更极尽嘲笑和污蔑：“只能说是象一个襁褓中吃奶的婴儿”，是难见婆婆的“丑媳妇”，他边看《沙家浜》边说：“象一杯白开水。”（江青反唇相讥：“你只有喝了白开水，才能喝茶、喝酒，谁离开了白开水也没法活。”）；周扬则搞了“新十条”，胡说什么“哪些作品是社会主义的，是非社会主义的，很难说。”“适合社会主义需要，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今后不要再提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他还说：“如果所有的影片全表现阶级斗争也不好，大家看了会以为中国社会不安定，不稳定。”他们还封锁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歪曲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制造了不少事端。
　　毛主席对江青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红嫂》、在看完《芦荡火种》后并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1964年十月八日，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后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江青不怕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冷嘲热讽，顶着压力，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表扬，仍然一如既往，坚定自如。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讲道：“凡是我讲过的戏，我都一道参加修改，如《红岩》、《奇袭白虎团》、《杜鹃山》、《五把钥匙》。”随后她又集中精力，成功地创造了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使毛泽东思想在芭蕾舞台上大放光芒。
　　江青除了在戏剧方面大立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抓了美术、音乐、电影方面的思想改造工作。她一九六四年冬参观美术展览时说：“油画应当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应当做到外为中用。”“不能因为学绘画艺术就不和工农兵在一起。这里有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作品在你们美术里面倒是有的，也许还不少吧？可是反映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以及和资本家作斗争的作品，这里就没有看见。应当有这样的作品，应当有鲜明的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嘛！封建地主阶级倒是臭了，资产阶级呢？恐怕还有人觉得香吧？其实，应当搞臭才是。”
　　“搞臭资产阶级”，这是江青的远见卓识，是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
　　江青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同音乐工作者进行了亲切交谈。她尖锐地指出：“你们学校（指音乐学院——作者注）的问题，有学校工作的问题，也有文化部的责任。现在情况复杂了，延安来的同志有的停滞不前了，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当然还有革命的。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好。”随后不久，她又对六十八部国产电影片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评价。这些评价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示出它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光辉。
　　由于江青身先士卒，带领广大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冲锋陷阵，在屏幕上，在舞台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地下革命斗争的京剧《红灯记》、人民武装斗争的京剧《沙家浜》，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剿匪斗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有反映抗美援朝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有表现解放后码头工人战天斗地英雄形象的京剧《海港》，有表现革命妇女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奴役不屈不挠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还有革命交响乐《沙家浜》。除了抓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江青从一九五一年就提出“要搞‘三大’战役”的影片，“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她指出：“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的这些提法，都强调了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她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她的关心和指导下，一些比较优秀的军事影片拍摄成功，如《南征北战》、《南海长城》、《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

培养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新人，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江青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她发现了李希凡、蓝翎两位年轻人，尽管后来他们被名利缠身而落伍了，但当时却是充满了蓬勃朝气和革命造反精神；在戏曲改革中，她发现了谭元寿、于会咏等好苗子；在思想舆论战线上，她帮助支持了张春桥、姚文元、俞铭璜（写《“有鬼无害”论》的作者）等一批新的理论工作者；她还和革命元老柯庆施团结在一起，使文艺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服务而出谋划策。
　　这些工作，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革新、改革，是完全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进行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一九四四年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又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是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从以上所引几段毛主席的教导可以看出，江青在意识形态的重要喉舌——舞台上、银幕上大树工农兵的形象，宏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产阶级主旋律，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回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的猖狂进攻。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江青的言行表明了她是“大破大立”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破”和“立”都遵循着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进。她的大胆创造，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艺宝库。江青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已逐渐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