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30日，邱岳峰老师突然自杀离世，无数热爱他的人为之深感惊愕和悲痛。

几十年来，邱老师的辞世，一直是我心头一个无法解开的结。我从不敢去回忆这一幕，也不允许自己去触动深藏心中的痛楚。即便是三十六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坐在澳大利亚的乡村家中的电脑前，强使自己去回忆他在世界上的最后几天时，泪水还是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邱岳峰

初识邱老师——

我从小爱艺术，爱文学，也做过艺术家的梦。“文革”中我从上海的一所中学毕业，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有幸到一个县文工团当了几年演员和报幕员，但因错失了进入专业话剧团的机会，后来又病退回到了上海，无奈只能在街道工厂打工混日糊口。但心中想成为一个专业话剧演员的梦始终没有破灭，通过努力进入了区文化馆的业余话剧班，希望维系住自己对舞台的那份眷恋。

1976年秋天，我在徐汇区文化馆参加活动几个月以后，已经对我比较了解，而且相处得很好的话剧班老师把我叫到了一边，悄悄对我说：“小朱，根据我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你要是不回去搞专业真是太可惜了。文化馆最多只能是让你练练兵，不会有什么大前途。你还年轻，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只有去考专业的艺术院校。不管是上海戏剧学院还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你都应该试一试。不过，我想你自己也已经了解，你的弱点是语音的发音还不够标准，要当个专业的话剧演员，标准的普通话是最重要的首要条件。”

我几乎是憋着呼吸在期待着她的下文。老师接着说：“我有一个叔叔，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是个非常好的人。前几天我和他提及了你的情况，他表示愿意为你免费辅导，但是他说一定要先见见你才能做最后的决定。你希望我为你们介绍一下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个劲儿的点着头，痴痴的又笑又哭着，真不知道自己在前辈子修了什么福，竟会再一次遇到“贵人”无私的相助。

但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话剧老师的叔叔，竟然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电影《白夜》中那位梦幻者的配音演员邱岳峰，这样大名鼎鼎的配音演员，竟然肯收我这既无背景，又无地位，连报酬都付不起的穷女孩做学生？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在梦中。

邱岳峰的工作证

那是1977年初的一个傍晚，我与话剧老师一起到邱老师家去进行第一次的“面试”。

“别紧张，也别过分表演，自然地表现你自己就行了。”话剧老师叮嘱我。

“另外，顺便告诉你一下，邱老师的家不太大，现在他可能刚下班，正是快吃饭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不管能成功与否，至少让他见你一面。”

我不住地点着头，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过于紧张。

邱老师的家离开淮海路陕西路不远，那是在南昌路一条老式里弄中的一栋小楼上。

我第一次走上楼的那天，感到楼梯是那样的笔直陡峭，而且异乎寻常的黑暗而又狭窄。我下意识地紧紧握住了墙上的扶手，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会倒跌下去。在楼梯的尽头，直接面对着我的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靠对面墙的角落里，摆着一张低矮的小单人床，一位50多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面带倦容的斜倚在枕上，这是邱老师的夫人靳雪萍阿姨。一见我们进门，靳阿姨立刻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打招呼让我们坐下，邱老师也随之从另一角落迎了出来。

“啊，这就是小朱啊，我们已经听过许多关于你的故事了。”

邱老师用他那充满磁性和富有魅力的声音对我说，他那一头银色的白发突然令我感到父亲般的可亲可近。只不过，他的高高的鼻梁和外翘的下巴，竟完全像是个电影里的外国绅士。

在这之前，哪怕我有再充分的想象力，也绝对不会想到邱老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全家六口人竟都挤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生活，我为自己干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而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

邱老师一定是敏感到了我内心的局促不安，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到了靳阿姨边上的一张椅子上，一双智慧而又深邃的眼睛注视着我，同时却用一种非常和蔼轻松的口气对我说道：

“好吧，小朱，看看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我想朗诵一段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写的诗《有的人》”。

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和自然，但是，紧曲的手指在掌心里却一个劲儿的冒汗。

“别紧张！我不是老虎，不会吃掉你的！”邱老师幽默地对我笑着，示意我开始。

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站到了大家的面前，霎那间，周围所有的一切都退去了，我只注意着正前方，就好像又一次回到了舞台上。

邱岳峰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

我朗诵完了以后，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那样的单调浅薄，感情完全不到位，心里也没有一丝自信。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房间里一片寂静，毫无反应。突然，邱老师用两手合拍了一下掌，站起身来对我鼓励地说道：

