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上抗日是“武长征”，那么，由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主导的高校与文物的大迁徙可称是“文长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军铁蹄践踏，一片狼藉。在占领区，日军实行奴化教育，意欲毁我中华文明之根基。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战争中91所遭日军轰炸，25所院校被迫停办，艰难维持的83所中，教职员工和学生数量急剧下降，财产损失高达3360余万元。

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当时的国民政府倡导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严厉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事业的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倡导采取果断措施，将部分高校迁往内地坚持办学。

在此背景下，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创设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与河北工学院）3所院校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后迁陕南汉中，形成战时我国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共设6院23个系，后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此外，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等迁往遵义、重庆等地。1945至1946年，两个联大与内迁高校陆续回归平、津、冀及江浙复校，其中西北师范学院于1944年11月迁往兰州；1945年，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相继迁至西安、咸阳等地。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以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学校成功组织了牵涉70万师生员工、百余高校、200余次，逐渐向大后方西部空前的战略迁徙；以举世卓绝的“文长征”和抗战八年“教育救国”的壮举，传承弘扬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1938年2月中旬到同年4月28日，长沙临大（后西南联大）从长沙搬迁到昆明。师生步行主要有三条路线迁入昆明：1、滇香港越南路线，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2、广西越南路线，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过镇南关到越南河内，最后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3、湘黔滇路线，这是最艰苦的一条迁移路线。师生徒步经过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抵达云南昆明。

在战火硝烟中，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穿越江南六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播撒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

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高校师生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屡屡遭受敌机轰炸和机枪扫射，在日机逼近山陕交界处的风陵渡后，徒步征服难于上青天的秦蜀故道，翻越秦岭，再迁至秦巴山间盆地的陕南继续办学。最曲折的经北平、天津、越南、云南、重庆、成都，万里迢迢聚集到大后方西安的西北联大。其后，又分支师范师生跋涉千里到兰州办学。

在这感泣天地的“文长征”中，最值得铭记的是，时任西北联大生物系教授，我国组织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开拓者汪堃仁院士，于 1939年5月，筹借路费，与妻子携带仅2岁的长女、尚在襁褓中6个月的次女，从塘沽登船，经香港抵越南海防，换乘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到达山城重庆，已是7月。此时，盛夏酷暑的重庆，敌机不时狂轰滥炸，考虑到内地教学急需要生理仪器，他找到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蔡翘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数套生理实验仪器，合家复由重庆出发，乘江轮溯江而上，经泸州、成都、剑阁、广元，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不时还得步行，前后历时4个月，行程万余里，历尽艰险，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南城固。汪堃仁教授代表着抗日战争中的“文长征”，不仅在中国教育史，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震惊世界浓墨重彩的一笔，彰显了中华知识分子“先天而忧”的天下情怀。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具有无以伦比的地位、作用与贡献。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西南联大的教育与社会功能被教育史家评为“点-线”效用，而较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则更有其独特而长期鲜为人知的贡献。

在那烽火岁月里，西北联大师生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为救亡图存、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贡献与建树，被教育史学界公认为具有“面”之辐射力和影响力。战后，与西南联大的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永留陕甘办学，在西北留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5校。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西北联大造就了150余名教授、1500余人的师资队伍，培养了9000余名学生，成为战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两所高等学府之一，完整保存了中国最早的法政、师范、女子师范、体育、西医、农业、土木、矿冶、电机、纺织、化工、水利、航空、工业管理、农业等高等教育的火种，形成理、工、农、医、师范、综合等完备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为国族文脉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自然科学方面，西北联大创造了诸多世界与中国第一。例如：曾炯促使中国现代数学进入世界3大前沿领域之一，魏寿昆教授创始中国冶金物理学，张伯声教授创建的世界波浪镶嵌地球构造学派，汪厥明教授创立的中国生物统计学，师昌绪教授开拓的中国高温合金学专业体系，李仪祉教授开创的中国科学治水系统，虞宏正教授发明的胶体化学，汪堃仁开拓的组织化学，林镕教授发展的植物分类学，等等。

在文史领域，西北联大同样创造了很多中国的第一，号称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教授，是我国最早和最具影响的两考古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基地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西北考察楼兰、于阗等，被称为今天考古工作的起点或坐标。他一生曾4次深入新疆考察，行程38300公里，填补了斯坦因的新疆50万分之一地图的空白点；陆懋德教授开辟了我国史学方法研究；王子云教授创立了艺术考古；黎锦熙教授革新汉语言学和现代方志学，修成8部陕西地方志；汪奠基教授发展数理逻辑；沈志远教授潜心马克思主义传播；曹靖华教授潜心俄罗斯文学传播；许兴凯教授潜心日本研究……以上名人和名事，彰显了西北联大依托中华民族文化、融会创新世界学术的首创精神，展现了其立足西北、直达世界科学前沿的殊人风貌。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北联大更是群星灿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院士毕业于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大师生中先后成为院士的有50余人，而其直系后继10校（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先后共有160余名院院士。

此外，还有著成首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和《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为今天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提供重要依据的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郑资约教授；有在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长任内主持南海划界、主持提出“11段线”（9段线前身），为今天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提供重要依据的傅角今教授；有毛泽东26个老师之一、我国语言文字改革家黎锦熙教授；有中共隐蔽战线后3杰之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有开国大典和共和国第一位播音员齐越；有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为我国夺得第一枚田径金牌两项长跑冠军的郭毓彬；有在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篮球冠军的王耀东教授。

在那艰苦岁月中，西北临大、西南联大和数十所高校数十万师生，以“天下”之情怀、艰苦卓绝的“文长征” ，在山乡林莽茅屋陋巷中，在硝烟与炮火的轰鸣中，既潜心攻读，研治学术，创新科技，又宣传抗日，开发民智，保存了中华文脉、存续了中国高等教育之“根”“魂”与“命脉”。这种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 “文长征”，与国家民族生命与共、荣辱与共所彰显的“民族魂魄”，为万世立表，为后世楷模，被高等教育大家潘懋元盛赞“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迹”。

今天，“文长征”昭示天下的一个重大而特殊的意义在于，这一在战火硝烟生死存亡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凤凰涅槃”，又一次彰显了中华数千年文化文明凝练塑造的以唐宋科举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优秀传统和体质特征，揭示了中华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上层再生产”（布罗代尔） 与“社会重器与公器”，以打破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自由流动为制度基础，以培养具有“天下情怀”的治国精英为首要功能， 以“公（共）治天下”为核心的“国家社会利益至上”为目标价值的本质属性与特征；“文长征”再一次证明，由其传承、彰显、弘扬、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与优良传统，是数千年中华文化文明的不朽积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显著的体系特征，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人类文明、世界高等教育的伟大创举与贡献,是国家民族崛起强盛之本！

这中华文化文明之魂魄、中华教育之特质、人类文明与教育之创举、国族强盛之根本，有两联大校歌为证——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