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習近平年初在軍委的這篇講話是本人在五、六月間回國期間於5月30日由微信群友轉發過來的鏈接看到的，屆時閱讀量已達45萬以上。當時讀罷是有些將信將疑的：信，是這條鏈接原發自“全國八一子弟群”，這應當是一個主要由“紅二代”和高乾子弟組成的微信群體，信息的來源應當有些背景。而且，通篇講話高屋建瓴，好多觀點和提法很新穎，很有見地，口氣很大，不是軍委第一把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發言，非常有價值。疑，是這條鏈接很快就被刪除，幸虧本人當時保存下來；但再想轉發給群友，無論國內國外，包括發給自己的電子郵箱，企望下載後進行的編輯整理都已不再可能。不能不佩服國內“Fire Great Wall”網絡防火功能之“Great”（強大）和迅猛快捷。大有防“君”之口，亦勝於防川之勢。本着發出鏈接後國內收到和沒有收到此鏈接的一些群友反饋的“不信謠，不傳謠”之告誡，本人也就未再做這方面的努力和嘗試。 至於國外，當時相信這樣重大的新聞信息，若真有這個講話，海外各路媒體總會有一些能夠有辦法和有能力得到。自己由於不會翻牆技術，上不了國外網站，只是猜想海外各路媒體也許早就傳播和討論成了一鍋粥。誰知六月底返澳洲後翻遍自己通常瀏覽的一些網站的最近一段時間的信息，竟沒有看到有人提起和討論這個講話，也更增加了自己對這篇講話是否真實的存疑。 然而，最近的“南海仲裁”風雲過後，輿論譁然，國內一些地方暗流洶湧，人情激憤；抗議、抵制等事件層出不窮，甚至要打要殺，更有社會名人放出不惜犧牲中國十億人的“豪言壯語”。海外也有人鼓吹“中美必有一戰”。而國內有關方面和當局卻似乎“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並沒有釀成2012年“9·15”那樣的約50個城市同時爆發的打砸燒群體事件。對外南海雖然也在軍演，也並未見和美國及周邊一些國家劍拔弩張，氣氛緊張，乃至擦槍走火。一切仿佛有既定方針，有定見、有定奪。這反而使本人的存疑轉變成了對這篇講話真實性的確信。估計和相信這篇講話在前段時間一定在相當層面的幹部和群體中傳達過，並產生了很大的正面影響。 通過這篇講話，能夠對中共和中國高層，特別是習近平今後對國家戰略層面的思考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對習近平個人品質和領導魅力作出新的和更全面的判斷。退一步講，此文即便不是習近平親言，能有這樣的見識和戰略思維，並能寫出此文的也一定是高人，很了不起。 作為重要歷史文獻和參考資料，應該是一次性給出原貌、全貌，一個字乃至標點符號都不宜改動。遺憾的是由於全文太長，又不能進行Copy複製粘貼，本人只能每字每句的鍵入，本身打字速度就慢，而根據手機上的資料輸入，字體小，讀起來費事不說，手機還老是黑屏，鍵入的煞是辛苦。另一方面，也怕大家一次性讀起來也感覺辛苦，亦難以掌握重點、要點，即想在每一大段輸完後，在其後添加一些評論或發表一些感想，或做點小結或要點回顧什麼的。所以，只能按原文分次推出。這樣，此文的全貌就不能一次性地與讀者見面了。望諒解！ 另外，文章中難免發生輸入錯誤。如有錯別字和漏、誤之處，應是本人鍵入所致，與原文無關。特此告知。 X X X 對高層的講話 (節選版）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戰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與各位交換意見。在座的，都是軍旅出身，有的還有豐富的戰爭經驗。我不是，就軍事問題、戰爭問題，你們是老師，我是學生。但作為軍委主席，是不能不考慮戰爭問題的。當然，我更多的，是考慮戰爭中的戰略問題、政治問題、價值觀問題，而不是戰役指揮問題。今天，我想就戰爭問題上的“道義遵旨”，跟大家作一個意見交換。必須聲明，我所講的，除了歷史上已有定論外，都不是結論，只是提出問題，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堅決反對凡一把手講話就是結論的做法。 我今天與大家交換的意見主要有五個問題： 一、我們黨與20世紀的幾場戰爭；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三、澄清對美國的認識；處理好中美關係是對外戰略的支撐點； 四、今天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現代戰爭與人類文明。
這既是歷史問題，也是一種總結；總結中有肯定，也應該有反思。可以說，我們黨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隨着戰爭成長壯大、贏得戰爭、奪取政權、守衛疆土的。從1924年到1949年，我們黨參加了三次國內戰爭、抗日戰爭。第一次國內戰爭，也叫北伐戰爭（1924到1927年），我們是配角，國民黨是主角。抗日戰爭（1937到1945年），我們黨還是唱配角。國民黨還是主角，這一點應該承認。第二次（1927到1937年）、第三次（1945到1949年）國內戰爭，國共兩黨唱對手戲，而且戰爭主動權逐漸從國民黨手中轉移到共產黨手中，直到我們取得徹底勝利。但是1949年後，戰爭並沒有遠離我們。新中國建立八個月，朝鮮戰爭爆發，隨後我們派出了數百萬志願軍，在朝鮮跟聯合國軍打了三年。朝鮮戰爭剛停戰，我們又悄悄參加了越南戰爭，雖然沒有調用大量兵力，但付出的物資、裝備、技術卻是巨大的。累計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戰爭的物資總量，比投入到朝鮮戰爭的多得多。 這期間，1962年，我們跟印度又打了起來。規模不大，但影響不小。此後，1969年，我們在北部邊境跟蘇聯打了幾場小規模的戰鬥；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邊境跟越南打了一場規模較大、耗時10年的戰爭。事實上，我們跟國民黨的內戰並沒有結束。至少在毛澤東時代，內戰還繼續着。金門炮戰就是證據。如此看來，1989年之前的60多年裡，我們黨幾乎始終都處在戰爭的氛圍中。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國內戰爭比較單純，就是國共內戰。國際戰爭比較複雜，有基於共產主義國際義務的“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戰爭，有基於邊界領土爭議的中印戰爭，也有基於。。。。。。 