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評傳(九）： 第九章　重慶談判

“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從一誕生，既無金錢又無勢力，也就是處於經濟政治的最低層，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鬥爭。一開始，是與外部的階級敵人斗，後來，隨着政黨的建立，革命隊伍的形成，內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開始出現，所以共產黨內的鬥爭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場使江青置身於中共上層鬥爭旋渦的是關於延安平劇院排演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

　　一九四三年底，江青首先發現了《逼上梁山》這個劇目，並親自到劇院觀看了演出。她高興地說：“這齣戲的主題非常好，是反映農民革命的，我們革命都是反動派逼出來的。但是，劇本顯得粗糙，不集中，我來參加你們的修改，好嗎？”

　　江青把劇本拿回來後，作了許多的修改，使演出更加成功。可這下引起了中共中央上層主管文藝工作的權威的反感。

　　胡喬木說：“歷史上恐怕沒有這回事吧，這齣戲起碼是反歷史主義的，還是不要演。傳出去，好象延安再沒有人才了，連戲也是胡編亂造的。”

　　彭真隨後說：“我同意胡喬木和齊燕銘同志的意見，這齣戲還是不演為好。因為不符合真實情況。京劇就得反映歷史，話劇可以反映現實。《逼上梁山》歷史不歷史，現實不現實，算什麼東西！”

　　爭論反映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看了劇本，並動手進一步修改了個別地方，同時針對彭真等人的謬論說：“他們懂個屁！舞台上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是兩回事。如果演戲變成演歷史，我看就沒有多少人願意看戲了。能夠把兩者結合起來當然好，不能結合也可以編戲，只要符合生活的邏輯就行。”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毛主席親自和江青一起到劇院看了《逼上梁山》的演出，回來高興得睡不着覺，深夜給延安劇院寫了封信，表達了自己的重要思想，江青隨即整整齊齊地謄抄出來，第二天交給了劇院領導和編劇等人。

　　毛主席在信中寫道：“看了你們的戲，你們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着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江青滿以為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這個戲劇革命將會進行下去。其實不然，彭真等人迫於毛主席的威望，口頭上擁護，內心裡反對，行動上拒不執行。江青還發現，劉少奇、朱德等人也支持彭真的觀點，說了許多不負責任的話。江青思考，問題決不是那麼簡單，這個劇目的出現，觸動了黨內高層某些人的世界觀，顯現出他們馬列主義水平的膚淺和無知，說不定他們內心深處還藏着一個資產階級王國。儘管江青竭力宣傳毛主席這封信，大談“信”的重要意義，但收效甚微，甚至周揚、胡喬木、齊燕銘等反其道而行之，借批判“反歷史主義”來破壞《逼上梁山》的名聲，還打擊、迫害《逼上梁山》的執筆人，並有計劃地、有步驟地篡改、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和“信”的內容。從此，江青痛切地感到，雖然有了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內部並不平靜，兩個階級、兩種思潮、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異常激烈的，以前還只認為是個別人的問題，個別的偶然現象，現在感到不是那麼簡單了。

　　江青向毛主席談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亦有同感地說：“現在是戰爭時期，這些問題留待全國解放後再說，你現在可以多關注下這方面的情況，看看他們的發展趨勢。”

　　到了一九四五年，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陝北有興高采烈的歡呼，更有階級鬥爭的暗流在涌動。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會議很晚才結束，但是毛主席和江青一點睡意也沒有，他們作了徹夜長談。由於工作忙，這對夫妻白天很少有空閒，好多話只能留到晚上說。

　　“中國人民整整抗戰八年，終於打贏了這場戰爭。看來，對反動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這話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來說，仍然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我這個人，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了半輩子，看來還得繼續打下去。打贏了我們解放全中國，建立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打輸了我就是頭號戰犯，弄不好還得被蔣介石審判。江青，你有這個思想準備嗎？”毛主席很親切、很風趣地問道。

