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之后觉得这是一大锅糨糊， 政治的你斗我我斗你， 立场亲情被搅进糨糊后， 分不清了，。

说心里话这些伤心往事在各自的心里一定留下了巴痕，谁也不去提起，相互的不去触碰，都因为我们是亲人，可在我的心里那是一份不说出来就不能了结的心结。

我有一个革命的大家庭，我上一辈的亲人们都是那革命队伍里的战友和同志。他们在战争年代里，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在和平年代里又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儿女亲家。

可在那苛政猛于虎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亲历了亲人不敢相认，亲情不能维系，眼泪挂在脸上，无情似刀般的割裂血脉。我也亲历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什么是危难时的出手救援，那不是今天所说的用胆量来可以形容，在那黑不见光的日子里，那是赌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前途的出手相救！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我家从广州搬到了北京，我的父亲如同草鸡般的落在了凤凰枝头。我家的大门口第一回有了许多的战士把守，在门口警卫班的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来客登记簿”。所有来我家的人都要在那本本上写的清清楚楚，开始我还不明白，八、九岁的我也喜欢在那本上涂鸦，可被战士们给严厉的呵斥了。我看见我的外婆来看我们孩子，也要清楚的写明：“关系”、“姓名”、“年龄”、“地址”。再后来，我的外婆不能进我家的门了！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告诉她不要来了，那门口的登记簿是要上缴的，有人在监视着来家的都是些什么人。妈说：那是我的母亲啊！爸说：因为她是右派，会对我们有影响的。

我的外婆也是位老新四军战士，早年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生活的困难。是因为她的哥哥吴仲超为了理想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她是受哥哥的影响参加了革命。为营救陷入苏州监狱的共产党人，她舍得银子还冒着风险的去担保连坐，她也加入了上海的地下党。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她的地下党身份暴露了，连夜她带上了自己的四个孩子投奔去了解放区。当时我的妈妈十五岁，大舅十二岁，姨妈十一岁，他们最小的弟弟只有九岁。当然我妈妈他们的革命经历就都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算参加革命了，是我的外婆把孩子们都带入了革命的大家庭。

我的父亲也是新四军，战争年代他和吴仲超、王必成、章蕴都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都是队伍里的同志。

1943年吴仲超（中）王必成（右）江渭清合影

解放了，我的父亲在抗美援朝归国后上了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在大家的撮合下，我外婆同意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我父亲，这是段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婚姻。我的姨妈嫁给了章蕴的儿子，我们小辈人都按湖南人的习惯叫章蕴奶奶“娭毑 ”。章奶奶的爱人更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叫李耘生，一九三二年牺牲在了南京的雨花台。我在百度里找到了他们的资料：

章蕴（1905年－1995年），原名杜韫章，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妇女活动家。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之妻。

章蕴于1925年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后又任汉口市乔口特区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6年起，历任中共中心县委书记，东南分局妇委负责人，苏南区党委委员、妇女部长，苏中区第二地委书记，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等。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分局委员、妇女部长，华东局妇女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第三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华东局妇委书记、上海市委妇委书记。1953年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并兼任全国妇联秘书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出任中纪委副书记。1982年起任中顾委委员。1995年逝世。

吴仲超1927年秋，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前身）。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乡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起，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南汇、无锡中心县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中共苏南特委书记，苏皖区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政治委员，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西路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京沪路东特委书记，茅山地委书记，苏皖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苏南行署副主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行署主任，苏浙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苏浙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参加1941年苏南反“清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期间，为党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助理，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

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父亲不准外婆进家来看我们了，可我外婆这老地下党员还是有办法的，她会在我放学时等在校门口，带给我们她亲手做的放在饭盒里的好吃。然后悄悄的告诉我们：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她会从住在鼓楼的舅爷家到北海公园的大门口等我们。父亲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能去，可我不听。因为我爱我的外婆，更喜欢她精心为我们做的小吃。每到星期六，我就会自己跑去北海公园的门口找外婆。她会拿出“糖莲藕和八宝饭”“驴打滚和糖卷咕”给我吃，回家时偶尔地会被父亲发现，他会骂我两句，我只当吹耳旁风。现在回想：外婆对我的慈爱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厚重。她是第一位遭到我父亲拒绝和伤害的人！