“朗诵得很好，至少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但是，不要骄傲！还有许多段落是需要重新调整你内心感情尺度的。声调还可以更低沉、更自然一些。”

“叔叔，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是愿意收小朱做学生了？”话剧老师问出了我的心里话。

邱老师低头想了一下，平静地对我说：“我工作很忙，空余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如果我的帮助能够改变你的现状，我是会尽自己所能的。不过，我只能够告诉你需要做些什么，但不能代替你去做。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你是否有悟性，是否努力，我只能起到指点的作用。”

邱老师的话语虽然不多，但却如一股暖流般淌过了我的心房。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复杂感激的心情。

离开了邱老师的家，千感万谢了亲爱的程老师，我独自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生平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是那样幸运的，一个不断受到陌生人帮助的人。今天，我的生活中又将多了一位关注着我、不断提携我的如慈父般的老师，人生在世还需要有更多的索求吗？我一定会努力的！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在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只要邱老师能有一点空余的时间，我就会到他家里去上课。我从没想到过一段小小的诗歌，竟然可以有这么深的内涵；一句短短的台词，到了邱老师的嘴里，却可以有几十种的表达处理方式，而且是可以即兴而来，看似不用吹灰之力，但是我要仿效的话，没有内心的深度和对角色的理解，是怎样也学不像的。

“你要继续多读书！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学问，看过多少书，我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的清清楚楚了！不爱文学的人的眼睛是空洞无神的！”

邱老师的这番话成了我终身的座右铭。

在我的记忆中，邱老师平时话不太多，是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连一个错误音符都不会放过的严格良师。但是在课后偶尔的言谈笑语中，他的幽默感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同时，他对我当时在个人成长中的每一步，都给予了非常及时的校正和指导。

“你不应该穿这种类型的衣服，那会影响你的形象，与你的内心气质完全不成正比。”

当我随着上海日渐松弛开放的服装形式，偶尔也赶潮流穿上一些赶时髦的衣服时，邱老师会立刻告知我他的想法。

“一个有丰富内涵和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去追求浅薄的时髦，而是应该去寻找和创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风格。”

类似于这样的话是数不胜数，成了我一辈子索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因为经常来邱老师家上课，渐渐地我也和阿姨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熟悉起来。邱老师的大儿子丘必昌好像大我几岁，个子不高，却是满头金黄色的头发，眉眼之间比邱老师更像外国人。

我们大家都笑称他“黄毛”。邱老师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非常钟爱的女儿，当时好像还在外地农场里调不回来。每一次提及他的女儿，都会有一片乌云瞬间浮上他的眉头，眼睛立时充满了说不清的哀怨。我从不敢问这其间的缘由。他待我如此亲切，我感觉到他是在把我当女儿一样诚挚地关心帮助我。

相处久了，他们全家都已不把我当外人，邱老师和阿姨都开始昵称我的小名“玲玲”。有时候，如果邱老师家人太多，不方便，邱老师也会到我家来给我上课。好在上海译制厂离我家不远。爸爸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知名的译制片演员，竟然会愿意来接受我这样一个女孩做学生。

我的世界开始变得博大和充实起来。邱老师不仅教我怎样朗诵，还教我怎样做人的道理。

最使我高兴的是，我还经常可以从他那里拿到一些‘内部电影票’。所谓的内部票，是指在那几年里开始复苏，并允许在文艺界小范围内播放的外国电影。如果审批通过，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对外界的普通老百姓播放。而我因为有了邱老师，突然变成了那个文艺界小范围之中的一份子，有了先睹为快的优先权。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食粮都奇缺的年代，这是我生活中最最快活的一部分。

在1977年到1980年这三四年中，我看过无数邱老师配音或者是内部放映的译制影片。其中有《猜一猜谁来赴晚宴》《红菱艳》《第四十一》《未来世界》《王子复仇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阴谋与爱情》《简爱》《佐罗》《凡尔杜先生》《魂断蓝桥》《基度山伯爵》《音乐之声》《望乡》《加里森敢死队》《血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

许多文革中偷偷看过的小说，突然在电影里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使我看得饥不择食、如痴如狂。

“就当是一次练兵”

在1977年—1978年中的那段时间里，除了为我辅导以外，邱老师还和我的父母一起不断地分析讨论着，看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改变我目前的状况，让我重新回到舞台。