　　這時，月亮已經偏西，正是夜闌人靜的時候，這對革命伴侶之間的談話正在進入高潮。

　　“我沒有你說的那個準備，我認為我們不會輸，真理在我們一邊，我們一定會爭取到勝利。”江青興奮而又堅定地說。

　　毛主席愛撫地拍了一下江青的手說：“從長遠來說，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來說，你說的是對的。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和軍事家，不準備打敗仗是不合格的，就不是一個好的革命家。準備輸，才能夠避免輸的一切條件，而最後不會輸。如果根本就不考慮輸，恐怕最後的結果就是輸，這裡可有好多的辯證法呢。我們相識已經八年了，結婚也快七年了，我把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告訴了你不少，你也學會指揮戰爭了吧？今後你要更多地注意軍事工作，要掌管我這裡的軍事機要，逐漸學會指揮打仗。打仗也不難，只要能調動了自己的軍隊和敵人的軍隊就行了。不知己知彼，就只有死路一條。”

　　“為什麼要我掌管軍事情報？”

　　“下一步要和老蔣打呀！這場戰爭是無法避免的。”

　　“現在大家可是都講和平建國呢。”

　　“這是善良人的好心，也是惡人的煙幕。你說，蔣介石會把中國甘心地交給共產黨嗎？”

　　“當然不會！”江青已經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使自己對當前形勢有了進一步認識。

　　“不但不會，蔣介石還要藉助外國人的力量消滅我們呢。抗戰的時候，蔣介石就企圖用日本人的手來消滅我們的力量。可惜那時候像彭德懷、朱德這些人不去分析各政治力量真實計劃和打算，盲目地發動許多不應該由我們做主力的戰爭，不然，也許我們現在的力量還要更強大些。如今，日本是投降了，但日本的軍事力量和軍事人才被蔣介石接收不少，更何況美國也不希望中國由共產黨掌權搞社會主義。所以打仗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停頓了一下，滿懷希望地看着江青的眼睛繼續說：“你已經過了七、八年的考驗，可以擔當更大的責任了。讓你參與軍事機要和情報，不光是我的意見，也是中央的意見，這是為了更好地保密，更好地對付蔣介石的突然襲擊。你看吧，新的大戰很快就會展開的。”

　　聽了毛主席的一席話，江青眼明心亮，像整裝待發的戰士，充滿了必勝的信心。這幾年，江青深深地體會到，自己的丈夫就是站得高看得遠，見他人所不見，想他人所不想。她無比強烈地摯愛着他，不光是夫妻意重，更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情深，還有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對自己領袖的無限崇敬和熱愛。這多種情感，使她整天陶醉在幸福之中。

　　就在毛主席向江青發出戰爭預言的第二天，蔣介石卻發來一封邀請毛澤東去重慶進行和平談判的電報：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中共中央為此召開了緊急會議，很晚才結束。

　　“潤之，你可千萬不能去。”焦急地等待了大半夜的江青，一見毛主席開會回來，就迫不及待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因為她一眼就看穿了蔣介石假和談的陰謀。

　　毛主席笑了笑：“明知這是蔣介石的一個把戲，但是我還要陪他玩一玩。究竟誰玩得了誰，世人將翹首望之。依我看，很可能得去一趟重慶，蔣介石在那裡呆了八年，我去呆上一、兩個月還是可以的。”今天，他的心情很好，話語裡充滿着幽默。

　　江青着急了：“要去，我陪你一塊去，我們生生死死也要在一起。”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我還想讓你做壓寨夫人呢，怎麼能說死呢。我比你年紀大，要死也是我先死嘛。”接着，他轉為嚴肅地說：“我們都不能死，經過了多年的戰爭，好不容易出現了勝利的曙光，怎麼能死呢？我們要讓敵人去死，讓反動的統治階級下台。政治說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階級鬥爭中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問題。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是一個政治家，就指揮不了戰爭。我去你留下來，可以幫助我掌握政治、軍事方面的動向，實現革命的計劃。”

