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江青也看過不少魯迅先生的雜文，知道有“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國防文學”之爭，總認為魯迅先生說的有道理，“國防文學”只能是當前文學運動中的一個具體口號，國防的主題也只能是諸多文學主題之一，而決不是什麼“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 。周揚這樣寫這樣講顯得十分霸道，聯繫他對馬驥良（唐納）的態度，都反映了周揚他們“唯我為馬頭是瞻”的文痞和學閥作風：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則就是漢奸，就是反革命。從此，江青對周揚他們就更加反感了。以後的事實，更加重了江青的這種認識周揚為了證明他的“國防文學”觀點，特意樹立了夏衍的《賽金花》為樣板，並大肆吹捧這個劇作寫了“時代的最中心的主題，給國防創作開闢了一個新的園地，是國防文學的一個標本。”其實，賽金花只不過是一個妓女，在賣身帝國主義侵略者、倍受痛苦折磨之後有所悔恨而已，她算得上什麼民族英雄？周揚看中劇本《賽金花》，一是它緊扣國防文學所需要的主題，二是作者夏衍是他手下的得力幹將，三是迎合了當時資產階級上流社會欣賞口味。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揚、夏衍、張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賽金花》的問題。周揚開門見山地說：“中共中央的高層形勢你大概還不了解。我可以簡單地介紹一下，因為你是位年輕的黨員，政治嗅覺比其他的演員要敏銳的多！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全國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到該年十二月更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促進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們根據王明同志發表的《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強調全民的共同利益，實行階級融合，把宣傳和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最中心的問題來對待。我們已於今年春天自動解散了‘左聯’，着手籌備成立‘文藝家協會’，創作和演出關於‘國防文學’的作品。”

　　江青聽着周揚滔滔不絕的講話，本來這是一個普通黨員聽上海地下黨組織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形勢報告，應該是肅然起敬，恭耳細聽的，但她總是做不到。除了對王明的什麼言論她沒看見過，對中共中央的抗日統一戰線多少有所了解，對“左聯”的解散，她看過魯迅先生的評價：“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為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為前進，而又並無大危險的，不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所以自動解散是必要的。而“文藝家協會”，她知道，魯迅先生沒有參加，據說因為見解不同，不願把自己讓人當招牌使用，並且說過這樣的話：“搞‘文藝家協會’不過是一些人為了出點名，洗洗澡而已。

”並勸一些文學青年還是參加的好，否則會被逼瘋的，“加入以後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無非幫幫所謂指導者攻擊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點較費力的工作，以及聽些謠言。國防文學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只不過攻打何人何派反對國防文學，罪大惡極。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己無聊，讀者無聊，於是在無聲無息中完結。假使中途來了壓迫，那麼，指導的英雄一定首先銷聲匿跡，或者聲明脫離，和小會員更不相幹了。”

　　由於分散了精力，江青沒有聽清“指導的英雄們”是如何引出《賽金花》的，只聽到了夏衍的聲音：“讓你主演《賽金花》，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服務的，以推動‘文藝家協會’的建立。”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視，因為是主演，而不是什麼“文藝家協會”。自從接受黨組織的安排，進入演藝界，已經一年多，她自問是積極認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績，憑自己的實力，演賽金花是沒有問題的，何況這是自己這個演員的本職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話，立刻引起她的警覺：“但是，你必須從組織到生活都得聽我們的。”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從藝術上講服從，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導演的安排。我認為由我飾演賽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適。儘管外界對這個劇本有這樣那樣的說法，為了革命工作，我能頂住壓力，我可以不在乎。不過，我再次申明，要想從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辦不到。作為一個人，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選擇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從和夏衍相識以來，他和其他人一樣不懷好意地關注自己的一舉一動，這次讓她主演他創作的《賽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後，她對另一個女演員說：“這些道貌岸然的傢伙，其實都是流氓，他們用當演員，主演角色為誘餌，企圖拉人下水。我是決定不上當的。十個導演九個壞，我對此有充分的準備。”這些話也傳到他們耳朵里。從此，江青惹惱了他們，埋下了禍根。最後，他們終於讓王瑩主演了《賽金花》，而同時在演出這劇目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中散布：“藍苹（江青）看不起王瑩，想爭這個角色被我們拒絕了。”