“我觉得你再要去考戏剧学院的希望不大，因为要去和那些刚出茅庐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竞争，可能太困难了一些。等你学出来再搞专业吗？那就太晚了！再说，学习期间谁来养活你？”邱老师当然对我家的情况已非常了解，说得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我认为最合适你的还是到部队文工团去。最好是话剧团，不需要太大的形体动作，也不会又坏了你的腰。而且，你已经有了六七年的实际舞台经验，一到部队就能施展你的能力，我也相信他们会需要你这样可以立刻工作的人，不用再从头培养起。”邱老师紧接着又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据我所知，只要是到部队去镀过一下金，将来回上海就会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让这个卡住你喉咙的小集体制见鬼去吧！”

他笑着像说台词那样的有声有色，用双手做着紧卡脖子状，像个调皮的孩子那样伸出了他的长舌头，逗得我们大家都大笑不止。

爸爸也非常同意邱老师的观点。

但是，像我们这样毫无背景的人家，该怎样才能找到部队的门路呢？我心里深知，文工团是需要能歌善舞、身兼数职的。像我这样的腰椎条件，实在是不够资格去贸然重试的。

“你就将这件事交给我吧！”

邱老师对我爸爸说，“最近全国各地的部队文工团都经常来上海招人，我在行业里还是有些熟悉的人的，我会替玲玲留意的，请放心！”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通过徐汇区文化馆老师的推荐，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的导演苏若慈老师，破例收我参加剧组的排练演出。

当时正是话剧《于无声处》红极一时的时候，这部由宗福先编剧的话剧，1978年在上海首演，这是为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先声，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振奋。据说在全国有2700多个剧团先后排演了该剧，数千万人通过电视和剧场，通过报刊的阅读关注着这部话剧。这部话剧的第一位导演正是苏若慈老师。我当时被分到《于无声处》B组。同时还在排练话剧《约会》，扮演一个与我的外表和内心都截然相反的娇小姐的角色。

1978年中的一天，邱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听说福州军区话剧团到上海来招生，考场就设在上海沧州饭店。你应该去试一下，我们做个准备吧！”盼望了一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邱老师可比我平静多了，只是比平时更严格地帮助我准备考试的小品。

“心里不要有一丝杂念，就当是一次练兵！考不上也没关系，将来还有的是机会！”他不停地告诫我：“最关键的是要自信。如果你连自己都信不过，怎么能让别人跟你一起进戏呢？”

我把这些话都牢牢地刻在了心里。

那天考场的周围挤满了人群，有来陪同的戏剧学院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有父母陪伴的亲子爱女。唯有我，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全神贯注的在内心准备着考试的内容。偶尔抬头望去，考场入口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足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能选上我？我在心里对自己不抱有多大的希望。

也许是心里没了负担，只当是一次练兵，我在考场上是异常放松的。记得我朗诵了一段邱老师为我辅导的诗，又表演了一段自编的即兴小品。还没有仔细地观察一下考官的神态就匆匆离去了。

其实，那天占据我心的除了这场部队的考试外，还有一个突发的机会让我忐忑不安。

就在几天之前，我家邻居，上海青年话剧团的胡成美老师，突然问我是否愿意临时担当几天节目主持人？说是这几天上海舞蹈学校和上海民族乐团，要在音乐厅举办几场演出，可是担任报幕的主持人突然病了，主办者急着要临时找个人代替，可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胡老师立刻想到了我，建议我去试试，没想到才试了几段话他们就一下通过了，那天晚上是彩排走台，我要及时赶过去。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的机会，但是能够让我生平第一次在上海的音乐厅舞台上演出，该是多么大的荣耀和多么难能可贵的机会啊！

正式演出的那一天，有很多名演员上场。记得有上海民族乐团闵慧芬的二胡演奏，陆春林的笛子独奏，最使我难忘的，是当年为芭蕾舞《白毛女》演唱红遍全国的歌唱家朱逢博也来了，她的歌声曾伴随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那天我为她报完幕，站在台边的幕布后，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她的演唱，在台下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中，她又重新回到台上演唱。

刚一下台，朱逢博就跑过来对我说：“哎，新来的小女孩，你能帮我解开一下后面的拉链和搭扣吗？都快把我憋死了！”

那是一件丝绒的长裙，也许因为那时她已稍稍发了一点福，才使那件演出服不再如以前那样合身了。不过，在整场演出中，你是绝对看不出她在深受着折磨！我想当时对所有乐团的表演者来说，那几晚只是几百场演出中的一个数字，但对我这内心充满敬畏和欣喜之情的临时主持人来说，上海音乐厅的演出在我的记忆中刻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