　　對於毛主席的魄力、膽略和智慧，江青是深信不疑，但這畢竟是去闖龍潭虎穴，面對的是反覆無常、一貫耍陰謀詭計的蔣介石，而重慶又是個特務橫行、殘殺革命志士如麻的魔窟。經過毛主席的講說，江青從道理上通了，但還是憂心忡忡地說：“去重慶談判，無論怎樣，我看還是慎重些好。蔣介石這個人，言而無信，他要玩起鴻門宴來你怎麼辦？他要派刺客殺害你怎麼辦？他要讓你交出軍隊、交出地盤，實際上逼你投降，你一拒絕他對你實行逮捕怎麼辦？還有，你離開延安，誰來代理你的職務？周恩來不愧為外交政治家，他的許多主意是很好的，可惜軍事上不夠火候。朱德也不行。這些年，要不是你以他們的名義發布一些命令和談話，依靠他們的本領，可就差多了。這一系列的問題要是解決不好，後遺症可就大了。”

　　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婚姻和家庭無不充滿着政治。說夫妻之間不談政治，家庭中不議論國家大事，那是不正常的，或者政見不和，無法談攏，只保留名義上的夫妻關係，只有個人生活的需要；或者一方聽命於另一方，不作政治上的探討和爭辯，只作奴隸和工具；或者以不談為幌子，迎合孔孟之道的傳統道德，做欺世盜名的偽君子。

　　江青和毛澤東是無產階級革命伴侶，他們的結合就是革命的結合，是政治見解一致基礎上的婚姻。雖然江青是學生，但她也是伴侶，是同志，是戰友。所以毛主席很高興地聽了江青的一番分析，板着她的肩頭開了一句反映真實想法的玩笑：“知夫莫若妻，看來還是我的老婆是真疼我啊！”

　　接着，他們探討了上述問題。

　　他們一起回顧了“七大”的情況。

　　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這次大會開得很民主，江青直接參加了代表們的分組討論。

　　在討論修改黨章時，彭德懷發言說：“我是不同意在黨章上寫‘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的，一個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確呢？毛澤東思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對的，還有百分之零點一不對嘛。就這，也不能全部保證革命勝利嘛，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與會者一致反駁了彭德懷形而上學的謬論，堅決要求這樣寫。劉少奇表現得最為積極。他激動地說：

　　“我們黨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集體代表嘛，為什麼不寫？一定要寫！”

　　無疑地，劉少奇的說法是正確的，江青開始對劉少奇有了好感。她受毛主席的委託，為王明等人當選中央委員做了工作，同時她對大會選舉劉少奇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總書記、軍委第一付主席也認為是正確的，儘管這之前她對劉少奇的一些觀點有看法，但她相信毛主席的話：“一個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搞團結，他就會被敵人所打倒。”她也相信，只要緊跟毛主席，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每個人都會進步的。

　　所以，她從毛主席的語氣中得知一定要去重慶，並由劉少奇來主持中央工作，心中稍為寬鬆一些。

　　幾天后，劉少奇來到毛主席的窯洞。毛主席當着江青的面對劉少奇說：“我去重慶，中央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劉少奇說：“我會堅決按照你的意思辦。”

　　江青插話說：“即使主席要親自去重慶，也需要派周恩來同志先去打前站。”

　　劉少奇趕緊說：“江青同志的意見很正確，我會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來的。”

　　毛主席拍了拍江青的肩頭，又指着熟睡中的女兒李訥，輕鬆幽默地對劉少奇說：“萬一我要有個三長兩短，她母女就交給你老弟了。”

　　劉少奇回答得很慷慨：“請主席放心，有我在，就有江青同志和李訥在。就是犧牲我，也會保護好她們母女倆的。”

　　隨後，毛主席嚴肅地說：“為了工作的方便，今後江青要參與軍事機要的決策，這對她是一個鍛煉，同時也是培養黨的婦女幹部。有的人搞論資排輩，有的人又以江青是我毛澤東的老婆為藉口不宜參與領導工作，這都是不對的。我一直把江青當成黨的幹部，革命的同志，然後才是夫妻關係。”

