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九)：决裂 （多图）

【公孙明按：此段描述有关林彪71事件之事，语焉不详，除了写出主席悲忧之心外，一无涉及事件之真相，尤其是周恩来与汪东兴两人在该事件所扮演之角色；江青，可能亦被蒙在鼓里，但毛主席绝对是清楚明白的。

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可谓亦被腰斩。此后毛主席与江青等苦苦挣扎，但由于失去军方支持，而在形势比人强之下，林彪也只能被当做一个负面人物处理,寄希望于把革命火种流传下去；而周恩来之为历史罪人，衡之今日中国走资已入膏肓不可收拾之贪腐态势，可以定论矣！】

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十月四日，江青陪着毛主席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她知道毛主席是忍着巨大的痛苦，在9月13日凌晨说出：“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并嘱托周恩来安排善后事宜之后，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毛主席谁也不想见，只要自己的妻子朝夕陪伴在身边。他大口大口地吸烟，由于睡眠不好，眼皮发肿，整天闭着眼睛，行动迟缓，有时香烟烧到手指还未觉察，江青每次都赶紧把烟蒂扔到痰盂里。“他明显地衰老了！”江青心痛地想。但是，毛主席的思维依然活跃敏捷。江青说：“润之，你不要太自责，选定林彪为接班人，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再说那时这样做也是应该的和必要的。”毛主席摇摇头说：“江青呀，你说错了。政治斗争，一时有一时的需要，必然会有人被淘汰，这谈不上自责和影响个人威信。我感到有压力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真是太难太难啦！我还预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江青说：“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毛主席感慨地说：“难啊！批修容易斗私难。作为平常人，私是为了个人利益；作为政治家，私是为了权，为个人、为小集团、为本阶级去夺权、掌权。刘少奇利用习惯势力，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篡党夺权；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还是为了权，为了他那一伙人铤而走险来夺权。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需要权，但他靠正确的路线来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夺权、掌权。可悲的是有人把我当成封建帝王，认为只要讨好我就可以得到权力，而得不到权力就把仇恨记在我的账上，巴不得我死。”江青说：“要让全党都明白这个道理，都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与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同。”毛主席兴奋起来：“是不同。所以你抓的革命样板戏，让工农兵占领戏剧舞台，以及现在出现的革命委员会、全民皆兵、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等新生事物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才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正确方向。”

　　为了排遣毛主席心中的郁闷，江青经常给毛主席读书。毛主席的书房的书，她几乎都浏览过。她对古今中外的书卷，熟悉得如在掌中。而毛主席更是如此，他知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给他读书谈何容易！一个字的错误，他都辨别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江青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对毛主席说：“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像荀子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而是时势——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中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润之，我的看法对吗？”毛主席说：“你的见解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他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他想当国家主席，世世代代为王嘛。不光不能搞家族的世袭，也不能搞一个利益集团的世袭。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一下嘛，不搞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搞那种世袭制，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还是还政于人民吧。我不主张搞国家主席的根本意义其实在这里。还是你看得清楚些。”江青说：“正因为我理解了您的思想，看得清楚些，所以林彪集团才恨死了我。”江青说得一点不假，在查获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搞的那个杀人名单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赫然在首位。