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也就是在考试以后第二天，在音乐厅的正式演出时，来自福州军区话剧团的招生考官田仁锋老师和方队长竟也坐在台下看演出。显然他们也知道我在前一天来应征过，也许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我在正式舞台上的演出，比简单的小考场上似乎能够更好地发挥我自己。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部队的招生老师，不仅到过我晚上排练所在的上海总工会话剧团，也到了家里与父母交谈，了解家庭背景。

我当然很激动，预感到这次是有录取的希望了。但是，听说这次的应考生中有许多有背景的高干和部队子女，我能和他们竞争吗？我有希望吗？我不敢肯定！

蜘蛛带来的喜讯

部队招生的老师已经离去一个月了，没有什么消息。我那颗充满希望的心在顾盼中渐渐冷却。

在这几年中我所参加的演出、排练以及邱老师的辅导，都是在下班以后的业余时间进行的。白天我仍然在街道的鞋帮组工作，为了每月二十八元工资来维持我的生活。我想，也许我就要在鞋帮组和那些阿姨大妈们厮混终身了吧。

1978年8月的一天的早晨，我正在鞋帮组埋头操作机器，突然，坐在我边上的阿姨轻轻地推了一下我的臂膀，用嘴对着我往上努了努，示意我看一下。

抬起头来，只见一只硕大的红色蜘蛛正从我头顶的上方沿着自织的蛛网爬行着。突然，它似乎一失足，从顶端直线下降，一下子悬在了我的面前，整个身体只被一根它口中的细丝牵连悬挂着，随着机器的振动声在我面前不断来回的晃动。我吓得惊叫了一声，顺手抓起一个鞋底就要向蜘蛛砸去，但就在一瞬间，同事的阿姨一把握住我的手臂，阻止了这个行动：

“唉唉！不可以打的！俗话说，早上看见的蜘蛛是喜蛛，下午和晚上的才是凶蛛。现在这个红喜蛛直接从天上降下来，跑到你面前来报讯，一定是有天大的好事要发生了!是要准备请我们吃喜糖了吗？”

我的心呼地一热，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在此刻却是我最想听到的话。我一把抱住这位阿姨，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轻轻地说：“要是有喜糖吃，一定不会忘记你！我要请假出去一会儿，待会儿小组长问的话，就说我马上就回来！”还没等她回过神来，我已经一个箭步冲出门，拼命往家跑去。

果然，在我家的信箱里，躺着一份福州军区话剧团发来的入伍通知函。要我立刻去团里报到。

当然，我第一个希望与之分享这个喜讯的一定是邱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机遇的，我飞奔到弄堂口门房间的公用电话亭里拨响了给邱老师的电话。

邱老师那天一下班就立刻赶到我家来了，我拉着他的手又笑又跳，就像一个刚刚考了一个好成绩的小女孩，无法掩饰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最初的兴奋过后，邱老师告诉我和家人，听说这一批福州军区在上海的招生，演员好像就招了我一个，让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到部队后好好干：“我可以想象出玲玲穿上军装，带上无沿军帽的样子，一定会是个非常漂亮、神气的文工团女兵，我真为你感到骄傲！”邱老师的眼中流露出慈父般的喜悦。

他又亲手写下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通信地址，让我一定经常给他写信，他说：“我很忙，不一定会有很多时间写信，但我是会非常乐意收到你的来信的。记住，你可以告诉我任何想说的话，不管是烦恼或是成功，不需要雕琢和顾忌你的文字，我会时时关注着你的。”听着邱老师的叮嘱，我的心充满了欢乐和感激。

我和邱老师在一起创造的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命运的轨道又再一次的由于“贵人”的无私相助，以及自己不屈的努力而改变了原定的航线。

永难忘怀的诀别——

1980年3月28号，星期五。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这是邱岳峰老师决定告别人世的前一天！

那时我已在福州军区话剧团服役了两年多，排练、学习、练功，下部队演出，在部队文工团这个专业团体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舞台知识，同时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感受到了战友之间无限的亲密友情。可是，我突然病了，军区总院的医生告知了我病情后果的严重性，我的舞台艺术梦彻底毁灭了。

1980年春节后团里让我回上海治疗，在上海八五医院住院几周后出院回家。一出院，我就给邱老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没有和我多说话，只是说：“你回来了很好，我会到你家来看你”。