　　“有些人是出之不可告人的目的。”劉少奇憤憤然地說：“江青同志雖然年輕，但革命的歷史並不短，要說資歷，也是很深的，經歷過地下鬥爭的考驗，與黨內外的各種不良傾向作了堅決鬥爭。國民黨發動派造謠污衊江青同志，害怕毛主席的夫人參與革命的領導工作，尚可理解，我們的個別同志說三道四很不應該。我會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的。並且江青同志從一九三八年調到軍委辦公室擔任秘書後，就參與了黨的軍事機要，這點，中央的同志是清楚的，也是一致同意的。”

　　看到劉少奇的態度，江青的心情又寬鬆了一些。同時她建議毛主席作好軍事部署，“只有堅強的軍事後盾，和談才能進行順利。”江青的這個觀點，毛主席非常讚賞，並且早就作了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蔣介石發來第一封電報之後，派林彪率領十萬大軍和五萬幹部奔赴東北。臨行前，毛主席和林彪談話，江青在座。

　　“東北的戰略地位很重要，這裡既是重工業的基地，又緊靠蘇聯的後方。占領了這個地區，就為將來解放全中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毛主席還和往常那樣，一邊說着話一邊度着步子，手裡夾着煙捲，不時地吸上一口。“從全國的條件來說，那裡的形勢比其他的地區要好一些。我看，只有你才能把那裡的黨、政、軍、民都統率起來。下一步怎麼打，你要有個計劃。要立足於打，非打不可。我同江青同志談過，她已經對軍事很感興趣。”

　　江青插話說：“林彪同志是位英勇善戰的大將，他對您的思想是吃得最透的，他一定不會辜負您和黨中央的重託。”

　　林彪點點頭說：“我佩服主席的決策，對主席的命令我是無條件執行的。”

　　毛主席說：“自己要用腦子，這點你比其他人強得多。我準備去重慶談判，你這個主戰派是個關鍵，你們越是堅決主張打，打得越狠越好，我在重慶越安全。這點，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已經講明了。”

　　蔣介石以為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是一着高棋，所以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短短九天內，連發三封邀請電。

　　於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職務。

　　開完會回到家中，江青稍有擔憂地對毛主席說：“我看中央里，起碼有一兩個人是盼望你回不來的。”

　　毛主席說：“這樣好，讓各種思想都暴露一下，這樣才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準備一下下篇文章的布局嘛。”

　　毛主席又說：“現在整個國際國內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在看着我毛澤東，我不會掃他們的興的，去就去，無非是演一場鴻門宴嘛。我要是回不來，你就演一場替夫報仇的悲劇嘛。反正我已經和他們都講好了。”

　　這番話，使江青激動得伏在毛主席胸前掉下了眼淚。毛主席的博大胸懷感染了她，她抬起頭，望着丈夫的眼睛，變得異常冷靜和堅強。

　　在去重慶的前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同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江青幫助整理和校對了《通知》全文。毛主席在這個文件中，分別對華北、華東解放區和華中華南解放區的鬥爭作了原則指示，告戒全黨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的善心，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鬆對蔣介石的警惕和鬥爭。

　　臨行前的晚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等人談話後，又和江青作了交代。毛主席抱着小女兒李訥，不住地親吻她的臉蛋兒。他很莊重地說：“這是我們暫時的分別，不許掉眼淚。要顯得高高興興，因為這不是個人問題，不是我們夫妻、家庭的分別，是關繫到中國革命的問題；因為我們這個黨是堅強的、有希望的。我走之後，一旦延安有事，你可以給重慶辦事處打電報，就說你的身體不適合就可以了。如果真有病也可以來，反正隨時聯繫就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這是個令人難忘的日子，毛主席中午將坐飛機赴重慶談判，江青忙碌得連早飯都沒有吃。她一再叮嚀跟隨毛主席去重慶的衛士齊吉樹：“重慶是個‘火罐子’，熱得厲害，主席肯定不習慣，請你多費心，特別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覺，不要怕他說你，主席的脾氣，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說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慶，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顧了。”說最後一句話時，江青幾乎要掉下眼淚。她為了讓主席穿戴整齊一些，特意從蘇聯駐延安的工作人員那裡借了電熨斗，把主席穿的衣服，里里外外熨了一遍。毛主席連頂帽子也沒有（除了軍帽），她又從蘇聯駐中共聯絡站的官員那裡借了一頂灰色禮帽。她再次檢查了給主席帶的書，因為毛主席走到哪裡都離不開書。

