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一):第十一章 秘密使命 (多图片)
一九四八年春,江青在胜利结束了陕北转战之后,跟随毛主席经历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惊心动魄的大轰炸,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一直住到一九四九年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江青夜以继日地协助毛主席做好工作,因为在这里,毛主席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伟章,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警惕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醒世恒言,预见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反“和平演变”更加艰巨的斗争。而这一切,都包含着江青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说,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江青都和毛主席一起探讨过、研究过,在毛主席的启迪下,在共同切磋的过程中,她更加明确清晰起来,她把自己的思想溶入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随毛主席抵达北京,住在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江青和毛主席都是非常激动的,他们彻夜未眠,交谈着今后的革命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如何进行?苏联的经验是否都适合我们中国?苏联的一切是否都好?这些问题一直缭绕在我的脑海中。江青,你有什么看法?”江青望着毛主席的脸说:“我看应该到苏联去一趟进行实地考察下,把他们有益的经验拿过来,对于他们走的弯路、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好避免。”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可是,我无法脱身,派别人去,他们回来净说苏联这也好那也好,谈不出实际情况,看不出存在的问题,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我现在考虑派你去一趟。一是悄悄地来回,不会有大的影响,再者,也好找个理由作为托辞。你愿意吗?”江青嗔怪地说:“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要是您这位大主席的安排,我说过二话吗?我想,就以看病为名,。李讷的扁桃体经常发炎,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大夫说应该尽快切除;我这两年的奔波,生活条件那么差,就我一个女人生活在你们这些大男人中间,很不方便,许多卫生都无法做到,总感到身上有些不舒服,很想看看大夫认真检查一下。你说行吗?”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江青的手说:“陕北转战真难为你啦!现在胜利了,是该好好看看病,今后的斗争我还离不开你这个亲密助手呢。只是,这一段的荣誉、掌声、鲜花你可享受不到了。”江青抽回自己的手,认真地说:“我是那种爱虚荣的人吗?”毛主席赶紧说:“好!那就这样商定了,你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就算我毛泽东的秘密特使吧,不过不能告诉任何人。” 于是,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坐火车到大连,再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其实,江青除了身负使命,也确实需要看病,所以,曾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先后四次去过苏联。江青的疾病主要是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恶劣环境的磨难,使她得了子宫癌(当时苏联的大夫让她化疗),又患有胆囊炎等症,一劳累就脸色苍白,严重时瘦弱憔悴,体重降到不足100磅。 在苏联,江青接触了苏联当局方方面面的人物,也曾到农村、工厂参观访问。斯大林高兴地接见并宴请过她,集体农庄的农民曾和她亲切交谈,工厂的工人们也热情地接待过这位东方贵客。 江青通过对苏联的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斯大林是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领导了卫国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人民真诚地热烈地崇拜自己的领袖。对此,斯大林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但他过于封闭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多,只依靠汇报做出决策。他可能接受了列宁被刺杀的教训,处处小心,保密措施十分严谨。更为严重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和苏共领导层光强调经济建设,只陶醉在高科技的辉煌成就中,不讲不抓思想领域的斗争,出了问题就依赖武力镇压,缺乏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他对世界革命的指导与支援,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考虑世界格局的平衡,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他手下的人这种思想更加严重。 在苏共中央的最高层,表面上围着斯大林转,对斯大林是百依百顺,绝对服从,可是内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江青发现,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原著并没有几个精通,只陶醉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自我满足中。甚至有的人争权夺利,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和地位,把职务的升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不少人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江青特别注意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常看一些电影、戏剧。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像他们表面上宣传的那样保持马列主义的纯洁,而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塞了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只以电影来说,除了反法西斯斗争反映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好的影片外,而其他片子,很少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更看不出阶级斗争的精品;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大多局限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把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与私有制的决裂、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引进的西方电影、自己拍摄的电影,其中有不少是宣传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温情思想,甚至模糊阶级阵线,反而强调阶级调和的必要性,把战争统统写成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制造恐怖气氛,混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这类影片虽然不多,但很投合一些人的口味,大有上升的势头。 有不少时候,江青带着俄语翻译,走到田间地头,接触到集体农庄的人群。苏联的农村,有原始农村公社的基础,实行集体化比较容易,只不过沙皇时期大地主、大庄园主是农村土地的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选出了自己的当家人,而地主富农大多逃到国外,所以农村似乎没有公开的阶级敌人,表面上看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薄。但这并不能说农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据江青观察,这里阶级斗争还十分严重。残余的地主富农分子经常进行破坏和捣乱;集体农庄的庄员,由于缺乏思想教育,或者说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很多人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过好日子,在农庄劳动只为了获取个人更大的收入;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大都不参加劳动,有的忙于事务性工作,有的把集体的办公条件搞的很豪华,小汽车也成为负责人的专车。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弥漫着集体农庄。 莫斯科郊区的工厂很多,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很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江青在苏联,每天都能获得苏联工业战线捷报频传的好消息。江青在与苏联工人的接触中,获得了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大多数工人都感到生活很满足,也很自豪,很少思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大家向往幸福的明天,而明天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物质享受,很难再说出什么。问他们对工厂领导人的看法,也只是说“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多干活领导就多给奖金,比资本家强多了。”