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八）：第八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下）

一九四○年前后，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使本来偏僻、荒凉的小城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显得活跃起来，各种思想也在革命队伍中曼延开来。

毛主席和江青谈了许多晚上，了解这些文人的情况，研究他们的思想状况，有些不清楚的，江青就去深入调查。经过一番努力准备，毛主席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文化的著作。

江青对毛主席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主席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当江青誊抄这篇文章开头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时感到无比激动：“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在和毛主席议论当时文化战线的状况时，说：“周扬他们都说自己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其实，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

毛主席点点头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利剑。”江青接过来说：“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先锋。”

于是，毛主席为了粉碎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企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毛主席写到“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这几句话时，他看着江青，心里说：“这也是对你的肯定和赞扬啊！但愿你不骄不躁，永葆这种本色。”

同时，江青还建议毛主席给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她说：“主席，你应该给他们讲讲，帮助他们分清一些理论上的是非。现在一些人演的戏、唱的歌、写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这里就有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这支队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好，你的这个意见很好，你帮我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帮我约见一些人，各种代表人物都要有。你再拟定些题目，我们一块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秘书没有白当嘛。”

江青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积极按毛主席安排的去做，主动去团结各方面的人，见了周扬、夏衍那些人，也认真和他们商量文艺上的一些问题。周扬他们是最会看风使舵的，来到延安，看到毛泽东的威信如旭日东升，江青又成了他的妻子，敢不巴结逢迎。江青不管这些人狗脸猫脸的变化，大方地热情地又很有分寸地和他们谈论工作，吸纳各种不同意见，帮助毛主席了解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毛主席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讲话提纲。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延安文艺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陆续地进入杨家岭的一个平房似的会议厅。许多木制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长凳排放在里面，挨着门口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便是主席台。当代表们差不多到齐时，江青跟在毛主席身后，一块来到会场。

江青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短发甩在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谦和地朝认识的人笑了笑，就坐在毛主席身后负责记录的位置上。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主席开始了他载入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册的讲话。他不时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自己也随着笑起来。他没有忘记正在做会议记录的江青，是她促成了这次讲话，是她给自己整理了这份讲话提纲。她的才华横溢，与众不同，性如烈火和温柔顺从的良好结合，使他的领导工作有了得力的内助；她对问题的独到认识，谈笑自如的风格，使自己找到了红颜知己。他话锋一转，指着身后的江青说：“她是我的顾问，她在上海就演过戏，所以接触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为那时，江青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外人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各种小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讲如何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这是个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来写文章和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当着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家，毛主席肯定和表扬了自己，江青内心很激动，但丝毫没有表现出不安和张扬，她知道，革命的路还长，毛主席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这个“内助”的担子很重很重。

第一次座谈会后过了二十天，毛主席再次发表演讲。那些名学者、大艺术家、大作家们的听众，象一群温顺的小学生，听着毛主席讲出和江青商讨过多次的那一段话：“有人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确。”毛主席微笑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这些话确实十分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代表了江青的思想和认识。

由于出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口，无人敢非议，但几个了解内情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文人，真正领教了江青的“厉害”，内心对她恨得要死。

江青爱憎分明，政治嗅觉敏锐，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流动哨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信赖的人。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主席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有那些本质特征？如何消除假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等等，这些问题不明确，只高喊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象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得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主席警觉地问，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主席十分惊讶，立即通知康生前来，亲自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说：“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和肃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主席指着江青说：“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亲自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样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非常佩服毛主席的指示，马上去找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在毛主席的直接过问下，柯庆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见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双泪长流，一个劲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黄泉之路了。”

毛主席也激动地说：“要谢你就谢江青同志，是她发现了审干和肃反中的许多问题，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的作用可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你为我们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柯庆施又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在华北局拉帮结伙，包庇自首叛变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些先不要讲了，事情复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

你先要学习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接着，毛主席根据江青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亲自给康生等有关负责人写信的形式，来解决肃反和审干中出现的问题，专门写道：肃反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建议把这几句话在防奸杂志上刊登，以让全党知晓。

　　然而，有人故意曲解毛主席信中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秋天，邓小平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除汉奸反特务斗争》，其中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惜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拿着这篇文章给毛主席和江青看。江青看完马上说：“这是毫无原则的温情主义，歪曲了主席争取教育的本意。”

康生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认为这些人是他们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

毛主席如有所思地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相持阶段的延安，最容易产生各种思想倾向，若不及时发现问题，因势利导，澄清是非，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潮，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大好形势，那么不光影响抗日战争的结局，而且会危害下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和机要秘书，除了照顾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还忙于帮助毛主席整理文件和手稿。她很勤奋，每天都读很多的书籍、报刊文章及各方面的文件，获取大量信息，然后就向毛主席汇报，谈个人的看法，有时还替毛主席起草一些文章、文件，供他修改使用。