　　忙碌得筋疲力盡的江青，來不及休息一下，又帶着女兒李訥擠上了去機場送行的汽車。

　　機場上已經人山人海，江青母女好不容易在保育員李若的幫助下來到毛主席跟前。

　　毛主席望着江青激動中而帶有憂慮的臉龐，只會意地點了點頭。他用寬厚柔軟的大手，在女兒的小腦瓜上輕輕地愛撫了一下，然後俯下魁梧的身軀，把女兒攬在胸前，在她稚嫩寬淨的小額頭上親吻了一下。

　　在這極短暫而匆忙的告別中，江青忍住了眼中的淚水，心中升騰起巨大的責任感：我要做好工作，迎接毛主席勝利歸來。

　　江青一直等待天上的飛機消失之後才和歡送的人們一道回去。回到家中，她迫不及待地向機要電台打聽毛主席的情況，特別着重詢問重慶機場歡迎的情況，她擔心毛主席的安危。隨後，她又向各個解放區了解毛主席走後的反映，她要完成毛主席的重託，掌握軍事機要。

　　其實，江青的憂慮和擔心不是多餘的，去重慶的危險性不說，延安共產黨上層也有各種思想開始暴露出來。最突出的就是劉少奇代表的和平麻痹觀點。毛主席剛剛離開延安，劉少奇就在《解放日報》上撰文說：“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快要到來了，這是一個劃時期性質的變化。”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甚至幻想到國民黨政府去當官。

　　江青看到和聽到這些一派喜洋洋的和平輿論，非常心急。她幾次找到劉少奇，反對這種“和平建設”的思想觀點，要求加緊備戰，迎頭痛擊敢於來犯的國民黨反動派。她一再提醒：“主席的教導是英明的：你們要敢打勝仗，多打勝仗，打得勝仗愈多愈漂亮，我在重慶越安全，回來越快。千萬不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大發慈悲上。”一開始，劉少奇還願和江青商討一些問題，後來就不耐煩了，背着江青說什麼：“一個女人，管這麼多幹麼！”

　　江青看到劉少奇態度的微妙變化，就把毛主席臨行前的告戒，直接通過各種渠道傳達給其他中央領導和各解放區負責人。中國共產黨是毛主席親自參與締造的，中國革命軍隊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的，每次危難關頭，都是毛主席力挽狂瀾使革命得到挽救的，所以黨和軍隊是最聽毛主席的話的。各戰場捷報頻傳，用力地支持了毛主席在重慶的談判。

　　毛主席已經走了快一個月了，江青着急地找到劉少奇：“中央應該採取措施讓主席快點回來呀？”

　　劉少奇不緊不慢地說：“我們已經和重慶聯繫了，他們說談判工作多次出現僵局，主席一時還回不來。請你放心，一旦有事，中央會按照主席的安排採取措施的。”

　　江青看到劉少奇一付官腔，不由得說了一些氣憤的話。劉少奇馬上說：“你不要亂說，傳出去影響不好，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要注意團結，維護和平的大局。”

　　江青感到了不祥的預兆，回去後，立即按照事先和毛主席聯繫的方法，向重慶發報，藉口看牙病，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帶着女兒李訥，飛抵重慶機場。由於一切都是秘密進行，外人誰也不知道，只悄悄地住在中共重慶辦事處。

　　毛主席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抱着女兒，親着她說：“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們呀，好想我的娃娃啊。”

　　江青關切地打量着毛主席的面孔，見他安全無恙，才放心地說：“怎麼拖了這麼久還沒定下來，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紛紛傳言，蔣介石要把你扣留起來，我實在不放心你呀。”

