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五行》：「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

《漢書•食貨志上》：「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一

一提到急政，馬上就會聯想起王安石之急政。其實不獨宰相玩這個，帝王更是不勝枚舉，出名的大致有三位：

 按時間順序來看，首當其衝的是紂王：

帝辛生前被稱為“商王受”。 說“商王受”不見得有幾個人知道，一說紂王，盡人皆知。

他非常重視農業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東南方用兵，將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這場長久的戰爭導致了國內空虛。周國聯合西方各國乘機討伐商朝。牧野之戰，商軍潰敗，帝辛自焚而死，商朝滅亡]。死後，其子武庚上諡號為帝辛。周武王得天下後給他一個惡諡：紂。

兩千年來，人們都把殷紂王當成壞蛋。直到郭沫若先生給殷紂王翻了案。他說，大家認為殷紂王壞，是中了推翻殷商的周朝歷史學家的毒。商紂王經營東南，把東夷（東夷，是中國先秦時期，中原居民對黃河流域下游（青、兗、徐三州）居民的總稱）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有功；他的英雄末路像楚霸王。

 殷紂王本來確實是英雄，《史記》說紂王：“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殷紂王口若懸河，思維敏捷，既有文才，又能和猛獸搏鬥。紂王登基之後，用青銅鑄造大量兵器，帶兵攻克東夷，把殷商的疆土開拓到東南一帶，開發了長江流域。所以郭沫若說殷紂王有貢獻，有一定的道理的。

第二位自然是楊廣：

 其實楊廣也是一位胸懷遠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業”兩個字作為自己的年號，便可窺見他的雄心。《隋書•煬帝紀》說他處處以秦皇、漢武的功業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祁連山海拔近四千米，楊廣曾經率軍隊從這裡穿過，他是中國歷代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到過西部的帝王，後世巡遊考察勉強能夠比擬的不過一個兒皇帝胡耀邦。隋煬帝曾在燕支山大設宴席，款待高昌王麴文泰及西域二十七國來朝見的大臣和使者，來自武威、張掖等地的許多士女百姓也盛裝出席。各國商人云集張掖進行貿易，“絲綢之路”重新繁榮。

 隋煬帝在位十四年，曾經兩下揚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經略越南，招撫流求。他真正住在長安不足兩年，住在東都洛陽不足四年，其他時間都在各地巡遊。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為了建立一個幅員廣闊的帝國，成就他的大國之夢，建立一番足以比肩秦皇、漢武的“大業”，煬帝始終在不停奔走，但這也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為隋王朝的速亡埋下了禍根。 　　

三征高麗——隋王朝開始步入險境。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決心徹底解決遼東問題，楊廣下詔討伐高麗。 　

　為什麼要打高麗?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

實際上是打遼東，當時“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因為遼東原來是漢朝的四郡地，是中國統一王朝的一個部分。

遼東沒有統一進來，國家的統一就沒有最後完成。所以說，從隋文帝開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個皇帝都打遼東。為什麼要打?就是要完成國家的統一。

對一個帝王來說，國家的統一與邊疆的鞏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煬帝忽略了遼東半島、朝鮮半島特殊的地理環境。隋朝的軍隊出海作戰，並沒有什麼優勢，他們不擅長水戰，儘管有一支來護兒的水軍，但最後基本上全軍覆沒了。

一征最慘，渡過遼河的三十五萬隋軍，回到遼河以西的才兩千七百人！二征楊玄感被叛亂打斷，三征落了個虛名。

我們可以說隋煬帝的統治是一種急政，而不是單純的暴政，事實上，他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要求的。只不過，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他推行得急了一點。

畢竟經過了幾百年的割據戰爭之後，廣大百姓需要的其實是安定，民眾要過的是平穩富足的生活。 　　

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打通絲綢之路，西巡張掖，開發西域，乃至攻打遼東，都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楊廣還進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與科舉制度，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大業，這個昭示楊廣滿腔抱負力圖創建宏圖大業的年號，最終只走到了第十四個年頭。應運而起的唐朝繼承了隋朝的物質和制度成果，繼往開來並進一步完善，中華民族的歷史即將走向又一個鼎盛的朝代。

最後一位是崇禎：

崇禎皇帝也曾想着和一群能臣想力挽狂瀾，救大明於水火之中，為此他還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之一。

明朝末年，小冰河期，黨爭，急政是致命的三要素，疊加之下，袁崇煥、盧象升、熊廷弼、孫傳庭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像流星一樣划過大明最後的天空。