江青发现，之所以在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根子还是缺乏马列主义原著的学习，从而背离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初召开的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和邓小平竟提出“民主建政”是中心环节，要实行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策。

江青看了这次会议简报，马上指给毛主席：“这些提法同你和党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把民族矛盾纳入阶级斗争学说中去指导工作的思路，把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方针，都是相对立的。还有，在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彭德怀这位武将却在《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讲话中，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我们要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敬互爱。’你听，这是些什么话？”

 “放屁之言！”毛主席轻蔑地说：“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爱出风头，也不管是不是应该他出来讲话，老毛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不感兴趣，就是热衷于孔孟之道，一介武夫，偏偏想搞点文的，所以就雇佣了几个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说八道。”

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继续宣传他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学习这篇东西的文章。

江青看到后，急忙对毛主席说：“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鼓吹的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主席说：“你替我起草一个东西，批评他的那一套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他的那些谬论，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们的同志麻痹大意，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像往常一样，江青写得飞快，一篇体现着毛主席意图的信送到他的面前：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去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寄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主席看了非常满意，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时间：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后，很不是滋味，但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老毛就是事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又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彭德怀到延安，专门找毛主席争论这件事。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胡搅蛮缠，浪费时间，又须给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让江青跟他说一下。

江青说：“主席为你的讲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的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果然耍横：“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幸亏毛主席有交代，江青有了思想准备，没被彭德怀的话激怒，仍耐着性子说：“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扬长而去，指示他所领导的《新华日报》删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有关批评他错误观点的段落，并要求对有些内容进行篡改之后再予转载。邓小平看到风向不对，赶紧转舵，在毛主席批评彭德怀之后，承认了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江青认为，彭德怀他们这些武将的错误观点是有思想根源的，特别是与刘少奇这样的理论权威有关。

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极力宣扬孔孟之道，特别强调所谓“修养”。江青看了这本书觉得很不是滋味，就问毛主席：“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主席说：“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江青听主席这么说，笑了笑：“反正我看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他的报告、文章，滔滔不绝，洋洋几万字，连个‘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都不结合，空洞地大肆地去宣扬封建圣贤的修养之道，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

毛主席感兴趣地问：“你说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何以见得？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啊！”

 “列宁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他严格要求社会科学应当用客观态度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条件。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观点。’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主义关系以后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江青说到这里时，望了一眼听得入了迷的毛主席后，接着说：“我讲的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主席十分惊讶能从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妻子口中听到这么精辟的马列主义道理，须知，她既不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更没留过洋，去过列宁的故乡苏联，甚至连坐下来正儿八经地读几年书的机会都被艰难困苦的生活奔波挤掉了。她学习马列主义，完全靠阶级觉悟，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再加上个人聪慧的天资。他更加喜欢她了，也更加器重她了。他一边内心里不断地赞赏她，一边有意提醒她：“你讲的固然都对，不过应该知道，理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行呢。陈独秀和王明都是背马列书的专家，但是我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只会用马列主义的一些只言片语来吓唬人。现在，我不是说你，希望你继续努力才好。”

江青听了毛主席的鼓励和关爱，继续说：“王明他们的问题是机械地硬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无论表现‘左’或右时都打着马克思的招牌。现在，彭德怀，甚至刘少奇他们，我认为，有点要用孔孟之道来篡改马列主义的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资产阶级也能接受，成为有益无害的偶像。”

毛主席说：“你说的只是个苗头，并且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江青欲止又言地说：“主席，您无论讲话或写文章，千万不要被一些右倾思想的人所利用。”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你看，会吗？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忠告，也希望你随时提醒我。”

从此，江青和毛主席更加融为一体，毛主席的思想也体现了江青的认识，江青的不少意见也被毛主席糅合在他的著作中。同时，江青的性格和毛主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共同的共产主义远景计划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革命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义无返顾地、执着认真地、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永不停息的人。他们都把革命事业作为第一生命。

世界上有许多被人称道的伟大婚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当数宋庆龄和孙中山，但比起江青与毛泽东，他们还是稍逊一筹，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婚姻，而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婚姻。从对丈夫的帮助而言，宋庆龄对孙中山，形式大于内容，江青对毛泽东，内容大于形式。再从时间上来说，宋庆龄和孙中山只有不足十年的光阴（1915—1925年1月），而江青与毛泽东度过了三十八年的光辉春秋（1938—1976年），时间是最好的考验，时间也是最铁面无私的见证。从1938年开始，江青忠实做好“贤内助”的革命工作，谱写着“贤内助”的辉煌。她殚思竭虑，帮助毛主席收集资料，代写电文，撰写文稿，探讨问题，发现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可以说，毛主席这个时期的光辉著作，不少都包含着江青的心血。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铸就了伟大女性的地位，成为毛主席的忠诚助手和亲密战友。（接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