　　江青和毛主席都酷爱《红楼梦》。有一天，他们看着《红楼梦》，议论起那些追名逐利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不由得你一句我一句用京剧的曲牌唱起了“好了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扬，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毛主席说：“这一段词，把事物发展变化，道了个淋漓详尽，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无私无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类发展的科学——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江青用京剧道白说：“下一段更精彩，听我唱来——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江青的女高音唱得悲怆、慷慨、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非常耐人寻味。她有意把“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重复了一遍，更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好！这个‘为他人做嫁衣裳’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甘心为人民做嫁衣裳。不要学蒋介石，囊尽民膏为自己。等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只落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就高兴了。江青，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江青自豪地回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一己一派一小部分人服务。我一直根据这条原则，时常照照镜子，自己就啥也明白了。”毛主席越发兴奋起来：“如果你有精力，可以把《红楼梦》改编成样板戏。一部红楼，满篇血泪，充满多少人间哲理呵！”江青说：“我跟样板团的同志们讲，如果我死不了，一定要帮助你们排出二十个样板戏来。结果大家群情激奋，正准备搞出新剧目向四届人大献礼呢。现在搞《红楼梦》怕没有时间。”毛主席说：“我也只是给你提个建议,不一定现在就搞。《红楼梦》是反封建的，从里面可以看到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每一个人物都是触目惊心的。”江青说：“看《红楼梦》，联系现实的政治斗争，也有很多有益的启示。”毛主席的精神今天格外好，经过江青两个多礼拜的精心护理和多方调节，他的身心基本上恢复了。他想听听江青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江青说：“林彪事件对全国震动很大，特别是军队，必须稳定。这就迫切需要一个人能担当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像王熙凤一样。”毛主席笑了：“尽管你比喻得不够恰当，但说到点子上了。我也正考虑让叶剑英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江青反对：“主席，这个人脑后有反骨。他最会看风使舵。在老帅中，他最早表态拥护林彪，对林彪歌功颂德到肉麻的程度。”毛主席说：“那个时候也难说，现在他的态度很好，一直反省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周总理把他的检查给我，极力推荐他。”江青无言以对，只好作罢。毛主席看江青思想不通，又说：“你的担心，经过考验再逐步解决。”

　　于是，1971年10月4日，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办事会议正式成立，由叶剑英负责。毛主席对叶剑英的看法，是从路线角度考虑的。叶剑英确实不能形成一条自己的路线，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又善于伪装，精于耍权术，一时博得毛主席、周恩来的好感。紧接着，邓小平也活跃起来，积极批判林彪集团，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批判教育，痛心地表示“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心知肚明，一并让他们出来工作，在实践中考验他们。同时，毛主席从上海调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的优秀工人代表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的干部代表华国锋，从南京部队调来紧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副司令员李德生。毛主席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准备中共“十大”的召开。

　　江青很能理解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并坚决贯彻执行。她又反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江青认为，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第一个决裂。在这个决裂过程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疯狂的反抗、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阶段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一小撮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在“斗、批、改”中如何“改”，触及了传统观念的顽固抵抗，林彪集团就是代表势力。现在林彪一伙也完蛋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家、战略家，朝思暮想，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健康，就是为了运筹这件关系到共产主义革命生死成败的大事。依靠哪些人来继续完成这件大事？当然首先应该是在反对刘少奇、林彪两个战役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但也应该团结和使用那些愿意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又有一定能力和影响的人，毛主席一再告戒自己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孤家寡人，其良苦用心也就在这里。江青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想通了的问题就会义无返顾地去执行。

　　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由于康生疾病缠身，李德生又忙于军务，所以工作的担子就落在以江青为首的几个人身上。毛主席也非常依赖和支持江青他们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江青的领导作用，毛主席、党中央又安排她参加中央“林彪——陈伯达专案组”，具体负责处理林彪集团的问题，掌握批判林彪、陈伯达等人斗争的大方向。

　　江青在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主要是右倾势力借着林彪事件向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进攻，她首当其冲，抓住与林彪他们的工作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起炮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事情，大做文章，妄图浑水摸鱼,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江青置于死地。毛主席洞察秋毫，立即决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向全国全党公布他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此信的复印件是用的周恩来处当年的抄件）。此信的公开发表，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毛主席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主席“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是老早“看穿”了林彪。在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还登载了江青对这封信的解释，说明毛主席当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林彪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一直想把他拉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自己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林彪集团顽固坚持错误路线，最后丧心病狂地企图谋害毛主席，走上了叛党叛国的道路。同时，毛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明确指示，林彪集团“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就给右倾翻案风以致命的打击。