我的姨妈在文革时，也是瞬间变成了“反革命家属”。为什么？因为她的丈夫在两岁时出卖了共产党员！他的父亲。那是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抓住了李耘生，但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可国民党在家里也抓住了他唯一的儿子，上演了一场“父子相认”的诡计。两岁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在见到爸爸时喊了出来。李耘生牺牲了，我的姨夫进了孤儿院。这就成了“文革”时他是反革命的理由，莫须有啊！没有人再说他是烈士的遗孤。

姨妈带着我的表弟来看她的大姐，被堵在了门外。表弟哭了，问妈妈：为什么大姨妈不见我们？我的姨妈无法回答儿子的问题，她也难以理解那和蔼可亲的大姐过去从未如此的冷酷过，他们曾经是那样的喜欢和热爱的大姐变得非常的陌生。这是我父亲第二次的拒绝和伤害了亲人。

在我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我的父母刚结婚时的照片。他们坐在草地上怀里各自搂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对孩子就是章蕴的弟弟杜平叔叔的儿女。

战友遭难，杜平叔叔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小雅姐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小的时候在广州，我们就认识了小雅姐姐，我们都非常喜欢她这漂亮的姐姐。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她眼里的温叔叔不再是可以把她搂在怀里的依靠，不再是亲人，也和她的父亲不再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这是我父亲在我眼里留下的第三次拒绝和伤害到了亲人！

世事捉弄人，在那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庭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革命队伍里”没有人不会遇上冲击和陷害，任谁都躲不过那飞来的子弹，命中率比在战场上的死亡率还要高出许多！没有谁可以当那一世的凤凰。

我的父亲也被关押起来，我们孩子也成了“反革命的子女”。我的母亲没了工作，我们被赶出了部队的房子，搬到了四周都是农田的郊区。

在我们被楚歌四面包围着的时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是我的姨妈不顾一切的冲到了四川！来看望她那受到打击的大姐，看望我们孩子，带给我们温暖的亲情和物质上的关怀。她全然的不记得我的父母是曾经那样的伤害过她，也忘记了她自己还背着的“反革命家属”。对我的母亲来说，那是又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关怀，有了可以也愿意听她说话的亲人，身边有了贴心的人，高度紧张的神经得以放缓，没有崩溃。

在我因为父亲“反革命”的原因失学后，我的精神频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还是没有放过我这孩子，派来“保卫部”的人要抓我这十三岁的人去下乡，还不告诉我的母亲我是要被送到哪里的乡下。慌乱中，我的母亲还是只想到了她的母亲和妹妹可以救我，连夜把我塞上了火车。是我的外婆和姨妈在我最危机的关头伸手接住了我，我躲到了上海。

最令人可笑的是那想要我们命的“司令”，自己的家后来也被赶出了成都军区。文革结束时，人人都要做“结论”。他的结论叫“上了贼船”，背上了处分，而我父亲的结论里就没有这些个乱七八糟。

我的落难生涯并没因为躲在了上海而结束，中美要建交，那该死的尼克松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要路过上海再滚回美国。我被那“里弄侦缉队”发现了是个没有户口、身份不明的黑鬼，而且住在这房子里的一堆人身份都是很“黑”，“右派”、“反革命家属”、“黑帮的孩子”，我们被告之不准出门，吃喝由街道给送至门口。外婆带着我又开始了躲避，我们潜伏进了北京，我住进了故宫的宿舍。我的舅爷没有因为我父亲的问题而害怕，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这和当年我父亲的做法差距之大！可故宫宿舍也是个难以藏身之地，时间久了人人都在疑问：吴老这是你的孙女吗？舅爷从不含糊地回答：这是我的孙女啊！所以，现在故宫的许多老人和他们的下一代也还都知道：“吴老有一个孙女”。

