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五）： 第五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江青，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的归宿，她牢记从上海临行前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交代，到达西安后，先去找徐明清，徐明清的地址是西安北大街幼稚园。

江青一路上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她憧憬着革命圣地延安，考虑着到西安是否顺利。她在西安火车站下了车，马上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北大街。西安是座古都，笔直的大街很宽，带庭院的房子显得很矮，车马走过，尘土飞扬。由于战乱，街上到处是兵，市面萧条，只有那些巍峨庄严的唐式建筑随处可见。江青无心欣赏这些古文化，只希望黄包车快点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她很顺利地找到了徐明清，因为她的公开身份是这所陕西省立幼稚园的主任。

徐明清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在上海关押三个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由于写了自首书，又经人保释，关押一年多被放了出来。她对党组织隐瞒了自首情节，重新被安排工作，当时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见到徐明清，并不知道她被捕的情况，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她毫不保留地谈了分手两年多的经历。

徐明清已接到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来信，知道了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去延安的心情。

两个女朋友、女同志、女党员住在一起——幼稚园宿舍，无话不谈，过得很融洽。但徐明清没有吐露她在杭州反省院自首的事，这是她的隐秘，是她的一块心病。当江青回忆起自己被关进上海看守所一个月的时候，心无芥蒂，畅所欲言，而徐明清却脸色灰暗，心事重重，只不过江青把徐当成最亲近的革命同志而没有觉察到，况且她只是因嫌疑被关押随后释放，而徐明清是因为叛徒证明为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地下党的负责人）被正式逮捕的，必须进行反省、自首然后才能出狱。两者的处境有很大的不同。

江青急于去革命圣地延安。徐明清把她的情况向西安八路军事办事处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于是，她带着江青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博古就是秦邦宪，是位知识丰富热情洋溢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犯了左倾错误，又认识比较好，被党中央、毛主席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

通过几次交谈，博古认为江青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充满共产主义理想，才华横溢的好同志，又有上海地下党的介绍，所以非常同意她去延安，并让她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当时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虽然只有半年多，但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成了革命的中心，抗日爱国的策源地。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冲破重重难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当然，党中央是十分欢迎他们去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设置了一道道障碍进行阻挠和破坏。所以到延安去谈何容易！没有革命热情和毅力不行，没有正确渠道也通不过那一个个鬼门关！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担当去延安“朝圣者”的交通转运站。但一次不能去太多，否则特务们就要干涉捣乱。所以只能瞅准机会，一批批地走出西安，穿过国民党占领区，到达共产党管辖的延安地区。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等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她填了登记表。考虑到“李云鹤”是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就要进入革命圣地，这是一个革命者梦寐以求的归宿，总得有个崭新的、富有诗情画意的

响亮名字，才能代表自己憧憬幸福的好心情。她有扎实的古诗文根底，马上想到了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你想，听完了优美的曲子，却看不见弹曲的人，抬头望去，只有映入湘江水中几座清晰可辨的山峰。这是多么悠远奇妙的意境！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也在追求这种意境么！她决定改名“江青”。

在招待所里，她结识了不少革命同志和办事处的领导人，象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等，以及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她们相处得很好。江青认为都是革命同志，坦城相待，整天笑嘻嘻的，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她脱掉已经半旧的蓝旗袍，穿上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了两条辫子，辫梢上还系了不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

一九三七年八月江青与其他去延安的同志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出西安北行。半道上遇大雨无法前进，耽误了好几天，天放晴，路上泥泞太多，车无法开，只得改乘马匹。对于从未骑过马的江青，十分勉强地坐在马背上，非常艰难地走了两天，才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洛川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地名，因为在这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有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指导了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日战争。

江青她们到达洛川那天，正赶上会议结束，与会者热烈地欢迎她（他）们的到来，革命根据地非常需要知识分子，非常需要革命的新生力量。

江青非常激动地和欢迎她们的领导同志握了手，幸福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但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毛主席。

直到第二天坐车向延安进发的时候，才有人指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迈着稳健步伐，在众人尊敬的目光下走向汽车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江青就知道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听到不少毛泽东的传奇故事，就明白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身上。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位伟人，虽然只是远远地、匆忙地，但也够幸运的了！那一天，晴空万里，一轮红日普照大地，灿烂的阳光，黄绿斑驳的庄稼，显得十分辉煌，再加上这一车队的中国革命精英，江青置身其中，是陶醉？是激动？是幸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已进入忘我的境界！心中充满了激情，四肢洋溢着活力，大脑中只存留一个念头：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汽车轰隆隆地在陕北黄土大道上奔跑着，下午到达延安。