　　度过了由于林彪集团造成的混乱之后，江青开始全力以赴抓意识形态的工作。中国自从汉朝武皇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就被孔老二的思想所禁锢。孔老二的“儒术”集历代统治阶级思想之大乘，是中国数千年私有制下“传统观念”的总根子。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尊孔”的，刘少奇、林彪等人也不例外。所以毛主席在1973年5月的中央共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批孔问题。以后毛主席又多次分别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周恩来、姚文元等人就批孔问题谈到：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次，江青整理毛主席的书籍文稿，发现了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江青读罢拍手叫绝：“润之，你这是要把历史大案重写啊！”毛主席说：“我们搞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有这种胆略和气魄，因为我们是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江青说：“我过去读历史就为秦始皇鸣不平，现在明白了，秦始皇是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所重用的法家人物，他所镇压的是那些叫喊‘兴灭国、继绝世’、妄图恢复奴隶主统治的疯狂儒生。”毛主席告诉江青：“现在要把林彪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批，实行与传统观念决裂，这可是思想领域的硬仗呀！”

　　随后，江青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组织写作班子，掀起了批林批孔的宣传高潮，并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刊登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两篇文章：《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从历史事实和理论高度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廓清了意识形态上的糊涂认识，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孔斗争推向更高层次。与此同时，江青还具体组织和直接指导革命干群对林彪居所毛家湾进行检查，将林彪留下来的、写有孔孟语录的大量卡片收集起来，编写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发给全国各地基层群众学习和批判。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开幕。无论从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王洪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是“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都说明无产阶级司令部牢牢地掌握着中国革命的航向。江青作为政治局委员，又分管组织宣传工作，提拔了不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的革命力量，支持了大量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主义幼芽。

　　翁森鹤，浙江省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优秀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成为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被广大革命干群推选为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性强、有政治才干、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工人代表。可是混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走资派却百般打击和压制翁森鹤，是在江青等人的亲自过问下才把他选为十大代表。翁森鹤没有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信任，工作积极认真，能顶住十二级台风与阶级敌人斗，与党内走资派斗，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组织“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班子，搞技术革命，为发展生产做出了贡献。他还写出了《学习上海市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情况汇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朱克家是1969年5月从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放弃去条件较好的傣族的生产队，来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居住的偏远山寨当小学教师。为了过语言关，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爱尼语，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剪裁、缝纫。这样，山寨就可以用拖拉机耕田以及带动碾米机，从而使社员们摆脱了传统的繁重的舂米劳动；他用缝纫机帮助社员们裁剪、缝补衣服。在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回城进工厂、上大学时，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上大学，但是他自动放弃了这一机会，心甘情愿地继续留在爱尼族山寨，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江青发现了朱克家的先进事迹，立即和姚文元商量，组织力量宣传，并把朱克家写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发表在1973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这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酝酿“十大”中央候补委员时，江青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把朱克家选上，这更是破天荒的事。这也表现了江青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高瞻远瞩的胆略和气魄。

　　孔老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士。”都是统治阶级欺压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吃人礼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体现了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在这场伟大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单位和个别人，认为接受和安置知识青年是种额外负担，所以有的地方对知青工作做得不好。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因敢于反映下面的真实问题而被刘邓路线错误地打成右派，后甄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子女到福建最贫困的山区插队。可是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积极帮助，他的子女生活陷入极度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冲破重重阻力，于1973年向毛主席写信，如实反映问题，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复信，把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同时馈赠人民币三百元，嘉奖他的革命行动。江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议把毛主席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供大家学习。于是，在报刊杂志上对李庆霖的反潮流的精神进行宣传和赞扬。李庆霖在1973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论反潮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谈了学习毛主席“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心得体会，表示不怕杀头坐牢、“身败名裂”也要反击各种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潮流，在当前特别要批判林彪集团污蔑“上山下乡是劳改”的极右实质。