　　“藍小姐（江青）到處搞三角戀愛，好多人都準備綁架她，放她血，她遲早是個惹禍的根子。”　導演張庚甚至拍着馬驥良（唐納）的肩膀說：“象藍苹那樣的女人，你能養活得了嗎？她為了名利，什麼都可以不顧，你趁早還是把她一腳踢開，離她遠遠的為好，免得將來受她的害，她接近你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一段，江青在劇團或公司，都有幾個男男女女嘰嘰喳喳地罵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圍逛來逛去。

　　他們不光言而且行，與一些資產階級文人、政客勾結在一起，編造她的花邊新聞，敗壞她的名聲。

　　同時，江青也目睹了他們更多的下流行為。有一次她親眼看到，在劇團演出期間，又招來一位還沒滿十三歲的小女孩，雖然瘦的皮包骨頭，但長得很清秀。她小名瘦雀兒，正好是那個著名導演下飯的菜，他總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卻招來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導演揪到後屋裡，接着便傳出她的一聲聲慘叫……

　　江青氣憤地說：“這個畜獸不如的傢伙！”而旁人卻視而不見地各人忙各人的事了，沒有一個答理她。她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話，中國人太麻木了，太自私了，太難以改變了。

一次，江青剛換下了戲裝，準備從那座又髒又冷的舞台上撤退，又遇到了夏衍的糾纏,“我得去見我的經紀人“，她找了個藉口。

二次， 

　　“我們很快就見面嗎？”夏衍追上來問。

　　“那可不一定，不過我總是在這附近。”

　　她急匆匆地走在馬路上，突然發現一輛小車停在路邊，車裡有個人向她招手，她一愣，呵，原來是在青島的地下黨組織的熟人，運氣真好！轉眼間，她靈巧地擠進了小車，而他閃電般地將車開動了。

　　“我看到一個女子慌裡慌張地趕路，就注意了一下，沒想到是你。”老熟人熱情地說。

　　“我被壞蛋糾纏。上海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知道當前的形勢嗎？”

　　“不大清楚。不過，聽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經過一年的艱苦跋涉，已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延安。”

江青神往地說，“我早已厭倦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麼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給毛澤東寫信，告訴他我想拿起槍桿子，當一名紅軍戰士！”

　　“談何容易！”那人脫口而出，不過馬上作了糾正。“只要有信心和決心，這個目的也不難實現。”

　　他們在一起，談了很久。臨分手時，他給了她一張傳單，是用粉紅色的紙張印刷的，並說：“這對你認識當前形勢很有幫助，黨內也很快進行傳達和布置。” 她回到家中展開傳單一看，十分驚喜，這是黨中央的聲音：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自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攔阻抗日紅軍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北蘇區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

　　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連蔣介石閻錫山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

　　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 ，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關於牆外御其？”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為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再雜貨能夠的完全實現。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主席　毛澤東

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江青激動地反覆看了三遍，心裡一陣砰砰亂跳後，終於平靜下來。這篇《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義正詞嚴，有理有利有節，每個黨員都會為自己的政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而驕傲而自豪！據說通電出自毛澤東的手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即使地下黨內部，也很少能看到毛澤東的文章，但是他的傳奇故事聽到不少，所以她早已從好多渠道熟悉了“毛澤東”三個字，對他充滿了神奇的聯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澤東其人。從這篇通電的字裡行間，她仿佛看到了一個老練、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僅從他氣壯山河，穩操勝券的字句里，她就對他充滿了無限的景仰之情。“這才是我們黨的領袖，有了這樣的領袖，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無往而不勝！”她興奮地一邊又一邊地叨念着，徹夜難眠。同時，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處境。

