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三）第三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第三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

　　由于青岛左翼朋友的帮助，再加上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顺利地躲过了警察的监视和密探的跟踪。她并不怕这些敌人，甚至想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实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但她不愿意就这样去死，她要找到党，要继续革命，“自己才十九岁，还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怎么能在这牢笼般的青岛蜗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现在终于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今后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向往。初秋的海湾是那么平静，粼粼微波，给人无穷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让第一次坐轮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也许这次航行有意给江青上一堂严峻的生活课。轮船一驶入大海，看似平缓的海面，水面下好象万马奔腾，有千万只巨大的手把轮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只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这下可苦了晕船的江青，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性格坚强的她，这时也希望有人来照顾一下。想照顾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托付的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温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当江青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心中翻肠倒肚之际，这个家伙乘搀扶江青的时候，竟伸手乱摸乱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华丽的衣冠下竟是这么肮脏的行为，她奋力推开了他：“滚开！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但本性难改，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继续进行调戏。

这时的江青完全没有了刚上船时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赐给她的考验，又要和人间的丑恶行为作斗争。斗争是战胜困难的唯一法宝，江青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生哲理。她咬紧牙关，努力适应，克服着揪心的晕船痛苦，决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像一座雕像稳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镇定，她的凛然正义，使这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面对着美貌的姑娘，他并不死心。

听到欢呼声，江青知道已经到上海。她一路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激动得两眼噙着泪花，她毕竟太年轻、太单纯、太缺少人生阅历。她猛地站起来，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难，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来，倾诉出来。但她是从不愿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这样，还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轮船的甲板上。

刚开始，江青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家园，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一直作为共产党中央活动的中心，是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崇敬向往的圣地。最初的感觉还不错，心里挺轻松的，左翼朋友们很热情，还见到了原山东省实验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

没多久，江青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恼的是无法找到共产党，找到地下党组织。由于自己是在青岛的白色恐怖中只身逃出来的，没有任何联系党组织的方法，完全凭着一腔革命热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场上海，何处能寻觅党的踪迹？左翼朋友们都是戏剧界的，只能告诉她，只要找到左联的田汉等人就可以找到党。可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刚刚迁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上海的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如田汉、阳翰生等，已成了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改头换面，他们领导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已徒有虚名，像浮萍草一样，飘忽不定，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

其次，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置身在文艺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远她，怕人说闲话，而个别表现热情的又不怀好意。一段时间过来，江青少得可怜的盘缠花尽，穷苦潦倒，陷入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

万般无奈，她只得再次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俞珊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进步的女性，她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十分敬佩，乐意帮助这位无依无靠的贫穷姑娘，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江青与自己的弟弟俞启威的同居是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烟幕弹，还是不辞千里劳苦，专程赶到上海。辗转搜寻，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仍然假戏真做，拉过十九岁的江青，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在青岛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近视镜，一付文化名人的派头。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后，不紧不慢地说：“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江青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的情况。她是个有心的姑娘，为了找到党，她执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

她知道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不少话剧和歌剧。一心找党的江青，曾经当过戏剧学员的江青，在青岛大学攻读了文艺理论的江青，刚入党不到一年的江青，见到田汉，简直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尽管她对“密斯李”的称呼感到别扭，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充满敬意地向田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达钦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参加了青岛分会，并参加很多你们组织的活动。”

在上海严重白色恐怖下，田汉已经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害怕，现在面对着热情的江青，感到手足无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诉说左翼剧联的情况，只得岔开她的话题，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绍：“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写稿件，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学，你们可以来往。”

聪明的江青已经看出了田汉的冷淡，他害怕谈革命，不愿接触左翼活动，他把自己当成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田汉是出于谨慎，其实表现了田汉缺乏地下党负责人对革命青年应有的责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打转转，他不愿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纳江青这个热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让田汉安置江青住下，田汉勉强地说：“既然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着到我家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为了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她辞别了俞珊，随田汉的弟弟田沅来到田家。田汉的母亲是富家老太太，一见江青是个乡下姑娘，怎么会让她和自己住在一个屋里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计较这些，先住下，向地下党汇报自己的情况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汉讲述自己在青岛参加革命的经过，恳切提出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本来田汉他们只要通过左翼联盟的关系，会验证江青的述说是真实的，能够尽快恢复她的党员身份。但由于当时田汉他们执行王明的关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敢也不愿做这些工作。他们只看重俞珊的私人关系，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轻、美貌，所以才让周扬、阳翰笙也和江青见了面。