　　教育战线一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最重要的阵地。用“师道尊严”来压抑青年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扼杀他们的朝气活泼和反抗传统道德的天性，是剥削阶级在教育工作上的杀手锏；用“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来禁锢青年学生的自由发展，罪恶地把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子弟拒之教育门外，是近代资产阶级在教育工作上洒下的迷魂药。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支持反潮流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她听说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黄帅1973年9月写了一封反对“师道尊严”的信，立即督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予以支持，先登在《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让大家传阅。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她告诉负责北京市教育工作的迟群、谢静宜，应该接见黄帅，给予表彰。随后，《北京日报》1973年12月12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她的日记摘抄，《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提醒人们“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等等。《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转载了《北京日报》的内容，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同时“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1973年7月，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来北京汇报工作。毛远新与江青的关系非常好，他从小跟着江青长大，受到江青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江青也一直视毛远新为己出，对他严格要求，悉心培养，从政治上把他教育成材。这次，江青和毛远新谈到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青说：“自从七○年恢复高等院校招生以来，先是受到林彪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一批判林彪，又出现‘右倾回潮’，总是存在许多弊病。辽宁省的情况怎么样？”毛远新说：“有个张铁生的材料很典型，值得抓一抓。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完全违背了高校招生的本意，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不与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只强调考试分数就会穿新鞋走老路。”

　　江青见张铁生的材料写道：张铁生，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某公社的知识青年，一贯表现很好，现在担任生产队长，整天忙于工作和劳动。公社认为他符合推荐选拔上大学的条件，又经过了文化考查。可是辽宁省招生考试的数理化题目又偏又怪，难住了广大工农兵考生。张铁生敏锐地感到，这是要把工农兵拒之大学门外，于是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反映工农兵考生的实际困难，表示只要进入大学，专心学习，他们是会攻克科学难关，做到又红又专，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相反，如果只看分数，搞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使工农兵无法深造，那就偏离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

　　江青看后大加赞赏，认为张铁生有路线斗争觉悟，是一个有棱有角、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她说：“用文化考试卡工农兵，就是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她建议在报纸上展开对张铁生问题的讨论，提高人们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于是，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了个题目《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写道：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的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提出的意见，“颇有见解，发人深省……”。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痛击了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复辟回潮”。

   　　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英明地提出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多次指出林彪是极右，这就把林彪集团造成的危害降到最小程度，把批判林彪引发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右倾回潮的逆流遏制住。同时，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结合现实进行评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增强了人们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信心。连一代文豪郭沫若，这位一直坚持尊孔反法、咒骂秦始皇、自称人本主义（人民本位主义）者、并且写了《十批判书》的代表人物，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有一首诗，直接批评郭沫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还主动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并写诗歌颂批林批孔，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赞美为“春雷惊大地”。郭沫若的诗是：“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因穷隅。岂甘樗栋悲绳墨，顾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土地，寸心初觉祝归趋。”作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工农兵更是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干劲倍增。以工农兵学员为主体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在江青的帮助指导下，写了二百多篇文章，连续发表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为全国学习的文件。江青还把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作为自己的“点”，抓好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小靳庄“抓革命促生产”，，结合农村实际，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批林批孔的文章，激发了社员的革命积极性，农业产量连年提高。上海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1973年就已经建成，但交通部远洋司的所谓专家及党内走资派硬说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不让远航。在批林批孔中，广大工人贴出大字报，批判奴隶主义、爬行哲学，批判洋奴思想，坚决要求“风庆”号远航。江青知道后，与上海的有关领导一起，积极支持工人阶级的行动，终于使“风庆”号远航成功。

　　总之，江青积极参与的批林批孔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物质生产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据统计，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点四；粮食比一九七二年增产四百亿斤，增长百分之十点二，棉花增产一千一百万担，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八；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点八。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七二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三；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超过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每亿元工业总产值消耗的煤炭、木材、烧碱和纯碱，每亿元基建投资消耗的钢材、木材和水泥，都比前两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工业产品质量大幅度上升。财政收入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六。这些都有力地回击了右倾回潮逆流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对开展“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无耻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