因为当时还是战士身份，按规定在提升干部前是没有可能回家探亲的。这次因为生病转院治疗，我得以提前回家，正好又赶上春节期间。理应该是我去看邱老师，但我那时算个病人，邱老师坚持要他亲自上门来看我，我感到过意不去，但又无法抑制心里的兴奋和期待。

3月28号，这是一个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的星期五下午。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妹妹们上学还没回来，整栋楼房静悄悄的。邱老师来了，平时冷冷清清的小亭子间，因为他的到来洋溢着春天的温暖。他每次来我家都会习惯地坐在小方桌的右边角落里，我为他沏上一杯茶，我们坐着聊啊聊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这次邱老师来我的小亭子间，似乎也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他微笑着问候我，关心我的病情。只是他看上去有点疲惫。

那天和邱老师见面，我有个自己难以决断的问题想请教他，希望他能给我出主意。因为生病，我想提前退伍，但一直迟疑不决。我想听听邱老师对于我提前退伍的想法会怎么看。

他听了我的想法，沉思片刻，很干脆地说：“立刻要求退伍吧，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应部队生活。”

这个我在过去几个月里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的难题，到了邱老师嘴里竟是那样的简单明了。他说出了同意我退伍的理由：

“要做好一份事业，你必须百分之百地付出投入，否则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福州军区话剧团都是不负责任的。”

“可我退伍回到上海又能够干什么呢？从学校毕业到现在，当一个专业演员是我唯一感兴趣和喜欢的工作，也是我想为自己选择的职业。现在的身体状况突然中断了我的梦想，我都完全没有方向了。”

只有在邱老师面前，我才是完全真实，毫无忌讳，也毫无隐藏的，也许他比我的父亲更了解我的内心。

“不能当专业演员并不等于是世界末日，你看看周围有多少人在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比我们低一等。”邱老师的声音在我的小屋子里回荡。他非常了解我，知道我总是太自视清高，仿佛唯有文艺界这个圈子才是最超凡脱俗的。他又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从小喜欢文学，又一直喜欢写点小东西。上次你在南日岛体验生活的时候，看到你写的那些有感而发的文章觉得很好，也非常感人。我建议你往文学的方面努力一下，重新去上一下学，多吸收一点专业知识，也许你会重新找到一个属于你未来的新天地。”

他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你知道我去年拍了一个片子《珊瑚岛上的光》，今后回上海后如果有机会，你也许可以去串几个电影的角色。我想说的是，不当专业演员并不是被判了死刑，而是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我哪敢想去拍电影啊，不要说我的身体不合格，即便允许，我的脸也丑死了，一上镜左右好像不对称，眼睛也不够大，我是绝对不敢去想的。也许我该将眼睛整大些？”我没有自信地自嘲道。

邱老师突然提高了声音，厉声说道：“千万不要去碰你的眼睛！那是你身上最可贵、最重要的一部分！”邱老师脸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严肃，厉声对我说道。

我惭愧地嗫嚅着，立刻解释我只不过在开个玩笑，自嘲而已。

邱老师沉默了一会，那张完全承继了他母亲血统的俄罗斯人一般的脸上，似乎比两年前苍老憔悴了许多。

但他还是没有结束刚才那段话题：“你的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那是绝对容不得别人去整改的。答应我，将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绝不会让人去碰它！”

我有些诧异邱老师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激动，但同时又非常感激他那么在乎和看重我。我说不出什么话，只是不断地点头，再三向他保证。

那天邱老师在我家整整坐了一下午，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他总是很忙，来去匆匆。在谈完了我的事业和今后的方向以后，我发现邱老师脸色灰暗，一副疲惫的神态。他的样子让人担忧。我不了解他最近的生活，不禁关心地问他的身体情况。

“我活得很累，心情也很不好！”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他那略带沙哑的磁性嗓音所说的这两句话，如录音盘那样永久的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厂里（指上海电影译制厂）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也不想在这里多说。我的心里很苦，觉得生活很没意思。”他说着，脸上浮现出一种深深的忧郁。

邱老师的话让我感到吃惊，以前他从未向我流露过他性格的这一面。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父亲一辈的长者，所以他平时给予我的都是业务上的指点，或是讲一些鼓励我积极进取的话。他几乎从不让我看到那深藏在内心的痛楚和孤独。唯有从他的配音中，从电影《简爱》中罗切斯特那深沉独特的嗓音中，你才能感受到他的心中有着那么多的孤苦和压抑。今天邱老师确实不同以往，好像遭遇了什么不愉快。我不敢追问太多，因为那是属于他私人的事情。