我在北京的日子就是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章蕴奶奶也把我收到过自己的身边，我也躲过灯市口的全国妇联宿舍。当他们一家家的收留我时，我的内心就会在一遍遍的反问，当年我父亲为什么就不能象他们一样？伸出你的手？我深深的体会了一个需要救援的人遭到了拒绝会是多么的绝望，一群被你拒绝过的亲人又在不记过往的努力救援你女儿时，你女儿内心所受的煎熬和惭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

最让我痛苦的是：我外婆、舅爷和父母的老战友、老朋友彭炎伯伯和阮波阿姨的一习话！从小我们两家就是来往密切的亲朋，我要是跟着外婆去他们的家，我要喊彭炎伯伯叫彭公公、阮婆婆，跟着我父亲去吃饭就叫彭伯伯、阮波阿姨。我在北京逃难时也躲过他们家，阮波阿姨含着眼泪对我说：“小露露，你知道吗？抓我们去坐牢的逮捕令上盖的是你爸爸的图章啊！”我震惊了，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我的父亲回到了家中。我也从北京赶回了四川去看分别了六年的父亲，我曾哭着问父亲：你为什么会下得去手？去抓你的战友和朋友？父亲茫然了，父亲痛苦的回答我：这些我都完全的不知道啊，因为那“卫戍区司令的图章”不是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我的父亲能在粉碎“四人帮”后马上就被放出来？那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恩来临死前对李先念和陈锡联有交代：你们帮我去找找老温，他在哪里。我是没办法啊，被江青逼得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在那权利相争的年代，你想自保很难！想去保你想保的人更难。如果连他也要倒了，那就更没有人能去找机会救人了。我的父亲明白他的难处，在帮他分担。那“卫戍区司令的图章”也就交给了他，以至于有那么多的在文革中受到了伤害的人，最后把帐都算到了父亲的头上，父亲帮他背了黑锅。可从未有人想过那来救你的人，也是盖章抓你的人。是非总是如此的被颠倒着，黑白永远的难以分辨。因为是那“上帝”打翻了调色板！

我的父亲也是被整的糊涂了，他是真的害怕了一切。他搞不懂为什么他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小心的活着，谨小慎微的工作着，“文革”中没干坏事，可结果是要被千夫所指，后半生灰溜溜的做人。

对文革中的“检讨”来回的说那：“对不起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同志”。我呸！在这件事上，我的父亲没有错！收到检举信逐级的上缴，哪里有错？谁知道那信会流向谁的手中？现在不也还有许多的实名举报信被交到了被举报人的手中吗？你怎能全看清了那蜘蛛是怎么拉的网？你个李必达到现在也没有公开过你写给江青的“检举信”是什么内容，我是否还可理解为你是个想投靠效忠“四人帮”的走狗？抓了你也是活该。

我到认为在文革中，我父亲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亲人间的伤害，他不该因为害怕胆小就将所有的亲人拒之门外，战场走过来的战友情加上亲情变得如此的脆弱。头上的乌纱和屁股底下的板凳，与血肉相连的亲情和生死相交的战友情哪个来得可靠？这才是父亲没有看到和想清楚的错误。

我原谅他！因为他是个老粗，没有文化，做人思维简单。在那个年代，当你的女儿都会指着你的鼻子问：你是哪个“司令部”的时候，你一定也是想回答她：我是那“红色”司令部的一员。可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里，哪里可以找到对与错？都是那混君惹得祸，你们都不知道那“兔死狗烹”的故事。

这是我那可爱的小表弟，现在也已经成长的一表人才，他来南京看他的大姨妈，我的妈妈很开心。我的姨妈也为他骄傲，姨妈有个好儿子，他也是我家的第三代将军了。