戰爭也使我們黨擁有了在常規戰爭方面的最為嫻熟，無與倫比的戰役指揮能力，一位以色列軍事專家得出結論，我們的戰役指揮能力僅次於二戰時的德國，排名世界第二。雖不足為訓，但我認為還是靠譜的。 我們黨在國共內戰時期，幾乎是同時醞釀、組織、指揮了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主力150萬之眾，這在世界軍事史上是為數不多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戰爭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戰爭，也帶給我們黨一些負面影響。我們黨似乎更習慣於戰爭的環境，而不適應和平的環境。事實上，我們冷靜地看一看，從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環境裡，我們打了六、七場大大小小的戰爭，這在二戰後相對和平的環境裡，對於一個新生的國家政權來說，是不是有點過於頻繁了？過於頻繁的戰爭，消耗了我們國家寶貴的資源，更嚴重的是，這些戰爭讓我們黨，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並導致國家體制的失衡，給民眾利益造成重大損失。 戰爭的負面影響我歸納了幾點： 第一、滋長了我們黨絕對正義的思維習慣。我們黨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戰之後的國內戰爭中，取得了巨大勝利。蔣介石國民黨敗逃台灣，而大陸則由我們黨完全、徹底掌控。這一結果，當然可以證明我們黨占據着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正義制高點，但如果絕對化，就有可能成為我們黨的包袱，事實上，我們黨在建國後二、三十年裡一直折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這個包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黨還沒有擺脫成王敗寇這一陳舊歷史觀的糾纏。 第二、自覺不自覺地誇大了我們黨的危機感。在二戰後的很長一個時期里，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危機感過重，機遇感全無。我們黨在改革時期，對世界局勢的一個重要判斷，就是“和平、發展是主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將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工作中心。這是鄧小平同志為我們黨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貢獻。我們總認為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就無法獲得國家安全。我們黨的注意力幾乎全在戰爭上，那還有和平發展的影子？而且，我們當時認為，大的危機還是來自外部。具體地講就是來自美、蘇。一般來說，一個執政黨有危機不是壞事,但問題在於,如果是自己局限於以往的經驗和感受,缺乏對世界大勢的正確判斷力,發生認識上的偏差而形成的過重危機感,就會對我們黨的事業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損失是難以彌補的。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危機感過重，錯失發展機遇，我們黨在執政的前30年，發展狀況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國家體制的軍事優先特徵過強，產業布局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造成資源利用的巨大浪費。早在1953年，就發生了梁漱溟跟毛澤東之間所謂“小人政”、“大人政”的爭論，毛澤東認為梁漱溟關於顧及農民利益的訴求，不過是“小人政”，而“反帝才是“大人政”。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根本的原因，也是為發展軍備服務的重工業和為民生服務的農輕產業比例失調。經濟部門幾乎就是中央軍委的總後勤部。到了“文革”期間，國家的基本職能幾乎就剩下了“繼續革命”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是首當其衝的，可有限的資源備戰之後，備荒、為人民也就只能被擠到一邊去了。到了毛澤東去世時，國家的經濟運行，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判斷基本正確。 第四、將軍事指揮的高度集中原則，移植到國家管理體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專制。這是長期的戰爭環境，給我們黨造成的一個弊端，過於追求國家領導核心的“純潔”，“路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頻繁，造成治國人才大量損耗，政治局勢動盪，外部的壓力巨大，而內部的權力又是高度集中，於是最高領導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上下必須絕對“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會引起最高領導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國際交往也被套上“裡通外國”的帽子，毛澤東時代，黨內高層鬥爭如此頻繁，跟毛澤東對外部世界重重威脅的感受是分不開的，不習慣於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見共存、通過民主機制選擇最佳意見的體制。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跟領袖意見高度一致的結果就是，成績可以斐然，災禍也必然巨大。用戰爭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非友即敵，造成國際孤立。我們黨在很長一段時期，沒有學會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而當年的冷戰格局、陣營對壘的形勢，似乎很對我們黨的胃口。