至于对工厂领导人的特权、种种不合理的享受,只有个别工人有意见,有看法,有的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们的功劳大,有能耐,应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 在与工厂领导者交谈中,江青发现,这些人引经据典的管理模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套上了社会主义外衣,他们拿不出符合马列主义的新东西,还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老一套,他们实行的政策、奖惩办法、思想倾向,都是要培养一个包括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内的特权阶层,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当成阿斗,只用一些严格的制度、严厉的处罚来约束工人群众的行为,总是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精神、思想的作用,他们认为多给工人办点符合切身利益的好事就可以了,根本不想或者没有想到让工人们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 每次从苏联回来,江青的思想都不轻松,似乎待的时间愈长,发现苏联的问题愈多。她得出结论:中国不能照搬照学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自己应该协助毛主席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道路。 江青把自己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毛泽东的妻子就是了不起,能看出苏联老大哥存在的问题,不简单!其实,我对苏联一直有自己的见解,从建党那天起,直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长征路上的斗争,王明的一系列表现,都有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影响的存在。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无法发展壮大,中国革命无法这么快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事实。但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苏联的支持也要一分为二,他们的错误影响也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和损失。过去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这样。他们之所以有种种不正确的观点,还是个掌握马列主义的水平问题。他们不只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其他兄弟党,不只在国际上,也会在国内出问题,我原来就是这么考虑和分析的,你的实地考察,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好好读马列的书,精通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路怎么走。” 毛主席又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我们也住进了封建皇帝才有权居住的地方,我被有些人当成皇帝看待,你也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今后,你想做点什么工作?”江青思考了一下,严肃认真地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信仰马列主义,立定志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自从跟了你,认识提高了,所以也更加坚决了。今后,我还是做个马前卒,做好你的哨兵,为我们的共同理想做一番事业。”“那好!你一不要挂什么荣誉头衔,二不要和那些资产阶级直接打交道,可以从文艺入手,就做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吧,同时多注意国际国内各种动向,收集些情报,一切有我出面处理就可以了。”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地说。
从此,江青默默地按毛主席的要求去做。她心领神会地意识到毛主席这样安排的良苦用心。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不出问题,必须抓好意识形态的斗争,经济所有制的改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弄的不好,党会变质,国会变色。所以,中国解放后,江青没有像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夫人那样忙于“社交”,忙于“和平事业”,忙于“儿童妇女工作”,而是潜心研究文化、教育、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研究文艺战线上改革问题,江青名副其实地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尖兵。这项工作,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在世俗眼里,是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当革命胜利后,不少革命者需要的是鲜花、美酒,听的是颂歌,要的是光宗耀祖的风光,人前背后讲究的是地位、身份。惟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讲这些,还需默默无闻地继续革命,继续“挑刺”,继续“找麻烦”,继续“讨人嫌”,一句话,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江青就是这样做的,江青的伟大也正在此处。
1951年,江青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参加了湖北省武汉附近农村的深入土改。她带着几名土改队员,仍旧用“李进”的名字,和贫苦农民吃住生活在一起。她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出一条与苏联农村变革不同的道路。斗地主和听农民诉苦的工作必须做得既细又好,才能达到启发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的目的。农民痛哭时,江青也坐在地上一块哭泣;她尽管得了气管炎,还是参加查恶霸、起浮财、分土地的工作,并亲自把没收的财物送到贫雇农手中,把土地证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她告诉农民,这不是共产党的恩赐,也不是那个领导人的功劳,而是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果,是夺回自己应得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今后,应该紧跟共产党和毛主席,提高阶级觉悟,彻底挖掉穷根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她特别注意做妇女工作,教育大家开阔眼界,加强思想政治认识,抛弃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传统,做好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她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清晰的,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她处处以身作则,给土改工作队队员和农村干部做出了榜样,有时为了照顾她的健康,不让她一些十分艰苦的群众活动,她会生气地说:“你们这不是爱护我,而是让我脱离群众!”有时为了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在菜中多加了一些油,她也提出抗议。在湖北农村三个多月的生活快结束时,江青“不敢参加”最后的土改庆祝大会和工作队告别会,显然是因为人们已经兴奋得“近乎发狂”,他们的感激之情会使她受不了,临离开那天,农民们敲锣打鼓欢送,人们把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好多人哭了,江青也哭了。
江青和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夫妇最大的不同是永远不脱离群众,这也是江青多次秘密出使苏联后感到自豪的地方。经常去中南海访问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平静、和蔼而贤良的江青。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主席过去的警卫员翟作钧来看望老首长,江青正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毛远新从延安时起就跟着毛主席,当时才几岁,主要由江青照看。),她马上热情地欢迎翟作钧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问好,这下使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都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吃晚饭时,特为招待他加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地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完全是个贤妻良母。还有一次,1954年夏天,毛主席招待对中国解放事业有过帮助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家。事后,张治中的女儿说:“毛伯母(江青)很有礼貌,很热情。”张家的人也都认为江青一点不摆架子,对他们很尊重,完全不象“中国第一夫人”。
1958年盛夏,江青陪着毛主席到河南农村视察。和农民代表长谈之后,毛主席在住处招待他们,并把全家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侄儿毛远新。她是我的爱人,”毛主席指着江青,诙谐地说:“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吃饭时,江青和毛主席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人。临走时,全家五口人把农民代表送到门外,江青亲切地一再说:“再见!再见!”