 大明王朝給人的印象是：富庶，繁榮，就如它的國號一般：“既而祈天，乃得大明”。它既有着"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豪壯，也是唯一一個不割地、賠款、和親的王朝。這個王朝的過人之處，由此可見一斑。 可嘆的是，當這些能人將才一個個戰死之後，大明王朝的輝煌也隨之埋葬在了歷史的塵埃之中。而其中，孫傳庭則成為了大明王朝最後的希望。孫傳庭捕獲高闖，李闖八騎狼狽逃竄之際，崇禎帝突然聽從楊嗣昌進言，決定進行“詔安”。這位害死盧象升的人，在戰鬥快要勝利時來了這麼一出，讓孫傳庭的計劃都被打亂了，本來可以徹底殲滅敵人的機會也煙消雲散。 不過，這也不能說楊嗣昌就是一個很壞的人。畢竟此人是文臣，只談謀略，不入沙場。但或多或少，他還是提出了一個“四政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這個計劃確實還是剿了不少匪，還詔安了劉國能，此人後來對大明王朝竭盡所忠。崇禎更是把楊嗣昌當成忘年交與人生導師，對他的計策大加讚賞，五體投地，認為他具有力挽狂瀾之力。 只不過，也因為楊嗣昌主張和滿清講和，孫傳庭處處受到壓制。

崇禎十一年，在清軍入關之際，估計是楊嗣昌宣揚自己主和觀念的同時說了些孫傳庭的壞話，讓孫傳庭受到了崇禎的猜忌，被捕入獄。

於是，孫傳庭就這樣在牢獄裡待了三年，直到李自成部隊發展壯大，楊嗣昌等人已經無法鎮壓之時，崇禎才想起了孫傳庭，將他復任。

無兵無將，英雄遲暮，最終在潼關，明知必死的孫傳庭，用他對大明的忠誠與熱血單槍匹馬沖入敵陣，“淹沒”於李自成的大軍之中。

戰星隕落，明朝失去了最後一個可以挽救危局的人才，李自成也勢如破竹，拿下了潼關。第二年，闖軍圍城5個月，終於攻破京城，崇禎在景山自縊身死，明朝宣布滅亡。但若崇禎不急，孫傳庭能盡全力而為之，說不定李自成早已被他剿滅。沒了內患，那麼大明則可一心對抗北方清軍，那麼也許還可續命百年。

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後來，《明史》感嘆說：“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

崇禎一生勤勉，可謂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遲。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十四個兵部尚書（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書，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個兵部尚書中，王洽下獄死，張鳳翼、梁廷棟服毒死，楊嗣昌自縊死，陳新甲斬首，傅宗龍、張國維革職下獄，王在晉、熊明遇革職查辦。歪脖子樹終於迎來了它的主人，生殉不過王承恩一人，那啥，還是個太監。 急政不僅害人，最終還是會害到自己的。上述這幾位爺，就是血粼粼的佐證。

至於新朝的王莽，立皇帝劉瑾，也都曾大刀闊斧的改革，論起來也算是急政，只是很快就人亡政息了，影響並不是很大。但凡急政，主事者並不見得見識不廣，只不過破舊立新，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環境，總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譬如王莽恢復周禮，廢除奴隸制，建立貸款制度，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現在看起來，錯了嗎？不過是步子大了點，所以扯了蛋。 劉瑾在軍中設立文職，設立內行廠，從根本上壓制了東西兩廠的緹騎橫行。被凌遲的原因很簡單，他想讓宦官成為官僚隊伍的一員，雖然這種雙頭政治會使得中國政治機構更加穩定，但是，這嚴重侵犯了整個文官集團的利益。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王安石變法，如果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成功,就不會有王安石之急政.

 王安石變法是發生在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的宗旨是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根據現代的統計資料，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到全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

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由於宋神宗的去世而徹底人亡政息。

 北宋最後一個機會，就此完全喪失。不同於張居正的變法，拗相公出手太急，僅僅好過康南海的戊戌變法，譬如保馬法和青苗法，過失在快，在急，事先不去細化流程，所託非人，好的心願，頂層設計的“良法”，指着幸進之徒去實施，結局都是徒自傷悲。

而今蔡奇數九寒天驅逐所謂的“低端人口”，京畿地區的煤改氣，煤改油，煤改電。白毛風狂嘯之際，僅僅一刀切的改掉民眾用煤習慣，不在替代能源上為百姓着想，這個冬天，會犧牲許多無辜的生命，基本可以確認：這就是一場人禍！

什麼是急政？這就是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