江青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田汉、廖沫沙和周扬、阳翰生他们眼里，并不欣赏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一张漂亮美丽的脸蛋。特别是那双眼睛与众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温柔地谴责什么，使他们又喜欢又害怕。当江青如泣如诉、婉转悠扬地唱了一段京剧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赞叹不已，并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艺术才华。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干吧，”“我很感谢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做演员会后悔的。

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由于江青执意不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来。

而江青在田汉家住得度日如年。焦虑于参加革命，已使她心乱如麻，再加上田汉的弟弟田沅的骚扰，更叫她寝食难安。田沅是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汉的关系，混迹于革命队伍，进进出出于演艺界。从见到江青第一眼，他就开始打鬼主意。他自认为家庭条件优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现得风流潇洒，一定会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嘘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并以此为自豪。他确实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独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献给你！”

田汉的无耻纠缠，江青气愤极了，她第一次领教了十里洋场上海流氓的丑恶嘴脸。她几次向田汉诉说他弟弟的不轨行迹，田汉总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为田汉在纵容自己的弟弟，让田沅有权干预江青生活的各方面，汇报江青的情况。

江青看到田汉的秘书廖沫沙表面上还比较正经，于是求他给予帮助，离开田家，摆脱田沅的纠缠。她对他说：“我对田沅的行为恨极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实在不愿看他们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义地说：“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江青情急之下没听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随后搬到廖家。

当时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住了几天，廖沫沙还算规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来了，见家中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闹，弄得江青十分尴尬，不得不帮着廖沫沙解释：“我们是革命同志，纯属事业上的需要，我们的交往绝对不杂加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别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临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

江青的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的，地点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叫晨更工学团，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从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脚地点，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份工作，江青是满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劳苦大众，做基础工作”的心愿。

晨更工学团是个松散的教育团体，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后来又搬到一座资本家废弃的花园，一切都非常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但这里聚集着一些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同志十分看重这处革命阵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对于贫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学团能接触劳动人民，能了解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能洒下革命的火种，为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积聚力量。她通过识字、读书、唱歌，向店员们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启发大家的觉悟。她还参加编写文艺节目，反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她带领学员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街头剧，在附近的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勇敢地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和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优良的素质。她生性活泼、乐观，从不被困难所吓倒。当时三个女教员挤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地铺上睡觉，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有个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这份苦，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江青却处处吃苦在前，时时为工学团的工作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例如，谁要进城（工学团离上海市区较远），就向负责人讨几角钱的车费，可是江青却从来没要过一次车费，几乎不进城，更没有逛过外滩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涂脂抹粉，一头短发，俊秀中透着精干利索，一身蓝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国共产党受王明路线影响严重的时期，江青作为热血青年、女共产党员，还无法识别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参加了城市斗争中的一些左倾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不必要的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还教女工们学文化、唱歌，同时兼任浦东女工技校的课，整天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这是江青在上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刚满二十岁的她，长得漂亮，对人热情，工作积极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把自己学到的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工人宿舍中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与女工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很快，她赢得了工人同志，特别是女工们的信赖和尊敬，说她是一位好老师，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得婉转优美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喜出望外。于是两人走到僻静处攀谈起来。

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和江青曾一起参加活动，江青从青岛来上海，他也参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江青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处处保持戒备。她回去之后立即向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认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组织的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乐若第二次见面了。由于彼此通过地下党组织互相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愉快随便多了。临别，乐若说江青不引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说：“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江青接信后首先跑到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说明情况，那位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江青一刻也没敢延误，马上把信送到。

几天后的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现在是上海中山公园）见面，并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这时，险情发生了。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这个交通员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叫江青快跑。由于江青路径不熟，很快被特务们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乐若却逃脱了。江青大声喊：“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一个特务给了江青一巴掌，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挣扎，并大声说：“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你是共党分子！”“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继续挣扎着、反抗着，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黑了，江青装作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乐若交给的秘密表格放进嘴里，随后咽到肚子里。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务们一汇报，知道要抓的乐若跑了，只抓了个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况。特务头子一听，大发雷霆，让把江青关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静。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特务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教会学校的老师。

同时她托同在一个看守所房间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学员）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学校负责人）捎信，说明情况，因为这位熟人马上要无罪释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受尽折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进警察局容易出来难，不死也得让人掉层皮。吃猪狗食，受精神蹂躏，不是打就是骂，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湿，空气污浊，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于没查出江青的什么罪证，再加上地下党组织托“左翼教联”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

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因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农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观澜的爱人，一直在上海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学团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东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处很好。这次徐明清顺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车来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在乡下，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江青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幸亏发现得早，治疗及时，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红，人也变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迈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个里程。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江青从一个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变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经历了十里洋场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触了上海的下层社会，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阶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热血青年学生成长为沉着干练的职业革命工作者。她将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勇士姿态迎接今后生活道路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