巍巍的宝塔，弯弯曲曲的延河，夕阳的余晖照在清冽的河水上泛起万道霞光，迎面而来的有些破旧的城墙，延安城南门上“安澜”两个大字，都令江青十分亲切，都引起她一次又一次的激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二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食宿，在住宿登记表上，她自豪地写上：中共党员江青。从此她可以再也不要掩饰自己的政治面貌，堂堂正正地去做革命工作，象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与青岛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上海白色恐怖下的苦斗，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安排江青的工作，延安党组织进行了慎重的考虑。

首先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这是例行手续。入党介绍人之一俞启威已改名黄敬，成了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这是很容易解决的，至于在上海的表现，有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的介绍，也是一清二楚的。其次是安排她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适应陕北的生活，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

对于过艰苦的生活、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江青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她本来就出身于中国最贫苦的下层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受的艰苦曲折，入党仍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使她很快变成了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或黑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的一员。她喜欢上小米粥，很愉快地在有些浑浊的河水中洗衣服，她习惯了住低矮昏暗，但却凉爽的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她学会了烧土炕，做农家饭菜，她高兴地出门就包上头巾，以抵御西北风吹起的沙土。她早就厌恶了上海灯红酒绿的演员生活，不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天也呆不下去，她感到这里才是自己的家。

这期间，江青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了刚发下来的小册子《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她第二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第一次是在上海偷偷看了《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那时的兴奋，现在想起来还心跳不止。而这一次，是在革命圣地，是在安静祥和的延安窑洞里。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主席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高度赞扬了全国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妥协退让，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镇压。江青边读边回想从一九三六年自己所见所闻所参加所经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她看到毛主席写的十大纲领，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深切庆幸自己毅然决然的这个时候来到延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为十大纲领的实施贡献力量。文章的最后部分说：“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多么明确啊，而上海的地下党是如何执行的呢？江青心中的疑窦找到了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江青想，全国只要有一点良知的人，在毛主席的召唤下，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何况自己是个热血青年，是个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的信徒！

她坐不住了，从农村调查回来，几次向领导要求分配最艰苦的工作。

党组织对江青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中共中央组织部付部长李富春作出决定，让江青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利用了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党校学员一律是中共党员，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江青搬进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她党校学习的生活，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十个女生之一。

党校的物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江青，这里已经是天堂，更何况这里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都很丰富。她贪婪地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刻苦自觉地接受军事战术训练，积极踊跃地参加文娱活动，她的戏剧演出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最难忘的是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党校通知大家，下午两点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很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置，为了听得清记得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方言很重，又没有扩音设备，不用心听容易听不懂。江青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学员，惟恐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好在她的手头快、文字功夫好，很多课，许多报告，都能整理出比较完整的记录稿。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是哪位中央领导人，报告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听好。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整，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原来讲台上出现了毛主席，他亲切向大家招手，这时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有的甚至流出激动的泪水。这是江青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伟岸的身躯就在自己跟前，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他的棉军装打着补丁，没扎裹腿，脚穿黑布鞋。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智慧的眼睛，向人们投来慈祥的目光，时而挥动拍掌的大手那么硕大有力。江青真是太激动了！她拼命地鼓掌，含着泪花招手，直到毛主席开始了演讲，她的心还不能平静下来。她抑制住兴奋，全神贯注地听报告。

毛主席讲的是哲学问题。江青虽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听李达讲过《资本论》，对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一点不懂。所以听得很费劲，记得很费力。好在毛主席讲得浅显易懂，有时还插入引人发笑的例子，使人听得很入神。江青拿着削好的铅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她时而认真听、时而以手支颚在思考毛主席讲这句话的含义，当她想通了会高兴地快速地写在本子上。

两个多钟头的报告结束了，江青感到又紧张又疲劳，她的精力太集中了。

听完报告，江青怎么也轻松不起来。过去她以为已经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诸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问题，私有制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当前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大部分是书本上的，如何结合实践，在实践中怎样应用，这些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才能解决。现在她感到自己简直象个小学生，肤浅得很，简单得很，贫弱得很。回到宿舍，她顾不得休息，就向别人借阅了毛主席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小册子，找个僻静地方独自学了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总算入了门，但还有不少疑问，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还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成为真理呢？社会实践又包括哪些方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过程经过几次才能完成真理的认识呢？在实践中如何区分矛盾的主次？怎样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在学员讨论中，尽管有人夸夸其谈，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问党校的教员，他们只会回答抽象的理论，使你不得要领。江青是个执着的女子，她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韧劲，她决心不怕别人的闲话，写信向毛主席请教。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处。

毛主席平易近人，态度温和，悠闲地点着一颗烟，让江青坐在自己的对面，开门见山地说：“你提得问题很深刻，说明你学习得很认真，这是其他同志没有提到的问题，我很高兴和你一块探讨。”为了使江青能放心的畅所欲言地交谈，毛主席随后问了她老家在什么地方，家中还有什么人。

