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五行》：「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

《漢書•食貨志上》：「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一

一提到急政，马上就会联想起王安石之急政。其实不独宰相玩这个，帝王更是不胜枚举，出名的大致有三位：

 按时间顺序来看，首当其冲的是纣王：

帝辛生前被称为“商王受”。 说“商王受”不见得有几个人知道，一说纣王，尽人皆知。

他非常重视农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东南方用兵，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这场长久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周国联合西方各国乘机讨伐商朝。牧野之战，商军溃败，帝辛自焚而死，商朝灭亡]。死后，其子武庚上谥号为帝辛。周武王得天下后给他一个恶谥：纣。

两千年来，人们都把殷纣王当成坏蛋。直到郭沫若先生给殷纣王翻了案。他说，大家认为殷纣王坏，是中了推翻殷商的周朝历史学家的毒。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东夷，是中国先秦时期，中原居民对黄河流域下游（青、兖、徐三州）居民的总称）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有功；他的英雄末路像楚霸王。

 殷纣王本来确实是英雄，《史记》说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殷纣王口若悬河，思维敏捷，既有文才，又能和猛兽搏斗。纣王登基之后，用青铜铸造大量兵器，带兵攻克东夷，把殷商的疆土开拓到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所以郭沫若说殷纣王有贡献，有一定的道理的。

第二位自然是杨广：

 其实杨广也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便可窥见他的雄心。《隋书•炀帝纪》说他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祁连山海拔近四千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帝王，后世巡游考察勉强能够比拟的不过一个儿皇帝胡耀邦。隋炀帝曾在燕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麴文泰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曾经两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越南，招抚流求。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四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炀帝始终在不停奔走，但这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王朝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三征高丽——隋王朝开始步入险境。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为什么要打高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

实际上是打辽东，当时“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因为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

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

对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巩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炀帝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他们不擅长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但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一征最惨，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二征杨玄感被叛乱打断，三征落了个虚名。

我们可以说隋炀帝的统治是一种急政，而不是单纯的暴政，事实上，他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推行得急了一点。

毕竟经过了几百年的割据战争之后，广大百姓需要的其实是安定，民众要过的是平稳富足的生活。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大业，这个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

最后一位是崇祯：

崇祯皇帝也曾想着和一群能臣想力挽狂澜，救大明于水火之中，为此他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之一。

明朝末年，小冰河期，党争，急政是致命的三要素，叠加之下，袁崇焕、卢象升、熊廷弼、孙传庭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像流星一样划过大明最后的天空。

 大明王朝给人的印象是：富庶，繁荣，就如它的国号一般：“既而祈天，乃得大明”。它既有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豪壮，也是唯一一个不割地、赔款、和亲的王朝。这个王朝的过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可叹的是，当这些能人将才一个个战死之后，大明王朝的辉煌也随之埋葬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而其中，孙传庭则成为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孙传庭捕获高闯，李闯八骑狼狈逃窜之际，崇祯帝突然听从杨嗣昌进言，决定进行“诏安”。这位害死卢象升的人，在战斗快要胜利时来了这么一出，让孙传庭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本来可以彻底歼灭敌人的机会也烟消云散。 不过，这也不能说杨嗣昌就是一个很坏的人。毕竟此人是文臣，只谈谋略，不入沙场。但或多或少，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四政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这个计划确实还是剿了不少匪，还诏安了刘国能，此人后来对大明王朝竭尽所忠。崇祯更是把杨嗣昌当成忘年交与人生导师，对他的计策大加赞赏，五体投地，认为他具有力挽狂澜之力。 只不过，也因为杨嗣昌主张和满清讲和，孙传庭处处受到压制。

崇祯十一年，在清军入关之际，估计是杨嗣昌宣扬自己主和观念的同时说了些孙传庭的坏话，让孙传庭受到了崇祯的猜忌，被捕入狱。

于是，孙传庭就这样在牢狱里待了三年，直到李自成部队发展壮大，杨嗣昌等人已经无法镇压之时，崇祯才想起了孙传庭，将他复任。

无兵无将，英雄迟暮，最终在潼关，明知必死的孙传庭，用他对大明的忠诚与热血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淹没”于李自成的大军之中。

战星陨落，明朝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才，李自成也势如破竹，拿下了潼关。第二年，闯军围城5个月，终于攻破京城，崇祯在景山自缢身死，明朝宣布灭亡。但若崇祯不急，孙传庭能尽全力而为之，说不定李自成早已被他剿灭。没了内患，那么大明则可一心对抗北方清军，那么也许还可续命百年。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后来，《明史》感叹说：“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崇祯一生勤勉，可谓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歪脖子树终于迎来了它的主人，生殉不过王承恩一人，那啥，还是个太监。 急政不仅害人，最终还是会害到自己的。上述这几位爷，就是血粼粼的佐证。

至于新朝的王莽，立皇帝刘瑾，也都曾大刀阔斧的改革，论起来也算是急政，只是很快就人亡政息了，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凡急政，主事者并不见得见识不广，只不过破旧立新，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譬如王莽恢复周礼，废除奴隶制，建立贷款制度，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现在看起来，错了吗？不过是步子大了点，所以扯了蛋。 刘瑾在军中设立文职，设立内行厂，从根本上压制了东西两厂的缇骑横行。被凌迟的原因很简单，他想让宦官成为官僚队伍的一员，虽然这种双头政治会使得中国政治机构更加稳定，但是，这严重侵犯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变法，如果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成功,就不會有王安石之急政.

 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宗旨是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根据现代的统计资料，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由于宋神宗的去世而彻底人亡政息。

 北宋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完全丧失。不同于张居正的变法，拗相公出手太急，仅仅好过康南海的戊戌变法，譬如保马法和青苗法，过失在快，在急，事先不去细化流程，所托非人，好的心愿，顶层设计的“良法”，指着幸进之徒去实施，结局都是徒自伤悲。

而今蔡奇数九寒天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京畿地区的煤改气，煤改油，煤改电。白毛风狂啸之际，仅仅一刀切的改掉民众用煤习惯，不在替代能源上为百姓着想，这个冬天，会牺牲许多无辜的生命，基本可以确认：这就是一场人祸！

什么是急政？这就是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