　　上海的夏天又熱且長，江青坐在她租用的那張竹編的床上，眼淚一直在她那漂亮的臉腮上淌。她在這裡，可以說沒有一個知己，一貧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說她認為本應是一個戰壕的人，除了對她的肉體或藝術還有興趣外，他們幾乎根本無法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別了那位街頭相遇的熟人後，一連幾天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東的“朋友們“又來了，刺耳的音樂聲飄上樓來。一會兒又傳來了牌九聲，吵鬧聲，嬉笑聲，還有各種數鈔票的爭執聲。而她，緊緊地閉上眼睛，隔了很久終於下了決心，用她自己的心聲給毛澤東寫一封誠摯感人的信，訴說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苦悶，希望，要求……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還是死一樣的沉寂，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攘外必先安內”的倒行逆施，使反動政客、親日分子格外囂張；受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的中共地下黨，表現的領導無力，東搖西擺，特別是在文化戰線上繼續對偉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魯迅先生進行刁難和圍攻；倒是民主黨派，黨外人士異常活躍，贊成共產黨中央的主張，屢屢發起抗日救亡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地下黨員的江青更加苦惱，對自己來自演員生活的麻煩也更加憤慨。江青在文藝圈遇到的麻煩，和魯迅在整個文藝界遇到的麻煩是大同小異的。魯迅先生也曾被竊居文藝界的某些共產黨領導人罵為“漢奸文人”，“破壞統一戰線的罪魁禍首”，是“理想的奴才”，是“助長惡劣傾向”的元兇，是“封建餘孽”，要對他“實際解決”之。江青是和魯迅先生心靈相通的，可惜她這個弱女子無法“投一光輝，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而只能對“上海的痞子的無恥訛詐”採取不理的態度，把萬分痛苦埋在心底。

　　在上海將近四年的生活中，在文化和思想領域，江青一直把魯迅先生當成自己的導師。她如饑似渴的閱讀魯迅先生的雜文，這正逢魯迅先生發表的雜文最深刻、最鋒利、最潑辣、最幽默的鼎盛時期。可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巨星隕落，五十六歲的偉人魯迅先生逝世。噩耗傳來，江青悲聲痛哭起來，隨後，十月二十五日，她就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悼魯迅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又在《綢繆》月刊上刊出她的《再睜一下眼睛吧，魯迅！》。江青含着熱淚，懷者對形形色色的反動派的深仇大恨，真實地寫出了參加魯迅先生追悼會的哀痛情景：“一個挨着一個，靜默的向前移動着，當我挨到了棺材的時候，突然一種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淚水涌滿了眼眶。同時從心裡喊出：‘魯迅，你再睜一下眼睛吧！只睜一會兒，不，只睜一下！’”

　　“由千萬個人組成的那個行列——那個鐵一樣的行列，邁着沉重的，統一的大步走着。無數顆跳躍的心，熔成一個龐大而堅強的意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事業，我們要為整個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後一滴血！”

　　“思念吞沒了大地，吞沒了我們的導師。每個人象是失去了靈魂似的，拖着滯重的腳步，跨上了歸途。但是每個人心頭都燃燒着一個憤怒！”

　　從此，江青開始沉默了，人也變得憔悴。

　　她向自己所屬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談了自己不願再當演員，要求離開上海的心情。

　　這時，西安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雙十二”事變，隨後逼蔣抗日成功，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為八路軍、新四軍，南京、西安等地相繼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

　　江青斷斷續續聽到這些消息，有的是從黨內同志那裡，有的是從同事的口中，這就更加堅定了她離開上海奔赴延安的決心。她無心再干她的演員工作，不止一次地向黨組織負責人反映自己的苦惱，反映自己“在那樣的環境裡的鬱悶狂躁”，並且寫了不少文章，投給報刊雜誌，表達自己對社會，對人生，對婦女，對演藝界的種種看法。