“我今天除了来看你以外，其实还是给你送电影票来了。这是一部日本的片子，我们刚配音完的，现在还没有公映，我想你会喜欢看的。”说着，他将电影《绝唱》的内部观摩票给了我。

离开之前，邱老师显得异常的无奈，仿佛不愿离开他所坐的那个角落。要不是妹妹们放学回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还会继续在那里坐下去的。现在想来，也许他是在躲避着什么？是他自己的内心吗？还是什么使他不愿面对的事和人？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那天下午在我家那个小亭子间的角落里，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也是安全的。

我将邱老师送到楼下。临分别时，他突然伸出双臂，将我拥到他的怀里，在我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就好像是外国电影里父亲对女儿的爱抚，这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转身慢慢地离开，我向他挥着手，嘴里不断地喊着再见。他穿过马路，回头向我挥了挥手，消失在远处的树荫中。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留在我额上的那个吻，竟是无言的诀别。

邱岳峰

突然地，他就告别了这个世界！

邱老师从我家离开的第二天，发生了惊天大事。而我居然一无所知。

三天之后，3月31日，星期一上午。我去八五医院打针并拿检验报告回来。走进我们弄堂的后拐弯处，看见一个人坐在我家对面的台阶上，只见他双手紧抱着头，将头深埋在自己的两膝中，肩膀不断地抽搐着。我正想上前询问一下，只见这人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立刻飞身站起，一下子扑到我的面前。我这才认出，这是邱老师的第三个儿子，我们平时都叫他小三，我和他已经很久未见。

“玲玲姐姐，爸爸死了！妈妈要你赶快过去一下。”小三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的说着。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一把拉住他的手，大声问道：“小三，你在说什么呀？是谁死了？”

“是爸爸，是爸爸呀！”小三一面重复一边抽泣着：“玲玲姐姐你赶快跟我回家吧，我已经在你家门前等了一上午了。”说着，竟对着我放声大哭起来。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喉咙口。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怎么能相信这是事实呢！我呆呆地站着，泪流满面，口中不停地自言自语：“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邱老师星期五还在我家呢，才两天，他怎么就死了呢？”

看着那么悲戚痛哭的小三，我知道这噩耗是真实的，于是连家门都没有进，跟着他立刻就去了邱老师家。

一路上，我一个劲儿地追问邱老师是怎么死的。小三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到了他们家以后，靳阿姨和邱必昌及全家都哭成一团，我也跟着一起大哭。本应该是来安慰靳阿姨的，倒反而自己也哭得个稀里哗啦，直到这一刻，我才终于知道邱老师是自杀身亡的。

28号下午邱老师在我家待了半天。29号下午，他和靳阿姨为了什么事发生争执，一冲动之下就外出买了安眠药，一路走一路吞药。当邱老师的大儿子黄毛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倒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昏迷中的邱老师被送到对面的淮海医院抢救，然而为时已太晚，抢救了一天一夜，3月30日，星期天，邱老师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突然地就走了，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面对邱老师的家人，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周五下午邱老师在我家的情景。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我恐怕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从他所有的言谈举止中找到一点暗示，眼神中一点绝望的预兆，或是探索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里究竟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一点答案。只有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活得很累，心情也很不好！”这似乎是唯一泄露他真实内心的潜台词。为什么累？为什么心情不好？邱老师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谁真正了解他呢？邱老师一直是那样一个含蓄和内向的人，他总是将阳光照射给别人，而将自己的痛苦深藏在内心。

几天以后，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里，我与邱老师的家人在一起，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一代配音大师的离去，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在邱岳峰追悼会上

因为邱老师是自杀的（那个时代，凡是自杀的，全被看成自绝于革命），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不便以官方身份出面为他举办追悼会。演员组的富润生、李梓和韩非三人自发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全厂大会上，厂领导表示，如果治丧委员会请他们，他们将以私人身份参加。富润生立即站起来说：“我现在代表治丧委员会邀请全厂同志参加。”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仍有近千名群众闻讯赶来，将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全国各地都有人赶来为他送行。很多人送上花圈，未留姓名。