1959年夏天,中共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庐山斗争,在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时,毛主席感到筋疲力尽,所以立即把在上海的江青召唤过来。江青为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会后江青陪着毛主席游览了庐山的一些名胜,拍摄了很多照片,使毛主席从痛苦的党内斗争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后来还在江青精选的风景照中题了不少含义深远的诗句,其中有《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此诗1963年1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公开与读者见面)和《五绝·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此诗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时首次向外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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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深入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奇功。由于苏联的军队强调正规化、专业化,脱离生产劳动,江青从苏联回来曾经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苏联军队会走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怕中国军队受他们的影响。毛主席鼓励她发现好的苗头及时予以报道和表彰,走自己军队建设的道路。现在,她发现这个部队的第一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两百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调查报告说: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处理好家庭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是江青苏联秘密之行的另一个附带课题。家庭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必然反映到家庭中,尤其政治家的家庭,何况按中国的传统教导,政治家为了搞好国家,首先必须管好自己的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关系如何处理,苏联的领导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学习的榜样。列宁逝世过早,他的遗孀是内外碰壁;斯大林的家庭也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桎梏。毛主席对家庭成员的态度比较超脱。他可以跟他们玩,指导他们,放任他们,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他是把他们当作自立的个人看待的。而江青,作为家庭主妇,又是毛主席的第三个妻子,她的处境就比较困难:四周有前两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关系,还有好多或明或暗以政治监护人自居的所谓亲朋好友时时要博取权力,这样就制造了家庭内部的不少麻烦。他们可以挑拨李敏与后妈的关系,用李敏和亲妈的势力向江青施压;也可以怂恿毛岸英兄弟去批评江青,甚至这两位儿媳也成了某些人向江青进攻的王牌。江青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以表里如一的襟怀,跳出几千年私有制传统的束缚,一切用无产阶级思想为衡量的准绳,大而化之,把儿女后辈都当作革命事业接班人来对待,把全家人的思想都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上来,把大家的行动变为忠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表现。所以江青生前没有人能公开说她一个“不”字(除了政治陷害的谣言之外)。
李干卿是江青同父异母的长兄,比江青大13岁。1959年有人提出李干卿曾在日伪时期干过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要进行审查,李干卿害怕,写信给江青,请她给自己说情,遭到江青的严词拒绝,并让李干卿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江青还写信告诉当地政府“李干卿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按党的政策处理。” 李云霞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从小对江青最好,在江青母女孤苦无靠的时候收留了她们,并且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解放后,李云霞长期寡居,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1959年江青在中南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母子,除了叙述姐妹深情,还给她们讲解了国家的大好形势,让她们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面前的困难时期,同时要求她们不能特殊,不能打着自己的名义向政府提“照顾”,也不能在中南海长住。江青严肃地说:“我跟着毛主席,是搞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自己谋任何福利,请你们千万体谅这一点。”最后,江青拿出自己的工资让警卫战士给她们母子买了车票,又赠送了一些钱物,打发她们尽快回了山东老家。
有人说江青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并以“政治夫妻”来嘲弄奚落江青,认为她得不到毛主席真正的所谓“爱情”,而这些人的所谓爱情不外乎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其实这是天大的无知。政治家的夫妻,只要是出自内心的结合,而不是出于外界因素的苟合,都应该是政治夫妻。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的,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无产阶级政治目的的,是由无产阶级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来决定的。江青和毛主席是在相对比较稳定的延安结的婚,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已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当然要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形成夫妻关系,也就当然是真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夫妻”。他们不像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带有青年学生的热情、冲动,也不像朱德和康克清是残酷战争中的彼此需要,他们倒像刘少奇和王光美,都是“政治夫妻”,只不过一个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光辉结合,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臭味相投。毛主席曾多次向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铮铮誓言,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毛主席和江青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谱写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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