　　地下黨組織也明白江青的處境，了解她的苦衷，認為“李雲鶴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這對於一個很有進取心的年輕女黨員是不適合的，如果離開這個環境她會有很好的發展，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意了她的要求，並立即着手進行聯繫。於是江青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份離開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回到濟南，與母親、姐姐團聚了一段時間，然後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車，跨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江青的演員生活雖然給她帶了不少麻煩，產生了種種苦惱，曾寫過《人言可畏》，談到對演藝界女性不公正的誹謗和歧視女性的文人的攻擊。但這一切對她革命性的磨鍊卻起了重要作用。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女子，在十里洋場這種弱肉強食的環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壓下，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演藝界單槍匹馬地同各種敵人進行鬥爭，遭受了那麼多落難卻堅強的挺着，不顧一切地去完成黨交給的工作，頑強地生活下來，最後排除萬難投奔延安，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說她是“一個偉大的女性”，“一個了不起的奇才”，“一個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堅強的女革命家”，“一個不屈不撓的從高壓下衝撞出來的無產階級勇士”，是一點也不過分的。試想，那些身居高位，如周揚，田漢，夏衍，廖沫沙等人這段時間又幹了些什麼？除高喊口號，排除異己，攻擊魯迅，生活上男盜女娼，又為革命做了多少好事？又試想，當時又有多少女演員冒着危險去演那些進步的有一定革命性的話劇和電影？而江青每次都挺身而出，不怕擔風險，不怕流言蜚語。在那“人言可畏”“謠言殺人”的時代，阮玲玉以自殺抗爭，王瑩以墮落同流合污，而江青卻出污泥而不染，敢愛敢恨，堅定地走自己革命的路，如果沒有相當的馬列主義水平和無產階級覺悟，能做到這一點嗎？將近兩年的時間，江青主演和參加演出了十幾部話劇和電影，塑造了各種個性鮮明的藝術形象，同時利用業餘時間寫了大量文章，公開發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認識是《我們的生活》。這篇文章辭藻華麗，情緒激昂，觀點獨到，給昏暗的上海演藝界投一曙光。

文章中她鞭笞上海戲劇界環境的罪惡，責罵某些導演把演員當成玩物，痛斥了“演員就應該過糜爛生活”的陳腐觀點，宣揚演員應該是創造者，要把自己訓練和培養成象鋼條一樣堅不可折，她堅持認為戲劇應該是改良社會的手段，當前應該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警惕依戀舊世界的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新劇運動。她認為，左翼戲劇不能象資本主義戲劇那樣只要漂亮的臉蛋，只要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玩偶；演員應該深入生活，演出應注入自己的精神，要為社會的主體工農大眾創造出藝術精品。這是不是“了不起的奇才”？江青面對的是花花世界，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活，心不動、氣不餒，連眼皮也不翻，心靜如水，依然保持着清貧的生活。台上扮演貴夫人，台下是清純秀麗的樸實的鄉下姑娘打扮，穿着蘭色或白色旗袍，腳上是一雙帆布鞋，有時連襪子也不穿，頭上依舊短髮，額上一束“留海”，從不施粉畫眉抹口紅。這樣的形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在蜚聲影劇界的女明星中，有幾個能得做到？江青演出之後的大部分時間是躲在宿舍里看書寫文章，她幾乎讀遍所能見到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這給她“韌的戰鬥”增添了精神力量。她很少去舞廳，連電影院也捨不得花錢進去欣賞和享受，她把僅有的收入除支付生活費用外，大部分寄給她的母親和姐姐，因為這時姐夫去世，姐姐母子和母親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 。有時江青生病了，連想吃點水果都沒錢買；甚至出現飢一頓飽一頓、把吃晚飯的錢都節省下來。住最便宜的亭子間　屋內只有一張鐵絲床，一張寫字桌，隨身所有，只有一隻黑皮箱和一個鋪蓋卷。

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僅二十一二歲的江青所度過的演員生活！這還不夠“偉大”和“堅強”嗎？須知，江青之所以操守自檢，節儉自律，自強不息，完全因為有革命的理想，完全為了保持共產黨員的形象。若不然，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紅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個闊老享受終生，也可以找個如意郎君廝守一輩子。她為什麼自尋煩惱，自討苦吃，自找麻煩？因為她是無產階級革命者！因為她是馬列主義革命家！她要革命，要鬥爭,要改造中國和世界！又因為她是個女人，她的宏圖偉念受到世俗的非議，受到小人的誣謗,受到敵人的攻擊和咒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