我拿起那朵黄色的小花儿，从邱老师的遗体前含泪走过，看着他独自躺在那里，脸上的神情出人意料地真实而又平静，就好像他刚刚睡去。在那一霎间，周围潮涌一般簇拥的人群和嘈杂声都从我的感官前退去了，仿佛只有我独自面对着最最敬爱的老师，回忆和思念占据了我整个的脑海空间……。

他的成功，他的苦难

我最初认识邱老师的时候，他很少对我谈他个人的事。尽管当时在我的心里有那么多无法解答的疑问：

“为什么他的脸长得完全像个外国人？”

“他是怎样成为如此独特的配音演员的？”

“既然他是那样一个成功的著名演员，为什么国家不照顾他，让他们全家生活在这样局促可悲的生活环境中？”

……

时间久了，邱老师也陆续对我谈到一些他的出生背景，他的艺术生涯。但是，他对自己当时工作中的许多细节的东西很少提及。只要我一追问到敏感性的问题，他的话就会戛然而止，或者转变话题。不过，我经常能隐约感觉，他那掩饰在乐观的笑容的背后，是一颗深深受到伤害的心。

于是，我又从文化馆的老师那里或是其它的途径，逐渐地对邱老师的背景有了稍多一些的了解。

邱岳峰，1922年5月10日出生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他的父亲祖籍是福州人，而母亲是俄罗斯人。这段异国的婚姻造就了邱岳峰这个不同寻常的混血孩子。他的眉眼长相以及金黄色的头发，完全源自于他母亲的基因，不过他的身躯，还是保留有许多他父亲基因中福建人的特征，瘦小、精干。年幼时随着他父母在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奔波求生，那种四处求人，寄人篱下的生活，将他造就成了一个聪慧敏感、努力自强的人。

他早年就读于福建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2从北平的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来到了天津，在当地的一个演出团体里，他最初的工作是舞台幕后的布景工，是一个要动手出力的打杂工。一到了晚上，他就偷偷找个角落，在边幕后仔细观察着台上演员的表演，模仿他们的表情，努力记住演员们的台词和走步。他深知，只有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才能得到观众的喜爱和尊重，同时也得到团里的认可。功夫不负苦心人，通过不懈地努力，他终于当上了一个演员。在8年时光中，邱岳峰曾辗转于20多个演出单位中，他打过杂工，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当过导演，最后还当上了团长。一直到1950年3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才有机会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成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批配音演员。

邱岳峰老师和我的爸爸是同时代的人。从解放初期开始，他先后在几十部中外经典电影中为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角色配音，他的独特的嗓音和深沉的内涵，使他在艺术上独树一帜，成为国内最受观众喜爱的配音演员之一。

我爸爸当年最欣赏的是邱老师配音，是《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白夜》中的幻想者，当年风靡一时的卓别林幽默而又富于节奏感的语调，还有《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埃斯波西多。他用自己的声音，把那些卑微的小人物塑造得入木三分。他的才华，当然远不止塑造小人物，所有不同性格和身份的人物，他都有能力塑造，《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牛虻》中的格拉西尼，《第十二夜》中的安德鲁爵士，《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中的弗莱德；《三剑客》中的泼兰谢，等等……，在这些世界知名的电影中，他将人物的声音语调塑造得惟妙惟肖，既符合原型，又不使中国的观众有距离感。

到了七十年代，他为经典影片《简爱》中的主角罗切斯特配音，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罗切斯特在电影中说着中文，但没有给人一点点别扭的感觉，邱岳峰的声音，化成了罗切斯特的灵魂。随着《简爱》的热播，邱岳峰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电影《简爱》剧照

后来，邱老师曾在给观众的公开信中，谈到了他当年为罗切斯特这个人物配音时的体会：

罗切斯特是一个被人称为“难以捉摸”的人物，实际上，他那不近情理的倨傲，变幻莫测的乖戾，只是他性格的表象，内心却埋藏着巨大的隐痛，这就是他不幸的遭遇。正是这种隐痛，使他憎恨并蔑视某些人，使他性情暴戾恣睢。配音时不能单纯模仿他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传神。如果一味表现他的嘲讽训斥和以势压人，就会失去人们对罗切斯特的同情，也就歪曲了人物。这种分寸掌握是否得体（忠实于原片），是配音成败的所在。配音演员不应该让观众听出“字儿”(台词)，还应该让观众听出“事儿”(潜台词)。如果再能使观众品出点“味儿”（艺术享受）来，那就更好了。