江青虽然鼓着勇气来见毛主席，当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党的领袖的时候，还是不由得十分紧张，毕竟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年龄才有二十三岁，在主席面前是个无知的小学生，是主席的和蔼亲切随和使她放松起来。她愉快地、清晰地满怀感情地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并恭恭敬敬地聆听了毛主席对她提问的解答。时间过得真快，秘书说毛主席去开会，她才恋恋不舍地向主席告别。毛主席热情地把她送到门口握手“再见”，并希望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延安时期的干群关系就是这么融洽、亲切而自然。

这次见面和交谈给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主席是首任院长，中共中央党校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加强“鲁艺”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于是，江青四月中旬在党校结业后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工作，并兼任戏剧课的指导员和教师。

在“鲁艺”，江青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她不光戏剧课教得好，思想工作也相当出色，并亲自参加排练和演出。最有名的是饰演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女主角和演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这两次演出，毛主席都观看了，并上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通过这些接触，毛主席认为江青不仅是刚烈倔强的女子，而且政治水平挺高，认识问题有独到之处，对共产主义信仰是那么执着坚定，真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不知不觉有点喜欢她了。

毛泽东同志一生对异性是坦诚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接纳方方面面的人。真正触及个人感情时，他总是把革命理想放在第一位，以共同的政治认识为前提。他年轻时的恋爱，之所以选择杨开慧，就是看中她的激进的革命思想，对自己理想的认同和坚决支持，因为当时追求他的女性不少，其中不乏比杨开慧漂亮、家庭地位高的。对于贺子珍，更是看重她的革命性，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环境，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干部，实属难得。然而，贺子珍的出身，影响了她的世界观的改造；对马列主义的肤浅认识，使她已不能成为与毛泽东并肩前进的战友。在长征中受不住外部条件牵制，竟发展到对毛泽东不忠诚，和别人搞在一起，对此，毛泽东都原谅她，因为他重感情，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以犯错误，也应允许她改正错误。但是贺子珍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到达陕北后不停地和毛泽东闹，她是个不愿服从别人而一心想让自己的丈夫无原则迁就自己的女人，这也是一般好强女人的通病，最后发展到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并且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不辞而别，从延安跑到西安，和张国涛的老婆杨子烈打得火热，一起诉说毛泽东的坏话。

贺子珍走后，毛泽东不顾工作的繁忙，托人带口信给她，希望她返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然而，贺子珍固执自见，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都是错误的，她要到苏联去寻找真理（当然是以看病为借口），不顾一切地从西安到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毛泽东曾托他劝回贺子珍，但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坐汽车到达新疆迪化，然后从迪化坐飞机去了苏联。到苏联后，一九三八年一月，贺子珍又一次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这一次毛泽东同意了，并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

和贺子珍离婚已经几个月了，毛泽东正在考虑新的革命伴侣。那些花瓶式的洋学生，是一些老革命追逐的对象，而他只和她们礼貌地应酬。现在的环境是相对稳定了，1938年的延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革命圣地，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成了那些攀高枝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女性谈婚论嫁的热点。杨开慧的早逝，贺子珍的背叛，使毛泽东在择偶上相当慎重。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自己的宏图伟愿，没有最知己最亲密的战友不行，而妻子是自己的左右手、内当家，更必须和自己志同道合，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世界”。

他对江青进行了默默的考察。

她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鼻子挺秀，鹅蛋型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枝苗条，笑声动听，表情迷人。

她从不嫌延安生活条件艰苦，更不怕斗争形势严峻。不少人来延安后经受不住考验又跑了，但她很乐观、积极、上进地坚持下来。从几次交谈接触，可以看出她学得很认真，能结合实际，能触及自己的思想，许多看法显示出较高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她的字写得好，特别透露出良好的楷书功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了较深的文学造诣。

她出身很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最低层饱受穷苦欺凌的女子，是从重重重压下走出来的叛逆者，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解放19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虽然她的内心世界还要进一步了解，

但她已有了极好的根基。她没有女学生的娇气，也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女革命者的霸气，她显得深刻、执着、认真，不亢不卑，有极强的可塑性。

她已经进入他的视野，走进他的心房，结局如何还要看发展。

此时的江青朦胧中感受到爱神降临，她有些恐慌，有点不敢妄想，但更多的是无比的喜悦和幸福。和伟人谈恋爱，与传奇式的革命领袖结为伴侣，可能吗？可行吗？自己配吗？但江青很快把烦乱的心绪理清，她仍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除非毛主席理解她，帮助她，教导她，接纳她，否则她不会为了私利去高攀领袖的地位。她在宝塔山下找到了革命的归宿，已感到异常幸运，那么，婚姻的归宿也会圆满吗？她无法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