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成就？（上）

楚蘇 · 2016-05-18 · 來源：北航馬學

【摘要】“文革”後期，從工農兵中提拔為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陳永貴、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單位時的幾十元工資待遇，參加中央會議用餐、飲茶都要付錢、糧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層參加勞動。幹群關係在經濟差別上相對比較緩和，在這方面群眾怨言不多。

一、“文革”時期毛澤東總的經濟戰略政策

　　“文革”中，毛澤東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

　　“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10月，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批示：

　　“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

　　“一月奪權”帶來全國混亂之後，毛澤東又做出了維護生產的具體部署，主要就是派軍隊進駐生產單位。二月，他批示要求進行“三支兩軍”。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都是為了保護生產和工作繼續進行。三月，他又兩次批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

　　總之，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該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只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根據這些指示，人民解放軍迅速接管和進駐了全國的生產建設要害部門，使動亂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又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要實現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工礦企業實現大聯合的通知，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解散了跨行業、跨系統的群眾組織，使經濟領域的動亂走向緩和。

　　1968年7月，毛澤東批准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強令武鬥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月底，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復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後，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群眾全面造反時代結束。1969年，全國工農業改變了前兩年的下降趨勢。

　　全國經濟形勢稍趨穩定後，毛澤東考慮把生產搞上去。他在接見外賓時說：“中國人太多了，經濟發展不相稱。”“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

　　1969年至1971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毛澤東對此表現得比1958年“大躍進”時要冷靜，他說：“管理經濟很不容易，早先我們不會搞，經過幾個周折才學會了一點”。(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

　　1971年林彪事件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經濟領域落實一系列政策，批判極左思潮，使國民經濟有了持續的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批准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使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局面。

　　1974年10月，他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又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開展了經濟領域的大規模整頓，國民經濟建設出現了好的形勢。

　　雖然毛澤東不能容忍對“文革”的否定，先是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後又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但他並不允許像“文革”初期那樣衝擊經濟領域。經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離職守的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放到後期解決;把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各級黨委要認真檢查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鬥隊”。

　　“文革”期間，在一些地區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問題上有過反覆，但在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制問題和分配政策上，毛澤東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1975年5月22日，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名幹事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國家按同一價格收購糧食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建議“均貧富”，按窮隊、富隊以不同價格收購。毛澤東批示：“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裡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並沒有予以贊同。經過國務院派人調查研究，否定了這一建議。

　　1975年8月14日，主管農業的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農村經濟核算單位迅速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解決“貧富不均”。毛澤東仍然沒有明確表態，只批示：“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轉引自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義》，《黨史通訊》1986年第10期。)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陳永貴的建議，因大多數人反對，沒有推行。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隊，一直堅持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改革之前。

二、“文革”時期經濟總體評價

　　這十年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仍在進行，國家的經濟基礎(所有制)和運行機制(國務院、國家計委領導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三五”、“四五”國民經濟計劃得到完成，大的建設部署安排沒有中斷，除1967、1968年兩年外，總體上還是有所發展，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壩水利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劉家峽水電站等等。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年平均增長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數626。6%比1952年的指數增長了526。6個百分點。(《中國統計年鑑(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從長遠戰略目標看，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後十年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

　　因此，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於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儘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儘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所以，說“文革時期”“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應當說：既遭受了巨大損失，也取得了一定發展。

　　關於人民生活水平，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沒有得到較快提高

　　1976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只有381斤，低於1952年的395斤(這主要是從“備戰備荒”角度控制消費，這一時期糧食總產量和人均占有量是穩固提高的)。

　　到1978年，全國農村還有2.5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全國職工人均工資下降，只在1971年底對少部分人提高過一次工資。住宅、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嚴重欠賬。“文革”前經過三年經濟調整時期，城市居民供應的商品本來已經有不少取消了配給票證，“文革”時期又不得不恢復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文革”的動亂和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

　　此外，還有些因素是應該考慮進去的。

　　1、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繫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後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後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少，實際上反映了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人民節衣縮食、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60年代前期，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因此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正如江澤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200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牲。

　　3、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的。”(毛澤東：《在打仗問題上要有兩手準備》，《黨的文獻》1995年3期。)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將面臨着更加艱巨的任務。

　　至於這一方面的浪費和經濟效益損失，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的效率與效益損失，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不妨把一定歷史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中。這一部分成本屬於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穫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里得到補償。(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二）人民生活水平從某些方面看有所改善

　　1、全國職工(含國有、集體)平均工資1966年為583元，1976年為575元，略有下降。但全國職工工資總額1966年為296億元，1976年為489億元，增長65%.充分體現了當時“低收入，多就業”的指導思想。從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全國社會勞動者人數，1966年為2.98億人。其中城鎮職工(含國有、集體、城鎮個體)為0.535億人，農村為2.45億人。前者占勞動者總人數17.9%，後者占82.1%，兩者之比約為2:10。

　　到1976年，全國社會勞動者人數為3.88億人，比1966年增長30%，而城鎮職工人數為0.87億人，比1966年增長63%，農村為3億人，比1966年增長22%.前者占勞動者總人數22.5%，後者占77.5%.兩者之比縮小到約3:10。如果考慮到1967—1979年全國有1647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及70年代農村人口中還增加了一部分隱性的社隊企業職工，這種比例差別會更小。

　　由於就業人口增加，具體到每個家庭，個人消費水平也相對提高。1966年全國農民和職工消費水平，1966年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農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職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335頁。其餘數字據《中國統計年鑑》1993年版。)考慮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時期計劃生育失控，全國總人口增加較快，由1962年的6.7億增長到1973年的8.9億，平均遞增率為2.6%，是建國50年來最高的，因此“文革”時期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三）貧富差別問題

　　“文革”時期，人民生活差別、干群經濟差別不大，一個原因，是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貫徹。他常常抨擊特殊經濟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在關於企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蹲點報告中，批示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引者註：指同吃、同住、同勞動)”，“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文革”末期，他在談到“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時說：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民主革命後，一部分黨員反對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一百年、一千年後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在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影響下，對照批判蘇聯特權階層的“修正主義”現實(如日本人寫的揭露蘇聯特權階層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當時被大量印行)，群眾中不少人認為這些經濟特權現象就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和“走資派”，帶着“反官僚主義”的情緒積極參加“文革”進行造反。毫無疑問，“文革”並不是一場以消除干群經濟差別為目的的運動，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澤東和一部分人身上確實可以找到試圖消除這種經濟差別的動機。

　　因此，“文革”後期，從工農兵中提拔為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陳永貴、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單位時的幾十元工資待遇，參加中央會議用餐、飲茶都要付錢、糧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層參加勞動。幹群關係在經濟差別上相對比較緩和，在這方面群眾怨言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