　　毛主席簡單地介紹了一下談判的進展，又詢問延安的情況。江青談了自己的看法，並把帶來的材料交給主席：“據各根據地部隊報上來的材料看，幾乎所有的國民黨軍隊都在積極地準備內戰，只是他們的軍隊還沒有來得及到達前線，所以用談判來為他們贏得時間。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報告，有的不便用電文發出，我親自帶過來了。”

　　毛主席看完後，對她說：“你還是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讓國民黨知道了採取措施，要防止他們把你們作為人質。你還是看完病就回去吧。”

　　“不，我要等你這邊有點結果再回。既然來了，我總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他的安全還是有保證的。”

　　毛主席想了想，說：“也好，你再和他們了解一下情況，然後起草一個文件，給蘇聯黨和政府通報一下，讓他們對談判的過程也有個基本的了解。我這次在重慶，對國際上的一些情況也摸透了。美國並不都是幫助老蔣的，他們也不是鐵板一塊嘛。蘇聯的同志們也不是一切都好，他們對蔣介石還是抱有幻想的，總希望拿出個滿意的東西來。這也影響了我們黨內的同志，所以劉少奇他們的表現並不奇怪，這也促使我下決心再與蔣介石周旋下去。反正我們是兩種打算都準備好了，一切看老蔣的誠意吧。”

　　於是，江青每天把談判過程中的一些情況記錄下來，選擇那些重要內容秘密地通知給蘇聯政府。毛主席告訴她：“對中國的事情，不管美國也好，蘇聯也好，他們都是從他們各自的利益出發來決定他們的策略的。儘管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支持我們的革命事業的。我們的事，我們最有發言權，誰也代替不了我們。”

　　江青默默地按照毛主席的思路，干着交給她的任務。她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里，衣着簡樸，不聲不響地出入，像一個在校的大專女學生，整天秘密地工作着，幫助毛主席收集信息，向外傳達毛主席的意圖，草擬和整理毛主席的談判思路。由於隱蔽得好，自始至終，外人誰也不知道她的底細，誰也不知道她在幹什麼，連負責監視毛主席談判行動的軍統特務頭子沈醉事後也嘆息：“她從沒進入我們的視線。”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毛主席告訴江青：“談判不會這樣拖下去，我將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公布談判真相及我黨態度，然後通知蔣介石，我將返回延安。我估計，蔣介石還不敢公開扣留我，我們這一個多月在重慶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兒趕緊回延安，千萬不要成為我說走就走的拖累。”江青聽從毛主席的安排，立即秘密地返回到延安。

　　在此後的一個多星期里，江青既向劉少奇、朱德等人對工作安排的不當而提出批評意見，又聽到盛傳“蔣介石要軟禁毛澤東”而憂心如焚。但她不愧是毛主席教導出來的學生和戰友，一方面做好最壞的準備，一旦毛主席被扣留軟禁，馬上攜帶女兒到重慶陪毛主席坐牢；一方面抓緊軍事情報工作，把各種軍事機要收集起來，分析形勢的發展變化，同時多次敦促中央軍委領導人，下達命令，迎頭痛擊國民黨軍隊的進犯。江青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蔣介石明白：光軟禁一個毛澤東是沒有用的，各根據地是銅牆鐵壁，還不如同意毛澤東回延安，以贏得一些面子。儘管形勢的發展不是江青一個人的作用，但無疑她的認識是正確的，她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江青終於在十月十一日盼到了自己的丈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勝利歸來。

　　江青作為一個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段的陝北鬥爭中，主要是協助毛主席做好軍事機要和軍事情報工作，把毛主席重慶談判的意圖，特別是“立足於打仗”的思想及時地傳達給各根據地軍民，為武裝革命人民的戰爭頭腦、克服和平麻痹幻想，做出了默默的貢獻。同時，她從關於戲劇《逼上梁山》的爭論、從毛主席去重慶之後劉少奇等人的表現，看出共產黨內部路線分歧的嚴重，感到革命的路，今後是更長更艱巨。她的看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使她對黨內鬥爭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