因為我們有極強的陣營情結，於是，世界上幾十個最有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成了我們的敵人。又因為我們極強的馬列主義情結，又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劃入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我們成了孤家寡人了。用純粹意識形態的、虛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的正常利益，導致我們國家的正常利益長期受到損失。我們反美反蘇，自以為可以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結果卻是適得其反，使我們自己陷於極端的孤立。。。。。。有人說，美國打東打西，為什麼不被孤立？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被美國打的，多半是問題國家。這些國家的一些行為，早就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亞等。此其一。其二、美國並沒有通過戰爭直接獲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這就使得它的戰爭行為，像是警察執法。美國也因此獲得“國際警察”的諢號，這裡面有褒有貶。其三，才是美國所打的旗號，什麼反對“獨裁”、“大規模殺傷武器”、“恐怖主義”等，很是蠱惑人心。當然美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強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富強之國，便是正義之鄉，人們通常有這樣的思維。而我們中國，恰恰站在了美國的對立面。我們黨執政後的幾十年裡，顯而易見，戰爭帶來的消極因素，要大於積極因素，影響了我們的指導思想、國家制度、民眾利益和對外關係。為什麼我們總認為，世界上遠超我們的強國，“亡我之心不死”？為什麼我們總認為，只有實力上超過這些強國，我們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強國都有滅了弱國的想法，那些上百個中小國家，將如何生存發展？如果有人質問我們：強國總有滅弱國的想法，是否意味着中國強大後也要滅了別人，我們將何以應答？但我們幾十年來，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時候，我們似乎並不理會世界的疑惑。但就是這些疑惑，慢慢變成了疏遠，使我們這個時時刻刻有着危機感的國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小結與短評：行文至此，已經能夠看出這是一篇實事求是，很接地氣的講話。僅上面一段，已經對中共以前，特別是毛時代的戰爭觀和和治國觀，有了顛覆性的總結。這是自毛以後的歷屆中央軍委主席，包括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均沒有做到的。文中對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當年秉持的軍事思想、治國理念和對外方針充滿了批判，如： 領導人對成王敗寇陳舊歷史觀的糾纏，將軍事指揮的高度集中原則，移植到國家管理體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專制。“路線鬥爭”、整肅“反黨集團”頻繁，造成治國人才大量損耗。而內部的權力又是高度集中，最高領導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上下必須絕對“保持一致”。稍有不同，就會引起猜忌和震怒。這種高度一致的結果就是，成績可以斐然，災禍也必然巨大。 由認識上的偏差導致的過重危機感對國家發展帶來重大損失，經濟部門幾乎成了中央軍委的總後勤部。違背經濟發展規律，以軍事優先的原則發展生產，必然造成資源利用的巨大浪費，同時，忽略和忽視了人民群眾的正常消費和生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根本原因，也是為發展軍備服務的重工業和為民生服務的農輕產業比例失調。到了“文革”期間，國家的基本職能幾乎就剩下了“繼續革命”和“備戰、備荒、為人民”。並再次強調和肯定，毛澤東去世時，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缺乏對世界大勢的正確判斷力,用戰爭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國際統一戰線”。有極強的陣營情結，非友即敵，世界上幾十個最有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卻長期成為自己的敵人，造成國際孤立。又因為有極強的馬列主義情結，又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劃入必須打倒的修正主義陣營，自己卻成了孤家寡人。用純粹意識形態的、虛幻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的正常利益，介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援助阿爾巴尼亞等，導致自家的正常利益長期受到損失。 文中還肯定了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作為主要抗日力量的歷史功績，以及美國在維持當今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作用。 以上這些反思可以看出習近平是個明白人，對中共過去幾十年，特別是對毛時代的軍事思想、治國理念、外交方針等有清醒的認識反思。這樣，中共和國家在以上這些方面進行重大政策、方針的調整或即將進行的調整和改革就是必然的了。 （未完待續） 2012年7月30日 於 Perth 風雨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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