我曾经反复看《简爱》这部译制片，前后看了十几遍。每当听到邱老师那声令人心碎的“简……”的呼声，总会使我骤然泪下。你可以感受他内心的那种压抑的痛苦，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邱老师在被压制多年之后，突然在业务上获得了新生。那是一段他事业上极其辉煌的黄金时代，他的声音随着不断开放的外国电影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拨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一部又一部的外国经典电影作品中，他用那独特的声音，激活了中国观众的想像力，并给那些性格各异的角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随着1979年电视机在中国的普及，人们对他声音的熟悉的速度和广度，早已超乎他自己的预料，甚至无需配音演员的字幕介绍，人们也总能立刻辨出邱岳峰的声音。

然而就在这同时，政治上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头上。解放前一次率性无意的行为，竟成了解放后一生的磨难和铐镣。

邱老师从来没对我提及过，那顶折磨了他二十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怎样给他戴上的？他从不辩解，也不抱怨。但是从他那双充满思想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得出他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即便是在文革中，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揪斗、被隔离，整个十年间无事可做，白白荒废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但是他的心里始终充满了希望，相信有一天，组织上会查明真相，为他作彻底的平反。

我想当年使他最难过的，还是他的子女都因为他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受到了牵连。记得他在帮助我的同时，一直在哀叹着他最疼爱的唯一的女儿一直不准上调回沪。他经常因之而发出沉重的哀叹。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稍稍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如此倾心尽力帮助我这样一个弱女子，也许正因为一直是生活在苦难之中，他对所有的小人物，不管是电影中的角色，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弱者，都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1979年底，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上海电影译制厂所宣布的平反、摘帽的人员中又一次没有邱岳峰的名字，管事的领导似乎完全忽视了他几年来不停的申述，他渴求着社会终会还他一个清白，归还他应有的精神自由。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听见他的心声，也不屑于替他摘下那顶强加于他三十年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去拨开那片无法摆脱的“内部控制人员”的阴影。他的心又一次深深地陷入绝望的深渊。

外界观众对他的赞扬声越高，他也就越感到痛苦和孤独。轻易不愿表露自己内心的他，独自坐在远离大家的角落里，伤心地痛哭着。他感到了彻底的绝望，也许他最终没能走出这个心底的阴影。

社会上还有许多流传，说他自杀，是因为生活中无法得到的爱。谁也无法证实这种说话的真伪，这只是一种流言。我想，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属于邱老师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在世的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当事者，谁都无权发出任何评论和胡乱猜测。如果他连心中存有美好感情的愿望都会被剥夺，被责难的话，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对他来说确实是不值得留恋了。

我曾经读到著名配音演员苏秀怀念邱老师的文章，文章中说道：

“我决不相信他会因为和妻子吵架就自杀，虽然他的妻子文化水平不高，可能缺少一些共同语言。但是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七十年代彩色电视还很稀奇，那时老邱常常在晚饭后领着妻子到厂里来看电视。西瓜难买时，老邱偶尔买到西瓜也会冒着中午的大太阳骑车给妻子送回去。

老邱死后，我专程去看望过他的妻子靳雪萍，她告诉我：‘那时老邱做为牛鬼蛇神扫马路时，回到家里，我也还是把他当作一家之主，恭之敬之的。’

他死后我曾问过当时的支部副书记：‘邱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他没有平反？’他说‘他的同案犯是因为小偷问题平反的，和老邱的问题无关。’尽管他回答我的理由很牵强，但是他不能把有些情况跟我讲，我也能理解。”

听说，因为无法忍受不公平的待遇，邱老师曾经两次自杀，但都没有成功。第三次自杀，死神收留了他。

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才59岁！

邱岳峰

三十六年前，当我在追悼大厅里向恩师告别的时候，心里曾有过这样的念头：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邱老师，你现在正升华在天堂俯视着大家的话，希望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那么多的人喜欢你，钦佩你，热爱你。你留给人间的声音是不朽的，你的名字已在你塑造的每一个艺术角色中获得永生。你将不会是孤独的。

我祈祷上帝能为你在天堂里安排一片净土，一个能使你快乐和安静的地方。也许你在凡间感受的黑暗和遭受的不平，都能在天堂得到补偿。

我希望上帝也会被你那极富魅力的声音打动，并能感受到你那颗正直善良的心，那颗曾在人间给许多不幸者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心。

但愿天堂是美好的，所有你生前没能在人间实现的愿望，都将在那里得以实现！敬爱的邱岳峰老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